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化中，儒家和道家(佛家)是不可分離的。所以在中國歷史上，有無數的英雄豪傑文人墨客往往前半生是儒家，後半生卻潛心修佛(修道)遁入空門。

文學作品如《紅樓夢》中的賈寶玉是不是曹雪芹的替身不好說，但真實的歷史人物卻是多得數不清。

比如蘇軾蘇東坡（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漢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北宋時為眉山城）人，祖籍欒城。北宋著名散文家、書畫家、詞人、詩人，是豪放詞派的代表。和父親蘇洵，弟弟蘇轍合稱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蘇。蘇軾是蘇洵的次子（蘇洵長子夭折），1057年（嘉?二年），與弟弟蘇轍同登進士。唐宋八大家之一。

蘇軾生於1037年1月8日（景?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生於眉州眉山（今屬四川）。蘇軾的父親蘇洵，即《三字經》裡提到的“二十七，始發憤”的“蘇老泉”。蘇洵發奮雖晚，但用功甚勤。蘇軾晚年曾回憶幼年隨父讀書的狀況，感覺自己深受其父影響。當然，假若沒有蘇洵的發奮讀書，也就不可能使蘇軾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後的文學成就。

1056年（嘉?元年），虛歲二十一的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翌年，他參加了禮部的考試，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卻因歐陽修誤認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六年），蘇軾應中制科考試，即通常所謂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為“百年第一”，授大理評事、籤書鳳翔府判官。後逢其母於汴京病故，丁憂扶喪歸裡。1069年（熙寧二年）服滿還朝，仍授本職。他入朝為官之時，正是北宋開始出現政治危機的時候，繁榮的背後隱藏著危機，此時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援變法。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恩師歐陽修在內，因在新法的施行上與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迫離京。朝野舊雨凋零，蘇軾眼中所見，已不是他二十歲時所見的 “平和世界”。

蘇軾因在返京的途中見到新法對普通老百姓的損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參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認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書反對。這樣做的一個結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離京的師友一樣，不容於朝廷。於是蘇軾自求外放，調任杭州通判。從此，蘇軾終其一生都對王安石等變法派存有某種誤解。

蘇軾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滿後，被調往密州（今山東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縣令。政績顯赫，深得民心。

這樣持續了大概十年，蘇軾遇到了生平第一禍事。當時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詩句扭曲，以諷刺新法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豐二年），蘇軾到任湖州還不到三個月，就因為作詩諷刺新法，網織“文字毀謗君相”的網羅罪名，被捕入獄，史稱“烏臺詩案”。

蘇軾坐牢103天，幾次瀕臨被砍頭的境地。幸虧北宋時期在太祖趙匡胤年間即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蘇軾才算躲過一劫。

出獄以後，蘇軾被降職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市）團練副使（相當於現代民間的自衛隊副隊長）。這個職位相當低微，並無實權，而此時蘇軾經此一役已變得心灰意冷，蘇軾到任後，心情鬱悶，曾多次到黃州城外的赤壁山遊覽，寫下了《赤壁賦》、《後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千古名作，以此來寄託他謫居時的思想感情。於公餘便帶領家人開墾城東的一塊坡地，種田幫補生計。“東坡居士”的別號便是他在這時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豐七年），蘇軾離開黃州，奉詔赴汝州就任。由於長途跋涉，旅途勞頓，蘇軾的幼兒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遙遠，且路費已盡，再加上喪子之痛，蘇軾便上書朝廷，請求暫時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後被批准。當他準備南返常州時，神宗駕崩。

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聽政，以王安石為首新黨被打壓，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蘇軾復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東蓬萊）。四個月後，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個月後，升中書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學士知制誥（為皇帝起草詔書的秘書，三品），知禮部貢舉。

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拼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後，認為其與所謂“王黨”不過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諫議。

他對舊黨執政後，暴露出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抨擊，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於是又遭誣告陷害。

蘇軾至此是既不能容於新黨，又不能見諒於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他以龍圖閣學士的身份，再次到闊別了十六年的杭州當太守。蘇軾在杭州修了一項重大的水利建設，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邊築了一道堤壩，也就是著名的“蘇堤”。

蘇軾在杭州過得很愜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元?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為政見不合，外放潁州。 1093年（元?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執政，新黨再度執政，第二年6月，別為寧遠軍節度副使，再次被貶至惠陽（今廣東惠州市）。1097年，蘇軾又被再貶至更遠的儋州（昌化軍，今海南）。據說在宋朝，放逐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後徽宗即位，調廉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復任朝奉郎，北歸途中，於1101年8月24日（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於常州（今屬江蘇）。葬於汝州郟城縣（今河南郟縣），享年六十四歲，御賜諡號文忠（公）。

幾度宦海沉浮，儒家思想已經打磨得所剩無幾，這才轉而回歸自然，迴歸生活，不光留下了大量的詩篇詞作，而且還有“東坡肘子”“東坡肉”讓後人大飽口福。

（1）道家

道家不主動教你做什麼人。

道家不是普世的。

道家只教自己怎麼去做人。

道家的內容很駁雜，也很高深。

道家提綱契領的觀點是“道法自然”。這裡的“自然”既是順其自然，也是天地自然。

道家很重視當下，古老的散修在修行的過程中，因為對體能狀態有很高的需求，都會自己學習養生、強身的方法。逐漸的就形成了道醫的理論，後來做為入世學流傳下來了系統的中醫理論。

道家養生、修行，講究陽氣。陽氣修煉，對人性中的正義面有很高的要求。比如正義、正直、慈悲等。

總起來說，道家以實修、務實為主，除妖伏魔、治病救人、懲惡揚善既是自己修行的需要，也是附帶衍生的價值。

（2）儒家

儒家是有教化之功的。

儒家就是純粹的普世學、凡人世間學。

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並不是信念和口號。這都是實實在在的生存技巧。

你按照仁義禮智信去踐行，你就會收穫到世間所推崇的名利。

無論是道家還是儒家，首先第一推崇的是去做，是實踐。

無論你懂得道理再多，都要從腳下第一步始。

儒家總體來說是規範人的行為。

只不過從宋朝程朱理學開始，就是過猶不及。

很多人喜歡說儒家壓制人性，其實在儒家最開始只是規範人與人的行為。

春秋戰果多亂，知道點中國歷史的人都應該知道，實際在漢武帝之前，中國一直是混亂的。

漢武帝獨尊儒術，讓社會規範起來，才有後來的各種倫理關係。

你得看出來儒家把一個混亂的中國變成秩序的中國，這是非常具有先進性的。

如果沒有儒家的規矩，我想中國無論從國土還是民族都很難做到統一。

周朝天子就是象徵，初期諸侯國還拿周天子當回事，後來的混亂就是沒人拿他當回事了。

秦始皇雖然統一中國，但叛亂少了嗎？人們與休養生息的機會嗎？

知道漢武帝獨尊儒術，一是正式開啟中國封建社會，二也是一種絕大的進步。

很多人不能理性分析問題，看不見儒家給中國封建社會帶來的進步，也看不見儒家把中國從混亂帶到秩序。

統治者比你傻嗎？

如果說孔子玩得是人與人的社會，道家老莊則玩得是個人。

雖然老子也說怎麼處理國家，但他的理想社會可是小國寡民，人與人的關係最好是老死不相往來。

說實話，老子不贊成社會的發展，他的理想社會導致結果就是分裂的中國，歐洲一群小國就是他理想的社會。

可社會在進步，不會像老子以為的要退步，從自然規律來說也不可能退步。雖然他說跟隨自然而動。

他都不理解，人作為自然的一部分，人的改變也是自然改變的一部分。而只是被動跟隨自然去動。

用現在的話，缺失主觀能動性，只有被動改變，那與畜生又有什麼區別？

莊子更慘，他與那個世界的人沒有關係，還不如自己意淫。雖然他意淫很多事情極有道理。

如果比較西方，他就是西方的尼采。尼采是太陽，他是蝴蝶。尼采想眾人矚目，莊子並不在乎別人如何看他。

道家的老莊基本屬於獨樂樂，而儒家則闡述規範下的眾樂樂。

這是個很好的問題。儒家和道家文化，再加上佛教文化，基本是中國文化的主幹了。中國文化是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理想人格是成為聖人，而道家文化的理想人格是成為神人。這就是兩個派別理想人格的不同。

儒家的理想人格。成為聖賢是儒家哲學的最高理想。儒家理想人格的最高標準是堯舜禹、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等歷代聖王。馮友蘭先生說中國哲學的任務是啟發人們成為聖賢。而在儒家思想中，聖賢的標準是道德完美、濟世救民的人。儒家一方面強調要積極修煉主體人格，挺立道德，另一方面要求奉獻社會，這就是儒家的內聖外王之道。內聖是修煉個體的道德價值，外王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孔子是儒家思想的設計者，而亞聖孟子是儒家思想的繼承者發揚者和完成者，孟子繼承了孔子的仁的思想，並進一步深化為仁政的思想，將孔子的思想大大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在理想人格上，孔子推崇的是君子人格，而孟子的理想人格是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如何培養大丈夫人格？孟子認為，要善養浩然之氣。浩然之氣是剛正之氣，就是人間正氣，是大義大德造就一身正氣。孟子認為，一個人有了浩氣長存的精神力量，面對外界一切巨大的誘惑也好，威脅也好，都能處變不驚，鎮定自若，達到“不動心”的境界。

儒家理想人格具有四大特徵。一是必須具備博愛思想。孔子是個溫情脈脈的君子，他給儒學帶來的也是一種愛人的溫情的學說。孔子主張“仁者愛人”。愛人的途徑不外乎忠恕之道。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強調人與人之間要守望互助，成人成己；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強調要換位思考包容他人。而孟子的仁政思想，則是建立在他的人性善的學說的基礎之上。孟子認為人具有惻隱之心等四種心，統治者要是把這四種善心推廣到國家的治理上，就是行仁政，而仁者無敵。二是必須具備經世胸懷。儒家既強調個人道德修養的心性之學，又強調躬行實踐，強調知行合一的思想。儒家強調“明道、稽政、志在天下”的經世之學，人要為社會、國家服務做貢獻。這種理想人格深刻影響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愛國情懷。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寫下“先天下之憂而憂，樂天下之樂而樂”，強調與民同樂；明代東林黨人顧憲成寫下“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強調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這是中國哲學中最美好的愛國情懷。三是要奉行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中國儒家哲學的核心思想。它要求人們說話做事，立於中道，不偏不倚，過猶不及。這是一種平和、中正的現實主義態度。四是要有捨生取義的獻身精神。注重氣節和具有獻身精神，是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特點。

道家的理想人格。道家的理想人格是那種無慾無求、順應自然天性，鄙視一切功名利祿，全身養性的人。這主要體現在莊子的思想中。莊子的理想人格是三種人。他說，“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聖人無名，聖人不追求功名和權勢。在道家看來，儒家的仁義禮智不過是束縛人性的枷鎖。神人無功，不追求人生的功利價值。至人無己，忘記自身的身體和精神。齊萬物、同生死。只有做到無功、無名、無己，才能擺脫一切人間的束縛，達到無所待的境界。這種境界叫逍遙。這是一種企圖超越世俗世界的理想人格，與儒家和墨家的入世思想相反，道家追求的是遊戲世界，遊戲人生。道家人格的特點就是鄙視名利，追求個人精神的徹底解放。《莊子·秋水》中講到，楚王要封莊子為宰相，莊子說：“我寧願做一隻無拘無束的龜，拖著尾巴自在地遊蕩在路上。”莊子還說，做官就像是一頭要去做祭祀的牛，人們把牛打扮的很好看，其實，最終是要拉出去宰掉的。

儒家文化教育我們做人高品質，做品德高尚一流人物，實際心裡受環境習氣風氣汙染，我們自學風流人物，下流人物居多數。心裡學識不在一個等級別上。說穿了只要是自力的人，不識一字，更會自學，社會雜學更多，有自己主張，排斥洗腦文化，保護骯髒古懂思想，用聖文化偽裝自身，到有利可盜時，不智不仁不義不禮不信反道而反大財犯罪方法，不悔改罪過。道家文化標誌“太極”“八卦”無字天書，是在世間照妖鏡，道路指路盤，成道指道針，以照妖鏡看這些“鬼兒子娃娃”就是轉不出人生陰陽五行陣，以指道針看修道人少有走出太極圈，以指道針看很少人道著走。佛教文化才是媽的，才是學做人的基礎，道教文化老子的，儒教文化先人的。

哲學說到底就是為人、做人的倫理。繼承了易經的思維傳統，儒家和道家的哲學原則完全一致，同樣讓我們做遵循自然之道的道德文明人，如果道家的道德哲學是無為不爭、儒家的倫理哲學就是禮讓選爭。

兩家的不同在於文化的傳承和禮儀的教法。為人師表，孔子是華夏文明的第一老師，這一點無容置疑。不言之教，老子的教育方式則恰恰相反，所謂的不言之教實際上就是不教。如果不是為了出關，老子不會留下無奈的五千言。即使留下了也不是教材而是由八十一個謎面組成的謎語。道德經的謎底其實很簡單，簡單得不可思議：不教、不管、不救，無為、不爭便是老子所謂的常道，自然之道。

兩家按自然之道做人的方式、程度也不同。老子的無為不爭是絕對的、出世的，沒有理想中的小國寡民是做不到的。設想一下天下所有人都做到對別人無為、零社交，世界將是什麼樣，就不難看到老子的願景，天地自然的原景。相比之下，孔子的禮讓、選爭是相對的、入世的。儒家的教條更接近易經之道，妥協中庸而實用。積極入世的自然之道提倡道德妥協、倫理有為而選爭，更接近於人的動物本性，如求知、社交和追求成功的慾望。顯然，儒家的學問要比道家的複雜得多，做到如何時何地有為、何時何地選爭是大智慧。社會現實複雜多變，但孔子不是沒有給出原則和案例，如下：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用現代話通俗地講就是體育可以爭。孔子還鼓勵致富：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換言之，經濟可以爭、資本主義可以搞，因為經濟競爭得利的是消費者、百姓。政治是否可爭？不可。因為政治分有宗教、意識形態信仰，而後者是分派、分裂百姓的思想根源。孔子的年代看似沒有意識形態信仰，但實際上信仰只是非自然鬼神、後世的超自然花言巧語而已。敬鬼神而遠之，如把超自然的意識形態信仰、神學、形而上學介入政治對我們只會有害無益，這一中西思維的差別卻並非眾所周知。相比西學的超自然教條，國學的教條有自然的依據因為它就來自自然，對現代文人學者而言，看清這一點是起碼、也是關鍵的文化認知。

簡言之，儒家道家的自然之道教我們的做法是真的、唯一的，超自然教人的做法是假的，從而多樣的，就像神學上帝和形而上學理念有多個、之間有衝突和悖論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