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四世紀末到三世紀初，地中海世界呈現出一派“大眾創新”的盛況。“創業板”上雄州霧列：斯巴達的風格是堅持主業，不斷做減法。雅典的優勢是審時度勢，整合資源。從一個原本偏僻的小國馬其頓，出來了一位千載難逢的軍事天才亞歷山大大帝，他只用13年的時間就創造了“市值第一”的帝國。

但亞歷山大的帝國其興也勃，其亡也忽。公元前323年，年僅33歲的亞歷山大在巴比倫發高燒身亡，龐大的帝國隨之分崩離析。他的兩個部將，托勒密和塞琉西，分別佔據了埃及和敘利亞，成功地“借殼上市”，馬其頓王國的本部經歷了60多年的動盪之後，透過安提柯二世的重組，也逐漸穩定下來。在地中海南岸，迦太基憑藉海上優勢，雄踞西地中海，規模不斷擴張。

當時，幾乎沒有人會想到在義大利半島上一群逃亡者建立的羅馬，才是這一地區最終的王者。羅馬人自稱是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的後代，他們的祖上在特洛伊兵敗城破之後一路漂泊，最終到達臺伯河下游的七座小丘，才落草為安。事實上，這不過是一群打家劫舍的土匪，因為光棍太多，沒有姑娘，他們就去搶奪、強暴附近撒賓族的婦女。公元前509年，羅馬進入“共和時期”。從公元前5世紀初開始，羅馬先後戰勝了附近一些部落，成為義大利半島上的霸主。

從公元前220年到公元前167年，是羅馬擴張的關鍵時期。按照古希臘歷史學家波里比阿（Polybius）的說法，“沒有人在其性情上會如此狹隘或冷漠，乃至不想去探究羅馬人究竟是利用何種方法，以及在何種政府體制之下，在不到53年的時間，將幾乎整個人類所居住的地方都納入他們的統治，這是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的成就。”這段話是一個戰敗者對勝利者心悅誠服的讚美。

波里比阿出生在公元前3世紀末，他的故鄉邁加洛波利斯（Megalopolis）是當時希臘城邦的兩大聯盟之一亞該亞聯盟的成員。

公元前171-168年，爆發了羅馬與馬其頓之間的戰爭，馬其頓戰敗。亞該亞聯盟在這場戰爭中猶疑不決、瞻前顧後，惹惱了羅馬的元老院。公元前167年，大約1000名亞該亞人被送到羅馬審判，一去就被羈留了16年。波里比阿到達羅馬之後，很幸運地與“非洲征服者”西庇阿的養子小西庇阿（Scipio Aemilianus）相識，成為小西庇阿的家庭教師，與羅馬上層社會交往甚密。

波里比阿的名著《歷史》記錄了從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146年之間的歷史。在這段時期，羅馬與迦太基名將漢尼撥苦戰多年，最終摧毀了迦太基。羅馬軍隊東征西伐，在西邊征服了西班牙，在東邊滅了馬其頓、科林斯，控制了整個希臘。地中海上，已經無人能夠與羅馬抗衡。羅馬帝國的基業，正是在這一時期奠定的。

為什麼羅馬帝國能迅速崛起？波里比阿談到了羅馬在戰術上的創新，比如迦太基的海軍力量更為強大，羅馬軍隊則擅長陸戰。於是，羅馬軍隊發明了一種特殊的裝置，綽號“烏鴉”，即裝在船頭的一套活動舷梯。當羅馬的戰船和迦太基戰船相撞之後，羅馬戰船上的“烏鴉”就會從天而降，落在迦太基戰船的甲板上，牢牢地把兩船固定在一起，羅馬士兵乘機登上迦太基戰船，短兵相接，如履平地。這一“秘密武器”一下子扭轉了羅馬和迦太基在海戰中的優劣對比。他也談到羅馬軍隊組織高效、紀律嚴明，對羅馬軍隊如何安營紮寨、排兵佈陣、以及將士的武器裝備、盔甲制服，均有詳細的介紹。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波里比阿強調的是歷史深處的體制力量。在他看來，羅馬在政治體制上的優勢，才是其迅速崛起的最重要原因。波里比阿描述了政治革命的週期：最早是賢明的國王，建立的是王權政治。人們之所以推選國王的後代當權，乃是因為相信他們會和先王有著一樣的胸襟和氣度，但“王二代”往往令人失望，王權政治淪落為僭主，甚至暴君統治。一個社會中最有地位的貴族們就會起來驅逐暴君，建立貴族統治。好景不長，貴族統治逐漸腐敗，又會蛻化為寡頭統治。被統治者的失望最終變成了絕望，他們會趕走貴族，建立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一樣會孳生蠹蟲，人們會習慣慷他人之慨，覬覦鄰居的財富，民主政治又淪為暴民政治。週而復始，萬劫輪迴。但在波里比阿看來，羅馬的政治體制卻融合了王權政治、貴族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優點，是最優秀的憲政典範。執政官手握大權，但卻要向元老院彙報。元老院決定財政收支、訴訟外交，但也會受到平民大會的節制。

波里比阿的描述不免有疏漏和失真之處。和迦太基財大氣粗、大量依靠僱傭軍相比，羅馬軍團主要由公民和義大利聯盟的友軍組成，軍心更加穩定，士氣更加高漲。不可否認，這確是羅馬的體制優勢。但是，羅馬的公民權有名無實，理論上講，羅馬公民都具有參政權，但其對政治的影響力有限。元老院總是能夠透過各種手段，扼殺平民階層的奪權。羅馬公民能夠享受到的福利也很少，主要是窮人能得到一些“救濟糧”，但就算這些“救濟糧”也時多時少、時有時無。正因為如此，羅馬才和希臘諸城邦不同，當征服了周邊部落之後，羅馬會“慷慨”地把公民權給予被征服者。

如果再仔細去看，羅馬的公民權也分不同的等級，猶如中國古代的“五服”制度，從內到外，由近及遠，一層層擴充套件和稀釋。與羅馬結盟的義大利其它邦國，或因戰敗而臣服羅馬的人民，能夠享受到的權利是有差異的。羅馬城外的公民因居住偏遠，實際上無法行使其公民權；羅馬在外建立的拉丁殖民地的居民，只享受部分的公民權，只有移居羅馬之後，才能享受充分的公民權；拉丁殖民地的當地精英，可以被賜予羅馬公民權，以此吸納地方精英；與羅馬結盟的義大利和希臘的部落或城邦，與羅馬分別訂立不同的條約，打仗的時候要出兵，有了戰利品也可以分一本羹。正是藉助這樣的“分層管理”體制，羅馬才能對其盟友“分而治之”。在對外擴張的戰爭中，羅馬儼然是最大的股東，享受到最多的好處，其它義大利聯盟的成員則好似小股東，也能利益均沾。

在羅馬漫長的歷史中，這一體制並非總是有效的。貴族與平民的政治鬥爭貫穿了羅馬帝國的大部分歷史，留下了無數暴力和流血事件。公元前91-88年，義大利半島上爆發了“同盟者戰爭”，義大利聯盟的成員不滿於來自羅馬的不平等待遇，紛紛揭竿而起，他們建立了自己的首都，建國號為義大利，選舉了自己的執政官、元老院，還鑄造了自己的錢幣。派去鎮壓造反者的羅馬將士心情是複雜的。他們的敵人就是昔日戰場上的兄弟，羅馬的敵人和羅馬軍團的作戰方式一模一樣。

想要從體制上找出決定一個組織、一個國家興衰的原因，很可能是一種虛妄。體制猶如基因，基因代代相傳，但也會出現變異。這些變異或是隨機的失誤，或是過度自信的狂熱，或是走投無路時不情願的試錯。但基因的變異本身無法決定物種的生存和進化。更偉大的力量來自環境的選擇機制：適者生存、優勝劣汰。

當一個組織、一個國家在上升時期的時候，它所遇到的失敗和成功都是一種祝福。羅馬並非無往而不勝。公元前390年，高盧人突然入侵，佔領了除衛城之外的整個羅馬，羅馬人不得不付出鉅額的贖金，才送走高盧人。公元前321年，羅馬人在義大利南部被薩莫奈人圍困，全軍繳械投降，從敵人用長矛架起來的“牛軛”下低頭走過，滿心屈辱。公元前216年，著名的坎尼戰役爆發。當時羅馬軍隊有步兵8萬，騎兵6千，而漢尼拔只有步兵4萬，騎兵1萬4千。但漢尼拔竟然用比敵人少一半的兵力包圍了敵軍，羅馬損失了7萬餘人，漢尼拔只損失不到6千人。但所有這些失敗，對羅馬帝國的崛起反而都是激勵。

當羅馬由盛至衰的時候，它所做過的成功的嘗試，最後也會釀成失敗的苦果。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記載了羅馬面對蠻族和基督教時的種種努力：試圖招募蠻族加入羅馬軍隊，在邊境安置蠻族，給他們土地、農具和牲畜，但他們反而成了其它蠻族入侵時的內應；對基督教的態度由迫害轉為支援，但教興國敗，基督教使得人們更關注天國的回報，而非塵世的政治，羅馬帝國境內的宗教之爭不僅沒有消弭，反而愈演愈烈。吉本忍不住哀嘆：歷史不過是“人類的罪行、愚蠢和不幸遭遇的記錄。”

透過以上的閱讀，希望大家對羅馬帝國的崛起有一定的瞭解。

羅馬帝國的正式名稱為元老院與羅馬人民，在成為帝國之前有過數百年的共和制，在斯巴達起義之後羅馬進入軍政掌權，屋大維成為羅馬獨裁者，從此羅馬進入羅馬帝國時代。羅馬的強大在於能夠給予被征服地人民公民權，各地區享有程度不等的自由、自治權力，各行省與義大利的經濟共同發展。羅馬統治階層善於求實至用，學習各地的先進文化和建築、農藝、軍事、法律等。

儘管故事仍在流傳，但從王國到共和的神秘轉變卻遺失在了時間的迷霧之中。羅馬帝國的征程始於向南擴張，他們打敗併吞並了義大利半島上的其他國家。和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擁有土地和財富的軍事領袖與貴族往往佔據主導地位，於是故事便由他們來講或他們花錢請人來講。偉大的羅馬帝國並不是一個已有的概念。在這方面，它和大英帝國很像。它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由一個又一個勝利堆砌而成，而不是事先就計劃好要征服如此廣闊的一片土地。

羅馬人樂於借鑑其他民族的想法，對希臘文化極其尊敬。他們只有少數幾個真正的對手，迦太基就是其中一個。羅馬人花了好幾代的時間才將其打敗。波斯和羅馬會由於貿易問題大動干戈，但誰也沒有真正打敗過誰。和希臘人一樣，羅馬人認為自己的大多數鄰國都是未開化的野蠻人。但他們卻忘了，曾經伊特魯里亞人也覺得自己比羅馬人更優越。

我不打算將羅馬帝國的整個歷史都寫出來。羅馬從一個由富人參政的共和國轉變為一個由皇帝和其親信統治的帝國經歷了好幾代人的時間。朱利葉斯·凱撒在法國高盧一役大獲全勝，贏得了羅馬人民的擁戴。在他的獨裁統治之下，羅馬雖然還保留著參議院這一民主形式以及羅馬人民的正式投票權，但參議院其實已經變成了一個沒有任何實權的空殼子。他被謀殺之後，奧古斯都繼承了他的衣缽。雖然他討厭繁文縟節，但他還是憑藉傲人的軍事成績極大地擴充套件了手中的獨裁權力。表面上，羅馬仍然是一個共和國。但過去幾百年間的不斷擴張已經讓羅馬帝國初具雛形。羅馬人十分擅長戰鬥，很少會因為輸掉一場重要的戰爭而心灰意冷。即使等上50年，他們也一定會捲土重來將對手打敗。

羅馬帝國獲得土地的方式有好幾種，有的是外國為了尋求羅馬的庇護主動留下的，有的是死後捐贈出來的，有的則是被征服的。在某些鄰國的眼中，羅馬帝國的生活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從城鎮和人們的生活方式逐漸羅馬化就可以看出這一點。在奧古斯都的治理之下，貿易往來和道路安全得到了改善。在他之後，雖然也出現了一些不錯的皇帝，但大部分都十分殘暴。不過，沒有誰的在位時間有超過奧古斯都。因為爭奪帝位，羅馬還爆發了多次內戰。

羅馬共和國末期，局勢動盪，西元前44年，愷撒遇刺身亡，遺囑指定屋大維為其繼承人。時年19歲，身在希臘阿波羅尼亞軍中的屋大維得知訊息後，立即行軍回到羅馬。勢單力薄的屋大維設法與愷撒的同僚馬克·安東尼、雷必達結盟，開始清理內患。在此後，羅馬西屬屋大維，東屬安東尼，西元前32年，屋大維向安東尼宣戰，並取得最終勝利，羅馬共和國由此進入帝國時代，而羅馬帝國也宣告建立。 屋大維在位期間，改革軍事，裁減軍備，並建立了帝國第一支常備軍團和近衛軍；設立內閣，以協助皇帝處理政務；創辦“國稅局”，以總攬財政權；重整行政區劃，劃分元老院行省與皇帝行省，以確立皇帝的最高軍權。此後，羅馬帝國開啟了各國征戰，再後來便是羅馬帝國在歷史舞臺上的演變史。

可以說，帝國的崛起除了是出現有能力統領國家的領導人外，也是一種發展必然，可以概括為內外兩部分原因，內是政治法規的缺乏，外是外族的侵略。雙向壓力下，映襯著羅馬帝國的崛起。  

羅馬變成大國並非一日之功，在其將版圖擴大至220萬平方英里（570萬平方公里）之前，它曾飽受一個強大城邦的威脅，這個城邦就是迦太基。

很長時間以來歷史學家都認為，羅馬財富的增長是始於第二次布匿戰爭（公元前218年-公元前201年）的勝利，在這次戰爭中，羅馬擊敗了迦太基。迦太基因此喪失全部海外領地，交出艦船，並向羅馬賠款。如今，對古錢幣的研究也進一步證實，這場戰爭對羅馬來說是一個轉折點。

從迦太基獲得的戰利品和賠款成為了羅馬帝國發展的經濟基礎。此外，迦太基將伊比利亞半島的控制權交給了羅馬，這讓羅馬得以控制西班牙的銀礦。

研究人員提出，第二次布匿戰爭之後，是羅馬經濟新紀元的開始。有了戰爭賠款和掠奪而來的礦藏等資源為經濟基礎，羅馬日漸強大，最終崛起為超級大國。從迦太基獲得的財富，尤其是西班牙的銀礦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槍桿子裡出政權也是羅馬帝國化的最佳註解。

主要的起因在於羅馬打贏了第二次布匿戰爭之後，接管了迦太基勢力範圍之後，領地包含羅馬控制的同盟勢力範圍擴大到整個地中海周邊，作為領主和盟主的防務需求遠遠超過了布匿戰爭之前的程度。加上布匿戰爭羅馬雖是完勝，也是慘勝，輕壯人口大量損失。

這就導致了軍事上的一個矛盾產生，由於領地的擴大，防務上要求羅馬的軍團必須長期駐守或征戰，而羅馬的公民兵制是義務兵制，羅馬的公民兵除了戰利品，得不到任何收入，征戰還好說，戍邊是沒有任何收入的。家裡所有的勞力都應徵了，土地無法正常生產，士兵為了自身給養甚至需要大量舉債才能維持，最終導致了大量公民破產，而羅馬的應徵義務是和財產掛鉤的，有多少財產，承擔多少義務，提供多少兵力，享有多少投票權，是聯絡在一起的。一貧如洗的貧民是不能也沒資格應徵入伍的。當社會財富集中到一定程度，大量公民變成負債者，無產者，當這種狀況變成一種普遍狀況，而少數貴族能夠擔負起整支部隊的給養後勤時，羅馬的公民義務兵制就走到盡頭。而這種狀況發展到了不得不做出改變的時候，只需要再加上一位對羅馬共和國原有體制本來就談不上敬畏的將領從解決實際問題的角度來推動，改變也就順理成章了。

這位將領就是馬略。從出身來說，他不是羅馬貴族出身，血緣也屬於後來被授予公民權的“移民”後裔，而這位將領的才華在羅馬屬於孫武這個級別的，威望和能力極高，治軍嚴整。所以當羅馬疲於應對邊患征戰時，這位執政官的意見就變得極為重要了。

馬略頭像

公民兵制的糜爛體現在戰爭上，軍紀敗壞，鬥志全無，幾十年前布匿戰爭中堅韌不拔百折不撓的那支羅馬軍早已不見，回到北非戰場上竟然屢戰屢敗。臨危受命的馬略嚴肅了軍紀和條例，改公民兵制為募兵制，開始支付各級士兵軍官薪水。馬略迅速重整了羅馬軍威，贏得了朱古達戰爭……可說奠定了羅馬自馬略之後長期維持對外軍事優勢的根基。然而這個出色的軍事舉措也孕育了帝國的誕生。

這項軍事改革在當時看來僅僅是一個應有之舉，只為了兵源和常備軍問題，本來士兵就大量破產，再不給薪水，還要軍械糧食自備，根本沒人願意參軍，也參不起軍了。在不能重新分配利益土地，解決社會無業人口就業，進行社會變革的情況下，總所周知，想解決兵源問題和戰鬥力問題，唯有募兵一策可行。而這樣就導致了一個惡果: 軍事長官對軍隊的絕對控制。

軍團誰招募的，誰解決軍需問題，怎麼解決？組建軍團時，元老院解決一部分，軍團招募者解決一部分，出去後，能不能拿到足額軍費，看方面軍指揮官和元老院關係如何，看掠奪戰利品是否足夠。軍隊後面跟著大量商人，購買戰利品，銷售軍需。俘虜是最有價值的財產，由指揮官分配……所以，巨大的責任產生了絕對的權力，指揮官的能力和意圖決定了士兵軍官們的命運，羅馬的軍隊效忠的物件再非古典共和國時期的國家，而變成了部隊的長官。而且軍隊和長官之間也開始了微妙的平衡博弈。能否給軍隊帶來實際收益，能否維護士兵們的利益，能否讓士兵升官發財成為好長官的標準。這就使得軍隊產生了自己的意志，有了自己利益集團的思考。而能把這些玩得如魚得水的人，就必然能夠得到足夠的集權，對共和中國產生威脅，因為槍桿子在他們手裡。

玩得最溜的有三個人，蘇拉，凱撒，屋大維。蘇拉成為第一個率軍血洗羅馬政敵的獨裁者，而他在所有壞事做絕，能抓的權都抓完，能殺的政敵都殺完後（其中還差點包括了凱撒），出於個人的感情和歸屬感，把羅馬的各項制度恢復到了他當政之前的古典共和國時期，然後政歸元老院。然而這僅僅是表面，羅馬的權力在他之後也還是不可避免的集中到了幾個人手中，脫穎而出為國立下大功的英雄們手中。我們稱他們為巨頭。而在元老院政治得不到滿意結果，就付諸武力軍事解決這樣的先例一開，為後面的所有野心家打開了一扇新大門。無論蘇拉個人意願如何，羅馬已經奔著帝國的方向一去不復返了。

後面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巨頭凱撒獲得了內戰的勝利，成為寡頭。元老院內權勢也達到了頂峰，竟然能成為終身獨裁官，這和實際上的國王除了叫法不同，已經沒什麼區別了。即使共和派元老們陰謀刺死了凱撒，凱撒的軍隊還是唯尤里烏斯家族馬首是瞻，後三頭一個是凱撒的法定繼承人，屋大維，兩個是凱撒的部將，安東尼和雷必達。凱撒所有權力的政治繼承人，也必將在這三人中產生，最後的勝者大家也都知道了，是凱撒侄女的兒子屋大維。

而屋大維的政治天才讓他繞過了所有共和國對集權統治的限制，合法的被賦予了集權需要的所有權力，聽起來是不是很耳熟？沒錯，上一個照辦且獲得成功的人叫希特勒。所以，從他被稱為奧古斯都，第一公民，終身護民官那一年開始，羅馬被歷史正式記載進入了帝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