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支援政府給民眾補貼，但是認為發消費券比現金好。主要理由是，發現金，人們會存起來，不消費，無法拉動經濟增長。這種主張，其實沒有理解經濟增長的本質。

到底是發消費券好，還是發現金好？

我需要問一個問題：經濟增長的目的是什麼？這個問題，我們之前討論過，經濟政策的出發點不能將目的與手段搞反了。發放消費券刺激消費促進經濟增長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經濟增長的最終目的，還不是讓民眾獲得更多的財富與自由？如果想要讓民眾收入增加，何不直接發現金，為何要發放消費券？

消費券政策希望透過5000萬消費券帶動消費，發揮槓桿效應，刺激經濟增長，還能收取稅收。可能有些人會說，刺激消費，經濟增長，稅收增加，國民收入也增加，豈不是“一舉兩得”？

不可否認，消費券可拉動經濟增長，但作用不如現金。為什麼？因為貨幣的交換價值。貨幣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其具有不可替代的交換價值。在中國，人民幣可以交換任何商品，貨幣在手，交易費用最低，交易效率最高。

比如，政府發現金給民眾，一些人拿到錢後急著繳房租、水電，一些人則還信用卡、花唄，一些人可能拿錢去醫院看病，還有一些人可能存起來、做投資、給“小三”零花錢……經濟世界，利來利往，無奇不有，個人做主，無需父愛主義和權威主義。這樣，政府發下來的這筆錢，效用最高，價值最大，使用成本最低，對經濟增長最有利，對國民財富及自由增加最大。

若發放消費券，情況則完全不同。我以4月10日深圳寶安區釋出的消費券規則為例。消費券總額是2億，採用抽籤制，不是人人有份，全靠運氣。

消費券使用受到各種限制。

1）區域限制：只能在寶安區內消費，以及京東“寶安質量示範區優品專區”。如果你居住在南山、福田、羅湖等地，正好抽到幾十元消費券，但是得驅車前往寶安消費，交易費用大增。我身邊有人抽到龍華區的消費券，也因交通成本增加而考慮放棄消費。

2）型別限制：只有餐飲、購物、文化旅遊、健康、汽車、寶安產品展銷、寶安購物節、扶貧八大類。消費券，其實是計劃經濟思維，有點像當年的糧油票、布匹票。寶安消費券是以上八大類“票”。如果你幸運“中獎”了，也只能消費以上八大類。抽了汽車消費券，只能購買汽車，才能使用。

3）商家限制：消費券指定商家使用。這不僅限制了消費者，降低了消費券的使用價值，還對其它行業及企業不公平，甚至引發尋租空間。山東發放了旅遊消費券，一些幸運者為了使用消費券被“逼”上泰山，景區一時人滿為患。

4）門檻限制：滿XX減XX。比如，餐飲消費券滿500減150，滿100減30。為了省150，你還得搭進去500。

我們可以做個比較：假如1000人抽得3000元的汽車消費券，效果如何？可能只有100人選擇購車，假如購車均價20萬，政府花費30萬消費券（900張券回收），直接拉動汽車消費2000萬，汽車購置稅200萬，政府賺了170萬稅收收入。

假如1000人（低收入者為主）獲得3000元現金，效果如何？可能有200人拿來繳納房租，200人還花唄、信用卡及貸款，200人存起來，100給子女購買書籍、培訓課程、文具、玩具，還有人可能拿出一部分去餐廳、超市消費……這種經濟效果似乎比較難計算。到底哪種效果好？

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的永久性收入假說認為，人們的消費行為主要取決於永久性收入，而不是偶然所得的“暫時性收入”。即便政府發放的現金是“偶然所得”，人們也會基於過去及當下收入、長遠預期來安排支出。事實上，基於永久性收入假說的理性消費安排，比消費券這種短暫性、強迫性的消費安排，更有利於經濟增長。經濟學家彼得·戴蒙德甚至認為，只有在代際交疊模型中才能達到帕累托最優（戴蒙德模型，資本增長黃金律）——如個別家庭將政府發放的現金給子女購買書籍、保險。

如今，全國各地都在發放消費券，但是不少消費券淪為“雞肋”：富人不稀罕，窮人消費不起。

消費券以及任何經濟要素受到的約束越多、限制越多，其交易費用越高，效率越低，價值越低，對經濟增長越不利，對政府稅收增加越不利。更重要的是，當前疫情是一場災難，在災難面前，政府首要職責是保障民生。政府要放棄經濟刺激的思維，啟動應災模式：不是刺激經濟，而是保障民眾生存；告別“釣魚式”刺激政策，踏踏實實地“急群眾之所急”。

有些人認為，中國儲蓄率高，三五個月沒有收入完全能夠應付。中國儲蓄率確實遠遠高於歐美國家，但是儲蓄極為不均衡。根據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的資料，中國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人均存款47萬，其儲蓄額佔全國總儲蓄額的50.4%。每年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家庭過著“赤字”生活，即靠借貸、往年儲蓄或父母儲蓄維持生計。

去年，西南財大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家庭大約有40%的存款為零，換算成人數，大概有5.6億的人存款為零。過去兩個月，銀行信用卡違約及信貸違約數量有所增加。

所以，大疫之下，中國政府需要突破經濟刺激的思維，啟動更高級別的應災模式，發放現金，保障民生。

什麼才是應災模式？我這裡使用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調查與研究中心甘犁與何青整理的資料[2]：美國政府和美聯儲啟動了應災模式，採用“兜底”的方式應對“大雪災”（新冠疫情）。在2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計劃中，5600億美元是直接補貼給家庭與個人的現金，佔美國GDP的2.9%。合計年收入不超過15萬美元的夫婦可獲得2400美元，每個孩子還可額外獲得500美元。

加拿大的居民現金補貼達475億加元，佔GDP的2.3%。澳洲的居民補貼為249億澳元，佔GDP的1.3%。新加坡的居民補貼為59億新元，佔GDP的1.3%。印度的居民補貼為1.7萬億盧比，佔GDP的1.2%。南韓的居民補貼為9.1萬億韓元，佔GDP的0.5%。

中國香港與中國澳門的居民補貼，分別為790億港元和96.8億澳元，分別佔GDP的2.7%和2.3%。香港18歲或以上永久性居民可領取1萬港幣。

英國對利潤低於5萬英鎊的個體經營者每月發放2500英鎊，至少發放3個月。德國拿出500億歐元，佔GDP的1.5%，補貼給中小企業及個體戶。

應災模式第一點是給民眾發放大規模、覆蓋面廣的保障性現金，目的是保障生存，而非小規模的以刺激經濟為目的的消費券。

目前中國各省市消費券加起來不過五六十億，假如最後是100億，也只佔中國99萬億GDP的萬分之一左右。今年是中國脫貧攻堅、全面小康的收官之年，建議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快速地一次性給民眾發放大規模現金。

有人擔心兩個問題。一是大規模發現金，是否引發通脹？這是一個值得擔心的問題。因股市崩盤疊加疫情，美聯儲開啟“無上限”QE，美國聯邦政府推行2萬億美元的救市計劃，難免引發通脹或資產價格泡沫擔憂。

再看中國的情況。4月10日央行公佈，3月末，廣義貨幣餘額達208萬億，同比增長10.1%。同時，中國2月CPI一度超過5%，3月回落到4.3%，但是與GDP、家庭收入增速及存款利率相比，CPI水平依然偏高。

大規模現金的資金來源是關鍵。如果是銀行“印錢”，通脹風險會大幅度增加。但是，如果是來自政府財政，以轉移支付的方式發放現金，通脹風險則小得多。當然，中國的財政系統與貨幣系統並非獨立，財政擴張往往伴隨著貨幣擴張。從“糊塗賬”來看，僅3月廣義貨幣增加了10.1%，市場上錢增加了這麼多，但如果沒有到民眾手上，是不公平的。建議政府使用1-2萬億（佔GDP的1-2%）的特別國債及地方債券，給數億個人提供現金補貼。

現金髮放重點物件為湖北疫情家庭及新冠患者家庭、失業者、低收入者、貧困家庭、老人、兒童及中小學生、未就業大學畢業生、租房家庭、失業且肩負房貸家庭。發放方式必須公開、透明及低成本，如退稅、貼息及直接領取等。

二是會增加政府債務風險？與歐美國家相比，中國政府的債務負擔是比較輕的。2019年中國政府債務佔GDP的37.7%，美國這一資料是106%，日本是222%，德國是68.3%，法國是122%，印度是69.8%。同時，中國政府擁有大量的國有資產，如土地、央企、外匯等等。政府只要盤活國有資產包括部分低效資產，稍微提高行政效率，便可擠出大量現金出來。

3/ 放松管制：增加市場信心，提升經濟預期

當前，經濟恢復的挑戰是預期問題。國內控制疫情的速度超出很多人的預料，但經濟恢復的難度也大大超出了很多人的預期。控制疫情，可以透過政府權威來快速實現。但是，信心與預期藏在每一個人心裡，很難透過行政命令來解決。

如今，新冠疫情“世界大流行”，還不知什麼時候能結束，半年、一年，也可能兩年。市場信心低迷，很多人選擇降低消費，增加儲蓄，減少投資，以抵禦不確定性風險。海底撈漲價，遭到各種討伐，顯示出市場信心脆弱，收入悲觀的個人對物價上漲頗為敏感。海底撈不得不出面道歉，恢復原價。

如何才能恢復市場信心，提高經濟預期？

消費端，最簡單粗暴的方式是發放大規模現金。手中有糧，心中不慌，民眾的安全感增加，市場預期也會得到改善。發放現金對消費端的作用比較大，對投資的拉動相對間接。

投資端，改善預期最有效的方式或許不是基建拉動，而是放松管制。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放松管制，不是放鬆疫情防控，而是放鬆經濟管制——放鬆人口流動管制，最佳化小攤販管制，降低准入門檻，促進資本、土地等要素流通。

市場預期下降的局面，中國曾經在80年代末、90年代末都出現過。當時恢復市場信心的關鍵辦法是改革，主要是放松管制。1989年到1992年中國經歷了社會風波和通貨膨脹，加上國際局勢突變，外資投資信心和國內市場信心低迷。但是，小平92南巡後，明確了市場經濟和進一步擴大開放，美資蜂擁而入。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波及中國市場，朱總推動國企改革、房地產市場化改革，引入私人資本，增加投資信心。

今天我們面臨這種局面，政府需要堅定的向市場讓利，向私人企業讓機會，放松管制，吸引資本，支援就業與創業。

比如，放鬆對小攤販、小作坊的管制。在中國，小攤販、小作坊個體戶規模在1個億左右。疫情期間，他們無法出門做生意，生存艱難。政府應該放寬對他們的限制，讓他們活動起來謀生，解決生存問題。

如今中國可能有上億人失業或未返崗，找工作困難，創業又沒資金，政府應當鼓勵、支援廣大農民、農民工、小商販低成本擺攤，開設小作坊，開設養雞場、養豬場。這可能是社會基層人解決就業、保障生存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或許可啟用千萬以上的就業規模。

在金融危機期間，經濟學家厲以寧也建議放松管制來擴大就業：“城市中，應該放寬對小攤販的管制。在當前情況下，就業問題這麼重要，你給人家開條路，給小攤販留條路，不要讓這些小攤販整天躲來躲去的。”[3]

有人提出，大量擺攤、開養豬場會造成環境汙染。過去幾年，過度追求環保政績及城市形象，大拆養豬場，驅趕小攤販。只要劃分好區域，設定好一定的標準（不能過高），可降低髒亂差程度，與店鋪商家利益衝突不大（不同細分市場）。最重要的是，民眾的生存權大於形象政績。

又如取消汽車限購政策。北上廣深等大城市，如果放開汽車限購，購車成本可以大幅度下降，一定程度上可以提振車市。以深圳為例，搖號人數突破127萬，但3月份的普通小車增量指標只有6690個，其中搖號指標3334個，競價指標3356個。月增量指標與搖號人數比只有0.52%，缺口巨大。以15萬經濟型用車為例，3月競價指標平均成交價為41303元，佔購車款的27.5%，競價車牌大大提高了購車成本。

有人提出，取消限購，會加劇道路擁堵。問題是，解決道路擁堵的辦法不應該透過限購來解決。可以說，汽車限購限行，是解決道路擁堵問題成本最高、效率最低的辦法。

北京汽車保有量比深圳低，道路比深圳寬敞，為什麼堵車更嚴重？這與北京的城市規劃有很大關係。北京人口分佈不均衡，通州人口扎堆，早晚通勤加劇擁堵，大量單位用地阻礙道路規劃與車輛通行。再看香港，香港人口密集，道路狹小，但四通八達，交規嚴格，車流速度快，交通擁堵程度低。擁堵問題應該多從城市規劃、交通執法、道路標識、公共交通、停車費差異化定價等方式來解決。

汽車限購、車牌拍賣，在法理性上值得考究。這其實是“已上車人”對“未上車人”設定的一種資源爭奪障礙。

在中國，放松管制的增長空間依然很大，尤其要素市場的潛力巨大。4月9日國務院頒佈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簡稱“意見”）。這份檔案備受國內經濟學家的關注，普遍認為，這是一份觸及靈魂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改革檔案。為什麼？

長期以來，中國商品市場已經市場化，但是要素市場尚未市場化。所謂要素主要指勞動力、土地、資本、技術等經濟資源要素。要素受到制約，導致供給側出問題，資源配置不充分，導致大量浪費、產能過剩及創造不足。

以勞動力市場為例。勞動要素受到戶籍、體制等限制，無法充分流動，競爭程度弱。很多農民工進城，無法落戶，無法給子女提供好的教育。2019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0.6%，但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44.38%。深圳的情況更嚴重，常住人口1300萬左右（2018年），戶籍人口435萬，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33.5%。

到今年3月份為止，中國還有2500-3000萬人農民工未返崗。這次疫情可能會成為華人口流動的拐點，一部分人或留在家鄉附近或省會城市，不再考慮北上廣深及遠距離大城市就業。

這份“意見”明確“推動超大、特大城市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制，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打破戶籍制度，有助於幫助農民工進城，吸引農村過剩勞動力，解決第一部分提到的大量的“隱性失業”問題，讓他們享受更多的城市公共用品。

又如土地要素市場。中國的土地要素市場，所有權無法流轉，只能交易使用權。這導致土地資源難以啟用，土地流轉程度極低，資本變現能力極差。近些年，中國一直在探索土地改革，尤其是農村集體土地入市。這份“意見”再次提到：“制定出臺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指導意見。” 如果農村的宅基地可流通、可抵押，農民可以透過宅基地抵押貸款，獲得開辦養豬場、養雞場、小作坊及種植果園的原始資本。這樣有利於農民就業與增收。

由於集體土地的交易無法獲得法律保護，社會資本進入農村開發產業容易遭到村霸、地頭蛇欺壓，交易費用奇高無比。這導致農村土地及農業長期處於資本匱乏的狀態。

至於農村集體土地如何入市，目前還有很多爭議：私有化，還是股份制；所有權流通，但使用權受限；只交易使用權，但強化使用權保護。不管怎麼改革，只要集體土地交易合法化，便有大量的社會資本願意投資。如此，一可以增加農民收入，啟用農村土地；二可以增加私人資本的投資信心，在低迷的市場中拉昇投資預期；三可以增加土地供給，打破土地壟斷，降低城市居民的購房成本，增加消費動力。

再如資本要素市場。中國資本市場不發達，社會融資以借貸為主。股票市場備受詬病，資本試圖進入但“恨鐵不成鋼”。股票市場，需要打破審批制，採用註冊制，淘汰不合規的上市公司，不斷地換血。這份“意見”提出：“改革完善股票市場發行、交易、退市等制度”。

信貸市場方面，主要是利率市場化，放鬆利率管制，發揮價格機制的作用。目前，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正在引導利率下降，但是與國際相比，中國利率水平依然太高，中國私人企業及家庭承擔著過高的信貸成本。如果利率市場化改革加速，利率順利下降，社會資本的投資信心會增加，可以改善經濟預期。

題主是問，疫情之下政府拉動經濟發展，應該選擇現金還是消費券吧？

我們先來看一下現金、消費券有什麼異同之處。

我們先來分析現金、消費券的共同點：

2，性質相同。都可以用來購買消費品。

再來看現金和消費券的差異：

1，時間差異。現金可以在任何時間，拿來購買自己需要的東西。消費券是有時間限制的，只能在規定的時間內用來購買，超過時間限制就是一張廢紙。

2，支付場合的差異。現金可以在任何場合用來支付。消費券往往規定了在購買某種特定物品時，可以按比例支付；如果不是規定中的物品或超過了規定的支付比例，購物券是沒有任何用處的。

分析了現金和購物券的異同，再來看看疫情肆虐之下拉動經濟，哪裡適合用現金，哪裡又適合用消費券。

一，美國適合用現金來拉動經濟。

1，美國貧富嚴重分化的社會結構：

首先，美國貧困人口多。

美國有3970萬貧困人口，美國有數百萬人處於飢餓狀態，有20/100的兒童受到飢餓的威脅，每晚至少有50萬美華人無家可歸。

美國有1820萬名兒童處於貧困之中，160萬人生活極端貧困。（下圖，是美國流浪漢。）

其次，美國的貧富分化嚴重。

美國1/100的家庭，佔有社會33/100的財富。底層50/100 的家庭，在過去20年裡，所佔財富的比例增長率是零，其困窘可想而知。

最後，大多數的美國貧民生活極端困難。

2，美國的社會結構，決定美國只能使用現金的方式刺激經濟。

太多的美華人，食物依賴救助站，每天都在為房租發愁。甚至有的美華人連房子都租不起，只能流浪街頭。他們沒有固定住址，當然也是買不起好的手機的，很多人甚至乾脆沒有手機。（下圖，一個美國女流浪者。）

沒有手機或者沒有好手機的貧困人口，無法及時獲取消費券的資訊，即使能夠及時知道消費券的資訊，也只能看著富人用好手機把消費券全部搶走。

可以預見，這些貧困人口即使搶到了消費券，租房子都是問題的他們，沒有錢去下館子去使用餐飲券，也沒有錢去使用旅遊券。

所以政府只能數人頭，然後發現金給每個人，讓他們按自己的意願去消費。

3，美國政府不敢發消費券，他們害怕引起社會動盪。

因為每個美華人都知道，發放消費券對窮人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有能力把消費券拿來消費的，只能是富人。

也就是說，發放消費券是政府在給富人發福利，而消費券是要所有納稅人買單的。發放消費券，其實是把窮人的錢給富人花，是劫貧濟富的行為。（下圖：是奧巴馬時代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中游行的人們。）

窮人見政府把自己納的稅拿來給富人用，肯定會不滿意的。奧巴馬政府，曾經把納稅人的錢用來扶持華爾街，就引起了“佔領華爾街”運動。前車之轍，後車之鑑，特朗普政府是萬萬不敢發放消費券的。

所以，美國只能發現金來刺激經濟。

二，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適用消費券來刺激經濟。

1，中國的中產階級數量龐大，適用消費券。

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幾乎沒有什麼貧富分化。絕大多數人，都是有儲蓄、有固定資產的中產階級。

另外，中國的基建是出了名的好，被譽為“基建狂魔”。4G訊號早就實現了全國覆蓋，5G的更新換代正在加速。幾乎每個人都有智慧手機，不少人還用上了5G手機。在此基礎上，電商的發展位居全球之首。（下圖，杭州發放消費券。）

其次，雖然在疫情衝擊下中國受到了影響，但是中產階級是有儲蓄的，並沒有受到太大影響。中產階級家庭是有購買和消費慾望的，人們有了消費券，是會用來消費的。

2，眾所周知，中國人民有儲蓄的習慣。政府如果發放現金，人們會習慣性的把現金儲蓄起來，而不是拿去消費。所以中國不適用現金，只能以消費券的形式拉動經濟。

3 ，中國發放消費券拉動經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合計：杭州政府以2.0236億元的代價，拉動消費22.26億元。既刺激了經濟發展，又滿足了人們的消費願望，這兩億多錢花得值。不得不說，在發放消費券這件事情上。中國的專家的判斷是正確的，黨和政府是英明的。

疫情出現後，很多國家為了緩解普通百姓的壓力，紛紛把財政收入的資金拿出來發錢。

最先行動的是中國澳門和中國香港。國內疫情剛開始不久，澳門就發了每人3000的消費券。這筆消費券，實際上是為了挽救一些做小生意的。

緊接著中國香港直接發現金，中國澳門又再次發了現金，每次都是接近一萬。澳門一直以來都有發現金的習慣，每年會把財政結餘部分拿出來發，差不多不到一萬的樣子。

在疫情轉向國外以後，歐洲和美國也幾次通過了補貼計劃，不僅僅向普通民眾發錢，還給一些企業發錢。其中賈躍亭的美國公司就拿到了幾百萬美元的補貼。這筆錢使用者公司發工資和支付房租，本質上還是保證普通人的收入。

我們會發現這次疫情除了澳門發消費券，其他都是發現金。發消費券的目的還是讓普通人去消費，這些小額消費券並不能購買大宗商品，也沒有辦法還貸款、繳稅、儲蓄。他的主要作用是幫助一些小業態的從業者，也可以說是底層商人。

發現金就非常明顯了，是因為普通人沒有收入，必須讓他們能夠生活。因為有錢人也不在乎幾萬元的補貼，但是對於大部分中低收入者就是救命錢啊。這筆錢可以讓他們付房租，還貸款，消費，也可以存起來以備不測。

在這麼嚴重的疫情年前，肯定是直接發現金更合適，因為發消費券對於普通人來說，只是解決溫飽，但是發現金對很多人來說是在救命。

這跟他們的制度有關，如果大多數人都生活困難了，不管是不是疫情，都會遷怒於投出來的那個人。所以為了保證自己在民眾裡面的支援率，就會用發錢的方式來緩解。

還有經濟學家會說發錢是懶政，我覺得對於經濟的長期影響來看，發錢肯定不如投資的效果好。投資會獲得產業回報，也有一部分人會因此收益，這點是不否認的。

但是普通人，或者說窮人這些個體來說，生活的艱難確是實實在在的。可能有些開公司，或者做相關產業的人賺到了，但是另外一些人可能因為疫情丟了工作，或者丟了收入，最終生活陷入了困境，這些影響可能是很長時間的。

作為被髮的那個人，我肯定是更喜歡現金的。現金沒有任何使用門檻，我拿著放銀行或者去買原油都隨便我。

而國家怕的就是這個。

不管是發現金還是消費券，本質都是為了提振經濟，鼓勵消費。

疫情的影響之下，即便是大企業也進入了寒冬，更不用說原本就苦苦掙扎的小微企業。大家應該清楚，過年那會兒線下商鋪是直接不允許開門的，這個春節好多企業損失慘重。好不容易盼到疫情好轉了一些，國家允許開業了，這時候老闆們發現，光靠店家開張沒用啊，店裡沒人來啊！畢竟我們老百姓還是很惜命的，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嘛，少吃一頓又不會死。但由於大家都抱著這樣的想法，店鋪沒了生意，就只能關門了；店鋪關門之後，員工就失業了；員工失業之後，社會的壓力就增大了……連鎖反應最後還是會攤到每一個人頭上。所以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發生，國家是肯定要站在宏觀調控的角度鼓勵大家去花錢的，既是救企業也是救老百姓自己。

問題就在於，我們老百姓真的太喜歡存錢了，這次疫情，想必也有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理財的重要性，如果真的發了現金，至少我肯定會拿去定投。這樣一來，我們頂多能扶持扶持證券行業，對小微企業，尤其是打擊很大的餐飲零售業，有什麼幫助嗎？

而消費券就沒辦法存起來了，對於刺激消費的作用比現金會強很多。

實際上各地的消費券用法也不一樣。有的直接發無門檻消費券。

有的還需要搖號。

有的我覺得非常狠。發滿減券，最低的也是600-100元，那我拿到手很尷尬啊，我要是去花，我自己得掏五百元，我要是不花，我豈不是白白虧了一百元？這難道就是傳說中的“你可能小賺，我永遠不虧”嗎，確實還挺刺激消費的。

順便一說，發完消費券之後我就被迫去消費了，吃了平常捨不得吃的美食，竟然還有點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