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裡並不是一個現代意義的財政國家，民國並沒有完成財政國家的建設。真正意義的財政國家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票號的興盛是民國前的王朝財政不完善的需要和補充。

中國第一家票號誕生於1823年，名為“日升昌”，票號在將近一個多世紀的經營中，雖然歷經磨難但最後都在山西商人的智慧經營中化險為夷。但在20世紀初，曾經輝煌一時的票號卻經歷危機，在內憂外患下急劇衰落。

1898年，通商銀行的創辦人盛宣懷給光緒帝上了一份奏摺，他建議讓通商銀行包辦所有的官餉的匯兌業務，這標誌著中國新興的金融機構-銀行第一次成為傳統金融機構山西票號的有力競爭者。銀行新式組織的經營範圍要更加廣泛，方式也更加規範，適合近代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對原有票號產生一定的衝擊。據統計，1906年票號匯兌公款額達兩千二百五十餘萬兩，之後逐年下降，到1911年只剩下五百三十萬兩，幾乎減少四分之三以上。官餉匯兌市場的大幅度萎縮讓票號的經營空間越來越狹窄。

與此同時，外國在華銀行也極力與中國票號爭奪僅存的民間匯兌業務，對票號的生存造成了很大的威脅。天津對上海的棉紗款項年匯兌額約一千萬兩，其中由外國銀行經辦的竟佔一半，國內錢莊、銀號經辦的約佔30%，而票號經辦的只佔20% 。外資銀行和新式銀行與傳統的山西票號在晚清動盪的社會局勢中展開了較量，腹背受敵的票號在清政府和洋行的雙重壓迫下漸落下風。

1908年春天，清政府頒佈了《大清銀行條例》。條例要求所有的票號不但要註冊還要公佈財務報表接受公開透明的監管。但票號的賬目涉及到社會上很多人的資金往來情況，把這些保密賬目公開就意味著票號會損失大量的客戶嚴重影響了票號的經營。

《大清銀行條例》頒佈後，山西票號“蔚豐厚”北京分號經理李宏齡為應對危機提議各家票號共同出資組建一家名為“晉省匯業銀行”的股份制商業銀行，舉全省票號之力應對變幻莫測的局勢。但在那一時期的山西大院裡大多數晉商家族的三代、四代，與他們先祖積極擴張的心態完全不同，現在的東家們大多一改勤勞本分的祖訓，仗著家產豐厚肆意揮霍，不懂對票號的經營管理，一心只想守住對於自家票號的經營權極力反對成立股份制商業銀行。最終，雖經過各種努力但李宏齡關於成立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提議還是被票號的東家拒絕。在這場票號業的變法中，僥倖心理和鼠目寸光讓票號東家們扼殺了這場票號行業的變法，票號就這樣喪失了最後復興的時機。

1910年，在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裡流通著一種“橡膠股票”。在外國洋行的煽動下，幾個上海商人向票號和錢莊借款，買入大量“橡膠股票”，但隨後股市狂跌，股票幾成廢紙，在上海灘曾經如日中天的兩大“南幫票號”——“源豐潤”、“以善源”相繼倒閉。隨著上海灘兩大金融巨頭的倒閉，全國各大城市都陷入一片恐慌之中，而這些地區的民族資本金融機構幾乎處在瀕臨崩潰的邊緣，但讓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是在巨大的金融危機之後破壞力更加嚴重的政治海嘯即將到來。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在這場以推翻帝制為目的的革命中，本已脆弱不堪的票號行業遭受了最後的重創。在這次戰亂中，票號各地的分號也遭到革命劇洗劫，損失慘重。然而除了戰亂的浩劫，更讓票號經營者難以承受的則是晚清王朝的覆滅。清王朝滅亡後，山西票號墊借的政府公款無人承擔，各地政府的大量財政借款也無法收回，放給京中王公大臣的款項更是難以清理。

就在這場混亂的政治變局中，蒙古宣佈獨立，這不僅使得山西商人徹底退出了北方關外的市場，更為嚴重的是山西商人在這些地區的資產也幾乎化為烏有。在當時外蒙古地區實行公有制，山西商號的財產全部被沒收充公，可謂是損失慘重。在這場重大變局中，以經營中俄茶葉貿易和旅蒙貿易為重點的榆次常家、祁縣喬家和渠家、太谷曹家以及設在呼和浩特的“大盛魁”商號都開始走下坡路。

隨著駐外商號紛紛倒閉，這些家族的資產受到了致命打擊，而財富的急劇消減也必然影響到票號的生存。當票號經營出現問題的時候，票號的東家也不得不把全部的資產拿來賠償，很多票號損失慘烈，再者就是票號的兩權分離過於徹底，東家對號事不能管，全憑大掌櫃的“德”和“能”，缺少一個監督機制和民主決策機制，這一切都是票號後來衰敗的主要原因。

在危機最為深重的那些日子裡，票號的經營者們終於認識到合併重組也許是他們唯一的出路。為應對危機，在1911年，山西十幾家最著名的山西票號聯合起來成立了山西地方銀行有限公司。1913年10月，14家山西票號聯名向北洋政府提出申請，請求將各家票號合組，成立銀行。票號經理們寄希望於北洋政府，希望政府提供貸款支援或直接入股，但與當年清廷組建戶部銀行相比票號的地位明顯不利。儘管如此，剛剛成立不久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此時卻自顧不暇，混亂的局勢和舉步維艱的財政讓原本已經焦頭爛額的中央政府無暇顧及這些票號商人的請求，最終將票號拒之門外。

就在各家票號生死懸於一線的時刻，票號的東家們或許是已經對票號絕望，不約而同的停止了對票號的現金投入，各家票號都陷入到了債務泥潭，不良資產數目巨大，根本無法重組，缺少了資金支援的票號只能在猛烈的金融風浪中自生自滅。

1914年，與“日升昌”關係緊密的票號“合盛元”由於一筆數額巨大的借款無法全部收回而遭受重創（山西票號長期採用無抵押貸款的方式，即使在社會動盪的清末也只憑商家信譽，從不辦理抵押或擔保貸款，這雖然給予了客戶很大的便利，但是如果出現風險，對於票號的打擊卻是致命的）。當“合盛元”向“日升昌”求助時，日升昌票號北京分號的經理出面擔保，在京城融資，竭力挽回頹勢。但這時整個票號行業銀根緊縮，都沒有多餘的現銀，“合盛元”宣告破產。隨後債權人就找到了當時為它做擔保的“日升昌”要求出面還錢。1915年3月，“日升昌”東家李五典被捕，李家全部財產被沒收，一時間日升昌票號的聲譽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各地分號紛紛遭到擠兌而關門歇業。

當“日升昌”正在生死線上苦苦掙扎之時，厄運先後降臨到了其他票號的身上。

1921年，隨著“蔚豐厚”的歇業，“蔚字五聯號”便徹底消失了，介休侯家百萬傢俬化為烏有，東家最後也因凍餓而死。

富商渠本翹所在的渠家經營的票號生意一直維持到了1935年，但由於渠本翹和其父渠源楨的先後離世，渠家所創立的“三晉源”票號也無奈的走向衰落。

1937年，喬家經營的“大德通”票號倒閉，喬家子弟紛紛搬出山西，家業也江河日下。

1923年，“日升昌”重新復業，經債權人同意，以債權入股，保留日升昌招牌，勉強維持經營，但這時的日升昌票號規模已大大縮小，分莊除北京、天津等地外其餘全部收撤。

1932年，“日升昌”票號改營錢莊業務，直到1953年公私合營，苦苦支撐了100多年的日升昌才徹底關門停業。

在中國第一家掛牌的票號是“日升昌”，最後謝幕的仍是“日升昌”。競爭的加劇、守舊的思想、管理上的缺陷、經濟的危機以及政局的動盪，在這種種原因的促使下票號從“匯通天下”到紛紛倒閉，在經歷了將近一個半世紀的風雨之後，中國最早的金融體系——票號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山西票號崛起於明未，興盛於滿清。滿清能成功崛起入主中原和山西票號也有很大關係。明未之晉黨通敵賣國實乃漢之恥辱。縱貫滿清一朝，山西票號居功至為。而20世紀乃是滿清滅亡之際，又是中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華走向現代化之發端，需要的現代銀行。而山西票號未隨著轉型，更不上時代，消亡是可期的！！

晚清時期，中國本土上出現了一種極具中國特色的金融機構——票號。他產生後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走向輝煌，而且曾經統治中國金融市場長達半個多世紀。然而在歷史的長河中他又像一顆流星，絢爛的光芒只是一閃而過，在民國建立後迅速消失，滅絕得比恐龍還要徹底。現在世界上的金融機構中沒有任何一個是票號的直系甚至旁系後代。發生這種現象可能有諸多原因，在這裡筆者只是想從票號的興盛和衰亡過程中尋得一點蛛絲馬跡。

票號出現之前中國的金融機構主要有錢莊和賬局。錢莊主要辦理銀錢兌換和發“錢票”。賬局主要是放高利貸，放貸時往往預先扣除百分之十的本金，利率在“月息三分”左右，類似現在小貸公司。錢莊和賬局都是地區性小型金融機構，一般只在本地做業務，不去異地發展。票號和他們最大的區別就是開始經營匯兌業務，異地可以存取款，機構遍佈當時全國主要商業城市。

票號產生於實體經濟的需求，隨著晚清商品經濟的發展，大宗貿易規模不斷擴大，遠距離運輸貨物和收取資金的需求不斷增加。在晚清的交通、通訊條件下，如果商號自己從異地收取現金（銀兩和銅錢）運回本地，不但運輸成本高、風險大，而且週期很長，使資金週轉很慢，嚴重影響經營效率。這就需要發揮社會分工的作用，由專門的機構來完成資金的異地運輸工作，產生規模效益、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票號也就應運而生了。票號初期的業務只有匯兌，也就是“不生產錢，只做錢的搬運工”。利潤來源於“匯水”也就是長途搬運手續費。在經營中，票號逐漸發現，有一些長期合作的商號覺得每次匯款時再把銀子存到票號太麻煩，就把一定金額的銀子提前放到票號，要匯款時通知票號。也有的商家急於向異地匯款，但是臨時週轉困難，讓票號先開出匯票，承諾在匯票取款之前把錢交齊，並且給票號一定的利息。票號發現這兩種業務也非常有利可圖，甚至可以用客戶存在自己這的錢先墊付給賒賬匯款的人，而自己沒有支付什麼成本就賺了錢，逐漸有意識的發展存、貸款業務，成為了一個真正的金融機構。

票號初期主要是支援“實體經濟”的，所作的業務主要是商業匯兌，例如據記載，1853年日升昌河口分號共收匯款181043兩，其中商號交匯的佔74.3%，官員交匯的僅佔2.1%。如果如此發展下去，票號估計也就在歷史長河中默默無聞了。轉折點出現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引發轉折的是太平天國運動導致的清政府財政危機。要說清這個事還是要先簡要解釋一下清朝的財政稅收體系。清朝中央集權空前強大，中央政府掌握國家全部財政收入，清朝財政機構設定體現了中央總攬財權的指導思想，中央設戶部，戶部銀庫為天下財賦總彙。各省設布政使司，主管地方財政事務，布政使司是戶部的地方分支機構，而不是隸屬於地方政府的財政機構。各地要將稅收除按中央制定的金額交各地藩庫外，其餘全部押送京城戶部，這部分稅款叫做“京餉”這是一項龐大而艱鉅的工程。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前，押送工作由軍隊負責，民間不得插手。由於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清政府軍隊被打垮，稅收押運系統癱瘓，南方稅收難以透過常規渠道由官方押送到北京，清政府財政瀕於崩潰，不得已放棄了嚴禁各省將京餉交商匯兌的規定，從此以後各地稅銀大規模透過票號匯兌。太平天國被鎮壓以後，清政府又開展洋務運動，在沿海地區開辦大量的工商業實體，需要大量資金，這些資金都是靠全國各地稅收支援，而依然要透過票號匯兌。這使得票號每年都有鉅額的流動資金，對票號的快速發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這鉅額的財政資金就像一把雙刃劍，為票號迎來大發展同時也從此徹底改變了票號的發展方向。

票號合法匯兌官銀以後，逐漸衍生出一個新的業務品種——地方債。清朝地方督撫往往由於各種原因難以按時收齊稅款，但是京餉上交卻無法拖延，歷史上地方督撫為了按時完稅向商家借錢交稅待稅收收齊後返還的事情屢見不鮮。但是在票號產生前，這種借款對雙方都存在較大風險，對商家而言官府能不能按期還款存在很大不確定性，官府不還款還沒有救濟手段。對官府而言，這種借款交稅的方法本身就是違規操作，而且單個商家實力有限要借齊款項也頗費周折。票號匯兌官銀以後，官府和票號雙方逐漸發現，對方都是在借錢完稅這件事上最佳的合作伙伴。從票號方面說，由於官府每年都要把京餉交票號匯兌，票號手裡等於有了“保證金”不怕官府借錢不還。而從官府方面來說，票號資金實力很大，很容易借稅款，而且票號稅款需要票號匯兌，那麼匯兌的稅款是借的還是收的只要雙方不說朝廷也很難查清楚。票號從此做上了“向地方政府融資”的業務，而且發現這個業務是在是非常的賺錢。在巨大利潤的驅使下，借錢給官府、給朝廷逐漸成為票號業務的主體。例如，據資料記載，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後粵海關由於難以完成稅收任務，而向票號借款交京餉，以後稅收仍不見起色只能年復一年向票號借款，1870年以後，每年借款經常超過一百萬兩白銀。到清朝後期，由於對外鉅額賠款造成的財政持續緊張，政府各項開支幾乎都靠向票號借款支撐。甲午戰爭以後由於鉅額賠款需要由地方徵收再彙總對外支付，清政府交票號匯兌款項逐年提高，到1900年後每年交票號匯兌的銀兩高達一千萬兩以上，最高年份高達兩千萬兩以上。票號掌握大量低成本資金後，大力擴充套件放貸業務。在此期間票號利潤大幅提升，例如，據資料記載，大德通票號，1888年利潤只有兩萬四千兩，到1908年利潤高達74萬兩，真是“躺著賺錢”。

到這個時候票號和官府就變成了一種“共生關係”了，票號的主要業務來源和利潤來源都是官府了，因此票號間搶業務也就變成了“潛規則”官員了。官員對此也心知肚明，官員可以將公款無息或低息存入票號，使票號獲得無成本資金，而票號對官員個人的貪汙所得則給予優厚利息，並嚴格保密。票號採取各種手段爭取當權官僚客戶，時人對此種現象曾有評論說“博得長官之歡心,青芙自然飛來”否則“交遊不廣，官路不通，而利微矣”。

就像曇花一現的所謂“同光中興”一樣，票號這種畸形繁榮也是難以持久的。另一個轉折點在二十世紀初出現了。為了進一步推進大清金融近代化，1905年和1907年戶部銀行和交通銀行兩家清政府官辦銀行先後成立。戶部有了“親兒子”，票號就要靠邊站了。戶部銀行成立後，清政府規定，各省應上交戶部款項，一律交戶部銀行兌交京師。官辦銀行憑藉自己掌握的權力後盾，逐步搶佔了票號各項業務：原先由票號交兌的京餉改由銀行交兌，斷絕了票號的“存款來源”，原先由票號借款墊付的稅款和賠款，改向銀行借款。同時，銀行給出比票號更高的存款利息，票號自己嘆息他們的存款“至多不過四釐息”銀行則可到“五六釐”，工商業匯款和借款也由票號轉向銀行，到這個時候票號的命運已經註定，剩下的只是苦苦掙扎。

和清政府捆綁在一起的票號，給它最後一擊的就是清政府的垮臺。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社會大動盪，存款人紛紛擠兌，而動盪中票號根本無法從借款人處收回借款，又沒有政府信用支援，導致票號最終紛紛破產，從此在歷史舞臺上徹底消失，只在山西老家留下一個個空院落，宛若恐龍滅絕後留下的化石。

票號是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產生，遇到社會劇烈轉型而突然興盛，又在社會進一步劇烈轉型中消亡。票號從實體經濟需求中誕生，而由於搭上了清政府財政這條船走向興盛，又無情的被清政府拋棄而走向消亡。一個在市場競爭中產生的金融機構，拋棄市場奔向權力，其命運就成了“其興也勃，其亡也忽”。這也許就是票號帶給為我們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