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義軍在起家的階段軍紀都不會好到哪裡去，義軍為何起義？因為沒吃的活不下去了，那怎麼才能有吃的呢？搶別人的。既然是搶，那殷實大戶搶得，升斗小民也搶得。

然而上邊這個只是理論上。元末起義和明末起義有個很大的區別，元末義軍往往在初期就能攻佔重城建國稱制，比如徐壽輝起義不到三個月就拿下了湖廣行省省城武昌，而明末起義一直處於流動狀態，攻破府城都是後來的事，直到最後才有建國之事，所以元末叫“群雄”，明末叫“流賊”。

而且，元末群雄多是本地有威望的人領頭或參與，比如劉福通就是汝潁一帶的豪強，差不多跟水滸裡的晁天王是一個型別，徐壽輝雖然很不濟，但他的軍師彭瑩玉那是江淮四省綠林扛把子。豪強的參與，使得義軍一開始就奔著打江山去了，打下三五城池就開始建國稱號，自然治下的百姓都是臣民，而且穩定之後還可以收稅，衝抵了一部分開支。

而元末起義軍後來秩序比較好，是在佔領地盤之後，比如徐宋（天完）治下，比如大周誠王張士誠治下，比如益都平章毛貴的山東，比如夏帝明玉珍的四川；而一旦義軍喪失了基本盤，陷入流動作戰，那麼為了自身的生存，以及滾雪球壯大自身的需要，劫掠一路基本是不可能避免的，比如入蜀的青巾軍，比如入高麗的紅巾軍。

從這個角度來說，明末義軍在這點上體現的非常明顯，明末義軍可以說是真正的義軍，他們起事的直接目的也就是為了活下去，那麼為了活下去就要去搶，大戶有圩子，地主在城子裡，在義軍沒有攻堅能力的時候，能劫掠的只能是城外的鄉民。

而明朝對地方的掌控又是出了名的強，在歷史上基本上是空前的，這導致一開始就從府縣到道再到布政司，每一級都在各種鎮壓義軍，義軍如過街老鼠一樣被趕得到處跑，根本無法停留在一個地方；再者說，赤地千里之下困守一地就是等死，所以明末義軍始終在流竄，既然是流竄，那就不可能有賦稅的概念，那就只剩了搶。

元末的明玉珍割據四川，從入蜀到明朝滅夏，前後十多年，元朝勢力就沒組織過一次對四川的征剿，反而是明玉珍兩次北伐攻佔漢中，一次南征攻入昆明，這事在明朝是不可能想象也不可能發生的。

也就是說，明朝不會給義軍一個穩定發展的機會的，別說一年，半年都不會，所以才有了陝西四鎮兵馬一次又一次出潼關攻擊河南的李自成，哪怕全軍覆沒也會在不久之後再來一波，如果1643年孫傳庭在潼關戰死、新軍全軍覆沒之後李自成沒有入陝，而是繼續留在河南，那麼在1644年新任三邊總督餘應桂還會繼續出關攻河南的。

元末起義軍和明末起義軍最大的差異就是格局。元末的農民起義隊伍都佔地為王；明末的農民起義軍基本都是流竄為寇。

既然是農民起義軍，就不分元末、明末，肯定是被官府壓榨得活不下去了才造的反。大家造反都是為了混口飯吃，為了活下去，但是各有各的混法，各有各的生存之道。

從元末、明末的局勢來看，有帶著明顯的時代特點，多方面因素導致了元末的農民起義軍成了勢，而明末的農民起義卻最終被徹底剿滅。

元末、明末起義軍的差異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看：

元末時期，社會矛盾激發的原因並非天災人禍，而是元朝歷來奉行的漢人低等的民族政策，元朝的統治者雖然繼承中原政權大統，卻從內心裡是自卑的，他們極力想融入漢文化裡，卻始終無法做到平等對待各個民族。

元末的農民起義帶有一定的種族主義色彩，加上元朝地方政權管理的鬆散，讓各地農民起義軍能夠迅速的成事。而元朝廷對於各地爆發的農民起義採取的態度其實很“曖昧”，在統治者看來，有些地方並不重要，他們從骨子裡始終認為城鎮沒有草原重要。

明朝末年就不同了，明朝廷是正宗的漢人政權，他們從骨子裡認可中原文化的固守“國土家業”的觀念，每一寸土地，每一個城鎮都是國家領土，朝廷統轄，絕不放棄。

明朝廷從皇帝到平民始終認為大明是漢人正統，而元朝時期，統治者與底層百姓的認同感不一致，也就對農民起義認同不一致。

元末時期的農民起義基本上都是針對一個州郡，一個縣城來發動，各路起義軍直奔地方城鎮而去，要麼殺了元朝官員，要麼趕走他們，自立為王，據縣而治。

元末時期的地方官員受到認同感的影響，幾乎不做過多的抵抗，要麼投降，要麼逃跑，把朝廷郡縣直接讓給了農民起義軍。在元朝地方官員心裡，這些地方本來就是屬於他們，他們更愛草原，這些城鎮據點，丟了就丟了。

明末時期就不同了，州府郡縣的官員們始終認為守土有責，這裡不單是國家的州府，更是當地百姓可以依賴的後盾，在百姓們看來，起義軍就是反賊，從骨子裡是鄙視的。至於後來的那些州府官員投降起義軍，那真的是到了後期，朝廷無力，大勢已去，大家都要活命。

元末時期的各路起義軍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歷史上農民起義鬧得最成功，最豪橫的農民起義運動了。

劉福通、韓山童的隊伍從山東可以打到四川；明玉珍在四川可以盤踞十多年，不但稱帝還要北伐大元朝；徐壽輝、陳友諒打下了江淮一代就可以直接稱帝抗元；張士誠佔據江浙一代，儼然就是地方王國，地方政權經營得有模有樣。

連“廣積糧，緩稱王”的朱元璋夾在陳友諒、張士誠中間都有一塊固定的地盤。這些農民起義軍聲勢浩大，時間並不長的情況，直接穩固的佔領了一方土地與元朝進行抗衡。

元末時期的如火如荼的農民起義運動在明朝末年是無法想象的，無論是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起義領袖，他們從一開始不具備元末時期的社會認同局面，他們的農民起義更多的是為了搶劫物資，為了討口飯吃而進行的。

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人從未提出佔地為王，據城而守的方略，基本都是走一路，搶一路，搶一路，逃一路的方針。明朝末年，朝廷對鎮壓農民起義是不遺餘力的，總是是會派出精銳部隊對農民起義軍進行圍追堵截，加上地方州府的嚴防死守，讓農民起義軍成了一群流寇。

元末朝廷和明末朝廷對待農民起義的態度直接決定了兩個時代的農民起義的結局。元末時期，朝廷希望以招撫為主，既然農民起義軍佔了某州府，那就一紙詔書送來，封你為這個地方的地方管理者，後來還越封越大，朱元璋都受過朝廷的封賞。這樣的招撫對於農民起義軍來說，簡直太及時了，既可以休養生息，又能名正言順的管理地方，只要時機成熟，說反就反，而且還反得從容不迫。

而明末時期，大明王朝始終堅持反賊就是反賊，不進行討價還價，只要哪裡有農民起義，肯定是大軍鎮壓，就算有招撫，也是為了更加方便的鎮壓。這就導致了明末時期的農民起義根本沒有機會和時間來固定地方發展，只能流竄到底。

綜上來看，元末的農民起義能夠成燎原之勢，最後推翻元朝，那是因為元朝廷從內到外無法融入到中原文化中來，統治階層根本不知道中原政權的統治方略；明末時期的農民起義軍鬧騰到最後，明朝就算滅亡了，他們也沒有成大事的原因也很簡單：中原政權對待農民起義從來沒有第二個選項。

雖然都是農民起義，但是元末農民起義是為了推翻異族統治，得到了很多文人士子的支援，甚至有些起義軍首領就是世家大族，他們的目的很明確就是推翻蒙古的殘暴統治，政治正確，各地的文人士子也因為蒙元對漢人的蔑視而得不到重用，無法在朝廷施展抱負，只能紛紛加入義軍，為起義軍出謀劃策。

明朝的起義軍其實就是一群饑民，目的只是為了填飽肚子，他們的目的侵犯了精英階層的利益，得不到文人士子的支援像李自成麾下只有一個李巖算是文人士子，牛金星只是個秀才，宋獻策更是江湖算卦的騙子，他們沒有明確的政治目的，只會破壞不懂建設因此難成大氣。

一個是外族的壓迫，一個是內部的壓迫。外族是壓迫整個漢族，大家一起驅逐韃虜。而內部壓迫則是底層的勞動人民，鄉紳貴族是不受影響的。相應程度也衰減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