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他活膩了——開個玩笑！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王國維的遺書，是多年來久說紛紜，又難以確論的“謎面”，就連親屬自始至終諱莫如深。

後世臆測大致又分幾種：

有人說是殉清，王國維為清朝遺老，更對遜帝溥儀向有國士知遇之感。

有人說是逼債，王國維一介書生，債務在身，羞憤交集，便萌生短見。

有人說是驚懼，王國維自殺是怕自己這個前清遺老落入北伐軍手中，蒙受恥辱；又視腦後辮子為生命，當時傳言北伐軍入城後將盡誅留有髮辮者，所以與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斷。

有人說是諫阻，王國維投湖與屈原投江相類，是以“尸諫”勸阻溥儀東渡日本避難。

有人說是文化殉節，陳寅恪認為：“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眾多說法都無從考證，卻可能都是原因之一。

以一遺民絕望於清室的覆亡，以一學者絕望於一種文化的式微，一介書生又生無所據——

或許，這就是王國維自沉之“謎底” ，生無可戀，只好冬眠。

1927年6月2日，近代中國著名學者王國維自沉頤和園昆明湖。正值學術生涯巔峰之際的王國維悄然自殺，引起舉國震驚。王國維的死是中國文化界一段至今未了結的公案。後世對他的自殺有多種猜測,其中流行頗廣的是“殉清”說。王國維自殺真的是“殉清”嗎？

對於一代學人王國維，中國學子必然是不陌生的。而對於他自沉昆明湖的經過，今天的人們就未必明瞭了。

1927年6月1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教授王國維，一清早就來到學校的工字廳。這天是國學院第二班36名學生畢業的日子，所以工字廳裡早已佈置妥當，畢業宴會即將在這裡舉行。畢業宴席共設有四桌，所有師生歡聚一堂，大廳裡始終瀰漫著一種喜慶的氣氛，而王國維就座的那一席卻寂然無聲，人們已經習慣了他的沉默寡言，所以也沒人特別在意。

散席時，王國維和平常一樣與人一一作別，離開工字廳後隨同是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教授的陳寅恪一同散步回家，並順路到陳寅恪家中進行暢談。這時，王國維的學生姚名達、朱廣福、馮國端三人遊園歸來路過王國維家，一時興起便到王家拜訪。王國維在陳家接到家人的電話後，即刻從陳寅恪家返回，並與學生們長談一個小時左右，直到晚飯時才送走了同學們。

晚上，學生謝國楨等上門拜訪，交談中涉及時局，王國維神色黯然地說：“聞馮玉祥將入京，張作霖欲率兵總退卻，保山海關以東地，北京日內有大變。”送走了謝國楨等同學後，王國維應邀為他們題寫了扇面，內容是唐末韓致堯的七言律詩，一為《即目》，也稱《即日》，另一首的題目是《登南神光寺塔院》。題完這兩首詩，王國維又為謝國楨一位名叫著青的年輕友人題了兩首詩。

王國維為謝國楨等人題寫的扇面，一般都認為是抄引前清遺老陳寶琛的《前落花詩》。此說最早出自與王國維同時期在清華任教的國學大師吳宓之口，他認為是王國維藉此來表明自己將死之志，但後來有人對照陳寶琛的原詩時才發現，這實在是一大誤會，因為兩者有著截然的不同，充其量也不過是王國維步陳詩之韻罷了。

不過，從以上的四首詩來看，許多詩句似有不祥之語。題好這些扇面後，王國維還批改了學生的作業，然後才安然入睡。據王國維的夫人後來回憶說，當晚王國維熟睡如常，根本沒有什麼異常的舉動。而第二天早晨起床時，據那時已經15歲的王國維女兒王東明回憶，“六月二日晨起，先母照常為他梳理髮辮，並進早餐，無絲毫異樣。”

第二天，也就是6月2日的早上8時，王國維準時來到清華國學院上班，不僅一切如常，而且還與同事商談了下一學期的招生事宜。處理完這些日常公務，王國維向研究院辦公處的工作人員侯厚培借二塊銀元，因侯身邊沒有零錢就借給他五元錢一張的紙幣。王國維從沒有帶錢的習慣，這是眾所周知的，所以大家對此並不以為怪，也就沒有人詢問他幹什麼去。於是，王國維很隨便地走出校門，叫了一輛由清華大學組織編號為35的人力車，徑直往頤和園而去。

上午10時左右，王國維到頤和園下車後讓車伕在外等候，自己購票入內且直奔佛香閣排雲殿下的昆明湖。漫步走過長廊，王國維在石舫前兀自獨坐沉思，約半個小時後進入了魚藻軒。這時，他點燃一支紙菸，慢慢地抽完後掐滅了菸頭，便從魚藻軒的石階上猛然縱身躍入湖中，此時大約11時左右。而距魚藻軒大約十幾米處，正好有一個清道夫見有人跳水，便即刻奔來跳入水中救其上岸。

雖然整個過程不過兩分鐘的時間，王國維不僅沒有嗆水，就連背後的衣服也未浸溼，但是由於湖水較淺，而王國維死志堅決，且入水時用力將頭首先栽下，所以口鼻中都被淤泥堵塞，以致窒息而死。

王國維蹈湖自盡的訊息，直到當晚7時才傳到清華大學。經過緊急商討，8時許由校長曹元祥、教務長梅貽琦親自帶隊，20餘名教職員和學生分乘兩輛汽車趕赴頤和園。當時，由於北京的政治氣氛較為緊張，負責頤和園戒嚴的守兵不許師生進入，經過反覆交涉後才容許校長和教務長等少數幾人入內。

由於屍體未經檢驗，學校當夜不能將王國維的遺體運回，於是眾人回到清華大學後便組成了治喪委員會，商定第二天辦理喪事。6月3日，清華大學組織眾人前往頤和園。這時，王國維的遺體仍停放在魚藻軒亭子裡的地面上，上面覆蓋了一張破舊的篾席，篾席四周用磚塊壓上，景象煞為不忍，使觀者人人面呈慘淡之色。移開草蓆，哭聲大慟，死者面目紫脹，四肢蜷曲著匍匐在地，真是慘不忍睹。

等到下午4時左右，檢察官才來到頤和園檢驗屍首，並從王國維衣袋中發現了一份遺囑和剩下的四元四角錢。驗屍後，清華大學組織人員對王國維的遺體進行了梳洗入殮，並於當晚9時將棺柩運到清華園南面的剛秉寺。當時參加送殯者，除王國維的親屬和部分學生外，還有梅貽琦教授、吳宓教授、陳寅恪教授、梁漱溟教授、陳達教授和北京大學的馬衡教授、燕京大學的容庚教授等。

一代學人自沉昆明湖之後，留給人們的不僅有無盡的哀思，還有揣測不明的死因。雖然王國維自盡時留下了一封遺書，但正是遺書開頭那語焉不詳的兩句話，才更調動了人們豐富的想象力。封面寫著“送西院十八號王貞明先生收”的遺書中，全文僅有百餘字，不妨照錄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槁葬於清華園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託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不至餓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留給兒子王貞明的這封遺書，寫於夏曆五月初二，也就是王國維自盡的前一天。其中，王國維不僅對自己的後事有明確安排，還教導子孫當“謹慎勤儉”，依靠自己的勤勞來養活自己。特別是，王國維對自身遺體埋葬地的明確，不難看出這位國學大師對清華大學的看重。而委託陳、吳二先生整理自己書籍一事，又可知當時被王國維引為知己的還有兩位國學大師，那就是陳寅恪和吳宓。

同時，從這封遺書中人們還能夠體味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一種優良品德，那就是魯迅先生評價王國維的那句話：“老實得如火腿一般。”“老實得如火腿一般”的王國維為什麼會自殺呢？當時及後世有諸多揣測，如為故國滿清殉葬，如不適應社會激變形勢，如煩亂家事友情所迫，如學術追求不昌明等等。其中，殉清一說流傳最為廣泛，而原因卻來自於末代皇帝溥儀的一道“諭旨”。

王國維與羅振玉

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後的第五天，他生前最敬重的良師益友、兒女親家羅振玉得知了噩耗。於是，正跟隨在溥儀身邊謀劃投靠日本人的遜清遺老羅振玉，從天津急忙來到北平清華園進行弔唁。可出人意料的是，羅振玉來弔唁的同時還帶來了末代皇帝溥儀的一道“詔書”。

正是由於有了溥儀的這道“詔書”，許多人再聯想到王國維當年“奉詔”欣喜地出任遜清“南書房行走”一職，使王國維之死順理成章地被認為是“殉清”。特別是在這道“詔書”中，溥儀所提到王國維臨終前的“遺章”，也就是後來羅振玉出示的所謂王國維的“遺折”，更加鐵證如山，讓人百口莫辯。

然而，殊不知末代皇帝溥儀這道“詔書”的出籠，卻是源於羅振玉出於政治目的而偽造王國維的“遺章”。羅振玉得知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後，唆使其子模仿王國維的筆跡，以悽楚哀怨的語氣偽造了所謂王國維的“遺章”，以致感動溥儀下了那道“詔書”。

揭露這件事情真相的，是在羅振玉死後溥儀出版的那本自傳《我的前半生》。在書中溥儀說：“王國維死後，社會上曾有一種關於國學大師殉清的傳說，這其實是羅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覺中，成了這篇文章的合作者。”

不過，無論溥儀“合作”那篇文章是有意還是無意，在當時和後世都對研究王國維的死因起到了極大的誤導作用。當然，王國維生前的外在形象，也多多少少地為“殉清”論者提供了嚼舌的根由，那就是他腦後那根具有強烈象徵意義的長辮子。

但是，瞭解王國維的人卻並不以為然，特別是被王國維引為知己的陳寅恪和吳宓兩教授更有著精深的解釋。他們一致認為，王國維腦後的那根辮子，只是傳統文化人的個性使然，絕對不是什麼外人流傳的不忘滿清小朝廷的象徵。陳、吳兩位國學大師還一致認為，王國維的死是自殉於傳統文化，而非外人揣測的殉清。關於這一點，人們可以從當年就樹立在北京清華園裡陳寅恪教授為王國維撰寫的碑銘中領會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

在這一碑銘中，陳寅恪先生不僅否認了王國維自沉昆明湖是殉清或其他的原因外，還著重闡明瞭他的死是“獨立自由之意志”之緣故。這，也許應該是王國維自沉昆明湖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