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訴被稱為是動態的憲法，保護的人民的最基礎的權利，公權力是很容易侵犯到這個領域的，所以壓力大可以想象。另外一個壓力是，刑訴往往是激烈的對抗，來自對方當事人迫害也很正常。

國家已經賦予刑辯律師疑罪從無的權利，所以只需要質疑公安的取證合法和證據的完整及可靠性就可以了，為什麼要取證呢

國家權力規定律師沒有刑事取證權。律師明知代理的刑事辯護案件證據不足甚至是冤案，出於法律正義去取證，將面臨偽證罪風險。刑辯律師沒有職能只有義務，這個義務就是配合公檢法動員嫌疑人（被告人）認罪求輕，保證刑事訴訟順利完成。死磕律師不受待見，具有坐牢的風險。律師的遊刃有餘用武之地是在民商事法庭。

你好，刑事案件中的律師確實比民事案件中更高的風險，因此很多律師不願意接刑事案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是刑事案件可供律師發揮的空間相對較小。在民商事案件當中，收集證據的工作主要由律師和當事人相互配合進行，如何查詢、固定證據是極為體現律師能力素質的一項工作，一個好的律師不僅能夠快速、全面地收集證據，而且還能讓證據儘可能得到法官的採信，從而讓訴訟結果向著自己當事人有利的角度傾斜，為當事人爭取到最大限度的利益。在這個過程中，律師是可以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積極主動的律師和不積極主動的律師代理同一個案件，結果可能完全相反。但是在刑事案件中就不同了，刑事案件的證據收集和固定主要由公安機關來進行，律師雖然也可以收集一些證據，但是礙於身份限制，很多關鍵性的證據還是難以取得，公安機關對於不配合取證的情況是有手段處理的，而律師卻沒有辦法。

另外，由於目前的刑事訴訟模式，客觀上來說，法院在開庭之前已經看過案件材料，導致很多刑事案件開庭實際上成了走過場，法官心裡已經有了大致的判決意向，律師在這種情況下想要扭轉法官的意向，除非有決定性的關鍵證據，否則還是挺難的。而且刑事案件中公安機關取的證據法院採信的比例極高，除非出現非法取證，律師很難推翻公安機關的證據鎖鏈。

第二是刑事案件收益既不高又不穩定。在民商事案件中，律師可以實行風險代理收費，也就是可以按照訴訟的標的額的一定比例收取費用，最高可達30%，如果成功代理打贏了一個合同數額千萬甚至上億的案件，完全有可能直接讓這個律師走上人生巔峰，但是在刑事案件中就不行了，《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第十二條明確禁止刑事訴訟案件實行風險代理收費。刑事案件當事人大多數又沒什麼錢（有錢人誰沒事會去犯罪？），可能除了某些大戶人家為了保命會捨得出大錢請律師之外，其他刑事案件的收費還是不如民商事案件的，對於做案子的律師來說，案件收費就是收入來源，那麼很顯然大家都喜歡做收入高的案件，收入少的刑事案件自然就無人問津了。

第三是做刑事案件對律師自身來說風險較高。民事案件中，律師的對手是另一個律師，而刑事案件中，律師的對手是國家暴力機關，並且還是有權查處律師犯罪行為的國家暴力機關，這顯然對律師來說風險要高得多，尤其是在當下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期間，很多律師因為幫助當事人做偽證受到刑事處罰，一個不小心輕則丟飯碗，重則蹲牢房，有時候即使自己很小心，也耐不住當事人坑律師，所以律師不太願意代理刑事案件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誰說律師沒有取證權？當公安機關偵察終結時，律師可以就某些疑點調查取證，並將所取得證據提供給法院。法院可以令公訴機關交偵察機關核對。律師在開庭程式要求對證據質證。所謂的高危，一是取證中可能發生意外的阻礙，二是不小心做偽證，第三容易被偵察機關誤解。

刑事辯護律師是可以為自己的辯護業務取證的，至於取證的時候如何取證？如何保證調取的證據是合法的，是真實的，需要靠律師自己去把握。也就是說，如果律師按照法定的程式，正常取證是沒有問題的。不過律師取證的時候必須要保證合法性，真實性，客觀性，不能編造證據，也不能避重就輕的取證。所以，題主問刑辯律師沒有取證權的觀點是錯誤的。律師職業是一個高危職業，實際上是某些人對律師職業的判斷錯誤。如果一個律師在執業的過程當中遵紀守法，實事求是，不搞一些違規的東西，律師的職業是沒有風險的。所謂的高危判斷，實際上是指律師很可能違法。因為律師的刑事辯護權以及法庭的辯論權雖然是可以豁免的，但並不是可以胡亂來的。也就是說，律師不能造假，如果律師製作了虛假證據或操縱虛假訴訟，同樣要承擔刑事責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