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接受不接受，並不由日本政府決定。

3月24日，國際奧委會委員迪克-龐德接受了電話採訪。他透露國際奧委會已經決定推遲東京奧運會。 “根據國際奧委會現在掌握的資訊，推遲這件事已經決定。具體的細則還沒有定下來，但我知道7月24日比賽不會開打。”

龐德在採訪中被問到了這個決定的影響，以及後續的措施。他迴應道：“會分步驟來。我們會推遲賽事，然後嘗試去解決各方面的分歧，這是接下來當務之急要處理的事。”

隨後媒體向國際奧委會詢問龐德的表態是否為官方立場，奧委會發言人並未正面回覆，只表示：“每位成員必須遵循奧委會的決定。”

根據此前國際奧委會的公告，東京奧運會賽程變更與否將在4周內決定。

這並不難理解，延期舉行意味著會將損失降至最低，甚至可以挽回，但如果取消就等於先前的250億美元鉅額投入打了水漂，同時也無法給日本低迷的經濟起到刺激作用。因此它無論如何都不能同意取消於今年7月24日舉辦的東京奧運會。

據《今日美國》報道，據資深國際奧委會委員迪克·龐德當地時間23日透露，2020年東京奧運會將推遲至2021年，而有關細節將在未來四周內製定。接下來的四周對於日本來說，是一個與國際社會博弈的過程，因為明年舉行奧運會就勢必會與其他體育賽事相互衝突。

值得一提的是，這已經是日本歷史上第二次被迫取消或者延遲舉辦奧運會，上一次是1940年因為二戰的緣故取消了。而此次則是史上首次由於疫情因素推遲奧運會。

如果不能有效協調，很可能還面臨著取消，近期加拿大和澳洲都已經宣佈不參加今年的東京奧運會，即使日本繼續堅持也沒有什麼意義，屆時大家都不來了，難道自己和自己玩嗎？如果沒有觀眾和大量的遊客，那對於奧運會是不可想象的，對於舉辦奧運會的東道主國來說，是無法接受的。

總之，當日本經濟經過了這“失去的20年”以後，奧運會就成為其拼經濟的一次重大機會，取消意味著巨大的投入無法回報，更意味著經濟復甦無望。再加上此次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和產業鏈的衝擊，日本更是希望藉機大撈一筆。因此我甚至覺得日本疫情防控後來逐步“穩住”，有可能是為了奧運會著想而採取了“特殊措施”。

日本在歷史上一共有三次奧運會的經歷：第一次是1940年的第12屆東京奧運會，但那個時候日本正在發動侵華戰爭，所以最後停辦了；第二次是1964年的第18屆東京奧運會，這一次日本真正嚐到了奧運會帶來的甜頭，因為他們憑藉著這一屆奧運會徹底走出了二戰失敗的陰影並且經濟實現了飛躍。及至2020年東京奧運會的時候，日本的經濟疲軟，國內GDP 缺乏增長的動力，因此安倍晉三政府一直把振興日本經濟的希望放在了這一屆的東京奧運會上，為此，日本政府可謂是孤注一擲。

據以往的報道資料顯示，日本在2014年拿下東京奧運會主辦權的時候計劃投資是73億美元。但6年的時光過去了，日本已經陸陸續續為這一屆奧運會投入了大約250美元（有說280億美元）的投資。日本的航空業也了奧運會修改航空計劃，日本的酒店業為了奧運會進行了大量的修繕工作。可以說日本全民上下都張開了口袋等待奧運會帶來的賺錢機會。日本政府也非常的樂觀，他們認為東京奧運會給日本的經濟帶來大約1.4%的增長，會讓日本重現1964年的“奧林匹克景氣”。

由此可見如果日本東京奧運會一旦取消的話，那麼日本全國陸陸續續為奧運會投入的大約300多億美元打了水漂不說，日本的金融體系將受到嚴重的衝擊。根據日本內閣今年2月份的資料顯示，2019年日本第四季度GDP 下降幅度為6.3％，這說明日本的經濟形勢非常的嚴峻。日本政府因此對東京奧運會帶來的希望更加的依賴。為此，今年的G 7會晤中安倍晉三特意向幾位國家元首強調提出了要支援日本政府關於奧運會的提議，安倍晉三的話也得到了相應的支援。

綜合來看這個問題，就是東京奧運會一旦停辦的話，那麼日本政府不僅僅損失慘重，他們國內的金融也將陷入與歐洲債務危機一樣的迴圈當中。而目前世界的疫情形勢又不允許奧運會如期進行，那麼根據兩權相害取其輕的原則，當然是延期一年舉辦最符合日本的利益了！

臺北時間3月23日，國際奧委會發表宣告：未來4周內將完成新冠肺炎疫情對東京奧運會影響的評估，屆時將作出決定，包括推遲奧運會的可能，其中取消東京奧運並不在議程之上。我們可以看出，寧願延期也不取消東京奧運會不只是日本奧組委的意思，也是國際奧委會的意思。

東京奧運會若取消，日本本國經濟將會受到沉痛的打擊

其實在這之前，國際奧委會和日本奧組委曾表態東京奧運會將按原計劃進行。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更是說道：“奧運會將證明人類將征服新的冠狀病毒！”

其實仔細想想，很容易理解當初日本奧組委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執著”，而如今就算延遲舉辦時間也堅決不取消，畢竟舉辦奧運會是個燒錢專案，比賽場館都全部建好了，可突然被告知白建了，人家能願意嗎？

據東京奧組委主席森喜朗透露，為了舉辦東京奧運會，日本方面已經承受了大量的損失，他們投入了整整250億美元的天價，而如果現在奧運會哪怕推遲的話，損失預期都在50億美元左右，換算成人民幣的話也將是達到350億。

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的首席經濟學家永浜利廣也認為，如果奧運會延期或取消，2020年的日本GDP將減少1.7萬億日元。如果包括各種聯動效應，將損失3.2萬億日元左右。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取消東京奧運會是最不公平的解決方案，這會摧毀上萬運動員的奧運夢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向全世界的奧林匹克運動員發表了一份言辭誠懇的公開信，向大家解釋了東京奧運當前面臨的困境，再一次重申了保護每個人的身體健康、全力支援疫情防控工作是最高的宗旨。他在信中明確表示東京奧運會不會取消，這會摧毀來自206個國家(地區)奧委會和難民代表團的11000名運動員的奧運夢想。

是啊，參加奧運會是萬千運動員一生的夢想，有些人可能錯過了這一屆，就可能再也參加不了。

就拿國乒女隊劉詩雯來說。劉詩雯有過兩次奧運會的機會，2012年倫敦奧運會因為太年輕，經驗不足，她持P卡觀賽；2016年裡約奧運會貴為女單世界第一，她卻只能參加團體賽。

2019賽季劉詩雯從零開始，先布達佩斯世乒賽奪得女單和混雙冠軍，之後在女子世界盃第五次加冕冠軍，她終於有資格獲得奧運會女單資格，只要在東京奧運會女單賽場上努努力，就能成為女子乒壇第六位大滿貫得主，這是至高無上的榮譽。可若是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無情”取消，她之前的努力豈不白費了？這樣她將抱著遺憾退役。

臺北時間3月24日，國際奧委會宣佈，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決定推遲東京奧運會舉辦時間至2021年夏天，延期後的奧運會名稱仍保留“東京2020奧運會”。

至此，關於東京奧運會是否取消或推遲終於有了一個明確性的結果，這對於日本來說，已經是努力爭取的成果。那麼日本為何不接受取消，寧願延期舉辦呢？首先，如果只是推遲奧運會造成的損失大約為60億美元，這些損失包括奧運會本身的損失和推遲一年造成的財政消耗。但是如果奧運會被取消，直接損失將達到410億美元。這對於已經遭疫情影響的日本政府來說是無法承擔的，所以安倍也極力配合國際奧委會討論推遲一年的準備工作。第二，舉辦奧運會不僅需要巨大的財政投入，還需要長達近8年的一個前期準備，為了申辦2020東京奧運會，日本方已經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也做了很多前期工作，包括體育館的修建、奧運村的新建、各項周邊設施的完善，這些工作量非常巨大，如果取消那麼這些所謂的奧運設施全都白搭了，但是隻是推遲的話，只要維護好就能利用起來，所以日方更願意接受推遲舉辦。不管怎麼說，推遲奧運會是權衡舉辦國、奧委會、運動員和各國體育的一個最終結果，對運動員來說也是最好的結果，畢竟只是推遲一年，只要保持好狀態，做好訓練，就可以繼續實現奧運會夢想，這對中國女排和國乒都是好訊息。

日本舉辦東京奧運會已經夠慘的了，日本舉辦東京奧運會目的就是為了享受一把奧運紅利，給日本低迷的經濟帶來起色。現如今，因為疫情的蔓延，東京奧運會不能如期舉行，已經讓日本損失巨大，現在讓日本取消奧運會，那豈不是在他身上割肉？

對於推遲奧運會造成的損失，《日本時報》稱大約在58億美元，而《日經新聞》則認為會在54億到63億美元之間，不管怎麼說，這只是奧運會推遲造成的損失。比如位於東京晴海的奧運村本來計劃開完奧運會後改建成公寓出售，許多房子其實已經預售出去了，交房時間就在2023年3月。現在奧運會推遲了，這些損失肯定需要日本政府承擔。還有像人力成本和各種場地成本帶來的損失，都是還需要等待評估的。

但是如果日本說我們不辦這屆奧運會了，那麼不好意思，損失將達到410億美元。像很多贊助商已經為奧運會花費了高昂的贊助費。除了這些直接損失外，日本申奧也有希望刺激日本觀光旅遊業發展。結果現在倒好，奧運會不能如期舉辦了，疫情又到處蔓延，所以受到的損失不是1＋1=2那麼簡單。

從1929年日本學生體育聯合會會長山本忠興和國際田徑聯合會會長西格弗裡德·埃德斯特隆討論由東京承辦奧運會的可能性之後，日本前後用了好幾年的時間，又是說服墨索里尼棄權，又是各種和國際奧委會協商，最終在1936年才拿到了1940年奧運會的舉辦資格。

好不容易拿到的這個奧運會舉辦資格，日本從上到下都很興奮，轟轟烈烈的開始籌備。可是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本軍國主義抬頭，他們認為前線的軍情要比後方搞什麼無關痛癢的奧運會緊急得多，不應該把大筆資金和寶貴物資浪費在籌辦奧運會上。於是在軍部的壓力下，奧運會的籌備顯得格外困難。

這時中、英、美等國給國際奧委會提交了150多封信函，強烈要求取消東京的主辦資格，認為奧運會本是一場弘揚人類和平的盛會，而日本現在正在中國燒殺搶掠，已經背馳了舉辦奧運會的道義基礎。日本奧委會當然不願輕言放棄，他們頂住壓力，力保東京奧運會如期舉行。然而日本內閣還是抵不住軍國主義的壓力，於1938年放棄了1940年奧運會的主辦權。日本人用了8年的時間花費了90萬日元，最終卻化為黃粱一夢。

在日本放棄奧運會後，國際奧委會迅速將舉辦權交給芬蘭，但誰也沒想到芬蘭也在1939年捲入二戰，最終國際奧委會被迫宣佈1940年奧運會停辦。

21年後，原本作為1940年奧運會主會場明治神宮外苑競技場原址重建的國立競技場上，出生並倖存於廣島核爆之日的田徑選手板井義手持火炬，奔入國立競技場，點燃了奧運聖火。如今，1964年重建的國立競技場於2015年再度原址重建，並將再度成為2021年東京奧運會的開幕式舉辦地。

其實如果不是新冠肺炎，日本連延期東京奧運會都不想要，何妨是取消呢。這個主要是東京奧運會取消或者延期對於日本來說都會造成經濟的損失，畢竟舉辦奧運會需要建設場館和相關設施，這些投入都是很大的成本，如果舉辦不成功，這些投入回本時間就會加長，有的場館和相關設施甚至不能用作日常使用，奧運會後面不能正常運營的，所以日本不會接受東京奧運會取消的，最壞情況也是延期。

其實舉辦一個奧運會不止是場館建設和相關設施的問題，還有很多相關的經濟關聯，例如東京相關的門票、餐飲和酒店這些預定，舉辦一次奧運會可以刺激當地的旅遊消費，投入建設是一個划算的投資，不過如果取消的話，這些都不能回本，而且預約的門票、餐飲和酒店都會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奧運會舉行之前已經簽訂很多合同，如果奧運會取消，這些合同都會作廢或者對雙方造成損失。

對於日本來說，目前正在經歷著內憂外患，最需要奧運會來解決國內的問題，從多個角度來考慮東京奧運會都是不應該取消的，雖然疫情在全球蔓延，但是疫情總會過去，取消比延期帶來的影響更大。

目前日本的經濟是疲軟的，國內面對老年化的問題，老齡人口比較多，消費慾望低下，加上國際經濟環境不明朗造成外部需求下滑，而且日本貿易順差遭到打擊，現在日本可以說是內需不振、外需下滑。

還有就是安倍的政策進展不順利，先進行財政收入上的讓利，提高赤字率，透過減稅、增加基礎設施建設等手段提高內需，然後企業利潤、投資需求和公眾消費在規模擴大後，透過稅收基礎提升來回補財政赤字，可是這種政策在進行一半的時候各種經濟資料遲遲未達標，可以說是老齡化的深層次問題阻礙這個政策的發展。

所以說，日本現在與其依靠內需，好不如靠外部需求來拉動經濟的進行，從而改善現在的狀況，而東京奧運會就是這個突破口，日本是不會接受取消東京奧運會，錯過這次機會的，寧願延遲也不會取消。

來看一個數據，世界銀行在2019年年底對於日本2020年的全年GDP預期增長是2.6%，這個前提是2020年7月到8月的東京奧運會如期舉辦。但是目前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以及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如果取消東京奧運會的話，世界銀行對於日本2020年的全年GDP增長速率將會由原先的2.6%下調至0%左右。

日本社會本身就已經通過了30年的通貨緊縮，相信大家都有聽說過日本失去的30年這個說法。所以當前日本的所有經濟學者，包括日本政府在內，都是對於奧運會鼎力支援的，因為這可以帶動日本當前的支柱型產業旅遊業和相關的第三方服務業。

並且我們已經看到日本全社會為了2020年夏季的東京奧運會，在前期已經投入了260億左右美元的前期資金，用於置辦場地以及打造奧運村和修改線路交通以及酒店住宿等服務，但是突然間因為經冠狀病毒的影響而取消這個損失，是當前日本政府和日本經濟都是難以承受的。

所以最後我們才能夠看到日本包括南韓在內，一開始都是非常積極的在援助中國進行抗擊病毒，但是最終因為疏於內部的管理還是最終受到了疫情的影響，截至目前為止，日本和南韓的確診人數都還沒有破壞，這也算是學習中國最開始管控的成果。但是這次的延期對於日本而言，確實也是可以承受的國際奧委會已經承諾日本保留2020年東京奧運會的稱號，哪怕是延期到2021年舉辦。

1946年的日本，一片狼藉。

長期的戰爭，勞民傷財，無數人的生命和42%的國民財富悉數被摧毀。彼時日本製造業的生產能力尚且不到戰前最高水平（1934~1936年平均水準）的40%，30%~60%的工業裝置遭到破壞，主要產品產量幾乎銳減至此前巔峰時期的50%以下，就連農業也縮減至戰前的78%。再加上嚴重的通貨膨脹與大面積的工人失業，民眾士氣極度低迷，社會處處蔓延著蕭條的氣息。

日本經濟學家有澤廣已在其著作《日本產業百年史》中，用這樣一段話來描述日本戰後的經濟狀況：

“一面是已經毫無價值大量的戰爭用生產裝置殘骸，歪歪斜斜；另一面是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民眾，東逃西竄……簡直是人造沙漠。”

另一方面，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在喪失部分國家主權並深受“敵國條款”制約的同時，深入人心的負面形象令其長期被其他國家孤立疏離，這給日本開展外交帶來了極大阻力。

面對“內憂”與“外患”的雙重夾擊，日本痛定思痛之後，開始集中力量恢復國民經濟發展：先是有傾斜性地將有限的物資與大量政府撥款優先投放至鋼鐵和煤炭兩大支柱行業中，以此帶動工業生產的反彈；再透過解散大財閥、農地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來確定市場競爭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地位，為經濟社會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與此同時，在北韓戰爭影響下，日本成為了美國位於太平洋地區的重要軍需物資供應地與軍事基地。藉助美國的支援契機，再加上國內的政策環境，日本國民經濟實現了迅猛的復甦，1953年就超過了二戰前的水準，“神武景氣”與“巖戶景氣”威震江湖。

在此期間，隨著國民經濟的逐步回暖，如何洗刷戰爭恥辱、重塑國際形象並以嶄新姿態立足於世界，成為了所有日本人共同的心願，他們迫切需要一個契機來讓世人重新認識接受戰後全新的自己。

於是，日本人將目光又一次投向了申辦奧運會。

1

之所以說“又一次”，是因為1940年的第12屆奧運會本就曾落戶於日本。

1894年的巴黎國際體育代表大會上，顧拜旦喊出了“古希臘奧林匹克主義經歷幾個世紀的黯然失色之後又重返世界”的宣言，拉開了現代奧運會復興的序幕。

比起軍事征伐和經濟滲透，奧運會所蘊含的“神聖休戰、增進了解、公平競爭、拼搏進取”等奧林匹克精神更能為世人所接受，也正是憑藉著獨特的精神感召力和國際影響力，奧運會備受世界矚目。

由於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這一本應為全人類共有的體育盛會，儼然成為了歐美列強專屬的遊戲，1940年以前的11屆奧運會皆由西歐和美國聯合包辦（見下表），反觀其他國家，別說舉辦了，很多連派出運動員參會的資格都沒有。

日本可謂是打破歐美對奧運壟斷格局的先行者。當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召開之際，東京市正式提交了承辦1940年第12屆奧運會的申請書，一方面旨在紀念“紀元2600年”（1940年為神武天皇即位2600週年），加強國民的忠君愛國精神，另一方面則意圖向全世界展示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的復興“帝都”面貌，並推動東西文化交融，提升日本國際地位。經過多方面努力，最終東京以36:27的票數擊敗了赫爾辛基，如願獲得舉辦權。

正當東京市為了象徵著和平友誼的奧林匹克盛會而奔走時，日本的軍部卻如癲狂般“暴走”，他們喪心病狂地發動侵華戰爭，不惜違反1928年的《非戰公約》，給華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同時，還將東京奧組委及國際奧委會置於無比尷尬的境地，全然不顧本國為了申辦奧運而做出的努力。

一個國家如此極端的兩面交織在一起，堪稱歷史奇觀，可到底還是“暴走”的一面佔據了上風。1938年7月，日本迫於戰爭壓力而放棄了奧運會主辦權，時間上的緊迫又不足以讓其他國家能夠及時接手，第12屆奧運會最終付之闕如，讓現代奧林匹克運動蒙受了巨大恥辱，也成為了日本嚮往和平友誼的國民們心中一大憾事，更是引火燒身地令幾十年近代化成果毀於一旦。

即便如此，日本與奧運之間的“緣分”也並沒有因此而窮盡。

隨著戰後國民經濟形勢的不斷向好，再度申辦奧運會的事宜開始被提上日程。1952年5月，東京都知事安井誠一郎正式對外表明這一意向，並鄭重指出，此舉目的是“對外展示迴歸和平與國際舞臺的日本國家形象，以及真心希求和平的日本人的樸素形象”，並特別強調由於戰爭中止了戰前東京奧運會的召開，出於“國際信義”也要再次申請東京奧運會的主辦權。1957年6月，文部省釋出的《體育振興審議會報告》中專門補充了舉辦奧運會的意義：“有利於振興中國體育，深化國際理解與國際親善，特別是為國際社會正確認識真實的日本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其意圖不言自明。

他們確實太需要一次奧運會了。

儘管1954年嘗試申辦1960年奧運會過程中惜敗給義大利的羅馬，但日本毫不氣餒，並於1958年再次向1964年奧運會發起衝擊，終於擊敗了比利時布魯塞爾、奧地利維也納、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及美國底特律，成為了首個舉辦奧運會的亞洲國家，風光無兩。

日本的國運，就這樣站上了風口。

2

面對這次失而復得且千載難逢的絕佳機會，日本不願也不能再次錯過，而支援核心主辦城市東京的經濟建設成了當務之急。

事實上，原本定於1940年的東京奧運會，一個重要目的便是展示日本在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復興的“帝都”形象，然而因戰爭末期美國的全面空襲，使得戰後的東京“僅存一些燒焦的房屋零星分佈於瓦礫之中”，即便50年代日本經濟得以恢復，但東京的城市面貌距離日本人心中的都市振興依然相去甚遠。

在此背景下，東京都方面格外強調以奧運為契機開展徹底的都市改造計劃。1961年5月10日，一份來自東京都的意見書中特別強調：“東京奧運會事關東京都政事的成敗，是評價戰後東京都政績的決定性事業”，重視程度可見一斑，同時也彰顯出東京意欲藉助奧運會的歷史機遇，來實現自己戰前未竟的都市振興之夢。

與此同時，日本國家層面的執政者也對東京舉辦奧運會極為重視，不僅將其視為“國家事業”，還納入到舉世聞名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之中，甚至還開啟了一輪又一輪“近乎瘋魔般”的籌備工作。

據公開資訊顯示，日本投入了1兆日元（約合當時的30億美元）以支援相關事業，金額為當時奧運匹克歷史上最高；其中約1000億日元投在了比賽設施、奧運村、運營、道路等領域，其他9000億日元均用於興建東海道新幹線、首都高速公路、東京高架單軌電力、東京地鐵及交通網等大型專案。此外，日本政府還以國家的名義呼叫了全國的人力資源，至少10萬山區農民被廉價僱傭到東京，成為奧運會的建築大軍。而東京周邊的各個城市，從埼玉到神奈川、千葉再到長野，都透過自己的方式齊心協力地配合東京方面的工作。

用“傾全國之力以支援東京一城”來形容這一盛景，絲毫不為過。

上述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帶動了製造業、建築業、服務業、交通運輸、通訊等眾多行業的強勁發展，推動了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催生了1962~1964年的“奧林匹克景氣”。資料表明，在日本實際GDP增長率方面，1962年為7.0%，1963年升至10.5%，1964年則達到13.1%；1962~1964年的工礦業生產指數同樣逐年上升，分別為24.3%、27.0%和31.3%；就業同樣得到了明顯改善，1963年和1964年分別比前一年新增就業39萬人和60萬人；東京奧運會入場券開售15天內即賣出202萬張，總收入高達17.7億日元……而東京乃至整個日本的經濟實力與都市風貌，都發生了質的改變。

終於到了1964年10月10日，東京，晴。

“猶如一攬了全世界的藍天，讓你無法相信前一天晚上曾經暴雨傾盆。”進行實況轉播的播音員深情地描述道。就在當天，日本迎來了94個國家和地區的參賽選手以及無數海外遊客，戰前囿於“神格”而不在公眾前發聲的天皇宣佈了盛會的開幕，美國發射的“辛科姆”衛星向全世界各地轉播大會實況，是為奧運歷史上首次。上萬只氣球與和平鴿相繼升空，F-86噴氣機在藍天之上繪出了五環的圖案，編織出與烽火歲月如隔世的良辰美景。

無論是開幕當天的精彩儀式、各項比賽的圓滿實施，還是運動員村出色的管理運營以及高效安全的社會功能，日本都做得盡善盡美；從城市風貌上看，東海道新幹線往返於東京站和新大阪站之間，世界最大的橫跨式有軌電車滿載遊客穿梭在東京街道上，首都高速公路連線著羽田機場與東京市中心，現代化的豪華酒店遍佈東京大街小巷……這些都向世人展示了一個從廢墟上爬起來的全新日本，並一舉抹去一片荒廢的戰敗國負面形象，取而代之的是愛好和平的文化禮儀風貌，贏得了全世界的廣泛好評。

時任國際奧委會主席艾弗裡·布倫戴奇評價日本“出色地舉辦了一屆最成功的奧運”，而接替池田勇人的日本戰後第十位首相佐藤榮作更是自豪滿滿地聲稱：“中國的飛速發展震驚海外。”

也就是在那一年，日本加入了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當時的日本報紙不吝讚美地將1964年稱為日本的“國際化元年”，把奧運會閉幕時刻稱為“重新取回自信的一天”。

這大概是昭和時代的日本最為高光的時刻。

3

很多經濟學家都認為東京奧運會是日本經濟騰飛的發動機，只因藉此“東風”，日本經濟社會全面提速，併發生了極其深遠的改變，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其一，交通狀況得到了極大改善。

日本小說家阿川弘之曾在1958年進行過一次驅車旅行，隨後他將自己的旅行體驗記錄在《東北公路二千公里》中：

“我曾說過在日本驅車旅行最好用吉普車，但在領教了連吉普車也難以順利通行的厲害之後，我想說在日本驅車出遊有必要準備水陸兩用戰車。”

字裡行間流露出當時日本惡劣的交通狀況。不過就是在這一年，日本為迎接東京奧運會，制定並開始實施道路整備5年計劃，計劃於4年後的1962年鋪設完成一級國道的70%；而為了趕在奧運會時使用，日本還突擊建成了首都高速公路、東名高速公路、名神高速公路、東京高架單軌電車、東京地鐵等等，城市交通得到了極大改善。

此外，奧運會還驅使日本完成了最大的鐵路精品工程——東海道新幹線，該工程斥資3800億日元，僅用了3年就突擊完成，新幹線最高時速達到210公里，在當時放眼世界無人可敵，宣告了日本“新速度時代”的開始。這些交通設施建設不僅帶動了相關產業發展，促成了當年的“奧林匹克景氣”，而且至今仍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作為交通運輸領域的長期投資，在後來的運營中依然能夠持續收到回報。

其二，引發了建築熱潮。

縱觀日本經濟發展史，奧運會準備階段堪稱是其戰後建築業發展最快的時期。為了奧運會，日本投資159億日元建成了國立體育館、武道館、駒澤體育館、國立室內體育館、代代木奧運村等一系列場館，很多場館都集中展現了日本先進的建築技術和別出心裁的設計，受到了國際奧委會和各國的高度評價。艾弗裡·布倫戴奇高度讚揚稱：“日本朋友提供了一個創造最高技術水平的組織，他們以日本的傳統樣式為基礎，設計了許多獨具魅力的新建築。”

體育場館之外，居民住宅的建設熱度同樣不容小覷。從建築承包合同額上看，1962年、1963年和1964年分別為5510.25億日元、7321.39億日元和8990億日元，1963年和1964年分別比前一年增長了32.9%和27.8%。而建築技術的進步和城市現代化的客觀需要，又促使日本政府於1964年1月廢除了“不準修建超過31米高層建築”的規定，使得新大谷飯店、霞關大樓等超高層大規模建築群得以在東京市內拔地而起，而現代化豪華酒店與高檔公寓更是如雨後春筍般接連興起，低矮建築佔據主導的時代一去不復返。

其三，吹響了日本科技創新的號角。

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之所以能成為首屆採用衛星轉播的奧運會，除了藉助美國“辛科姆”衛星的力量之外，還離不開日本人自己的努力。為了實現賽事現場直播，日本在新機械和尖端技術的研發方面傾注了大量心血，先後開發出超小型攝像機、可通話麥克風、用於彩色電視播放的雙攝像管分離輝度彩色攝像機，以及直升機用通訊技術等等，這些極大地促進了日本電子通訊產業的發展，並開啟了日本製造業的科技創新之路。

此外，若想準確記錄比賽成績和公正地進行裁判，勢必要擁有先進的裝置裝置。在奧運會的契機下，日本的本土品牌集中力量攻克技術難關，很快便碩果累累。典型案例便是日本精工社（SEIKO）自主研發的精密計時手錶，不僅實現了精確到小數位秒的記錄，還大大縮小了裝置體積，便於隨身攜帶。這款計時手錶在奧運賽場上出盡風頭，腳踏車、五項全能、馬術、射擊以及游泳等多個專案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至此，瑞士鐘錶業獨霸國際市場的局面被終結，而日本品牌“SEIKO”一戰成名，名揚天下。

其四，民眾生活質量大幅度提升。

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必然會惠及民眾。以電視機為例，為了更好地觀賞奧運並享受全球首次透過人造衛星進行奧運會電視實況轉播，日本家庭掀起了一股購買彩電熱潮。有資料顯示，1960年日本家庭的電視機普及率為54.5%，到舉辦奧運會的1964年，這一數字飆升到93.5%，其中有大量的彩色電視機進入尋常百姓家，而日本的黑白電視機時代也隨之漸行漸遠。

彩電之外，還有電話、雙門冰箱、彩電、熱水器、空調、立體聲音響組合、微波爐等一系列現代化產品，悉數來到了日本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而城市交通系統的日益發達、居民住宅建設檔次的不斷提升，以及大街小巷衛生環境的改善，都極大地增加了民眾的獲得感與幸福感。這些，都是大時代給每一個微小個體的饋贈。

除了上述四方面，日本還藉著東京奧運會的契機對國民提出了6項要求，民眾素質在潛移默化中得到明顯提高，這6項要求後來逐漸成為了大和民族的禮儀規範，具體包括：

1、對所有來會的外國友人，不分國家，不論身份，一律要熱情接待；2、注重儀表，到機場接人一定要穿正規服裝，不符合要求的人不能進機場；3、在觀看奧運會所有專案的比賽時，無論哪個國家的運動員奪得金牌，都要熱情鼓掌；4、不許隨地吐痰、便溺；5、司機在行車時遇到行人要禮讓，保證交通安全及道路通暢；6、要做到文明素質教育從幼兒園抓起，從小就開始培養良好的個人素質和行為禮儀規範。

總結起來，得益於東京奧運會，日本上至國家形象與民族凝聚力，中至產業發展與社會進步，下至民眾的信心所在與幸福所得，全部都脫胎換骨、煥然一新。可以毫不客氣地說，那場奧運會不僅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更是直接“挽救”了日本的國運。

4

五十六年過去，彈指一揮間；兜兜轉轉，奧運的聖火又重回到了這裡。

滄海桑田，世事變遷。眼下的日本，早已成長為不折不扣的發達國家：2018年，日本經濟總量高居全球第三，人均GDP接近4萬美元，工業製造業實力與科技創新能力聞名於世，“工匠精神”譽滿全球，進入21世紀以來幾乎一年一個諾貝爾獎拿到手軟，大街小巷更是乾淨到一塵不染……

然而，光鮮亮麗的種種卻無法掩蓋日本經濟深層次的諸多問題：

一則，日本經濟增長缺乏動力。

自上世紀90年代初的泡沫破裂後，日本經濟徹底告別了鼎盛繁華，開始進入長期的停滯狀態並持續至今，很多學者稱之為“失去的20年”甚至是“失去的30年”（見下圖）。此外，日本還面臨著內需外需“雙不足”的困境，居民消費疲軟，外貿增長乏力，亟需找到新的增長點。

二則，日本人口的“少子老齡化”態勢已極為嚴重。

一方面，日本65歲以上的老人規模日漸壯大，從1970年的729.1萬人增至2018年的3487.2萬人，佔總人口比重也在近半個世紀裡升至27.58%，其老齡化速度要明顯快於美、英、法等發達國家；另一方面，日本國民的生育意願持續走低（見下圖）。其直接結果便是日本總人口數量連續多年遞減，經濟增長乏力，社保壓力陡增。

三則，日本引以為傲的製造業正出現衰落苗頭。

近些年，日本製造業可謂是風雨飄搖，不僅東芝、松下、索尼等國際巨頭的財報連年虧損，還有各種醜聞頻頻曝光，諸如三菱油耗造假、高田問題氣囊、神戶制鋼資料造假等負面新聞事件屢見不鮮。現象背後的深層次原因，曾在日立工作16年、現任京都大學和日本東北大學教師的湯之上隆在其《失去的製造業：日本製造業的敗北》一書中如此總結道：“面對十年一輪的新技術浪潮時，對市場機會缺乏敏感性，因循守舊，錯失機會；面對技術趨勢轉變，日本企業制度過於僵化，根本就不能適應技術變革的趨勢。”

四則，日本的數字經濟發展落後。

當前，數字經濟將成為未來推動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已成為各國共識，美國和中國都在這一領域做出了巨大的成績。反觀日本，且不說唯一能拿得出手的網際網路巨頭雅虎公司現今的“慘狀”，就連一家知名的或像樣的AI公司都沒有。根據日本廣告公司電通與英國牛津大學研究機構聯合實施的有關數字經濟與社會的情況調查顯示，針對數字經濟能否滿足人們的需求，日本在世界24個國家中排在最後，而日本在數字經濟的成熟度方面也處於倒數第2位。

然而，新冠疫情的來襲，給東京奧運會的前景蒙上了一層厚厚的陰雲。

寧可延期，不願放棄。這是日本對命運不低頭的執著倔強，亦是對詩和遠方的憧憬嚮往。

畢竟，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你這問的什麼問題？怎麼可能接受？這麼多錢都花了，換做是你，把你一半家當都拿出來辦這個奧運會了，現在讓你取消，你願意嗎？

舉辦奧運會是一個國家向世界展現完美形象的最佳時期，是一個民族團結奮進共慶國事的最好時機，日本豈能輕易放棄。

日本關西大學名譽教授宮本勝浩推算出，若取消奧運，日本經濟損失將達4.5兆日元，約合人民幣2881億元，延期1年損失也達6400億日元。

“包括觀眾消費、企業贊助、電視轉播權利金損失達3.4兆日元，再加上相關觀光旅遊效益損失達4.5兆日元；就算延期一年，也有場館和選手村的維護管理費會增加、選手選拔的必要支出損失共達6400億日元。”

取消奧運會給日本帶來的損失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