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主要是以宗教和語言為核心所存在的區域。古希臘的範圍比希臘的國界廣闊，比如希波戰爭中，希臘聯軍就包括塞普勒斯與西西里的部隊。而他們都不屬於狹義的希臘國界。宗教與語言當中，語言是關鍵

不是一個國家。古希臘決對不是指一個國家的，而是而一個民族地域概念。

西方有記載的文學、科技、藝術都是從古代希臘開始的。其位於歐洲東南部，地中海的東北部，包括希臘半島、愛琴海和愛奧尼亞海上的群島和島嶼、土耳其西南沿岸、義大利東部和西西里島東部沿岸地區。

古希臘是一個城邦林立的地區，因此許多不同的政治制度都有在此地區獲得實踐和發展，有些古希臘城邦如斯巴達一樣奉行君主制，將統治權集中在國王手中；有些城邦則如雅典一樣實行民主政治；還有一些城邦則是由貴族統治或由少數人控制的議會進行統治。

擴充套件資料：

公元前5、6世紀，特別是希波戰爭以後，經濟生活高度繁榮，科技高度發達，產生了光輝燦爛的希臘文化，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

古希臘人在哲學思想、詩專歌、建築、科學、文學、戲劇、神話等諸多方面有很深的造詣。這一文明遺產在古希臘滅亡後，被古羅馬人延續下去，從而成為整個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屬。

古希臘不是一個國家，而是包括了很多個互相獨立的城邦，其地域也比現在的希臘國家廣，比如土耳其西部沿海地帶，現在的伊斯坦布林，馬其頓，整個塞普勒斯，西西里島等，都屬於古希臘的範疇。但是古希臘毫無疑問是以今天的希臘為核心的，最重要的城邦，比如雅典（當今希臘的首都），柯林斯，斯巴達，底比斯，普拉提等，都在今天的雅典境內。在希波戰爭的時候，希臘的城邦們聯合了起來，一致對外，打敗了波斯，比如著名的溫泉關戰役，比如馬拉松的由來。後來希臘城邦們分成了分別以雅典和斯巴達為首的兩個同盟，兩者互相征伐，這就是伯羅奔尼撒戰爭，雅典同盟失敗，古希臘開始衰敗。後來，北方的馬其頓（不是今天的北馬其頓共和國）征服了希臘全境，建立了亞歷山大帝國，帝國崩潰後，出現了一大堆希臘化國家，比如塞硫古，安提柯，托勒密，本都，帕加馬。這些國家分佈在西亞，埃及等，以希臘文化為骨骼。

探討古希臘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泛指概念，我們要看所說的這個古希臘是一個政治概念還是一個地理概念。

古希臘是由多個島嶼組成，在地理意義上來說，古希臘本土位於歐洲南部巴爾幹半島上，小亞細亞以西和附近一些島嶼組成，兩個主要的半島：阿提卡（Attica）和伯羅奔尼撒（Peloponnesus）。

希臘勢力範圍則是指政治概念上附庸於希臘本土城邦的政權，往西，至現在所屬義大利的南部地區，特別是西西里島等地中海主要要道；往南，一直到現在埃及的開羅地區；往東，延伸至拜占庭，當時都是古希臘的勢力範圍。

希臘化則是指在希臘語言文化影響下的地區—民眾不一定講希臘語，但官方語言一定是希臘語。

先回答問題，古希臘當時不是一個國家，而是指多種族（包括多利亞人、阿卡利亞人、愛奧尼亞人等）多國家（以阿提卡半島的雅典城邦和伯羅奔尼撒半島的斯巴達城邦最為繁榮和著名）構成的一大片區域。

公元前8-前6世紀左右包括東起愛奧尼亞沿海地區，西至西亞沿愛琴海東岸，北達希臘諸神起源地奧林匹斯山脈，南抵位於地中海東中部的受埃及文化和兩河流域文化影響的克里特島。

公元前5世紀由於雅典的崛起以及越來越多的納貢城邦的加入，希臘開始由地中海向愛奧尼亞海西側的西西里島和帕尼亞地區擴張，同時東側一路高歌猛進至當時的拜占庭（後來的君士坦丁堡和現在的伊斯坦布林）。

希臘這個名稱源自古希臘神話中的絕世美女——海倫（Hellen）（古希臘神話中諸神之王宙斯的女兒），她的美麗無人能及。神話中說，海倫的後代造就了古希臘各種族。

歐洲文化發源於古希臘。古希臘文化發源於克里特文化。

古希臘文化最主要的包括了古希臘戰爭，古希臘藝術和古希臘神話。古希臘文化作為古典文化代表，在西方乃至世界都佔有極其重要地位。許多文明正淘汰於歷史長河之中，而古希臘文化精神卻未被湮沒。

古代希臘的居民，他們是印歐人的一支，原來居住在黑海西岸的多瑙河流域。約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間，陸續透過巴爾幹南下希臘。他們原來是遊牧人，宣稱自己是天神的兒子，希倫的後代，自稱為希倫人，把他們居住的這塊地方叫做希臘，據說最早來到的是亞加亞人，邁錫尼文化就是他們創造的，後來又有愛奧尼亞人和要利亞人遷來。約公元前1200年來的多利安人征服了波羅奔尼撒半島大部分，摧毀了邁錫尼文化前11世紀至前九世紀古希臘神進入荷馬時代。古代希臘文明主要是艾奧尼亞人創造的公元前八世紀希臘進入城邦時代，由氏族社會進入階級社會，希臘人各族雖然從未聯合成一個強大的國家，但具有團結對抗外敵的傳統和精神。

公元前八至公元前六世紀，希臘人大規模對外殖民的時期。古希臘人濱海耳機是天然的Nautilus，商人和殖民者。他們很早就已居住在愛琴海諸島，到了公元前八世紀，由於經濟的發展，希臘人開始大量移居海外，建立城邦，希臘人殖民的主要原因是為了通商，此外也因希臘土地貧瘠，農業生產比較困難，收成不好，難以養活日益增多的人口，一些希臘人則因政治迫害而外出逃生，希臘人向東移民至小亞細亞和黑海一帶向南殖民埃及和北非，相惜執迷於義大利，法國和西班牙沿海主要殖民城邦有拜占庭，敘拉古，塔林噸，那不勒斯，馬賽等。殖民城邦在政治上一般獨立於希臘的目光，但互相通商危機時，互相幫助，對希臘的發展有很大的作用，同時也大大推動了希臘與其他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

古希臘並不是一個國家！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族，而是由一大片操希臘語的城邦及其殖民地所組成的一個文明圈，是歷史上的一個文化概念！範屬於古希臘文明圈的城邦在愛琴海沿岸、黑海沿岸、甚至今法國境內多有分佈。

古希臘不是一個國家，它從來沒有自覺統一過，主要由雅典，斯巴達等城邦國家組成。

古希臘是指古代巴爾幹半島南部、愛琴海諸島和小亞細亞沿岸的總稱。公元前3000-前2000年代的愛琴文化是其歷史的先導。前12-前8世紀為荷馬時代。前8-前4世紀為古典時代。前338年後，淪於馬其頓統治之下。前4世紀後半葉亞歷山大東征後為希臘化時代。前146年併入羅馬版圖。古希臘文化構成了古典文化的主要部分，古典時代尤其是雅典的文學、藝術、歷史學、哲學和科學均有百世留芳之作，對羅馬、後世歐洲及世界文化有極大影響

如果與當時中國相比，就會發現許多有趣的現象。

一，春秋戰國與希臘

首先列出雙方地圖

希臘地圖

春秋戰國地圖

公元前大概11世紀，西周建立。

此時希臘米莉亞城邦卻攻入邁錫尼，導致早期的愛琴海文明滅亡，陷入的所謂希臘黑暗時期。

公元前841年，中國有確切紀年開始，正式進去春秋時期，諸侯國林立。

希臘公元前755年，第一屆奧林巴斯運動會開始，希臘文明正式興起。

雙方興起的時間竟然差不了多少。

然後春秋諸侯國開始了長期混戰，五強爭霸。但春秋時期的整體都是奴隸制君主國。各希臘城邦也相互廝殺，最強大的是雅典和斯巴達，還有處於希臘文明邊緣，被希臘視為野蠻人的馬其頓，馬其頓有點像春秋的秦國啊。政體卻五花八門，民主制，寡頭制，貴族制，全面開花，其中雅典實行正是民主制，斯巴達卻是寡頭制。

春秋戰國北方面臨西戎，匈奴的威脅，希臘卻東西兩面面臨羅馬和波斯的威脅。

混戰的結果，秦始皇大帝大概公元前221年統一六國建立中國第一個封建王朝秦國。希臘最終也於公元前338年被野蠻的馬其頓征服。

了不起的秦始皇大帝和馬其頓大帝最終統一了各自的地盤。但馬上他們又面臨相似的結局。

哈哈，東西方的遊戲此時何其相似。很快秦帝國倒塌，馬其頓也分崩離析，中西方兩大文明又走到了相似的路口。

但是呢？

中國漢帝國馬上崛起，於前201年重新統一中國，並且倆大戰神霍去病和衛青橫掃匈奴。漢武帝以儒家為基礎奠定了中國的封建社會制度。可悲的希臘卻於公元前146年被併入羅馬版圖。這真是男人早死了，老婆被人家要了，孩子也變成人家的了。

說是羅馬繼承了希臘所有財產，其實羅馬只是學到了形沒學到了神。要不，希臘的真正核心知識全不見，還要重新搞次文藝復興，科學重新復興。

而希臘卻消失歷史長河中，其實現在的希臘早已和古希臘一毛錢關係也沒有。

而中國卻任然精神健壯。

二，春秋戰國和希臘的成就

看看雙方的精英陣列就知道中西方多麼不同。

1。倫理哲學大家

中國，孔子，孟子，荀子，莊子，老子，韓非子等等。總之，一句話，中國的哲學倫理思想其核心就是講道德倫理的。

希臘，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伊壁鳩魯，色諾芬尼，泰勒斯等等。

2。文學大家

中國。屈原，莊子，李斯。明顯詩和散文為主

希臘，荷馬，雅典三大喜劇詩人：克拉提諾斯、歐波利斯和阿里斯托芬，喜劇，歐里庇得斯和埃斯庫羅斯

詩歌，散文還有悲喜劇。

3。科學家

中國，墨子

希臘，歐幾里得，亞里士多德，泰勒斯，畢達哥拉斯

三，古希臘和春秋戰國文化略解一，春秋戰國文化科學

春秋戰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百家爭鳴、人才輩出、學術風氣活躍的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時期，東周在戰國後期（公元前256年）被秦國所滅，所以春秋戰國時期在時間上並不全然包含在東周王朝裡面。

春秋時期，簡稱春秋，指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是屬於東周的一個時期。

戰國時期簡稱戰國，指公元前475年~公元錢221年

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的得名，是因魯國編年史《春秋》而得名，相傳《春秋》為孔子修訂，直至今日學術界對此說尚有諸多質疑，並無統一觀點。這部書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歷史，共二百四十二年。後史學家為了方便起見，一般從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東周立國起，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公元前477年）或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為止（也有學者認為應到《左傳》記載之終（公元前468年）、三家滅智（公元前453年）或三家分晉（公元前403年）），稱為“春秋時期”。春秋時期之後是戰國時期。

春秋時期，政治上，各種改革，變法連線不斷，而成功進行變法的國家則強大起來，透過這種政治變革周這段歷史時期的再次劃分，“戰國”一名取自於西漢劉向所編注的《戰國策》。隨著時間的發展，這種觀點得到了其支持者的完善和補充。在前403年之前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有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踐滅吳，和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晉。《史記》的觀點因包括瞭如上重要的歷史事件而得到多數採納。而在戰國時期的結束是在秦統一中國（公元前221年）。

歷史

春秋紛爭

參見：春秋

《春秋》從公元前722年開始，至公元前481年結束。歷史上通常將周平王東遷至公元前476年之間的歷史時期稱之為“春秋”時代，這段時間基本上和《春秋》一書記事所跨時間相同。

正當楚國想稱霸中原之時，晉國勃興起來。晉文公回國後整頓內政，增強軍隊，也想爭當霸主。這時周襄王被王子帶勾結狄人趕跑，流落在外。晉文公以為是“取威定霸”的好機會，便約會諸侯，打垮王子帶，把襄秦的統一是春秋以來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比起西周，東周時期的生產力又有新的發展，採礦、冶煉、鑄造業中出現了許多新工藝，如豎井中採用垛盤支護，使採掘深處的銅礦成為可能；硫化礦冶練技術的出現，拓寬了銅礦資源的利用；焊接、嵌錯、鎏金和失蠟法鑄造工藝等，使中國的青銅時代進入又一個繁榮期。鐵器的出現，特別是戰國中葉以後鐵工具在農業和手工行業中逐漸普及，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生產的發展。社會分工更細，各行各業的興盛，促進了商品的生產和流通，使商業活動空前活躍。新興地主階級及相應生產關係的出現，對舊有生產方式是個沉重打擊。這是生產力的一次解放。可是分封制導致割據與混戰，給社會經濟帶來很大的損失，造成人員的大量傷亡。各國之間設關立禁，也不利於社會生產的發展和文化的交流。因此，只有實現統一，才能促使社會更快地發展和進步。廣大農民、工商業者和新興地主都盼望統一。雖然統一是靠長時間戰爭實現的，人民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它畢竟換來了歷史的進步，使一種新的制度得以確立。

秦始皇

政治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爭霸戰爭破壞了奴隸制的舊秩序，給人民帶來了災難和痛苦。但戰爭的結果加快了統一程序，促進了民族融合，也加快了變革的步伐。隨著新興地主階級力量的壯大，他們在各諸侯國先後開展了變法運動，新的制度終於建立起來。變法最徹底的秦國，成為各諸侯國中實力最強者，後來發展成統一的核心力量。[5]

權力關係

不應假設，那些在晚周行使政治權力或為自己購地的人一定是在周初曾經統治諸侯國或擁有地產的貴族的後裔。相反，變化的動力在最高的政治階層導致了越來越厲害的社會變動。許多舊的貴族門第衰敗或消失，而被一些出身微賤的人所代替，這些人血統上與最高層的家族沒有直接關係。

西周等級示意圖

這些青雲直上的人大部分可能來自稱為士的低層邊緣的貴族；這些人有良好的出身，但沒有貴族的爵位，他們充當武士、官吏、國家政府和貴族家庭的監管者，或者靠土地為生，有時他們自己也種地。許綽雲根據對春秋時期在政治上活動的516人及戰國時期在政治上活動的713人所作的統計研究，發現後一個時期出身微賤的人的百分比兩倍於前一個時期：春秋時期為26%，戰國時期為55%。

約在最後一個世紀，社會出身不明的人的隊伍由於平民出身的人（如商人）——他們的財富能使他們取得土地和權力——的加入而進一步擴大。一個新的地主和官吏階級以這種種方式，到戰國後期已經形成，它是整個中華帝國史中一直作為統治精英的學者——紳士階級的鼻祖。

作為對公元前221年之前的先秦史有意義的認識理解，從廣義上對周代（傳統時期為公元前1122—前256年）出現的政治和社會形勢進行了解。在那個時代最後兩三個世紀的動盪對漢民族許多形形色色的變化產生十分重要的影響。西周時期，周天子保持著天下共主的威權。平王東遷以後，東周開始，周室開始衰微，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義，而無實際的控制能力。

當週王室推翻商朝時（約在公元前1046年，而不是傳統的公元前1122年），新統治者將征服的土地分封給王室成員、緊密盟友和原商朝統治者的後裔，以及一些獲准保持原來土地的地方豪強。這樣，中華世界就被分成大批政治實體。據認為，在周代的春秋時期（公元前722—公元前481年）已有約170個政治實體。當然，其中絕大部分是非常小的，它們在內部分成采邑，又被分給每個統治家族的親戚或官員。在這個過程中，由於戰爭連綿不斷，許多諸侯國被消滅，或者其面積大為縮小，所以當週代的下一個分期戰國（公元前403—公元前221年）來臨時，只剩下了七個大國。七國中包括遠處華夏大家庭極西端的秦，但不包括周王室本身。當公元前770年一次夷狄的進攻迫使周王室放棄今西安（在陝西）附近的西都，而在今洛陽（河南）附近建立新都，也就是東部的都城重立王室（其疆域及重要性均遠不如前）時，它已經喪失了一度行使的大部分政治權力。這些諸侯國到了戰國初期已經變成了完全獨立的國家。

據史書記載，春秋242年間，有36名君主被臣下或敵國殺，52個諸侯國被滅。有大小戰事480多起，諸侯的朝聘和盟會450餘次。魯國朝王3次，聘周4次。[6]

刑法

另一個重要的制度革新是採用成文的法典化法律。這種法律日益代替了傳統和主要是不成文的、但被預設的那些稱之為“禮”（此字有不同的解釋，如“傳統習俗”、“禮貌行為的通例”、“禮儀儀式”等）的習慣行為的準則。最早的一個確鑿無疑的例子是公元前536年鄭國把刑書刻在一套青銅鼎上。在公元前513、501年及以後的年代，有的國家採取了類似的步驟；在秦國，法典化的主要工作是在公元前4世紀中葉秦孝公及其顧問商鞅時期進行的。

從“刑書”一詞的字面看，這些法律主要是刑事性質的。並非所有國家都頒佈過這些法律，這些法律也不是同樣地施行於各階層的人民。但是，它們的出現，與其他行政變化一起，在建立一個官僚帝國的逐漸加快的過程中是很重要的。主張朝這個方向變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後世稱之為法家，而秦全心全意地採納這些思想和方法的行動無疑是它能夠從諸侯國向帝國發展的主要原因。

改革與變革

改革與爭霸戰爭並存，是春秋戰國時期的顯著社會狀況。可以說，春秋每一位霸主的出現都是改革的結果，戰國七雄之所以能並踞中華大地，也是不斷革新的結果。原因是，稱霸戰爭需要以政治經濟作為後盾，進行改革是迅速提升諸侯國實力的必要手段。從春秋到戰國，是改革接著改革，戰爭連著戰爭，在改革中國家強盛，在戰爭中國力受創。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就是在這種狀況下發展進步的。

趙武靈王在位時，推行的“胡服騎射”政策，趙國因而得以強盛。伴隨著私田制和鐵器的廣泛運用，社會新興階層的崛起，戰國時期的中國從政治、經濟、文化、科技上迎來變革的高峰。由於郡縣制度的加強，以獲取土地、財富、人口的國家不斷開展兼併戰爭，促使這個從春秋時期開始便戰爭不斷的土地逐漸走向新的時代。戰國承春秋亂世，啟帝秦發端，中續百家爭鳴的文化潮流，中原經濟技術的新發展與各國相繼圖強而展開的舉國變法，名士的縱橫捭闔，宿將的戰場爭鋒，湧現出了大量為後世傳誦的典故。塑造了帝制中國的雛形。

地方行政

在周朝創立時的貴族成了世襲的統治家族的創始人，它們隨著時間的消逝，日益脫離了周統治者的羈絆。特別在公元前770年周被迫從西往東遷移後，它的統治者們終於被它以前的屬國所漠視，甚至實際上被遺忘了。因此，公元前256年秦最後滅周已不再有很大的政治意義。在那個時候以前，原來受周朝領導的諸侯國早已發展成為不同程度地具有共同語言和文化的獨立國家了，但它們之間互設軍事和關卡的壁壘，隨時準備搞縱橫捭闔，時而進行戰爭，時而議和。同時，在各個國家內部，有幾國政權日益集中，損害了臣屬於它們的世襲的土地擁有者和官員的利益。其主要方法是把國土組合成名為郡、縣的新行政單位。這類單位通常由該國中央政府任命和支付俸祿的郡守和縣令分別管理，郡守和縣令對中央政府負責；他們的職位一般也不是世襲的。開始時這個制度可能是為管理新殖民的或從別國新奪取的土地而設定。但是逐漸地，它可能終於用於國內封地擁有者的土地，他們的權力和財富因而受到了限制。

縣是這兩種單位中較早的一種，它最早出現於公元前688年的秦國。但是有理由對這個時間提出疑問和認為這種行政實體實際上可能發端於南方的楚國，在那裡縣肯定在公元前598年被提到，可以想象，它可能早已存在了。郡遠比縣晚，最早的材料提到它出現於公元前400年前後的魏國。郡有軍事淵源，這與縣相比要明顯得多，它使新獲得的邊境土地置於國家的中央控制之下；而在很多情況下，縣似乎由世襲的地方行政長官控制。在一開始，郡被認為不如縣重要，因為它地處邊陲；但果真如此的話，情況很快逆轉。縣終於形成了從屬於郡的一級行政單位。到周的最後一個世紀，一個郡可以劃分為一個到二十幾個縣。郡縣制對秦帝國和後世歷史的重要意義將在下面討論。

諸侯國

（見於《史記》者）

齊、晉、秦、陳、吳、楚、越、韓、趙、魏、宋、魯、衛、鄭、曹、鉅、邾、杞、楊、蔡、郯、任、滕、費、倪、曾、繒、邳、巢、隨、鍾吾、劉、六、召、周、道、房、沈、申、蘇、溫、廖、舒、舒鳩、舒庸、舒廖、燕、南燕、許、徐、虞、虢、黎、無終、中山、安陵、鄧、賈、邢、甘、榮、巴、蜀、單、州、胡、唐、賴、權、萊、逼陽、紀、遂、譚、代、黃、項、耿、霍、息、梁、芮、滑、薛、邿、章、頓、陸渾、肥、鼓、赤狄、潞國、江、根牟、應、羅、樊、毛、程、宿、詹、焦、祝、呂、聶一百零五國。

另有義渠、大荔、孤竹、山戎。共計一百零九國。

戰國時期的史料給人的最突出的印象是，戰爭日益加劇。所以許綽雲編寫的統計材料乍一看顯得令人吃驚：根據這項材料，公元前722—前464年的259年中，只有38年沒有戰爭，而在公元前463至前222年的242年中，沒有戰爭的年份不少於89年。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主觀的印象比用統計學來衡量更有意義，因為後一種方法掩蓋了一個事實，即春秋時期與戰國時期相比，戰爭雖然更加頻繁，同時有更多的國家捲入，但規模要小得多，時間較短，也不那麼激烈。

春秋時期的戰事是由駕戰車的貴族所支配，他們根據騎兵的規則交戰，對他們來說，威信和“面子”更重於實際所得。戰國時期的戰事由職業的將領所支配，他們為僱傭他們的任何國家拼死作戰，爭奪領土和資源。戰車的作用（在不規則的地形中戰車總是難以駕駛的）大為降低，而群體步兵的作用則相應地提高了。在公元前4世紀末，華人（特別是公元前307年的趙國）從亞洲腹地騎馬的遊牧民族那裡學會了作為步兵的一個重要補充手段的騎射術。很可能約在同一時期，華人發明了弩，在中國歷史的大部分時期中，它一直是一種主要的兵器。軍事技術的其他進展包括與攻防有城牆的城池有關的那些戰術改進。

戰國後期秦國傲視天下

經濟

春秋戰國時期，做為中國最後一個青銅器時代，由於鐵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廣，青銅器逐漸退出歷史舞臺，鐵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廣同時也標誌著社會生產力的顯著提高。中國的封建經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尤其北方成就更為突出。生產力的飛躍引起了生產關係的革命。春秋戰國時期，井田制（公田）逐漸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並最終透過各國變法確立了下來。[5]

一個重大的發展是種種計量方法的採用，諸如保持人口和稅賦的簿冊、莊稼收成的統計，等等。

春秋戰國時期，舊制度、舊統治秩序被破壞，新制度、新統治秩序在確立，新的階級力量在壯大。隱藏在這一過程中並構成這一社會變革的根源則是以鐵器為特徵的生產力的革命。生產力的發展最終導致各國的變革運動和封建制度的確立，也導致思想文化的繁榮。

農業

井田制的瓦解

在周初的幾個世紀中，占人口絕大部分的農民顯然作為依附者（以家庭為單位）依附於他們為封建主耕種的土地上。這種土地使用制是一種被描述為井田制的理想化的形式，它幾乎可以肯定是存在的，雖然現代學者幾乎對它的實施的所有方面提出疑問。實際上，它不可能符合孟子（約公元前372—約前289年）及其他週末和漢代學者所總結成的幾何圖形。根據這些人的理想化的記述，每一塊稱之為井的大方塊土地，象棋盤那樣分成九小塊土地，其中八塊分別由佔用它們的家庭為自己的需要耕種。中央的第九塊由八家共同耕種，以便向封建主提供用益權的物品。

井田制一直是許多後來的作者帶著濃厚感情來對待的一個題目，他們懷舊地追憶在更早和更單純的時代中共同生活的種種想象的美德。但是，作為一個真正實行的制度，除非封建主代理人施加壓力，它幾乎不可能給耕作者提供刺激，以推動他們提高超過最低需要的產量。另一方面，封建主有一定的義務供應依附者的衣食，或者保護他們及其家庭。

但是，據史籍記載，公元前594年從魯國開始的新的稅制已在幾個國家紛紛出籠。雖然記載的條目簡略而令人不解，但一般地說，新稅似乎基本上包括農民的實物支付，以代替原來的個人勞役。在有些情況下，這些支付可能直接繳給該國的中央政府而不是給種植者依附的封建主，這樣就造成了封建主和依附者之間傳統關係的逐步解體。由於各國越來越多地耕種原來的荒地（這些地不在傳統的分封制領地以內），這種解體加快了。

有人爭辯說，作為半獨立耕作者的農民的這種新自由可能鼓勵他們更勤奮地勞動，從而有助於提高所假設的晚周的農業產量。但是新的自由又迫使農民完全負責他們自己的需要，而得不到封建主原來提供的保護。到了周代的最後一個世紀，土地的買賣已經變得很普遍；結果富人獲取大量土地，而農民則再次淪為佃戶或作為農業勞動者而被人僱傭。如果有貧富差距，那麼從晚周而至秦漢差距已經擴大而不是縮小了。但是史料的缺乏和含糊不清往往只能使以上的概括成為一種猜測。

生產工具變化

當前考古學界認為，中國開始使用鐵的時間不會晚於公元前6世紀，或者甚至不會晚於公元前7世紀。在文獻記載中，最早的材料見之於《左傳》，此書記載公元前513年晉國鑄刑法於一套鐵鼎之上。從戰國時代的墓葬中發掘出來的兵器、農具和器皿都是鐵製的，許多學者認為這幾個世紀農業產量已經增加，正在發展的冶鐵技術很可能是一個因素。其他的因素大概是，日益擴大地採用了灌溉和排水的技術和肥料，特別是耕種大片新的土地。

可是，不應把這些及其他的技術改進的效果估計過高。在整個戰國時期，鐵相對地說依然是很少的，當時的鐵常常是鑄鐵，而不是鍛造的，因此比較軟而脆。許多工具繼續用青銅、石塊、木料或貝殼製成。此外，改進的農業技術的某些重要方面特別難以估量和確定其時間。因此，關於畜拉犁在何時開始取代遠為原始但顯然長期沿用的鋤耕的問題，引起了很大的論戰。根據極為不足的證據，中國的學者各自把拖拉犁的開始使用定在公元前400年，直到此前的一個或兩個世紀，甚至定在周代以前。文獻中最早的明確的材料，其時間只能定在漢代（約公元前90年或85年）——不過這個材料表明有一段相當長的較早的發展時期。

工商業

晚周時期工商業無疑有了相當的發展，雖然象其他許多情況那樣，無法精確地估量所發生的情況。一個重要的標誌是在不同的國家出現了不同的、有固定價值的金屬貨幣，在公元前5和4世紀更是如此。（據說秦的通貨最早在公元前336年發行。）這類錢幣顯然便於商業交易，雖然某些象穀物和布那樣的商品，特別在大宗交易中繼續用作交換媒介。商業的發展當然有助於城市的成長，並且還出現了工業按地點進行專業化的趨勢。《史記》和其他史籍還記載了幾個著名的商人，首先是孔子的弟子子貢，直至秦統一全國之前不久的丞相呂不韋。大商人不經營主要商品，它們量大，容易壞，只有在短缺時才有利可圖；他們寧願集中經營奢侈品或者通山澤之利。政府並不像集散主要商品那樣直接關心這些商品。

手工業

青銅工藝

春秋戰國時期的工藝美術，最富活力，品種豐富，成就最大。青銅工藝處於巔峰向衰落的過渡期，可謂燦爛輝煌。與西周及商代相比，產生了許多新特點。形制由原來的莊重威嚴向輕巧實用方向發展，產生了許多新器形，日常生活用的銅器增多，製作亦日漸精巧。青銅器銘文，除個別的例外，大多變短，像西周那種透過鑄長銘文來顯示赫赫家史或宣揚禮制的青銅器基本上不見了。青銅紋飾向兩個極端發展，一是帶有威嚴神秘氣氛的獸面紋變為簡練的幾何紋；一是描繪現實生活的場景。裝飾手法，紋飾刻鏤更淺細，前期之粗花變為工整的細花。新工藝（失蠟法、鑲嵌、刻紋）的提高和推廣，使青銅器走向華巧工緻的新時期。失蠟法是鑄造青銅器的高超技術，其優點可以使青銅器紋飾更為多樣而精緻，它的運用和推廣極大地提高了青銅器的鑄造水平。鑲嵌（或錯金銀）技術運用於青銅圖案裝飾，可使青銅器的造型多變、紋飾繁縟、絢爛多彩。因為鑲嵌用的飾物金、銀、鉛、玉、綠松石等質地不同、色澤不同，與青銅器表面顏色形成對比，因此鑲嵌紋飾醒目、突出。刻紋銅器的紋飾，製作起來更方便，紋飾題材比以前更寬廣了。總的來看，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器，審美功能被強調、突出，實用功能削弱了，神秘禮制成分幾乎沒有了。這是青銅工藝從奴隸制禮樂制度下掙脫出來的重要標誌，體現出新興地主階級以華巧為美的新觀念。

玉石工藝

由於社會經濟、政治的變化，帶來了各諸侯國禮制觀念的更新。與統治階級密切相關的禮玉、飾玉也隨之發生變化，飾玉種類增多。春秋戰國時代的玉器種類主要有：璧、琮、管、珠、佩、琀、串飾、勒、瑗、環、玦、圭、璋、柄形器、戈、帶鉤、鏡架、匕等，多數為禮器，少部分為生活用具。玉作為顯示貴族身分的裝飾物，與佩飾者朝夕相伴，君子無故，玉不去身。玉象徵君子之德，有七德、九德、十一德之說。玉器的演變，商代多立體玉雕，西周尚留餘痕，春秋始玉器則日漸平面化，品種漸少，但製作更為精緻。已經發掘的春秋戰國墓葬，大多殉葬有玉器，而且數量大，製作精美。如河南淅川春秋中期楚墓出土玉器達三千多件。一般的墓葬出土玉器也有一二百件。有的製作之精，令今人歎為觀止，如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六節龍玉佩；洛陽金村韓墓出土的人形玉佩飾（詳後），從選料到琢制都十分出色。

漆器工藝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漆的國家，商周時代漆器工藝很發達。春秋戰國時代漆器的使用範圍更廣了，技術也大有提高，並出現了地方風格。戰國漆器在中國漆器史上是一個大發展的時期，分佈範圍廣，品種大增，製作水平空前提高，在許多方面有新的改進。首先胎骨比較多樣，木胎之外還有夾紵胎、皮胎、竹胎等；使用色彩也更為豐富，有紅、黑、白、紫、褐、綠、藍、黃、金、銀等，以黑、紅為主調；圖案紋飾繁褥而有規律。此外，髹漆與雕刻、繪畫相結合，甚至與鑲嵌相結合，也是春秋戰國漆器的一大特徵。

織繡工藝

春秋戰國時期，在織繡工藝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中以楚國地區的實物遺存最多，如1982年在湖北江陵馬山一座小型墓葬中發現了儲存完好的衣物35件。出土紡織品有絲、麻兩大類。絲織品包括絹、綈、紗、羅、綺、錦、絛、組八大類，製作之精也是前所未有的。

人口

農業的改進很可能伴隨著人口的增長，根據梁啟超的推測，戰國後期人口已達三千萬以上。[7]在戰國時期，城市似乎大為增加，而且規模擴大，設計也複雜了。幾個跡象之一，如考古發掘所顯示的，是它們的幾段城牆相當長。但是這裡所提到的證據又是分散的，遠不能提供具體人口的近似數字。一個例外是，有一文獻材料假定，齊國國都的人口為35萬，此數是浮誇的，不能認真考慮，儘管有的學者已經利用了這個材料。（附錄3將討論這個數字及其他有問題的統計數。）

文化

文化是一定時期的政治、經濟的反映。春秋戰國時期，經濟的發展，推動了科學技術的進步；社會的變革，促成了思想的空前活躍和文學藝術的繁榮。

文字

春秋時代開始，各地諸侯相爭，而原本週文化獨尊的局面逐漸破壞，各地區文化開始有“本地化”的改變趨勢。到了戰國時代以後，這種情況更明顯，在文字使用方面可以粗略依照地域分為五大系統：東方齊系、東北燕系、南方楚系、北方晉系和西方秦系文字，各系統的文字大體上相近，只有小部份文字有所差異，因此彼此文書往來並沒有太大問題。

文學

屈原是中國浪漫主義詩人之一，也是中國已知最早的著名詩人，他創立了“楚辭”這種文體，也開創了“香草美人”的傳統，代表作品有《離騷》《九歌》等。屈原作品文字華麗，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內涵深刻，成為中國文學的源頭之一。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會透過決議，因當年為屈原逝世2230週年，確定屈原為當年紀念的世界四位文化名人之一。

呂不韋任秦國丞相時期，組織門客編寫了著名的《呂氏春秋》，其門客有三千人。即《呂覽》。也是雜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思想

春秋戰國之交，掀起了一場社會大變革的風暴。在這場摧枯拉朽、勢不可擋的大變革中，舊的奴隸主階級沒落了，新的地主階級興起了；舊的制度和道德倫理觀念，被新的制度和意識形態取代了；一部分農民獲得較多的自由，社會的生產關係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階級矛盾尖銳激烈，兼併戰爭連年不斷，整個社會呈現出紛繁複雜的大動盪大改組局面。

在這個時期，一個新的社會階層應運出現了，這就是士。他們來自社會的各個方面，地位雖然較低，但很多是有學問有才能的人，有的是通曉天文、歷算、地理等方面知識的學者，有的是政治、軍事的傑出人才。其代表人物如孟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以及商鞅、申不害、許行、陳相、蘇秦、張儀等，都是著名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或科學家。至於一般的出謀劃策、談天雕龍之流，以及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更是人數眾多。

由於士的出身不同，立場不同，因而在解決或回答現實問題時，提出的政治主張和要求也不同。他們著書立說，爭辯不休，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陰陽家、名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等許多學派。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儒、墨、道、法四家，而《論語》《孟子》《墨子》《老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則是這四家的代表著作。其中，《論語》《孟子》和《莊子》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

在許多新的思想傾向（經常發現表現於一個以上的“學派”）中，這裡只能列出很少的幾個：（1）傾向於放棄關於天地執行的超自然的和神話的舊解釋，而代之以非人格化的力量和趨勢（如道、陰陽、五行）作出的解釋。（2）至少在理論上強調統治者必須具備的先決條件，即高貴的出身再輔之以合格的智慧和道德，從而使他能當之無愧地承擔十分重要的統治任務。（3）但是由於統治權在正常的情況下是世襲的，於是相應地強調訓練一個受教育的非世襲官吏階級，以充當統治者的顧問。這一強調標誌著斷然背離了任職只取決於良好的出身這一傳統的觀點，同時朝著根據競爭性的考試吸收官員的中華帝國文官制度的方向發展。（4）強調社會和諧的理想，雖然這種和諧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礎上。換句話說，這一強調的基礎是，每個人準備接受他在一個有等級的結構中的特定地位，盡其最大的努力履行與那個地位有關的社會職責。（5）強調大一統，它不但包括政治的統一，也包括思想意識和文化的統一，同時它也為和平、好政府和社會福利提供一個必不可少的基礎。

老子是中國古代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道家學派創始人。其被唐皇武后封為太上老君，世界百位歷史文化名人之一，存世有《道德經》（《老子》）。其作品的精華是樸素的辨證法，主張無為而治，其學說對中國哲學發展具有深刻影響，學說後被莊周發展。道家將老子視為宗師，孔子也曾學於老子。在道教中老子被尊為道祖太上老君。

藝術

春秋戰國時代是由封建制向郡縣制過渡的時代，是先進的封建生產關係戰勝落後的奴隸制生產關係的時代，在學術上是諸子蓬起、百家爭鳴空前活躍的時代。各種藝術蓬勃發展，有聲有色。春秋戰國持續了幾百年，各諸侯國獨立發展，形成不同的文化氛圍，李學勤先生概括為幾個文化圈：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齊魯文化圈、楚文化圈、吳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在相互兼併戰爭中相互融合。秦統一後，共同形成豐富多彩的中華文化。在春秋戰國之交，歐洲的希臘文化也正進入發展的盛期，中西兩大文化體系遙遙相對。兩相比較，希臘以技藝高超的雕刻聞名於世，為後世留下無數的藝術珍品，在世界美術史上放射著永不磨滅的光輝；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則以多功能的青銅器聞名於世，青銅器是集雕刻、繪畫、書法、工藝於一體的綜合藝術品，融實用、審美於一身，既是溝通人權與神權的信物，又是區別等級名分的標記。

繪畫

文獻記載是頗為豐富的，特別是壁畫。從成書於戰國時期的《山海經》、楚國的偉大詩人屈原《天問》反映的內容，可以窺見當時壁畫所曾有過的巨大規模，可惜均未流傳。我們只能從青銅器畫面、漆器畫面和僅存的兩幅帛畫來了解當時的繪畫。透過龐大複雜的青銅畫面：採桑、狩獵、習射、宴樂、水陸攻戰等，可以看出當時的工匠已具有相當高的構圖能力和塑造形象的能力，已經初步掌握均衡對稱、對比等藝術法則。雖因條件限制，畫面中的人物形象無面部表情，但儀態生動，比例適當，間接表達出人物的心態，正如荀子所說的形具而神生.墓葬出土的漆器，都描繪有圖案，色彩單純明快，其上的人物形象也以動態取勝，五官表情刻畫較簡單，繪畫尚處在幼年時代，而幼年天真活潑、富有生命力的特點均被充分地表現出來了。有的漆棺紋飾用油漆繪成，可視為最早的油畫.流傳到今日的四幅戰國帛畫，特別是《人物龍鳳圖》、《人物御龍圖》，代表了當時繪畫的最高水平。如構圖，均衡中有變化，形象比例動態、線條力度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是《人物御龍圖》，線條勁挺有力，富有彈性，佩劍男子形象的刻畫，線條的表現力等，都更顯得成熟。中國畫以線造型的特點已露端倪。分佈廣泛、多彩多姿的巖畫，從另一個側面豐富了繪畫內容。

雕刻

遠不如同時期希臘雕刻的水平，大型的具有獨立意義的雕刻作品尚未發現，當時的雕刻作品主要是隨葬的泥木俑、玉石雕刻品，製成動物形、人形的青銅器和漆器及其它工藝美術品。從型別的複雜性和材質手法的豐富性來說，又是希臘雕刻所不及的。已發現的春秋戰國時期的雕刻品有漆器、青銅、玉石、泥、木等材質製作的，形象有動物、人物、神怪、禽鳥、龍鳳等，手法有圓雕、浮雕、彩繪、鑲嵌。對人物的刻畫，不僅能區分出尊卑貴賤等級差別，男女老少性別年齡特徵，個別的還能刻畫出性格特徵。中國傳統雕刻所具有的裝飾性、繪畫性、象徵性等特點，此時已具雛形，這一傳統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

音樂與舞蹈

受到歷代統治者的重視和各階層人民的喜愛，其社會作用是相當大的。對上層來說，音樂舞蹈首先是用於祭祀和宴享等重大典禮，對百姓來說主要是娛樂休息。起初，宮廷樂舞與民間樂舞是嚴格分家的。到戰國時代，宮廷樂舞吸收了不少民間樂舞成分，產生了鄭聲、楚舞、楚音、宋音、衛音、齊音等等，這些帶有濃厚民間樂舞色彩的宮廷樂舞，是歷史前進中不可避免的現象，曾引起一些守舊人士的恐慌和反對，但樂舞的變革同歷史進步一樣是大勢所趨，不可逆轉。從文獻記載和出土實物看，戰國時代宮廷樂舞活動的規模是很大的，從曾侯乙墓出土數十件成套的編鐘、編磬來看，不僅規模大，而且樂器功能也相當先進，解決了音樂史上很多懸而未決的問題。當時除用於祭祀的樂舞外，用於祈福祛邪的宗教舞蹈很發達，如蜡祭、儺儀，從宮廷到民間都很流行。楚音和楚舞，以屈原的《九歌》為代表。在音樂理論方面，先秦諸子各自堅持自己的音樂觀。道家、墨家、法家對樂舞持否定態度，但反對的出發點和否定的程度又存在差別：儒家肯定樂舞，而孔、孟、荀在肯定的同時又有各自的側重點。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都闡述了自己的理由，都從某一方面給人以啟示，都值得後人研究。

書法

書法在中國書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青銅銘文（金文）及石鼓文代表中國書法藝術發展的第一個高潮，其風格或蒼勁古樸，或清秀典雅，具有特殊的美感，為後世所珍重。盟書、簡冊，無論是丹書或朱書，其字型又別具風韻。如侯馬盟書，刀鋒筆痕明顯，轉折頓挫有力，線條粗細略有變化，入筆出筆形成蠶頭，有人稱之為蝌蚪書，形成一種特殊的美感。璽印文字為後來的印章篆刻藝術提供了最早的典範。

建築

主要是列國的都城，如東周王城洛邑、齊國臨淄、燕下都、趙國邯鄲故城、秦咸陽城、楚郢都、鄭韓城等等。這時期的建築也同其它藝術門類一樣取得了很高成就。各諸侯國為著本身的生存和擴張，都不惜人力物力精心營造自己的都城，使之成為軍事、政治、文化的中心。因各國都城所處的地理位置不同，營建時因地制宜，所以各有特點。但在很多方面又都是一致的或者是近似的，如宮城都由城牆和濠溝包圍著，全城由宮城和郭城兩部分組成，宮城的王宮處在全城中軸線最顯要的位置，郭城內均有市（商業區），宮城與郭城隔開，左右對稱佈局，主要建築按中軸線左右分佈，等等。從建築成就來說，當時發明了多功能的磚瓦，為建築的發展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斗栱的發明與使用，奠定了中國古典建築特有的美感形式，臺榭建築是那個時代獨有的建築型別，此外，對建築的嚴格的等級限制，也為歷代建築所遵循。

醫學

扁鵲由於他的醫術高超，被認為是神醫，所以當時的人們借用了上古神話的神醫扁鵲的名號來稱呼他。扁鵲奠定了中醫學的切脈診斷方法，開啟了中國醫學的先河。

扁鵲首先在虢國行醫，正巧遇上虢國國君的太子猝死。他認為太子只不過是患了熱氣病，知道太子是仍然活著。他救了虢國太子，自此他起死回生的醫術就不脛而走。

他後來到了蔡國，遇上了蔡桓公，蔡桓公認為扁鵲的赫赫有名只不過純粹是神化誇張，於是對於他十分傲慢無禮。扁鵲一見到蔡桓公，就對他說他有一個小病，只要立刻服藥就可以治好，蔡桓公認為他只不過在嚇唬他，故此沒有理會。當扁鵲第二次建議要為他治病時，蔡桓公也置之不理。當第三次扁鵲見到蔡桓公時，蔡桓公發覺自己的身體果然像扁鵲所說一樣，病徵散發出面，極為嚴重，他這才向扁鵲請教，可是扁鵲說由於蔡桓公對於他的勸告置之不理，現已經沒能救了。過了不久，蔡桓公果然死了。有了諱疾忌醫的成語。相傳《難經》為扁鵲所著。

教育

孔子是中國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是自漢代起中華文化中的主流學說儒家的創始人，孔子和他創立的儒家思想對古代中國及北韓等周邊國家有深遠的影響，被後世尊為萬世師表。

社會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上奉行俠義文化，“士為知己者死”和荊軻在易水旁留下“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的千古絕唱。戰國時代養士之風風靡一時，養士著名的“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這些士掙脫了奴隸制的束縛，周遊列國，奔走呼號，發表自己的見解，活躍了戰國時代的學術空氣

古希臘文化

古希臘文化最主要的包括了古希臘戰爭，古希臘藝術和古希臘神話。古希臘文化作為古典文化代表，在西方乃至世界都佔有極其重要地位。許多文明正淘汰於歷史長河之中，而古希臘文化精神卻未被磨滅。

起源

古希臘文學反映了歐洲從氏族社會向奴隸制社會過渡時期的現實生活，特別體現了古代世界的人們對戰爭與和平、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的思考。古希臘時代顯赫的英雄行為和社會歷史的重大變遷都在文學作品中得以深刻的體現。這些文學作品不僅為整個西方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基調，也為人們研究古希臘世界的歷史與社會提供了豐富的文獻資料。

古希臘文學表現了古希臘人對宇宙、自然與人生的理解與思考，其中蘊涵著他們較為原始的精神、心理、情感和文化的內容。外部世界的神秘莫測，大自然不可駕馭，人生的變幻無常，使他們形成了帶有宗教宿命論色彩的“命運觀”。體現在文學中，命運對人具有絕對的控制性和不可改變性，人必須服從命運的安排，但人又可以在命定的範圍內發揮最大的才幹與潛能，隨心所欲的去做自

古希臘古羅馬文學中的神和人都具有自由奔放、獨立不羈、狂歡取樂、享受人生的個體本位意識，而在困難面前又表現出艱苦卓絕、百折不撓的精神。威力無窮的命運給古希臘人帶來了困惑與恐懼，也培養了他們的自我意識和個體精神。此外，他們在與命運抗爭中激發出了蓬勃的生命活力。古希臘文學正是在描寫人對現世價值的追尋、人與命運的矛盾和抗爭中展示了人性的活潑與美麗，表現了人類童年時期的自由、樂觀與浪漫。生命意識、人本意識和自由觀念是古希臘文學的基本精神，以後也成了西方文學與文化的基本核心。

發展

英雄時代

公元前12世紀至公元前8世紀是古希臘世界從氏族公社制向奴隸制社會過渡的時期，史稱“英雄時代”，又稱“荷馬時代”，這一時期文學的主要成就是神話和史詩。

希臘神話

古希臘神話

古希臘神話是原始氏族社會的精神產物，是古希臘人集體創造的，也是西方世界最早的文學形式，大約產生於公元前8世紀以前。它在希臘原始初民長期口口相傳的基礎上形成基本規模，後在荷馬、赫西俄德等人的作品中得到充分反映。它產生和反映的地理位置是西起希臘半島，東至小亞細亞半島，南到克里特島的廣大愛琴海地區。希臘神話是一個廣闊浩繁的系統，支脈派系龐雜，傳說故事眾多，並不完全一致。但它具有明顯的家族色彩，包孕著一條血緣的紐帶，存在一個基本脈絡，大體可分為神的故事和英雄傳說兩大部分。

希臘神話中的神祇像人一樣，有情慾，有善惡，有計謀，互有血緣關係，都是人格化了的形象。如天父宙斯就經常下界追逐引誘凡間女子，而他的妻子赫拉則如同一個妒忌心極強的女人一樣迫害她的情敵。但神祇和人的區別也很明顯：長生不老，可隨意變形，各具特殊本領和巨大威力，其好惡態度對下界人類的生殺禍福起著決定作用。其中地位最顯赫的神是居住在奧林匹斯山上的十二個主神。

英雄傳說中的英雄都是神和人所生的後代，是半神半人的，具有過人的才能和非凡的毅力。英雄傳說以不同的家族為中心形成許多系統，主要包括赫拉克利特的傳說，忒修斯的傳說，伊阿宋的傳說等等。

希臘神話是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逐漸形成的，神的性格和職責以及故事情節都有發展變化。可以說古希臘神話是整個西方文學的源頭，後世幾乎所有的作家都曾從古老的神話中汲取養分。

《荷馬史詩》

《荷馬史詩》是西方文學史上最早的正式的書面文學作品。史詩包括兩部，分別是《伊利亞特》（一譯《伊利昂紀》）和《ODYSSEY》（一譯《奧德修紀》），相傳作者是大致生活於公元前10世紀至8世紀之間的盲人詩人荷馬，不過目前更流行的觀點是《荷馬史詩》是包括荷馬在內的許多人集體創作並反覆修改過的。

抒情詩

古希臘抒情詩包括多種題材，主要分為雙行體詩、諷刺詩、琴歌和牧歌。其中寫雙行體詩的古希臘詩人眾多，最早的詩人據傳是公元前7世紀上半葉的卡利諾斯，但是最擅長寫此詩體的則是西摩尼德斯（前556~前466年）。雅典民主制度的建立者梭倫也寫過不少詩歌。

然而古希臘抒情詩中，成就最高的卻是琴歌，是一種伴隨著音樂的歌曲類詩體。琴歌可分為兩種，一是獨唱體，一是合唱體。

薩福(畫像)

獨唱體琴歌的代表人物是女詩人薩福（前612年~？）。她在雅典的民主派和貴族派的政治鬥爭中被迫流亡國外，後來在故鄉萊斯博斯島建立音樂學校。她一共創作了9卷詩，但留存下來的只有兩首是完整的，其餘都是一些殘篇。她的語言豔麗無比，情調傷感，感情真摯，題材上多描寫纏綿悱惻的愛情。如她的名作《致阿那克托里亞》，沉痛哀惋，感人肺腑。據說薩福是個同性戀者。她的許多詩作均於1703年在羅馬和君士坦丁堡被公開焚燬。然而在古代希臘世界，薩福的地位極高，曾被柏拉圖稱為“第十個繆斯”。

除薩福外，阿爾凱奧斯和阿那克里翁也非常擅長寫獨唱體琴歌。阿爾凱奧斯和薩福過從甚密，但聲名略遜於薩福。他的創作大多數是政治和戰爭題材，體現了琴歌中剛猛的一面。後世評論家認為正是他和薩福兩個人使古希臘抒情詩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而阿那克里翁則由於投靠王室，充當御用詩人而名聲不佳。他的作品通俗流暢，對16世紀之後的歐洲詩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至於合唱體琴歌，成就最高的詩人是品達（前518~前442年）。他曾受教於雅典的一些著名的音樂家，其詩作的主題多半是歌頌神、歌頌奧林匹克運動的。他一生共創作詩歌17卷，現存4卷完整的競技勝利者頌（共計45首詩）。品達的詩歌對後世影響非常大，彌爾頓、歌德等都曾有意模仿過他的風格。

《伊索寓言》

伊索寓言

伊索寓言主要是透過一些動物的言行來寄寓道德教諭，著名的故事包括“獅子和老鼠”、“狐狸和仙鶴”、“披著羊皮的狼”和“狐狸和葡萄”等。伊索寓言通常短小精悍，思想性頗強，體現了古代希臘人的智慧，對後世全世界的文學都產生了影響。

民主時代

所謂的“民主時代”，是指公元前6世紀到公元前4世紀這段時期。這一時代是古希臘世界的全盛時期，各城邦都得到繁榮的發展，而地處海灣、交通便利的雅典在工商業方面日益發達，並建立了奴隸主民主制。在雅典，國家不設國王，最高權力機構是全體公民大會，大會由公民抽籤產生，共同對國家事務進行商議。

此外，對外戰爭的勝利也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這種繁榮的局面。公元前5世紀初，希臘和波斯之間的經濟和政治矛盾引起希波戰爭，希臘人在馬拉松戰役和薩拉米戰役中取得重大勝利，而戰後許多希臘城邦成立海上同盟，以防禦波斯侵略，雅典成為盟主。此後，雅典的經濟和政治日益欣欣向榮，也迎來了古希臘文學的黃金時代。

雅典的民主政治不僅是古代希臘的典範，而且是整個古代世界的典範。雅典的民主政治不僅是人類歷史的首創，而且直接影響了後世西方的政治制度。在現代西方國家語言裡，如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俄語等語言中的“民主”一詞，都是從古希臘語的“demokratia”一詞演變而來。古希臘語中的“demokratia”一詞，由“demos”和“kratos”兩部分構成，“demos”的意思是“人民”、“地區”，“kratos”的意思是“統治”、“管理”，因此所謂“民主”是指“人民的統治”或者“人民的管理”。

雅典實行民主化程度最高的“直接民主制”。在伯里克利時代，雅典所有的官職向全體公民開放，任何人都可以透過抽籤選舉方式（十將軍除外）擔任政府中的各級官職。雅典的政府官員都有任期，通常為一年，而且大多數的官職，不得連選連任，以避免結黨營私。雅典還實行委員會制，凡是重大事務均由集體作出決定，由集體負責。而不是由一個人說了算，從而避免了專制獨裁和官僚主義。為了保證民主政治不受侵害，從克利斯提尼時代開始，雅典還制定了陶片放逐法，用陶片投票選舉出可能對雅典的民主政治構成威脅的人。如果某人得票數超過6000，就會被放逐到國外，10年以後才能返回，從而使政治野心家無機可乘。

這一時期古希臘文學成就最高的是戲劇。

古希臘悲劇

古希臘悲劇起源於祭祀酒神狄奧尼索斯的慶典活動。在古希臘世界漫長的演進過程中，這種原始的祭祀活動逐漸發展成一種有合唱歌隊伴奏，有演員表演並依靠幕布、背景、面具等塑造環境的藝術樣式，這就是西方戲劇的雛形。

古希臘戲劇大都取材於神話、英雄傳說和史詩，所以題材通常都很嚴肅。亞里士多德曾在《詩學》中曾專門探討悲劇的含義。他認為悲劇的目的是要引起觀眾對劇中人物的憐憫和對變幻無常之命運的恐懼，由此使感情得到淨化。悲劇中描寫的衝突往往是難以調和的，具有宿命論色彩。悲劇中的主人公往往具有堅強不屈的性格和英雄氣概，卻總是在與命運抗爭的過程中遭遇失敗。

最早的悲劇作家包括“戲劇之父”忒斯庇斯、最先在戲劇中引入面具的科裡洛斯等。但這一時期成就最高的悲劇作家則是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得斯三人。

埃斯庫羅斯（前525~前456年）是古希臘最偉大的悲劇作家。他對古希臘悲劇最大的貢獻是在表演中引入了第二個演員，改變了過去古希臘戲劇中只有一個演員和歌隊共同演出的傳統模式，為戲劇情節的發展和戲劇道白的豐富多彩提供了可能和便利條件。埃斯庫羅斯已知劇名的作品共80部，其中只有7部傳世，包括《俄瑞斯忒亞》三聯劇（《阿迦門農》、《奠酒人》和《復仇女神》）、《乞援人》、《波斯人》、《七將攻忒拜》和《普羅米修斯》。埃斯庫羅斯是整個古希臘戲劇的第一位大師，對整個西方戲劇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索福克勒斯（前496~前406年）是雅典民主全盛時期的悲劇作家。他在27歲首次參加悲劇競賽，即戰勝了埃斯庫羅斯。阿里斯托芬稱讚他“生前完滿，身後無憾”。索福克勒斯一生共寫過100餘部戲劇，卻只有7部傳世，成就最高的是《安提戈涅》和《俄狄浦斯王》。其中《俄狄浦斯王》被認為是古希臘悲劇的典範。索福克勒斯的悲劇往往被稱為“命運悲劇”，即通常表現個人意志行為與命運之間的衝突。

歐里庇得斯（前485~前406年）是雅典奴隸制民主國家危機時代的悲劇作家。他一生從未參與過任何政治活動，而是醉心於哲學思考。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了許多問題，包括神性與人性、戰爭與和平、民主、婦女問題等等。他一生共創作了80餘部悲劇，有18部傳世。其中最優秀的包括《美狄亞》、《特洛伊婦女》等。歐里庇德斯所處的時代是雅典由表面繁榮逐漸走向動盪的時代。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後，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尖銳，信仰危機和道德淪喪現象出現。在歐里庇德斯的戲劇中，可以清晰的感到劇作家對希臘政治現實的懷疑態度。《美狄亞》被認為是古希臘最動人的悲劇之一，也是西方文學中第一次把婦女作為主要角色來塑造。由於歐里庇得斯的戲劇風格和傳統的悲劇風格不同，因此他生前並不出名，死後名聲卻很大，他的戲劇對希臘化時期的新戲劇、羅馬文學和後世歐洲文學都有很大影響。

古希臘歷史上誕生了著名的三大悲劇詩人，他們代表了古希臘悲劇藝術“興起——繁榮——衰落”各個時期的最高成就：

埃斯庫羅斯——被譽為“悲劇之父”

代表作：《被縛的普羅米修斯》。講述了“盜火者”普羅米修斯從天界為人類帶來光明與溫暖，甘受宙斯懲罰的故事。

索福克勒斯——被譽為“戲劇藝術的荷馬”

代表作：《俄狄浦斯王》。是標誌著希臘悲劇藝術完美結構的典範。以倒敘“追兇”的方式講述了俄底浦斯王發現自己就是“弒父戀母”的罪魁禍首。其悲劇的感染力特別使人震撼。也使“俄底浦斯情結”被後世心理學家當成了“戀母情結”的代名詞。

歐里庇得斯——“心理戲劇的鼻祖”

代表作：《美狄亞》。寫取回金羊毛的英雄依阿宋的妻子美狄亞不惜殺害自己的孩子復仇的故事。在後來的女權主義者看來最早提出了婦女問題。

古希臘悲劇主要不是寫悲，而是在於表現崇高壯烈的英雄主義思想。根據亞里斯多德定義，古希臘悲劇“描寫的是嚴肅的事件，是對有一定長度的動作的摹仿；目的在於引起憐憫和恐懼，並導致這些情感的淨化；主人公往往出乎意料的遭到不幸，從而成悲劇，因而悲劇的衝突成了人和命運的衝突”。

古希臘喜劇

古希臘喜劇起源於祭祀酒神的狂歡歌舞和民間滑稽戲。公元前487年，雅典正式確定在春季酒神節慶中增加喜劇競賽專案。

古希臘喜劇大半是政治諷刺劇和社會諷刺劇，產生於言論比較自由的民主政治繁榮時期。這一時期的喜劇具有較強的批判性，尤其擅長諷刺當權人物。這時的喜劇被稱為“舊喜劇”。公元前5世紀雅典曾產生過三大喜劇詩人，分別是克拉提諾斯、歐波利斯和阿里斯托芬，只有阿里斯托芬有作品傳世。

阿里斯托芬（前446~前358年）生活於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雅典的城邦文明正在衰落之中，雅典社會出現了貧富分化、政治派系等現象，這些都稱為劇作家創作的素材。阿里斯托芬一生共寫過44個喜劇劇本，但完整流傳下來的只有11部，比較著名的包括《巴比倫人》、《雲》、《鳥》、《騎士》、《阿卡奈人》等。其中《鳥》是最優秀的作品，也是古希臘現存的結構最完整的寓言喜劇，是烏托邦喜劇的濫觴。阿里斯托芬是整個歐洲的喜劇之父，正是他奠定了西方文學中喜劇以滑稽形式表現嚴肅主題的傳統。

希臘化時代

公元前4世紀下半葉，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了整個希臘，並在帝國擴張的過程中將希臘文明傳播至東方，史稱希臘化時代。此時的古希臘文學已經接近尾聲，希臘文明的8中心也逐漸由雅典遷移至埃及的亞歷山大港。這一時期希臘文學的特點是脫離現實，講求辭藻，追逐傷感情調。比較有成就的領域是新喜劇和田園詩。

所謂新喜劇，是相對於阿里斯托芬時代的“舊喜劇”而言的，其特徵是不談政治，迴避嚴肅話題，而更多的表現社會風俗，用曲折的情節和雅緻的風格取悅觀眾。米南德（前342~前292年）是古希臘新喜劇的先驅和代表人物，共寫過105部喜劇。他的很多作品都完整流傳下來，包括《恨世者》、《薩摩斯女子》等。米南德的喜劇往往有比較複雜的愛情背景，特別注重劇中人物性格的刻畫，深刻的影響了17世紀英國劇作家。

忒奧克里託斯（前310~前250年）是希臘化時代田園詩的首創者。他詩風活潑、優美，現存完整詩篇30首。古羅馬的維吉爾就曾模仿他的風格，創作了著名的《牧歌》。這一時期著名的詩人還包括阿波羅尼俄斯等。

特點

一：理想主義

古希臘的一個重要的美學思想就是和諧是美。古希臘人很早就提出黃金比例的觀點，並運用於繪畫雕刻。畢達哥拉斯學派哲學觀一最根本的思想，就是宇宙和世界按照“數”的關係和原則構成的，因此是最和諧的`最具有數的規律性。文學作品中，男性大多具有非凡的力量`英俊的相貌`發達的肌肉。女性則有驚世的容貌，誘人的胴體。神其實與人一樣擁有情感`缺點，只是他們擁有人不具有的神力，換言之，神只是理想化了的人。

二：人文主義

文藝復興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義決不偶然。古希臘文化起了重要作用。希臘人重視個人價值，追求自由，享樂。希臘神話中經常出現半神般的英雄，像赫拉克勒斯`忒修斯`珀修斯等，不需要再舉例。神同人一樣，追求女色，爭強好勝。

三：理性主義

希臘人是奔放的，擁有所謂的“酒神情緒”。但比起其他民族，理性色彩還是比較突出的。古希伯人信奉上帝`埃及人崇敬太陽神，印度人膜拜的就更多了。希臘人對神的態度與其說是崇拜不如說追求嚮往。人甚至敢開神的玩笑。這種理性主義使得蘇格拉底可以為真理喝下毒酒。希臘人將這運用到哲學，思考世界的本原，探討悖論的邏輯；運用到科學，研究槓桿`滑輪`浮力，發現數的奧秘。

四； 悲劇性。

自身的追求與命運的矛盾，就形成悲劇。嚴格說，每個民族都有悲劇性，但希臘最濃，似乎只有日本與其向近。荷馬史詩就是悲劇的代表。阿喀琉斯和赫克托爾是兩種典型的悲劇人物。前者是自身追求與命運矛盾，後者是自身思想與國家使命矛盾。這裡不詳加介紹。

五：雄偉性。

這點是上面一點的延續。悲劇不是側重寫悲，而是寫悲壯雄偉。希臘的史詩戲劇大多體現英雄主義色彩，抒情性較強。語言高亢，句式短促。希臘建築帕特農神廟高大壯觀，雕塑《擲石餅者》形象健美，都體現這一點。

希臘是城聯邦，各城即是獨立的奴隸制國家，沒有統一的政體。所謂的希臘文明是個包羅永珍的文明，好象是雅典文明、特洛伊文明、斯巴達文明等等。比較注重哲學，數學、天文學等科學，總得來說比較先進。

羅馬文明更為複雜，一般我們說的古羅馬文明好象說的是羅馬第一帝國以及此前的羅馬共和國。羅馬從政體上看是統一的，實行聯邦民主制度。較早地開創和實踐了民主的概念。政體上很像現在的美國。與希臘文明相比較，羅馬是個強大的國家，但文明遠落後與希臘。因此羅馬的文明是從希臘繼承來的。這點與中國古代元、清等朝代有相似之處。古羅馬受斯巴達影響很大，崇尚意志，有一種潛在的唯心哲學的雛形。另外，羅馬的疆土的廣大，使得羅馬文明具有更大的多樣性，包括繼承吸收了希臘文明、迦太基文明、緋尼基文明、日爾曼文明、埃及文明甚至早期基督教文明等等。典型的強式文化，影響力大、多樣、開放。

哲學

蘇格拉底和他的學生柏拉圖及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被並稱為“希臘三賢”。蘇格拉底出生於雅典，被後人廣泛認為是西方哲學的奠基者。柏拉圖寫下了許多哲學的對話錄，並且在雅典創辦了知名的柏拉圖學院。亞里士多德 在柏拉圖學院生活了20多年，在許多領域都留下廣泛著作，包括了物理學、形而上學、詩歌、生物學、動物學、邏輯學、政治、政府、以及倫理學。

文學

公元前五世紀，雅典產生三大喜劇詩人：克拉提諾斯、歐波利斯和阿里斯托芬。只有阿里斯托芬傳下一些完整的作品，被譽為希臘“喜劇之父”。傳說阿里斯托芬一共有44部作品，現僅存11部，包括《阿卡奈人》、《鳥》和《和平》等。

活躍於公元前五世紀到四世紀的歐里庇得斯、埃斯庫羅斯和索福克勒斯並稱為希臘三大悲劇大師，他們都在雅典生活過。埃斯庫羅斯共創作90部悲劇和笑劇，而留下的只有7部，代表作《阿伽門農》，描寫一個家族復仇的悲慘故事；索福克勒斯一生共寫過123個劇本，如今只有7部完整的流傳下來，《俄狄浦斯王》是他的代表作，展示了富有典型意義的希臘悲劇衝突——人跟命運的衝突；歐里庇得斯他一生共創作了九十多部作品，保留至今的有18部，完全將視線從神身上轉移到了人，主角以小人物為主，而非對遠古英雄的崇敬，代表作品包括《厄拉克特拉》和《特洛伊婦女》等。

音樂

目前，論及歐洲最古老的音樂文化，莫過古希臘音樂了。

希臘從神話時代開始，就對音樂與藝術極為重視。從公元前3200至前1200年的“愛琴文化”時期，人們從當時的墓穴畫裡得知，那時人們的音樂生活，多是用歌唱和樂器演奏相伴的歌舞或舞蹈。人類自埃及、美索不達亞進入希臘時代後，音樂開始有了科學化的研究；而後，在公元前776年，第一屆奧林匹克大會召開時，也正是希臘及其領屬的小亞細亞（今土耳其）沿岸，音樂特別發達的時期。

古希臘文化繁盛期，據堀內敬三《西洋音樂史》一書的記載，是從公元前650年至公元前338年之間，因此較埃及美索不達亞的極盛期為晚。當時的音樂形式種類有歌曲、歌舞和音樂劇。在樂器方面，也大都繼承此一前期的古代樂器。當時，在希臘使用最廣的是里拉琴（LYRA），據說著名的盲詩人荷馬（HOMEROS）曾經用里拉琴伴奏，演唱他的兩大敘事詩《伊里亞特》和《ODYSSEY》。這一時期，詩人薩福（SAPPHO，公元前十世紀，熱情奔放的女詩人）開始活躍，繼而進入敘事詩的最繁盛期。

此時，古希臘的音樂體裁極為豐富，有祭祀歌、飲酒歌、婚禮歌、情歌、慶賀歌，對神靈的讚美歌，對英雄的頌歌。很多是載歌載舞的。人們有這樣一個觀念：“年復一年地舉辦競技和祭祀，我們便使得心靈有休息的可能，正如在家庭環境的常規中，我們有日常的娛樂以驅除憂悶和怠倦。”

古希臘的音樂劇很繁榮，著名的悲劇作家與作品，

如埃斯庫羅斯（公元前525年——前456年）的悲劇〈被縛的普羅米修斯、〉索福克利斯（公元前496年——前406年）的〈俄狄浦斯〉

和歐里庇得斯（公元前480年——前406年）的〈伊斐姬妮在陶裡德〉、〈伊斐姬妮在奧裡德〉；著名的喜劇作家與作品，如阿里斯托芬（公元前450年——前388年）的〈阿卡奈人〉。

隨著敘事詩和音樂劇的興盛，音樂的地位日益提高，人們開始關注於音樂理論的研究。公元前四世紀，在柏拉圖的〈國家論〉和亞里斯多德的〈詩學〉裡，都曾論及到音樂對國家社會的重要作用以及有關藝術的一些問題，這與中國古代孔子所主張的禮樂思想如出一轍。在幾乎同一年代，在遠隔重洋的兩個地域，竟然產生如此相似的思想，實在令人深以為趣

說真的，希臘的科學界真的是群星璀璨，中國拍馬也趕不上啊。西方現代科學就是拯救恢復被羅馬人丟進垃圾堆的這些超級大能的學說而崛起。

不過現在不用遺憾了，大家坐在同一個起跑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