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會跟政治談不上關係呢？這恰恰就是政治！空印案最核心的問題不是它對不對的問題，問題在於底下的官員輕視了朱元璋的權利！

官員們為了行事方便，事先在空白的公文上蓋好了官印，但這種做法的確容易形成徇私舞弊的現象，雖然當時還沒有發生，朱元璋進行懲治我認為沒有什麼問題，但是懲治力度過大，誅殺了很多官員，這點的確如此。

朱元璋建立了錦衣衛，官員的一言一行逃不過他的眼睛，最大問問題還是因為朱元璋出身貧民，見慣了徇私舞弊，而底下官員不向他彙報就搞出"空印"，這讓朱元璋感覺到皇權受到了威脅，於是他決定要殺雞儆猴，誅殺空印案的涉案人員，其實是在維護自己的至高無上的統治權，可以說朱元璋有極大的統治欲。

就是政治家的手段，說空印案不屬於政治事件的，說明你沒看到問題的核心，看待歷史不能光看表面。

這件事情確實是冤案。

（1）為什麼說空印案是冤案

“空印案”絕大部分人都說有問題，但有些人說很容易造成貪腐！這個主要是對朱元璋進行解釋。那麼，哪項行政運作不會造成“貪腐”？

問題是貪腐問題您查出了多少？這些官員是以“空印”被抓還是因為“貪腐”被抓！比如鄭則仕的哥哥到底貪腐沒有？

“容易造成徇私舞弊”只是一種可能性，你不能因為可能性就去抓人、殺人。

鄭士利提出的幾個質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最關鍵的一條是：

你根本沒有法律法規對這個問題進行過制止，而且這個是從元朝就已經開始執行的了。這個官員作為一種“行政運作規則”已經形成。

（2）朱元璋的目的不是為了反貪腐而是為了整肅“元朝舊官員和舊思想”

朱元璋的思想源可以從他對“元朝官員”的不信任說起。1369年4月6日（洪武二年二月甲午、廿九），朱元璋上諭群臣曰：昔元時，不重名爵或以私愛輙授以官職，名雖易得實無益於事，徒擁虛名而已。朕今命官必因其才，官之所治必盡其事。所以然者，天祿不可虛費也。

又嘗思：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善，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汙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當體朕言。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猶人行坦途從容自適；苟貪賄罹法，猶行荊棘中寸步不可移，縱得出，體無完膚矣！可不戒哉！

“空印案”爆發二三十年前的主流觀點認為是洪武十五年，現在主要認為是洪武九年。但無論具體哪年，朱元璋經過包括吳元年在內已經有了九年的“治國、選官”經驗。他對於元朝降臣的倚重已經不需要了。

在自身統治下的官員已經能夠基本熟悉政務，同時，近幾年的科舉出來的官員也可以被己身帶動，所以，以“空印案”這個並不太嚴重的問題（空印案你如果認為有腐敗問題就應該查腐敗，而不是查“空印”本身），是對元朝降臣、己方受元朝降臣影響的官員的一次治理。

然而，很遺憾地說，除去胡惟庸案、藍玉案兩大文武案件有著強大的“政治”因素外，郭恆案的爆發顯示出：朱元璋的這一想法完全是錯誤的。他自身培育出來的科舉官員，同樣不符合他的吏治思想。

明朝初年發生了四起影響十分大的獄案：胡惟庸案、藍玉案、郭桓案和空印案，這四起案件牽連人員甚廣，死傷無數。現今許多學者都認為這四起案件屬冤案，是朱元璋藉此肅清朝中勢力，以此鞏固皇權統治。空印案與郭桓案類似，是朱元璋藉此懲治貪汙的案件，空印案造成數百人被殺（也有說法認為被殺者數萬），數千人受杖戍邊。究其發生的具體時間，因官方史書並未記載，學界一直未能形成統一的看法，有說是洪武八年（1375年）的，有說洪武九年（1376年），也有認為是洪武十五年（1376年）的。

明代官員

所謂空印，指的是在空白文書簿冊上加蓋官印，待需使用時再在上面填寫內容，這是因為當時交通並不發達，文書往來需要耗費很長的時間，為了避免出現錯誤而發回的情況，因此戶部往往會使用空印。其實空印的做法並非是在明朝才出現，元朝開始便形成了這種習慣性的做法。洪武年間，戶部官員在統計地方錢糧徵收時，考慮到錢糧在運輸過程中會產生損耗的情況，因此往往是地方官員到了京城後再在空印文書上填寫實際數目，朱元璋得知此事後大怒，認為這是官員間互相私通、貪汙，因此下令將與此事相關的官員一併嚴懲，下令“凡主印者淪死，佐貳以下榜一百，戍遠方”。此令發出後，從戶部尚書到各地主守空印的官員皆被處死。

論及空印案，就不能不說到當時的吏治情況。朱元璋在位期間，對官吏的貪汙腐敗行為打擊十分嚴重，為了防止官吏間互相作奸貪汙的情況，朱元璋下令各地在上報帳目時，必須造冊兩份，並蓋上官印，一份移交戶部，以便戶部記錄地方財政狀況；一份作以備用，如果出現數目不符的情況，不予報銷，並將帳目駁回重新填造。但是空印的出現可以隨時更造，也為貪汙舞弊提供便利，因此明初因空印而滋生的腐敗並不少見。官吏僅憑“一印一紙”便可“為文移以虐民耳”。面對地方賄賂成風、徇私舞弊隨處可見的情況，朱元璋決定採取嚴厲措施進行整治，其中之一便是對空印現象的整肅，也就造成了後來的“空印案”。就整個案件來說，“空印案”或許是冤案，但是利用空印以謀私的情況在明朝是普遍存在的。

空印案

空印案發生後，在朝中造成了很大的反響，官員們紛紛保持沉默，不敢再諫言，不過也有例外。一位名叫鄭士利的生員向朱元璋上書，直陳空印案的利弊，最後被朱元璋分配到江浦服勞役。不過空印案對明初吏治的肅清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許多貪汙腐敗者自此不敢妄為，朱元璋也乘此進行大刀闊斧地改革，洪武十八年（1385年）郭桓案的爆發迎來了清算貪官劣吏的高潮。

參考文獻：

孫達人：《關於“空印案”時間》，《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2期。

陳梧桐：《明初空印案發生年代考》，《歷史研究》1982年第3期。

劉孔伏：《明初空印案新探》，《貴州文史叢刊》1986年第1期。

柏樺：《朱元璋與空印案》，《紫禁城》2011年第5期。

冤死了！說白了送個財務報表和總部對賬先準備空白白紙蓋上分公司章子再和總公司對賬！添上總公司數字！這樣的財務制度允許嗎？今天肯定不行！那個時代就冤！實際情況交通基本靠走，資訊傳遞基本靠吼！去趟總部路遠可能要走半年！帶上半年前的賬本早就不對不了！但是也要應付給老朱看啊！老朱為什麼借這個事情大開殺戒呢？加強皇權的執行力呢！皇權沒有文武官集團執行層時候他就是人！好心腸是做不了皇帝的！執行還是文官集團！哎因於此也果如此！後面他兒孫窮盡一切辦法和文官集團作著權利的鬥爭！最顯著就是內庭對抗外庭！有明一朝太監知名度達到古中國的一個巔峰！皇帝不是工匠就是智障！看上去渾渾噩噩的一個朝代！最後崇禎以一個勞模者掛樹上而結束！南明也沒挺多久！明朝其案多了去了！這是死的人最多的！歷史並不是勝利者寫的！文官集團記錄的全靠他的主觀意識記錄的！明史清修！都不是明的遺臣寫的？我並不敢質疑虛假！只不過覺得反應的更真實！

感謝悟空問答官方邀請！個人覺得朱元璋在處理此案中確實冤枉了一些正直官員，但如果我們深究案情會發現，朱元璋的做法也並非全錯，所以，它不能算一個絕對的冤案。明朝規定：“每歲布政司、府州縣吏詣戶部核錢糧、軍需諸事”。經過戶部的稽核，遇到錢糧不符的地方，就要駁回重新填寫。但省府離京城遠的六七千裡，近的也有三四千裡。如果省府上報的數目與戶部不一致，就需要回到地方，拿上重灌蓋好的印信表冊，再走上幾千里路趕到戶部重新填寫。我們知道，古代社會交通非常落後，幾千裡的路少說也得走上幾個月，所以，為了應對一旦遇到被戶部駁回的情況，省府的官員就在出發前備用些空白文冊。這成為一種慣例，戶部也清楚，所以照例預設。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發現了這種情況，非常震怒。他認為其中必有舞弊，下令徹查。將各部衙門主管印信的官員一律處死，輔助主管官員的副官一律仗一百，充軍邊地。很多人蒙冤受死，其中包括方孝孺的父親方克勤，他是當時公認的好官。

我們在討論空印案是一個冤案時，也必須認清這樣一個事實。每年向戶部上報的錢糧是由戶部和省府各自稽查完成，當地方上報的數目與戶部不符時，按律法，應該由戶部再次派人到地方與省府人員實地勘察，確定最終數目。但戶部為了省事，不願再派人下到地方，而地方官員也懶得重新計算，所以也是應付了事。長期以往，最終誤國害民。假如戶部的數目高於地方，地方就需要再次向百姓攤派，加重百姓負擔；如果戶部的數目低於地方，那麼多出來的錢糧必然被主管官員貪墨掉。我想朱元璋一定想到了這其中的問題，所以才大開殺戒，進行整頓。

可惜的是，朱元璋的憂慮並沒有被後世之君引起警覺。隨著吏治的逐漸腐敗，官員專以盤剝百姓為己事，欺上瞞下，導致國庫虧空，國家既沒有錢打仗，也沒有錢賑災，到了明朝中後期，竟然連官員的俸祿也發不起了。這個教訓的深刻的。

空印案是發生在明代洪武年間，因空白蓋印公務文書而引發的案件。此案在當時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相當程度的重視，並因此誅殺數百名相關官員。

在空白的文書先上蓋官印，自然會給一些官吏的弄虛作假、中飽私囊提供機會和可能。例如，財稅、錢糧等。所以，不能認為空印案就完全是冤案。

但在空印案的處罰上存在株連過重的情況，這是因為明太祖朱元璋兒童和少年時期，家境貧寒，受盡元朝腐敗官吏的欺壓，所以非常痛恨貪官汙吏。

此外，朱元璋親身經歷了元末農民戰爭，感受到百姓和民心的重要，對千辛萬苦建立起的新王朝格外珍惜，對官員任何不忠和害民的行為極其敏感。

縱觀歷史，明太祖朱元璋開國後，在一些案件的處罰上，都存在株連過大的情況。例如，胡唯庸案、藍玉案等，開國功臣幾乎屠戮一空。這樣就不難理解空印案了。

案件發生的經過：明朝規定，各地每年都要派人去戶部報告當地財政賬目（賬冊要蓋本地衙門的大印），並且這些賬目必須和戶部稽核後完全相符，如果有任何一點對不上，賬目就必須回當地重修並重新加蓋當地的印章後再回戶部核對無誤後才算過關。

這個規定現在看特別正常，就算最偏遠的西藏、新疆、雲南有個一兩天也就能打個來回，但在當時麻煩大了，那時主要是走驛站，特別偏僻的地方好像驛路都不怎麼通，只能透過步行—騎馬—坐船…………，比如從雲南奔著京城走一個往返再怎麼趕時間也不會少於兩三個月吧，更何況你改過後千親萬苦跑回戶部經過核對還是對不上，你就要再重複一下這個過程，總是這麼弄誰也折騰不起，經過官員們一番思考，這個問題也不是不能解決，關鍵就在印章這個環節，因為筆墨紙硯都是現成的，賬目出現錯誤拿紙筆改過來就成，但印章只有一個，肯定不能帶著從當地到京城去，這段時間當地要用怎麼辦？那就只剩一個辦法了，拿一些空白賬冊提前蓋好印章就成了，這個先進的辦法很快就在私下裡推廣到了全國。

就這樣，帶空白賬冊就成了一條不成文的規定直到被朱元璋發現。

老朱發現這個秘密後震怒之餘立即派人調查，按說這也不是解釋不清楚的問題，畢竟官員們的最終目的不是在賬目上作假，但攝於老朱的皇威就是沒人敢於解釋，你要解釋很有可能被老朱認為是巧言令色、推卸責任。

其實朱元璋應該也不會想不明白這個現象發生的緣由，再加上無數的朝廷密探暗中調查也不會查不明白，但老朱還是定性此案為貪腐大案，並且殺掉了全國十三個省、一百四十多個府、一千多個縣中所有被牽連的主印官，其餘部門官吏也多有獲罪。

朱元璋為什麼會這麼做呢？綜合各方面來分析，朱元璋本人自童年悲慘的經歷使他原就不信任任何官員，認為涉案官員們輕視他的權利、藐視他的權威並透過這件事想到更了嚴重、更可怕的方向，也就是認為既然這件事你們可以瞞著我，那一定其他事也會這麼做，或許以前也做了不少，所以才會牽連如此之廣，影響如此之大。

要明白空印案的處置，就必須對明朝稅收和財政制度有一個基本的認識瞭解。

1,明朝的財政和今天一樣，分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不一樣的是，地方財政的權力比今天大得多。

2，明朝的稅金實際應該叫稅物，收上來的不是錢，而是各種五花八門的物品和產品，什麼大米，生絲，香料等等。

3，基於以物為主的稅金，像今天一樣，統一收回中央，再由中央將地方的開支撥回，就顯得麻煩和不划算了，一直到今天，交通運輸問題依然是國家的重要問題，更別說古代，一去一回，不說耗費的人力物力時間。都是些農產品，中間轉運的損耗就是筆大開支。以老朱脾氣肯定是不能吃這個虧的，所以，明朝的的財政制度是地方手上稅後，把自己要花的錢留下，稱為存留，剩下的部分上繳中央財政，稱為起運。

4,收多少稅（主要是農稅），老朱是經過全國性的土地清查，釐定一個基本盤的，大約是2000萬兩，基本上是個低稅率，這個是不準加的。所以儘管後來農民的負擔越來越多，但大都是以所謂餉，捐，金，錢的名義收的，實質是稅，但名義上不準叫稅。

基於以上幾點，我們就能發現一個事實，在基本盤定了，老朱（中央）的收入要想高，得靠地方花的少（存留少），上繳多（起運多）。地方政府要想有錢過得好，就得存留多，起運少。

所以兩者有一定的對立。地方搞發展修路修橋，搞治安等的錢沒法等中央投資，只能靠自己截留。中央搞點邊防建設，修點國家級工程，給皇帝的開銷，靠地方上繳。這就好比你開了十幾家店，都聘請了職業經理人，他們每天

不是把營業額直接給你，而是把開支，成本扣下了，只把剩下的錢給了你。站在你的角度來說，你肯定不可能給多少就傻乎乎收多少，你會招一堆財務人員稽核他們的開銷是否合理，有沒有少繳，是不是收了那麼多錢，有沒有隱瞞營業額。這是一個監督與審計問題。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空印案爆發了。

為什要空印，比如今年夏河南省收了大約價值兩百萬兩的稅，存留了80萬用來給就封本省藩王宗親福利，給本地駐軍發響，給公務員發工資，修橋修路搞教育事業等，上繳起運了120萬兩給國庫，當你抱著蓋了公章的賬本從河南跑到南京去對賬審計的時候，南京戶部告訴你，賬不對，我們只收到了，119萬兩，為什會這樣，因為這120兩不是錢，只是價值這麼多錢的大米什麼的，從河南到南京，路上灑了點啊，掉水裡幾包啊，損耗了這麼多。得，回去重新搞吧。記得路上快點，因為大明一年是收兩次稅。夏稅和秋稅。你別來晚了那時候我們可得開始審秋稅了。

你怎麼辦？你鬱悶吧，我河南怎麼可能知道路上會損耗多少，不得到了南京才知道，一來一回路上都要個把月，所以空印出來了，我把蓋好公章的空賬本帶一本，有錯誤現場謄改了不就行了。省了兩頭跑。

結果就是大家這樣搞的人越來越多，老朱很生氣，空印大案開始了。

看完上面的，背景，起因，設身處地的替老朱想想，為什麼要掀起血腥大案？

1,事關老朱的錢包，他小心設定了審計和核對制度，但是過程卻出現了不嚴謹，稽核審計不是發現問題，而是搞成了地方的賬務指導，這中間有多少交易和放水？損耗這種可以謄改，那些真實的有貓膩的賬是不是也跟著一起謄改了，這等於建立了一種改賬機制，而且是上級審計後的改賬機制。以老朱的為人，你自己想想他得怎麼炮製這些人。

2,老朱的治國理念是啥都得規定好，而且涉及的很細，連子孫的怎麼取名都規定的死死的。最怕的就是後來人會推翻或者變相更改這些制度。這種僵化別說到了後世，就是在他本人還在世的時候都出現了一些問題，帶來了一些挑戰，治國怕的就是這種細，因為事太大，不可能什麼都考慮到，時間和發展的維度更是難以預測準確。老朱的思維是靜態思維，最討厭的就是變，你們覺得法不禁止即能做，他覺得我沒同意的都是錯。這個事要說問問他以後再施行，也不會有什麼問題，關鍵是沒問就搞的如火如荼。這就上升到了政治和路線高度了。為了維護自己制度的權威。他只有舉起屠刀？

他的處理，掌印官全宰了，其他涉案人也搞的基本生不如死，這個處理也符合他的心理，空印的不嚴謹，從邏輯上會有貓膩的可能，但因為空印和改賬已不可查，所以本著寧可錯殺，不放過的態度，改了賬難免有貓膩的邏輯他殺了那麼多人也不難解釋了。

說起洪武年間的空印案，被懲治的數千人看似冤枉，其實不冤枉：

各府縣的掌印官、計吏，為了減免因呈報差錯而耗時往返，卻在空賬簿上加蓋空印，以備隨時填寫。這種做法本身就是違規、違法的，但當時幾乎全國各府縣均如此操作，京城稽核驗收部門也是暗開綠燈。面對這樣的情況，朱元璋能不嚴加懲治麼？

談及空印案，還得從朱元璋登基後的“經濟普查”說起。當時，國家初定後，朱元璋為了掌握各地經濟狀況，命各府、縣進京呈報詳細情況，稱之為“考校錢糧”。這種事情在前代也曾有過，雖然不是頭一回遇到，但由於工作繁雜，難免會有錯填、漏填的情況。按照規定，如果賬簿錯誤，便需官員再返回地方重新填寫並加蓋官印。

在古代，交通不便，有時路途遙遠，一個往返便需一個多月，偏遠地方耗時更長。為了減少麻煩，各地官員就在出發前，另外準備了蓋有印章的空賬簿，如果之前的算錯了，再改正後重新填寫。這是當時官場公開的秘密。

朱元璋之前確實不懂，但意外發現了這一問題後，覺得其中肯定會存在許多隱患，甚至容易讓官員藉機徇私舞弊。朱元璋的擔心不無道理，而且中飽私囊、徇私舞弊之事也確實存在。不過，更多的官員還是僅僅為了減免麻煩。

最初朱元璋決定處置這批官員時，還有大臣上疏勸諫，說白了就是告訴朱元璋，這事兒歷來如此，只是你不知道而已。言外之意，完全沒有必要處置他們，況且法不責眾，更不該借題發揮，過於苛責。

結果，朱元璋的火氣更大，在他看來：違法、違規原本就該處置，並不存在什麼法不責眾。況且，計吏自己核算出了問題，返回重新核算也是自己的責任，不能以舟車勞頓、耗費時間為由，便攜帶扣有官印的空賬簿。

朱元璋起於微末，親身體驗過民間疾苦，對於官吏貪腐，他歷來是十分痛恨的，我們看看明初的幾個案子，雖有借題發揮，牽連權貴之意，但不得不說，與貪腐都多少有些關係。

朱元璋痛恨貪腐，哪怕是一點點，都無法容忍，父母在貪官汙吏的壓迫下，去世時都不得體面下葬，這是他心中永遠的刺。

朱元璋的處置力度到了什麼程度呢？駙馬歐陽倫走私茶葉出境，夫妻二人竟被朱元璋斬殺，歐陽倫的妻子是安慶公主，是朱元璋與馬皇后的女兒。朱元璋對馬皇后的寵愛與尊重，是世所共睹的，對女兒女婿下手，也可看出朱元璋處貪手段之厲。

空印案，本身是鑽了一個約定俗成的空子，加蓋空白公務文書，本身是為了在核對錢糧時，免於奔波，也為了提高效率。但這確實不符法制，且各級官吏都這麼做，難免沒有人從中漁利，中飽私囊。這件事朱元璋既然知道了，大開殺戒也就不足為奇了。

據《明史》記載，元朝末期“內外諸官皆安於苟且，不修職事，惟日食肥甘，因循度日，凡生民疾苦，政事得失，略不究心，由是綱紀廢弛，民心日離，遂至土崩。”朱元璋正是基於前朝官吏的貪汙腐敗，所以在明朝建立的初期“懲元季吏治縱馳，民生凋敝，重繩貪吏，置之嚴典”，而洪武年間四大案之一的“空印案”正是在這樣的社會大環境下發生的。

說起此案筆者首先向讀者朋友介紹一下何為“空印”，“空印”即是蓋了官府印章的空白的文書，說白了就是在空白的紙張上先蓋上印章，然後再根據實際情況書寫文字。

但這個“空印案”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是根據明朝的稅法規定，地方每年都要向中央上交一部分稅收，也就是府、縣的稅收交給布政司，由布政司統一上交明朝最高的稅務機構戶部，再由戶部進行稽核。但由於明朝的稅收不如現在這般簡單，把人民幣交上來就可以了，當時不僅僅有銀兩，還有布料、糧食等等，所以運輸起來比較麻煩，在路上也會有一些損耗，但到了戶部你這個賬本和實際財物不吻合的話，人家肯定不收你的，就會打會回去重新核算蓋章，近的地方還好說，遠的地方如雲南就不好了，所以就想出了這個方法，也是想圖個方便。

實際上這種做法已經在大明朝使用了多年了，但就有這麼一天，朱元璋心血來潮，就想起檢查這賬本的事了，所以就讓戶部把近期的賬本呈上來研究研究。沒成想，這一研究不要緊，還真讓朱元璋看出了門道，也是怪個別的財務人員粗心啊，竟然在賬本里夾雜了幾張空白的蓋有騎縫章的紙張，朱元璋是何等聰明之人，一看就知道是怎麼回事，當場雷霆大怒，下令將此事查個水落石出。

這樣“大明朝‘空印案’調查小組”就這樣應運而生了，在抽絲剝繭般地調查之下，從戶部尚書到府縣涉事的官員都遭到處罰，掌管印章的官員一律處死，副手一律發配充軍，可以說有成百上千人遭難，這也造成了官場上官員們的人人自危。

說到這裡，讀者朋友們應該對此案有所瞭解，但這是不是冤假錯案呢，後人也是眾說紛紜，但筆者卻認為此案有些整治過頭了，具體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由來已久

“空印”一事可以說是存在很長時間了，自元朝時期就一直使用，在官場上也已經成為了大家約定俗成的事情，可以說明朝的財政人員無不知曉，最高的財政機構戶部也是對此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二、便宜行事

因為錢糧在運輸的過程中不免會有損耗，只要與與實際數量相差不多，實際上是可控的，只要在控制範圍內實際上可以便宜行事。

三、節省開支

畢竟明朝時期幅員遼闊，假若因差幾斤幾兩就要被打回重新造冊，距離京城遠的地方來回就要兩三個月，勢必造成成本的升高，致使地方的成本增加。

四、騎縫蓋章

說起這個騎縫章個別的讀者朋友可能並不熟悉，在這裡筆者覺得有必要給大家解釋一下，何為騎縫章呢？重點還是在於騎縫，就是要騎住全部紙張的縫隙，蓋好章後，所有的頁數都要有紅印，而將文書合上再開啟之後還能還原成原來的騎縫章，少一張紙都不行，所以用這個章來造價也基本不可能。

筆者認為“空印案”的發生是應時而發，在當時整個大明王朝持續高壓反腐的社會局面下，可以說沒有這個大案，也會有那個大案發生，這只不過是朱重八的一個由頭罷了，正是因為“空印”的使用起於元朝，他才更加震怒，因為朱重八曾經深深感受過前朝吏治腐敗之害，此舉為的就是想要徹底改變前朝留下的官場遺毒。

先簡述一下空印案。

空印，就是在空白文書上預先蓋上印章，需要用時再填寫上具體內容。元代就這樣，明朝建立以後，也沒有明令禁止過。 因為每年各布政司、府、縣都要向戶部呈送錢糧及財政收支、稅款賬目。戶部與下級各單位的數字須完全相符，分毫不差，才可以結項。如果有一點對不上，整個賬冊便要被駁回，重新填報，重新蓋上地方政府的印章。

其實，這就相當於公司庫房盤點，實際存餘貨物錢糧、收支款項，要與會計記賬相符合。

瞭解公司庫房盤點的人知道，僅僅一個公司內的庫存與賬冊嚴絲合縫，都需要很多細緻的清查檢驗核對工作才能做到，更別說一個國家了。

因此，大明戶部賬冊與地方的總對不上，這各地要來回查驗蓋章的話，估計一年都做不完這個工作。古代頂多騎馬，又不能總是800里加急，像那些遠的地方，四川、陝西等來回一趟要兩個月。因此，各地來京報賬的官員就帶著空印檔案，以備隨時修改使用，省得來回跑。

而且空印這個做法，戶部是知道並默許的。因為那些邊遠省份官員上午發現錯誤被駁回，下午就交來改正好且蓋著大印的賬冊，戶部從來沒有指出和質疑。

因此，大明朝上至丞相、下至小吏，大家都知道這件事並且這麼做了，但是，唯獨最高領導朱元璋不知道。

史載，朱元璋得知空印事件後的反應是盛怒 。沒有人敢說話，包括丞相、以及最該諫言的御史。

朱元璋下令，主印官員處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軍。被此案牽連的人大概有幾百人吧，算是明初大案裡面的小不點了。

空印案之後，恰好趕上天象異常，於是朱元璋下詔求建言。結果就有個倒黴蛋--浙江寧海人鄭士利給朱元璋上書，上書說別的還行，他偏偏要說空印案。

鄭士利諫言的大意是：

開頭就說，皇上欲治這些空印官員的罪，是唯恐奸吏得到空印紙，弄虛作假危害老百姓， 但這是不可能的，並提出了四個觀點 ：

其一，空印賬冊蓋有騎縫印，每張紙上印跡都不同，即使流傳出去，也辦不成什麼事，何況空印紙輕易拿不到。其二，省裡錢糧要與部裡賬目符合，有誤差太遠不好對。遠的省離京城六七千裡，近的也有三四千裡，一旦有錯，一次往返差不多要一年時間。空印由來已久，不算什麼大罪。其三，國家因先有法再懲治犯法的人，但並沒有針對空印的法律，一旦治罪，不能讓人心服口服。其四，國家培養一個合格的官員很難，這麼點小錯殺了太可惜。

朱元璋一看鄭士利的上書，有大怒！他還認為有人幕後指使呢。結果沒查出什麼。結果鄭士利被流放，空印案牽涉的官員也沒有因此被赦免。

在歷代開國皇帝中，朱元璋的出身可算最卑微了，當過乞丐、當過和尚，自己老爹死了也沒錢安葬，比劉邦慘多了。這些經歷讓他深知底層的疾苦，正是官員腐敗最終導致官逼民反。

現在大明剛剛開國不到10年啊！堂堂六部之一就流於形式了。戶部只為自己部門辦事快捷方便，明知做法有問題還默許，並且瞞著最高領導。這個頭一開，長此以往，不知道多少部門會效仿，不知道多少官員會鑽空子。

假如地方官員與戶部官員上下勾結，在空印紙上隨意填報數字，少報收入多報支出，貪汙公款這種事情豈不是隨手就能做？

朱元璋此時採用嚴厲處理的手段，完全是為了警示所有官員：不要懈怠、好好幹。朱元璋大開殺戒的雷霆手段，就是未來肅清朝廷開始鬆懈的意志，驅跑“邪氣”，防患於未然。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朱元璋不能容忍大家合夥欺瞞他一人。

所有人都知道空印的事，只有朱元璋不知道，這就是欺君罔上。雖然沒有《大明官方印章管理條例》之類的法律，但是上下官員都犯了欺君之罪。因此，朱元璋也要借空印案告訴所有人，不要把朕當擺設。

朱元璋希望用嚴厲的做法杜絕官員貪腐，但是收效甚微。別說空印案了。剝皮萱草又怎樣？依然擋不住人性貪婪的慾望。

1385年，空印案之後9年，又發生了郭桓案。時任戶部侍郎的郭桓等人串通各省官吏作弊，盜賣官糧，涉案金額巨大，朱元璋將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處死。

看來，專制王朝的嚴刑峻法在反腐方面不管用，還得有合理的監督制度才行。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