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變化

美國是世界的經濟的龍頭，對美的貿易也佔了全球貿易的絕大部分，從特朗普上臺以後，美國的對外政策發生了變化，從全球化的倡導者到退群專家...世界出現了逆全球化的趨勢……

世界各國

在美國對世界各國發動貿易談判的過程中，世界其他強國之間也發生了多邊貿易摩擦，例如2019年日韓之間的貿易衝突。

導致全球貿易出現大幅滑落，全球經濟倒退的現象。

在全球化分工高度發達的事情，這種逆全球化的政策直接導致世界工業的發展出現停滯甚至倒退的現象。大量的資本從摩擦國家外遷，但是如果，貿易摩擦是一種趨勢，誰又能倖免呢？

存量競爭

如果說貿易摩擦的本質是什麼？從一個角度來說，世界消費的存量競爭可能是貿易多邊摩擦的本質。

而改變這個現象的最根本手段就是增加存量，或者減少生產，而減少生產就是經濟倒退；因此，增加存量我們會想到國內的一帶一路。整個世界人口70億，而擁有龐大消費市場的國家只佔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那麼，擴大存量的方法就是拉動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拓展存量市場。

而我們都知道存量拓展是一個漫長的長期的過程，那麼，短期內的存量競爭就變成了必然的現象。

從目前的工業化程度來看，任何一個工業產品的產業鏈都密集的囊括了多個產業，以特斯拉為例，包含了：汽車製造、電池、軟體開發、硬體開發等等；那麼，今後的工業製造，必然會呈現集中化、區域化的趨勢。

而符合這種趨勢的地區：歐洲、美國、中國。

世界將會呈現多極化經貿發展！

全球貿易格局的最大變化，也是主要變化就是中國被邊緣化。中國從以前的製造業中心，全球組裝車間，被美國邊緣化了。美國在高科技上排斥中國公司，逼迫產業鏈離開中國。美國在關稅上堵截中國商品，同時扶持其他國家來替代中國的地位。以前由於中國的世界製造業地位帶來了大量的需求和採購訂單，中國利用這些需求和採購訂單來整合海外供應商，但是由於現在匯率貶值，加上有些訂單被迫離開中國，中國作為製造業中心的地位下降了。

全球貿易格局總體將趨向保守，而中國將趨向越來越開放，走多元化發展模式，而美國將越來越保守，走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發展模式

隨著工具的使用，人類的生產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勞動創造的能量，在解決了人類的基本生存問題後，以實物的形式儲存起來，形成了剩餘財富。被用於交換的實物，又被稱為商品。商品和服務的交換，被稱為貿易。貨幣是商品交易的媒介，既有流通的屬性，也有社會價值儲存的屬性。交流是既是人類社會形成的基礎，也是貿易交往的資訊溝通形式。交通運輸，則是完成貿易交換的主要途徑。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貿易的內容逐漸豐富、貿易的範圍和交流規模也日益擴大，交通、交流、交易的體系也隨著貿易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而逐漸完善，並作為服務作為貿易的一個組成部分。

按照現代經濟學理論，進出口貿易的產生有兩種原因，第一種原因是國內產品的供需關係，當供給大於需求時，會形成出口；反之則形成進口。貿易順差意味著掙錢，貿易逆差意味著賠錢。第二種原因是產品的相對成本，轉移生產到成本相對較低的地區，資本會獲得更高的收益，在這種情況下，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順差和逆差，並不代表資本收益的多與少。

貿易的產生來自於過剩能量的積累，而當解決了人類的基本生存需求後，貿易就成為了社會財富重新分配的一種方式。佔據生產力優勢的一方，往往能夠在貿易過程中獲得更大的優勢。貿易爭端主要來自兩個方面，貿易雙方的交易不對等，處於逆差的一方，財富大量流出會造成貿易爭端；總體供需的失衡造成的市場和資源分配，也會造成貿易爭端。從歷史的經驗看，解決貿易爭端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戰爭。

在工業化發展的初期，工業化國家的國內生產力水平快速提升，工業產品的生產能力遠超過本國的需求，在強大的軍事力量保護下，透過殖民地和貿易的方式，對全球其它國家的財富進行掠奪。隨著全球資源瓜分完畢，各個工業化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是導致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原因。

二戰結束後，世界進入了相對穩定的發展期。原有的西方殖民地國家也逐漸脫離了殖民統治，形成了獨立的國家。隨著人口出生率降低，高收入國家的勞動力人口紅利期逐漸衰退，以降低勞動力成本為目標的轉移生產，成為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全球經濟發展與貿易發展關係日益緊密，製造業商品在全球貿易中，佔據著主要的份額。而在這個過程中，貿易順差與逆差，並不完全反映財富的流失與否。對於掌握資本和科技優勢的高收入國家來說，透過轉移生產，獲得了更高的利潤，社會創造財富的能力反而更強了。從1960年到1980年，雖然，全球貿易規模在快速增長，但是高收入國家GDP和貿易規模全球佔比基本保持不變。

以計算機和電信網路為基礎的資訊產業從90年代開始高速發展，進一步推動了經濟全球化發展程序。以資訊產業為首的高科技產業發展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一部分。相比於傳統制造業，資訊產業對自然資源的依賴性較少，單位價值運輸成本較低，更適合全球化生產。以中國為首的亞洲發展中國家，快速融入到以資訊產業發展推動的全球化發展過程中，經濟和貿易規模迅速增長的同時，對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以美國為首的G7國家，在資訊產業發展的浪潮中，競爭優勢逐漸被削弱。在全球GDP佔比不斷下降的同時，美國逐漸從貿易順差轉為貿易逆差；日本在讓出了全球第二的位置同時，貿易順差率也大幅度下降；義大利則面臨掉隊的危險。

2008年，高收入國家勞動力人口撫養比到達歷史最低點，人口老齡化問題來到了一個新的拐點。而同一時間發生的美國金融危機，從表面上看，是由於房地產泡沫引起，而其背後，是否與人口拐點有聯絡，現在還不得而知。

以智慧製造、人工智慧為突破口的工業4.0，是人類社會生產力水平提升的下一個關口，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建立起來的製造業和ICT產業基礎，使得中國等國家縮小了在科技領域與G7 國家之間的差距，也使得G7國家的科技優勢地位面臨進一步的挑戰。

2018年，當一直宣揚自由貿易的美國，開始了以保護本國利益為前提的貿易戰，全球的自由貿易出現了向貿易保護主義發展的趨勢。這種貿易發展趨勢，是在新的世界人口、經濟格局下產生的新的貿易競爭格局。貿易爭端，既有G7國家之間的矛盾，也有G7國家與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之間的矛盾。這種貿易爭端不會透過簡單的談判就可以結束的，最終的結果，取決於各個國家自身能力水平的提高，以及在貿易全球化發展過程中，所作出的努力。

從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看，中國沒有跟上工業化發展的潮流，逐漸成為被列強瓜分的弱國；阿根廷沒有參與到經濟全球化發展的程序中，逐漸從一戰前的強國，變成了相對落後的中高收入國家；在資訊產業發展過程中，發展速度相對較慢的義大利，正逐漸呈現掉隊的危險。融入到世界發展的潮流中，並佔據一席之地，才是中國最終擺脫貿易戰威脅的最佳途徑。

從世界銀行釋出的資料看，從1960年到2017年，全球進出口貿易總額與GDP的比例，總體呈增長的趨勢。2008年，全球貿易總額與GDP的比例超過了60%，比1960年增長了近40個百分點。受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進出口貿易總額與GDP的比例在2008年後，在52%到60%之間波動，其中高收入國家進出口額與GDP的比例基本維持在60%上下，而中高、中低收入國家進出口貿易額與GDP的比例呈下降趨勢。這也說明，全球金融危機對中高、中低收入國家的貿易和經濟依然存在較大的負面影響。

商品和服務是進出口貿易的兩大組成部分。其中商品貿易佔比在80%左右，服務貿易佔比在20%左右。中高收入國家商品貿易佔比相對較高，服務貿易佔比相對較低。

按照世界銀行的分類，商品貿易主要由糧食、食品、礦產、燃料、製造業商品組成。製造業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工業化產品，高收入國家、中高收入國家制造業商品佔商品進出口金額的比例都與世界平均水平相當，而中低收入國家制造業商品佔比較低，同時，也說明中低收入國家的總體工業化水平還相對較低，更多是以燃料、礦產等初級原材料，以及食品和糧食的貿易參加到經濟全球化的程序中來。

服務貿易主要由運輸、旅行、金融、資訊服務組成。1990年後，以計算機和通訊網路為代表的資訊革命，推動了世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資訊服務的貿易佔比也呈增長趨勢。而以貨物運輸為主的運輸服務貿易佔比則呈現下降的趨勢。高收入國家在運輸服務貿易領域全球佔比低於中高、中低收入國家，而在資訊服務和金融保險領域的全球佔比高於中高、中低收入國家。

科技是促進人類社會進步的主要驅動力。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到2017年，中高收入國家制造業商品高科技產口出口占比已經逐漸接近高收入國家水平。特別是在以計算機和通訊網路為主的ICT領域，中高收入國家出口佔比已經高於高收入國家。雖然，高收入國家仍然擁有大量智慧財產權，並以此佔據著高科技產品價值鏈中利潤率最高的部分，但是，不能否認的是中高收入國家在以ICT為代表的高科技製造業領域的參與度越來越高。中低收入國家不僅在製造業商品貿易的參與度較低，在高科技和ICT領域的貿易佔比也相對較低，更加說明中低收入國家工業化和科技水平相對較低。中低收入國家ICT服務出口佔服務出口的比例較高，則反映出中低收入國家，服務成本相對較低。

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中高收入國家GDP和進出口貿易全球佔比都出現了快速增長，並由此在經濟規模和貿易規模對高收入國家的全球統治地位產生了巨大沖擊。由此，也可以看出，中高收入國家以資訊產業發展為機遇，加入到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機遇中，不僅帶來了貿易規模的增長，也帶來了經濟規模的快速增長。

從過去近60年的資料可以看出，高收入國家的貿易平衡率（貿易順/逆差與貿易總額的比例）波動幅度較小，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國家的貿易平衡率波動幅度較大。上個世紀90年代後，隨著商品貿易逐漸從逆差轉為順差，中高收入國家基本處於貿易順差狀態。而由於工業化和科技水平較低，中低收入國家仍處於貿易逆差狀態。

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義大利、加拿大，是全球經濟影響力最大的G7國家。其中，美國和日本的貿易總額與GDP的比例較低，進出口貿易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較低；德國、加拿大貿易總額與GDP的比例較高，經濟發展與進出口貿易的關係比較密切。從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美國逐漸從貿易順差變為貿易逆差；日本經歷了一波貿易順差率增長到減少的過程後，已經進入了貿易順差和逆差的波動狀態；德國逐漸從貿易逆差進入到貿易順差狀態；其它的幾個國家，基本都處於貿易順差和逆差的波動狀態。

G7國家的GDP總額最高超過了全球GDP的65%，貿易規模最高超過全球貿易規模的50%。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序的發展，到2017年，G7國家全球GDP佔比已經下降到50%以下，貿易規模全球佔比也已經下降到40%以下。

英國是G7國家中服務貿易佔比較高的國家，除加拿大外，其它國家服務貿易佔比基本都在20%左右。

從1960年到2017年，德國基本處於商品貿易順差狀態；日本經歷了商品貿易順差增長到下降的變化，已經進入了商品貿易順差、逆差的波動狀態；美國從商品貿易順差逐漸進入到貿易逆差狀態；英國基本處於商品貿易逆差狀態；其它國家商品貿易處於順差、逆差的波動狀態。在服務貿易領域，英國、法國處於貿易順差狀態；美國從貿易逆差逐步轉為順差；義大利從貿易順差變為逆差；德國、日本、加拿大基本處於貿易逆差狀態。受服務貿易逆差率下降的影響，是德國從貿易逆差轉為貿易順差的主要原因。

G7國家是世界上工業化水平最高的幾個國家，製造業進、出口貿易額佔商品貿易的比例都比較高。燃料是工業的基礎能源，加拿大燃料出口佔比較高，日本進口占比較高。隨著頁岩氣的開發，美國燃料出口佔比呈增長的趨勢。

從1990年到2017年，隨著資訊產業的發展，G7國家資訊服務進、出口貿易佔比都呈增長的趨勢，資訊服務已經成為G7國家服務貿易中，貿易規模最大領域。而運輸服務的增長速度相對較慢，進、出口佔比都呈下降趨勢。

英國、美國、德國金融保險出口佔比較高，是對全球金融貿易影響最大的三個國家，也是金融保險領域競爭優勢最大的三個國家。

從1990年到2017年，美國、日本、英國、法國高科技產品出口佔製造業產品出口比例總體較高。義大利、加拿大下降對較低。受ICT產品出口佔製造業商品出口比例快速下降的影響，美國、日本、英國的高科技產品出口佔製造業產品出口的比例也在大幅度下降。相比於ICT產品的出口佔比，G7國家ICT進口產品佔比較高，說明這些國家對ICT產品的需求較高。美國、日本ICT服務出口佔比較低，則反映出這兩個國家ICT服務成本較高，缺乏市場的競爭力。

以中國（不包括港澳臺）為代表的亞洲發展中國家（不包括日本），抓住了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機遇，經濟和貿易規模從1990年後，都進入了高速發展的階段。中國、印度、南韓、印尼都已經成為G20國家成員，南韓和新加坡成為了高收入國家。2017年，中國、印度、南韓、印尼、泰國、新加坡、越南等國GDP和貿易規模佔全球的比例都超過了20%，遠高於上個世紀90年代之前的水平。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南韓和新加坡也成為了高收入國家。

新加坡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其貿易中轉站的地位，進出口貿易額與GDP的比例在200%-400%之間波動，經濟發展對國際貿易的依賴性很強。泰國、越南貿易與GDP的比例增長速度較快，水平較高，也說明其經濟發展與國際貿易的關係日益加強。

隨著進、出口貿易規模的逐步擴大，除印度外，其它幾個國家都逐漸從貿易逆差進入了貿易順差的狀態。

從2007年開始，中國、印度、南韓、印尼、新加坡等國對外貿易規模與GDP的比例都從增長的趨勢轉為下降的趨勢，說明進出口貿易的增長速度，低於本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國際貿易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在減退，同時，也說明2008年由美國金融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對亞洲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影響依然沒有減退。

與G7國家的進出口貿易結構相類似，亞洲的主要新興發展中國家進出口貿易也以商品貿易為主。商品貿易的順差或逆差，基本決定了貿易總體為順差還是逆差。雖然總體處於貿易順差狀態，中國、南韓、新加坡服務貿易都基本從順差轉為逆差。

從1990年到2017年，上述亞洲國家中，除印度和印尼外，製造業商品貿易佔商品貿易的比例都相對較高，說明這些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參與程度較高，工業化水平發展較快。雖然，缺少部分年份的資料，但是從發展趨勢上看，越南製造業出口佔比快速提升，已經接近了泰國的水平，說明越南的工業化程序發展較快。印度、印尼製造業進出口佔比較低，參與全球化生產的程度較低，工業化發展水平也相對較低，至今仍屬於中低收入國家。除印尼外，上述國家的燃料和礦產品進口占比大都高於出口佔比，一方面說明這些國家對能源等工業初級資源需求量較大，另一方面也說明，這些國家的製造業中，原材料加工業的佔比較高。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更多承擔的是來料加工等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這些產業不僅利潤較低，還消耗大量的自然資源，同時對自然環境也有較大的破壞。

除南韓和新加坡外，其它幾個亞洲國家運輸出口占比高於進口占比，說明進口商品的運輸量，高於出口商品的運輸量，進而也說明了來料加工的生產分工模式在這些國家中佔比較高。南韓和新加坡出運輸出口占比較高，與這兩個國家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關係。中國、印度資訊服務出口佔服務出口的比重快速增長，已經成為服務出口的主要領域。旅遊是印尼和泰國服務出口的主要領域。作為貿易中轉站的新加坡，金融保險出口佔比較高。

隨著資訊化的發展，除中國外，上述國家的資訊服務進口占比都在逐漸增長，說明對資訊服務的需求增長較快。

中國、南韓、泰國ICT商品進出口佔比相對較高，高科技產品出口佔製造業出口的比例都相對較高，說明工業化和科技水平相對較高，資訊產業的全球化生產參與度較高。不過2000年後，泰國、南韓、中國ICT產品和高科技產品出口佔比都呈下降趨勢，說明高科技產品出口貿易受到的阻力在逐漸加大，已經逐漸進入到與G7國家產生競爭的領域。

印度、印尼工業化和科技水平較低，ICT商品進出口、高科技出口佔比也相對較低，資訊產業的全球化生產參與度較低。新加坡作為貿易中轉站，ICT進出口、高科技產品出口佔比都相對較高，說明ICT和高科技產品透過新加坡進行週轉的比例較高。越南雖然是上述國家中，工業化發展起步最晚的，但是在ICT和高科技領域成長速度較快，相應的貿易佔比已經基本接近中國、南韓和泰國的水平。

巴西、俄羅斯、墨西哥、澳洲、土耳其、沙特、阿根廷、南非是G20國家成員，也是對世界經濟格局有著比較大影響力的國家。其中澳洲和沙特屬於高收入國家，而阿根廷則從高收入國家降入到中高收入國家的行列。

從貿易規模與GDP的比例看，墨西哥、澳洲、土耳其與全球的發展趨勢相吻合。沙特的貿易規模與GDP的比例較高，經濟發展對貿易的依賴程度較高。其它幾個國家經濟的發展與對外貿易的關係相對較低。除土耳其外，上述國家的貿易平衡基本都在順差和逆差之間變動。

從1960年到2017年，上述幾個國家GDP全球佔比呈現波動上升的趨勢，貿易規模全球佔比低於GDP的全球佔比。

上述國家的對外貿易中，商品貿易規模佔比也都在80%左右，商品貿易的順差和逆差決定了總體的貿易順差和逆差。除土耳其外，其它國家服務貿易主要都是貿易逆差。

沙特、俄羅斯的商品出口主要以燃料為主；澳洲的商品出口主要以燃料、礦產、食品和農產品為主；巴西食品出口佔比在不斷增長；南非的礦產出口占比較高，只有墨西哥和土耳其製造業出口佔比接近G7和亞洲主要新興發展中國家水平。相對於商品出口而言，上述國家制造業商品進口占比都超過了60%。由此，可以看出，在經濟全球化的程序中，只有墨西哥和土耳其參與到製造業的全球生產分工中，其它國家，更多是以工、農業原材料的形式，進入到商品製造環節。而隨著工業化的發展，上述國家對製造業商品的也擁有較大的需求。

從1990年到2017年，巴西、俄羅斯、阿根廷資訊服務出口佔比增長較快，旅行出口仍是其它幾個國家服務出口佔比最高的領域。除俄羅斯外，其它上述國家運輸進口占服務進口的比重都高於出口佔比，說明商品進口帶來的運輸需求更大。巴西、俄羅斯、阿根廷、南非等國資訊服務進口占比增長較快，說明資訊化發展速度與相應較快。

在上述國家中，只有墨西哥ICT 商品貿易佔比較高，高科技出口佔商品出口比例較高。雖然土耳其製造業出口佔比較高，但是高科技商品佔比較低；而巴西、俄羅斯、澳洲雖然高科技出口佔比較高，但是製造業出口佔比卻相對較低。因此，上述國家中，也只有墨西哥真正融入到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潮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