縱觀中華天下歷史，各朝各代，都逃不出的問題—— 一是吏治；而是民心；三是帝王。

吏治，從先秦到現在，都是統治階層一直頭疼的問題。而吏治中的專權、腐敗、昏庸，就造成國家行政的各種問題。

民心，自古就有得民心者得天下之說。民心向背，是關乎國家存亡的最基本的因素。例如，秦亡於大澤鄉起義所帶來的連鎖反應。因而，民心對一個國家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帝王，是最好統治者。在人治大於法治的時代，帝王的一切決斷，都影響著國家的興衰。

明朝的滅亡，潛在禍根在明初。太祖朱元璋對官員的過於嚴苛，為後來官員專權、腐敗奠定了基本因素。而間接禍根在萬曆皇帝時期。

黨爭！宦官黨和東林黨，都不是好東西。這兩大集團鬥爭，直接耗盡了大明的國家和精氣，同時忽視了天下黎民百姓的生活。這樣的後果就是，外部東北女真開始趁機發展，內部農民起義開始醞釀！

再有，內閣首輔張居正的中興改革的最終失敗，更是讓明朝山河日下！而張居正死後，大明再無良輔！

萬曆的後續影響，積澱到崇禎時期，一切導火索爆發，外部女真犯邊，內部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起義軍聲勢浩大，大明已基本生死存亡邊緣！

而崇禎自己的剛愎自用，反覆無常，直接導致了群臣平庸，身邊無良臣良將。李自成兵圍北京，內無良將禦敵，外無精兵勤王！

我個人認為，明亡的原因，可總結為：因在自身、禍在李自成內亂、亡在滿清！

明朝的滅亡那是天意！沒辦法！主要有以下重要原因：

一 天災，連年的天災，你說咋辦？咋辦？老百姓沒飯吃啊！人沒飯吃了就得搶啊！說白了，李自成，張獻忠都是流寇，流寇，流寇。沒辦法，得吃飯！而且北京城還鬧鼠疫！軍隊缺乏戰鬥力，北京城破！這些都是天災！沒辦法！

二 明朝的皇帝除了洪武大帝，永樂大帝之外，愛管事的不多，因為其他皇帝知道自己是那塊料，不適合治理國家。所以放手權臣或者太監。只要能控制就行。偏偏出了個崇禎，崇禎帝沒有鐵腕，又優柔寡斷，還多疑猜忌。這哥們這性格明顯管的越多死的越快麼！明末需要的鐵腕，比如魏忠賢這種人。崇禎殺了魏忠賢，自己還能力不足。皇帝太勤奮不一定都是好事，滿清哪個皇帝不勤奮，其實個個都是昏君。

三 對制度沒有根本改革，造成區域貧富差距太大，江南富得流油，西北窮的造反。書生空談誤國。沒能控制根本。說明崇禎的執政能力很差，不是一個政治家。歷來王朝的滅亡都沒辦法，到了非滅亡不可的地步。而明朝確確實實是崇禎勤奮的玩死的。明朝末年的局勢給洪武，永樂當皇帝，我確定不會滅亡。即使天啟不死，魏忠賢當政，也不會亡。政治家不一定都是儒家的好人，能幹事才是梟雄本色麼。

所以，確切的說，明朝滅亡主要是天災，崇禎本身的政治家素質不夠導致！問題根本還是這兩個方面起作用，不然大明哪裡會亡國，我們怎可能被奴役三百年，弄的民族素質大倒退呢？

大家的回答已經很完善，小生只是補充一點，大家隨意聽一聽。

我認為明朝亡國最大的原因是祖制，是朱元璋定下的祖制，明面上講朱元璋定下的祖制只有一條那就是不設立丞相，但實際上他的很多決策被後代皇帝遵從，並且不敢違逆。朱元璋出身草莽，自己讀了點書有中等文化水平，但因為自身農民階級的侷限性，使得他看待事物的觀點有一些侷限，最大的一個侷限性就是：他不認為事物是發展的，認為朝代會不變的持續下去。

所以就導致了朱元璋的一些決策在十幾年，幾十年，幾百年後完全不能使用，子孫後代也不敢違逆，就導致了明朝的滅亡。這些朱元璋定下極其保守的決策使得明朝成為中國古代所有王朝裡最內向，也是最穩定的一個王朝。

這裡講三點讓明朝滅亡的祖制，明朝是因為缺錢才go die 的，所以下面這三點也跟錢有關。

1、明朝皇室宗親開銷。朱家子孫田產俸祿巨大，到明朝末年朱家子孫數量達到100餘萬，每年的例銀、例米能佔國家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2、海禁、嚴重的重農抑商。明朝每年的稅收僅是宋朝的19%，最大的原因是朱元璋出於本人的意願，歧視商人，甚至允許以物交稅，導致了國內所產鈔不及宋朝兩年所產，國內貨幣流通不多，商人度日舉步維艱。

3、官員俸祿極其低下。明朝嘉靖年間，一個二品大員一年拿到的俸祿僅僅158兩，大約摺合人民幣約10萬元。你想想，浙江省省長一年才拿10萬塊，這十萬塊不僅是自己的，還要給浙江省委（巡撫衙門）的所有下人工資，你說這不貪可能嗎？楊廷和是正德年間的明朝首輔，因為工資太低，所以他必須賣字畫為生，海瑞當知縣的時候只能自家種菜才能養活全家。所以明朝99%的官員是貪官，只是貪多貪少的區別，這些體制外的“收稅”，層層剋扣，收上來的稅就少之又少咯！

明亡其實只有幾個不容易注意的原因（包括清朝入主華夏） ㈠ 文官集團自土木堡事變以來便加大對明政權的侵食 明武官的崩潰 以及九邊各鎮武官階級的權力下降 武勳家族失去權力 ㈡ 商人集團對明帝國的危害 主要表現為大清十大皇商 清朝立國後有感陝晉商人對大清立國做出的巨大貢獻 特賜皇商之扁 東南浙閩商人對稅賦大量侵佔 ㈢ 有句話叫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對於大明士族階級也是一樣形容 因為士族田產可免稅導致天下六成土地無稅可收 就連崇楨三徵也沒收上來 ㈣ 官宦階級對待後期民亂的暖睞態度（官場術語.叫補鍋之法，又興趣的可以找度娘) ㈤ 黨爭之禍 只有理解了魏忠賢的作用 才會懂得中庸的含義 魏忠賢是那種拿錢肯辦事的人 官場上誰不貪 誰不噁心但要有底線（官場上的底線，叫既然拿了錢就一定要辦事 現代政治也一樣） ㈥ 白身百姓的悽慘 因為自身沒有任何特權 既有災年又遇兵禍 不跟著造反己無出路 ㈦ 高階勳貴的判變 高階勳貴:特指曲阜孔家 ，武勳家族，文宦家族 ，一看到清朝有意入關 全部己徑向清朝靠攏 ，高階勳貴的判變對明朝來說不亞於原子彈打過來了 ，大批明朝勳貴和地主己徑投降了，為何後來滿清一定要行剃髮令一定要人頭滾滾砍掉 ，滿清以前和地主勳貴一夥的為什麼還要大殺特殺 滿清不傻就是因為投降的太多 霸佔了太多資源 ‘所以才大殺 他們一夥的，滿清太瞭解明朝的地主階級 要想治理天下必須殺 ㈧ 滿清對整個東北的渴望，甚至整個中原 滿清長期臣服大明也有想過做中原之主 加漢奸的鼓動 就 有意幫助民亂 不只是金錢糧草 ，也有發動很多軍事行動作為對民亂的幫助 ， 就算得不到天下 ，也可以讓明朝頭疼 忙不過來 ㈨ 崇楨皇帝的嫂子 天啟皇帝的老婆對明朝政權的用心不明 ，清修明史把她吹上天了 但是她跟東林黨的暖睞不清的態度 用心也不是好的 而且明亡國後 她生不見人 死不見屍 也許被那個權貴包養了也有可能 （滿清權貴包養的可能性太大 清修明史把她吹上天的態度有很大的可能）

明朝的滅亡原因大概是以下幾點。

一：環境變化

明朝小冰河時期指的是明末清初整個中國冬天奇寒無比的幾十年時期。這一時期的年平均氣溫都很要低，夏天大旱與大澇相繼出現，冬天則奇寒無比，連廣東等地都狂降暴雪。中外專家指出，明朝滅亡後的1650—1700年間是整個小冰河時間中最寒冷的時期之一。

收成驟降，流民四起，極易造成動亂！

二：經濟因素

上述氣候變化，對經濟的影響也是巨大的，造成國庫空虛。除了氣候影響經濟之外，明朝的稅收制度也加劇了社會的動亂和國家收入銳減。

從萬曆年間到崇禎，陸續新增“遼餉”、“剿餉”和“練餉”用於軍事開支，年度新增稅收兩千一百萬兩，而萬曆年間平常之收入也就一千四百六十萬兩，可見新增稅收之負擔，這對於普通百姓農民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極易引起變亂。

同時，稅收的分配對各階層極不公平，比如，商業稅，幾乎為零，比如“山西汾陽縣，1609年商稅是6606兩白銀，稅額很高（其實這個稅額本身來說很低了，所謂的高也是相對於其他地方低到幾乎等於沒有的商稅）。但是在浙江金華縣，這是一個很繁榮的地方，1578年所列出的定額不足7兩，地方誌中坦率的承認商稅徵收已經停止了很長時間了“。

所以，稅收制度造成普通老百姓民不聊生，富裕階層肆意逃稅，貧富差距加大，社會階層撕裂，而國家歲入卻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以至於後來，軍隊至無餉可發之境地。

三：過度以致失控的言官、內閣的文官政治制度

在一定程度上，文官制度的有效執行，對大明王朝的基業穩固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越到後期，此文官制度卻走到了反面，言官成為黨爭的工具，文官權力膨脹，但只知巧辯，推諉，虛名，只考慮本集團利益，對國家之事無心也無力。

比如上述商業稅的徵取不力，也是文官考慮自身階級利益而不作為造成！

同時，為了抑制文官，宦官上場，整個官場變成了一部醜陋的宮鬥劇。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消耗在無窮無盡的爭鬥中。

四：軍事制度跟不上形勢之變化

明朝的衛所制以及屯田策略，一開始極其有效，但到末年，田地都被強豪奪取，世代為兵者也已孱弱無能。衛所制名存實忘，卻無良策改革。

後期的募兵制，由於糧餉不足，造成軍民爭利，此為另一不穩定之因素。

軍事訓練落後，面對機動效能極高的外患騎兵，無力應對！

五：崇禎帝的剛愎自用，小格局多猜疑的性格造成了多次決策失誤也應負有責任。另外，萬曆時期的三大徵消耗國力太多，並養虎為患，滿清就是在這一階段崛起，從而成為明朝最大之邊患！

回答這個問題我從經濟基礎瓦解，民心渙散，皇帝任性來解答。

1、經濟基礎瓦解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大家都知道。明朝的經濟基礎是小農經濟，雙季稻的發明到了明末其實很難發揮其優勢了，這可能就是天要滅大明瞭。在崇禎在位17年間有14起大旱，是在整他嗎？老天爺想滅亡明朝啊，人吃人景象都出來了。經濟能不瓦解嗎？2、民心渙散而更悲慘的是崇禎時期處於小冰河時期，（如下圖）雙季水稻也不能栽種，人民更揭不開鍋。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再加上賦稅嚴重，連年征戰，還打不贏，人民遭到起義軍的掠奪。這就雪上加霜！本來戰爭就要耗費財力，官員搜刮民脂民膏，還種不出糧食，在男耕女織的朝代，多慘！等於把老百姓往絕路上逼啊！誰還會支援明朝呢？民心渙散是紛紛倒戈。

3、皇帝任性

皇帝真的很任性，明朝皇帝大概是最任性的！嘉靖，萬曆都20多年不上朝，一個皇帝的作用就是治理國家，結果不上班不理朝政，這傢伙恐怕其他朝代罕見吧。另外還有鑽營木器製作的皇帝，論開膀子搞自己一套，完全不把天下百姓生活放在心上。崇禎更是濫殺無辜，凌遲了大將袁崇煥，招致最後的敗局。這些個任性皇帝，明朝能不亡嗎？

明末崇禎年間，社會多種矛盾集中爆發，內憂外患，特別是經濟十分困難。導致崇禎帝裁減驛站等，造成象李自成這樣的流民增多。他們一呼百應，象滾雪球一樣造反，官軍雖疲於奔命，但卻無能為力，使起義的隊伍造成燎原之勢。崇禎帝能力平庸，生性多疑，頻繁的撤換朝廷官員，甚至濫殺象袁崇換這樣的名將。導致無人為明朝效力。再加上嚴重的自然災害、瘟疫等。使明朝滅亡。

明朝是中國古代後期的一個重要的中原王朝，它滅亡的原因較為複雜，明王朝所患的病症是綜合性的。正如黃宗羲後來悟出的道理一樣，一個王朝的滅亡，是錯綜複雜的多種綜合矛盾造成的，絕非一人一事所能導致的。也絕非簡單的君昏臣庸所可以解釋。由於曉木對一切歷史現象都從經濟上找根源的做法逐漸不滿。因此，本人試圖從具體原因入手，總結明朝滅亡的幾個主要原因。大致歸納為四個，分別是:財政危機與軍屯體系的破壞、兩線鏖戰的困境、新經濟因素與舊國本的衝突、宦官專權與黨爭等四個方面，下面一一詳述。財政危機與軍屯體系的破壞首先是明朝的財政問題或者說明朝的財政危機。雖然我反對一切問題均根源於經濟，但明朝的財政不良的確是其滅亡原因之一。明代的田稅長期實行低稅率，這一點與漢代相同，與當時周邊各國相比，明朝不足百分之二十的稅率實在不高，同期日本稅率就高達百分之五十。但與漢代相同的是，稅率低只帶來了國家收入的減少，而並未惠及民眾，因為少徵的稅收歸於地主豪族，實質是負擔轉手。地主的剝削使得低稅率意義不大。但卻造成了國用不足，後來崇禎年間屢為財政問題所困。明末民變初起之時，招撫政策的失敗，就在於招撫銀不足，無財安置起義難民，難民為了生存，只得降而復叛。崇禎年間天災大旱，救災不力釀成農民大起義也與國庫不足有關。至於後期加徵“遼餉”、“剿餉”、“練餉”等“三餉”導致矛盾激化，加速明朝滅亡，無不與財政危機有關，至於最後“闖王”迫近京師，因軍餉不足而延誤調兵入京，更可見危害之深。至於有人所說崇禎內府有千萬兩巨銀，實屬無稽之談，已被鑑為訛傳，不必再辨。即從常理來講，崇禎在李自成兵迫京師的緊要關頭，社稷將亡之日，若有餘財，何須要百官“納捐”，最終延誤調兵。這是不符合常理的。而現有可靠史料也證明，李自成入京時，國庫與皇家內庫已俱空。明代的財政危機為何此般嚴重，我認為很大程度上是一項重要財政來源的流失，即軍屯體系的破壞。明初的軍屯體系曾有力的保證了軍費支出。明代永樂元年，全國軍屯田子粒兩千三百多萬餘石，而當年全國稅糧不過三千一百餘萬石，軍屯田收入佔全國稅糧的百分之七十多。而不幸的是，軍屯體系自明中葉以來逐漸被破壞，早在弘治年間，兵部尚書馬文升就指出，“屯田政廢，冊籍無存。上下因循，無官查考。以致衛所官旗、勢豪軍民侵佔盜賣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無實。”原本由軍屯負責的軍費開支，自明武宗正德以後俱從國庫支出，這意味著從此之後，不僅減少了一項巨大的財政收入，軍費開支成了國家財政的沉重負擔，而且以此之後，由於軍餉需要國家調撥而不能就地取餉（軍屯體系下軍餉主要來源於軍屯田收穫。），軍餉及時發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從此之後，明王朝常有“打不起仗”的憂慮。“萬曆三大徵”，僅援朝之役就耗資700萬兩，寧夏之役耗資200萬兩，擂州之役耗資至少200萬兩。後來的遼東戰事、國內民變，無不在大量消耗軍費開支。天啟、崇禎年間因軍餉不能及時發放，兵變時發，兵士索餉譁變，遍及各地軍衛。明末農民大起義前期實力最強大的“闖王”高迎祥所屬部隊，多由明軍變節而來，就是軍餉不發的惡果。拖欠軍餉甚至影響到了遼東，崇禎元年，遼東兵變，又是因軍餉所為。而崇禎十七年，因湊不齊一百萬犒軍軍餉，而延誤了調吳三桂的關寧鐵騎入京，則又是放棄了明王朝的最後一顆救命稻草。設想若軍屯體系未廢，軍費充裕，足以自給自足，又豈有此憂。百年前軍屯廢馳的惡果，終於天啟、崇禎年間體現。兩線作戰的困境無論如何，明朝正統王朝直接滅亡於明末起義軍，殘部勢力滅亡於清軍。與農民起義軍和清軍的長期兩線作戰是明朝滅亡的直接原因。崇禎帝鳳興夜寐，勤於政事，不是一箇中國傳統史學中“亡國之君”的典型形象。但遭遇內憂外患的現實局面，內有天災大旱，以及以此為誘因而起的農民起義軍，外有遼東後金八旗鐵騎。明末戰事常常出現兩大憂患交替之勢。明朝單獨對後金時，曾取得了一定的勝利及戰略優勢，如天啟年間的“寧錦大捷”。但隨之農民軍在黃土高原不斷髮展，（實事求是的說:明末農民起義軍的發展壯大，無疑有加派“遼餉”“練餉”以及“剿餉”的因素，“三餉”無疑大大加重了底層民眾的負擔，而為了支撐遼東戰事而消耗的人力、物力、財力，最終將轉嫁於底層民眾。同時，為支援戰爭，也分流了對救災的投入。）因此，可以說，明末民變與遼東戰事有緊密的間接聯絡。而明朝的兩線作戰，使其不能專注於一處。農民軍有幾次在明軍的圍剿下瀕臨絕境之時，均恰逢清軍再次進攻京薊，因而得以恢復發展（當然這不是主要原因），最終被由農民軍內部攻破首都而滅亡。而在遼東戰場上，崇禎十四年的松錦大戰之敗，使得其“九塞之精銳俱失”，十多萬精銳部隊陣亡沙場，遼東從此僅剩吳三桂所屬的三萬騎兵，關寧防線徹底崩潰。也讓明王朝喪失了最後一支完整的精銳部隊。當然，當時的形勢下，也難以避免兩線作戰。財力不足，無力招撫，而與清議和，一則違祖訓。二則清方的誠意也值得懷疑。宋亡殷鑑在前，因此議和也恐無出路。新經濟因素與舊國本的衝突隨著“一條鞭法”的實施與倭寇的蕩平和“海禁”的鬆弛。明後期東南地區的新經濟因素不斷髮展，即所謂“資本主義萌芽”。而江南地區工商業的蓬勃發展，與傳統上以農業為立國之本的衝突必然存在。萬曆年間，明神宗萬曆皇帝為解決國庫不足與宮廷消費不足的問題。派出“礦監稅使”四處斂財，這種禍國殃民的掠奪式徵稅，尤其受到了東南發達地區工商業者的強烈抵制。江浙工商業者與民眾對其的抵制甚至達到了武力對抗的程度。南直蘇州地區於萬曆二十九年爆發的民變即是其一例。而明末東林黨崛起，某種程度上支援新經濟的發展。其思想主張中也有“工商皆本”，反對大徵商稅。東林黨人鳳陽知府李三才便極力反對這種行為。而後期東林黨要求減少對工商業者徵稅，這一方面保護了工商業的發展，但另一方面也間接的動了“國本”，本文這裡指的國本是立國之本，即農本立國。減少了對工商業的徵稅，導致稅種單一，就必然減少國庫收入以及對農業徵稅的增加。後來的“三餉”更是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稅不徵於東南則必稅於西北”，黃土高原的民變不僅僅是天災造成的，若國家實力雄厚，政策得當，萬不會引起此般規模龐大之起義。明清鼎革的結果最終也導致了江南新經濟因素的挫折。入清之後雖仍有所發展，但亦受到了許多對其發展的根本性的限制。這就涉及到了一箇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週期率問題。這種新經濟因素出現並繁榮而最終未能突破農本束縛而夭折的現象在中國出現過至少三次。首次是盛唐天寶年間，在傳統經濟的高度發展下，各行各業產生了許多新的經濟因素。而唐玄宗未能加以利用，沒能在體制上給予適應的體系化配套建設。而是草草應付，設定相應行業的稅使徵稅而已。而接下來爆發的“安史之亂”使社會經濟出現倒退，新經濟隨之在戰亂中大幅削弱；新經濟因素與農本可能出現的矛盾在萌芽中被消除。‘安史之亂’同時也是中國古代傳統社會的一個轉折點。第二次出現在北宋年間，宋代的社會經濟發展良好，市民經濟相當發達，各種服務市民階層的行當與新事物不斷出現並發展:交子、飛錢、瓦子的出現，活字印刷術的推廣，說書業的興盛，以及相應戶籍體制中出現的“坊郭戶”作為一個單獨戶種的出現。城市極大繁榮，海外貿易繁盛，無不體現了新經濟因素的到來。而“王安石變法”中出現的“免役法”“均輸法”無不體現了新形勢下的要求。而“市易法”則可以說是國家力量利用金融業的雛形。這次變法可以說是一次中國可能進入近代的機會。但是，畢竟時機條件還是不太成熟，經濟上農業仍為絕對主導。法律條文是舊式的，保守派與變法派官員是舊式的，皇帝是舊式的，思想是舊式的，整個社會原有體制與思想和社會經濟條件均大體與舊體制符合，而少數不成熟的“冒頭”思想很快被淹沒，至於變法實踐操作中出現的重重問題，更明顯帶有舊體制的深厚烙印。當然，苛求古人超越時代的限制，也是極為不合適的。只能說這是歷史環境的必然。王安石變法失敗後，以致到靖康之變，落後民族入主中原，使得農本與新經濟的矛盾再次強制性化解。因為新經濟在長期戰亂以及之後落後民族的統治中遭到極大削弱，其基石（農業）也發生暫時性衰退。第二次新經濟因素未能突破農本經濟。而到了明朝中後期，第三次新經濟因素再次發展到了與農本經濟相沖突的地步，而這次最為發達，因為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但終究沒有突破農本經濟體制。因為傳統經濟的發展分為兩條線:新經濟因素建立於農本經濟高度發達的基礎上，而根據歷史經驗，農本經濟的發達必然導致生產資料的高度集中——土地兼併，而新經濟因素的產生不過是農本經濟發達帶來的副產品。而土地大兼併釀成社會動亂，社會動亂的結果摧毀脆弱的新經濟。而隨後的清軍入關又一次加劇了這一結果，新經濟再次受到限制。總之，明朝的滅亡一定程度上是農本經濟的週期性矛盾:經濟發展——土地大兼併——社會矛盾激化——動亂——經濟衰退——再發展。所造成的結果，這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週期率有著殊途同歸的結局。而不幸的是，明朝成了此規律的又一個適用者，這一鏈條中最後的犧牲品！（清朝的滅亡有太多的近代原因，其滅亡不完全適用於此規律。）。宦官專權與黨爭明代中後期交替進行的宦官干政與明末黨爭無疑大大消耗了明朝的中樞力量。屬內政不良的表現，至於宦官問題，歸根結底是一個任人唯近的問題。信任自己接觸密切，相互瞭解的人是人之常情，這種現象至今猶存。而除此之外，宦官受到重用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宦官多出身寒微，與多數文官相比沒有雄厚的背景。進士文官多出身於社會上中層，因為有能力使一個人長年讀書應試科舉的家族多數並非貧戶。而重用寒微出身的人士掌握重權也是皇帝的一種統治方式，與漢武帝重用平民人才在原則上是有些類同的（當然具體上還有些不同）。從皇帝的立場來看，重用宦官對自己皇權的威脅較小。（當然事實證明不完全對，但的確自始至終宦官專權未對皇帝本人造成過太大威脅。）明朝宦官“人才輩出”，從“橫刀躍馬”導致“土木堡之變”的王振，到創辦升級版特務組織“西廠”的汪直，到八虎之首劉瑾，以及消耗掉明王朝最後活力的“九千歲”魏忠賢，無不為明朝的滅亡助了一份力。而文官集團的表現似乎也不太好，否則崇禎帝就不會在遺詔中稱“文臣皆可殺”了。明後期朝廷內部黨派林立，互相傾軋，“明末三大案”即是其典型代表。當做事不以事件本身曲直而是以黨派利益為出發點時，黨同伐異，傾軋腐朽即是必然的結局。遼東經略熊延弼的悲劇與寧錦大捷後袁崇煥的被迫辭官，就是宦官專權與黨派鬥爭惡果的直接體現。明朝後期的黨爭危害更大，這一點在南明各政權中體現的更為充分。

明朝滅亡的原因是錯綜複雜的，明王朝後期所患的病症是綜合性的。正如黃宗羲後來所悟出的道理一樣，一個王朝的滅亡，是錯綜複雜的多種綜合矛盾造成的，絕非一人一事所能導致。而在正統史書中，往往到了亡國之時，往往“奸臣當道”，擾亂朝政，而“忠臣”則與“奸臣”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最後結局往往是:代表正義與忠誠，忠君愛民的“忠臣”最後被強大而邪惡的奸臣勢力所壓倒、消滅。這非常符合悲劇藝術的創作手法。但只可惜未必符合史實，還應當向深層探索根源。而從具體原因著手，由直接到根源，由淺入深，揭開由偏見與立場所掩飾的層層歷史迷霧，尋找歷史根源，以造福於今後的行進道路，必將是歷史人責無旁貸的史命。

忘於崇禎的剛愎自用！滿清為了剛開始的籠絡漢族地主官僚，士大夫階層，宣傳為崇禎報仇而來，那自然要推崇崇禎，只能把屎棚子扣他的祖宗身上！

其實大明忘於崇禎！天啟朝，就算皇帝被說的一無是處，沒有農民戰爭，還弄死了滿清的野豬皮！黨爭什麼時候都有，那個朝代也少不了，皇帝側面也要培養起來，黨爭歸黨爭，大臣還是鐵骨錚錚，代表了士大夫的氣節，皇帝要麼不管事，比如讓魏忠賢折騰，但是魏忠賢至少還是會用人的，孫承宗，袁崇煥大家熟悉的可都是從天啟朝開始楊名的，當然他也用小人，但是不妨礙他用能人！

反觀崇禎，至少三次機會能挽救大明！第一次，徹底撲滅農民起義，李都被打的剩18個人了，結果部隊調到關外去打滿清，李死灰復燃。第二次，兵部尚書陳新甲提出外和滿清，內部先鎮壓農民起義，至少一頭停下來，集中對付一頭，結果陳一不小心，讓滿朝都知道了，崇禎面子掛不住，殺了陳新甲推卸責任。第三，李在崇禎16年勢如破竹，打到了昌平那帶，李派人跟崇禎談派，2個條件，割地封王，同時給予崇禎一個很好的回報，協助大明去關外打滿清，結果崇禎斷然拒絕。覺得當年北京保衛戰還能再次上演，他應該忘了那次有于謙辦，這次你因為不願意擔責任，已經是孤家寡人了！這三次，崇禎哪怕把握一次，大明都不會忘，農民起義只在北方，南方各地都好好的在朝廷手裡，關外天啟朝用孫承宗，建立關寧防線，附議袁崇煥在前線，滿清後來的修史的人都說了，說孫承宗，夫開拓不一定行，守成則滿清無法跨過關寧防線！結果此人在崇禎朝被罷官，袁崇煥被崇禎以賣國賊處死！

大明亡於崇禎！一個剛愎自用，一個不敢承擔責任，一個熱血青年，一個自認聖明的君主，一個到死都沒有忠誠的大臣的這麼個皇帝！

偶然原因論會把明朝的滅亡歸結於氣候的變化，歸結於北京城內的鼠疫，17世紀初，整個地球進入了一個小冰期，全球氣候迅速變冷，受其影響，世界各地的農作物大量減產，這樣一來，徵收農業稅的國家就會受影響，因為老百姓在這樣的條件下果腹已經有困難，很難再去交稅，因而世界各地都爆發了程度不一的暴動，中國就發生了李自成的農民起義，同期的日本和英國都發生了政權更迭，因而有學者把17世紀初的這樣一個世界性範圍內的因為氣候而導致的政權更迭稱之為“17世紀危機”。還有人認為北京城內的疾病也是導致明朝滅亡的原因，明朝崇禎末年，北京城內開始出現鼠疫，這也是導致明軍戰鬥力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事實上後來李自成的大順軍被清軍擊敗也是這樣一個原因。

當然，偶然論都是一些比較新近的觀點，許多學者並不認同這樣的觀點，依然把明朝的滅亡歸結於一些必然的原因，包括明王朝的政治體制的崩潰、財政體系的瓦解等等。

明王朝作為14到17世紀的一個東亞帝國，它是吸收了元朝滅亡的教訓而建立的一個新王朝，不過在到了明朝中期以後，歷代王朝中所存在的種種弊端都出現了，而明朝的皇帝沒有一個有足夠的耐心去處理危機的，所以導致了明朝走上了治亂興衰的老路。

因此，明朝滅亡是王朝週期律發展的一個必然結果，不管哪種具體原因，實際上都只是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

明朝第一次氣數之變是土木堡戰役，因為英宗寵幸宦官王振，親自出徵落入敵手，導致最高權力更迭，代宗上位後英宗復辟，朝廷又經歷了一次大洗盤，動盪不安，所以也成為明朝早期和中期的分界線。

土木堡戰爭的創傷還沒有平復，中西部自然災害頻頻發生，根據《中國災害通史·明代卷》《中國三千年氣象記錄總集》《明清時期災荒食人現象研究》《明清災荒食人年表》，水旱蟲震疫凍等十二類災害明朝有記錄的就達到3952次，根據《食人年表》，明朝共有1279個縣出現吃人現象，大規模吃人現象41年，公共權力機制失效而無法完成對小農階級的救治，明朝政府對小農階級的救濟失調意味著土地主與奴隸主關係的裂痕開始產生，皇帝、貴族和宦官集團成為兼併土地的最大利益集團，士與官僚階級的關係變質，在東部諸省產生了新的生產關係，商業發達與重稅制度之下，官員腐敗橫行，戶籍制度無法再將百姓拘束在固定位置，中西北部的大量流民湧入手工業發達的東部地區，而大明王朝船大難調頭，制度改革跟不上經濟關係與社會關係的變化，這個最明顯的表現就是明朝中期尤其是嘉靖年間數十次的大規模農民起義。

很多人認為，小民階級與土地的分離，導致了流民問題，導致了農民起義，而張居正推行的土地改革，暫時延緩了激烈矛盾，給明朝續了一百年的命，可惜在張居正死後，改革成果被保守派推翻，大明如沉珂之木，再也無力迴天。

明朝亡於天災人禍，也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

一、天災，明朝後期天災給明朝統治者帶來了很大的統治困難，氣候異常、乾旱無雨，赤地千里於遍野狼藉，瘟疫肆虐於民間裡巷，庶民的生存狀況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遍地流民、哀嘆於世，天像如此，怎奈奈何於天？

二、人禍，天災不可避免的給明朝統治者、庶民百姓帶來了人間巨大的災難。

首先是明朝後期統治者長期執政出現了懶政妄權的惰性，或昏庸無能，荒廢朝政，或剛愎自用、疑心重重，甚至在荒誕的朝政中出現了東廠特權、太監弄權，加以太監出世九千歲來臨朝暗治百官朝臣，上下陰霾、盤剝百姓，這樣的朝政到了腐敗透頂、不可救藥的腐朽政治，明朝的滅亡那是遲早的事。

其次，兩股力量的拼殺耗費了明朝最後僅有的一點氣力，先有農民起義如遍地乾柴群起雲湧，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他們順應了歷史的發展潮流，庶民百姓家有餘銀三兩，民不反政，他別說餘銀，就是生存都出現了問題，官吏層層盤剝百姓，官逼民反，庶民走投無路，當時的民間，赤地千里、流民遍地，加入義軍就能暫時活命，甚至迎闖王，盼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群起而於明朝纏鬥，明朝再大的大朝也會敗亡。後有後金的鬼魅伎倆，窺視中原戰亂，覷覦大朝國器，在借力打力中尋機找到自己的絕佳機會，粉墨登場，演繹久長。這樣的兩股勢力在中華大地上的風起雲湧，加之明朝後期宮廷內部的極端腐敗，時間節點都趕到了風雨飄搖的公元1644年，儘管崇禎有剛愎自用的復興之志，但大勢已去，無力迴天，明朝滅亡那是順應歷史，天經地義，崇禎的哀嘆與自責都歸於歷史的塵埃之中，這就是歷史的輪迴，也是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