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封建社會到了戰國時代就結束了，秦朝開啟了中央集權的統治。如何協調中央與地方，君主與士大夫，皇帝與農民的矛盾，各個朝代都做出了不同的努力和嘗試。應該說宋朝在前朝的經驗教訓上走出了自己的一條路。很大程度上滿足了最大人群的需求。這是需要極大政治智慧的。它營造了一個相對自由寬鬆的環境，放眼古今中外都很難得。

為什麼宋朝值得嚮往？

為防“點檢做天子”的戲碼重演，及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的情況出現，宋太祖一方面加強中央集權，另一方面抑制武將發展，基本形成重文抑武的“國策”，因此，終宋之一朝，在軍事方面常處於不利的地位，宋朝也由此，被很多人視為“弱宋”。儘管如此，宋朝可以是古往今來發展得最好的王朝，常言道，“民以食為天”，重要的是生存下去，養活自身，而不在於消滅他人。

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商品經濟、文化教育、科學創新的極為繁榮的時代：據史料記載，北宋建國四十年時（公元1000年），GDP達到265.5億美元，佔世界總量的五分之一還多，人均GDP達到450美元，超越當時西歐的人均水平；北宋在太平興國五年（公元980年），全華人口不到四千萬，至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人口數量達到一億兩千多萬，這不到一百五十年的時間裡，人口數量激增為建國初期的三倍以上，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奇蹟。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就在於此。

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北宋政府釋出政令，“應諸道州府軍監管內曠土，並許民請佃，便為永業，仍與免三年租稅，三年外輸稅十之三”，縱觀宋代，多位帝王下達“利農桑”的政令，自至道二年始（公元996年），至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不到三十年裡，宋之耕地從300多萬頃發展至524萬多頃；“複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有二莊於黃州故治東北，以戶頒屋，以丁頒田，二丁共一牛，犁、杷、鋤、鍬、、鐮具，六丁加一刀，每甲轆軸二、水車一”，不僅僅是農田面積在數量上的增長，北宋農業生產工具非常豐富，幾乎涵蓋了中國傳統農業生產的所有工具，節約人力的同時，對作物的產量也有提高。

農業的高速發展，帶來了“伴生”產業的進步，以手工業為例，北宋時期以發掘金屬為主的礦藏數近三百處，遠勝唐朝。北宋的紡織業，就要以西北地區為主，尤其江蘇、浙江、四川等地，紡織技藝達到極高水平。

如果在中國曆代中選擇“宜居”的朝代，宋朝是個不錯的選擇。宋朝雖多次受到少數民族的侵擾，但大多以和談為平息手段，最極端的處理例子，是在宋遼之戰，宋朝尚佔上風的情況下與其時進退兩難的遼國簽訂“澶淵之盟”，每年向遼國“進貢”三十萬兩——宋朝保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發展環境，這才有了經濟上飛躍式的發展。

當然，若說宋朝宜居最直接的例子，莫過於《水滸傳》中的武大郎：在身患殘疾、身無長技的情況下，不僅能夠依靠自己在街邊擁有了“獨棟小樓”，還能再娶個如花似玉的老婆，妥妥的巔峰人生。誠然，這是施翁筆下的小說，難免有誇大之處，但《水滸傳》作為中國古代四大名著之一，長年累月處於“眾目睽睽”之下，武大郞的處境卻無人非議，實在是宋朝之興盛，乃眾目所見。

因為宋朝代表中國文化的高峰，且那是個理性思辨的時代。

也許不少人認為它是一個積貧積弱的時代，但，其實她是中國文明繼漢唐之後，出現的一座高原！在這高原上，聳立著幾座文化高峰，除文學(包括詩詞、散文、話本等）之外，至少還有四座高峰。

第一座高峰，是政治思想的高峰。在政治上，宋代迎來了一個改革的時代，胡適曾經把中國的11世紀稱為“革新世紀”。在北宋，先是有范仲淹的革新，接著有王安石的變法。儘管王安石的變法以失敗告終，但，這種革新，無疑引發了思考，帶來了論爭。

是宋代，產生了偉大的歷史學著作《資治通鑑》。歷史學不同於文學，它是比文學更富於理性思考的反思之學。

也正是在宋代，迎來了中國哲學的高峰，由周敦頤到程顥、程頤“二程”及張載開啟，再到朱熹高舉大旗，到陸象山再起波瀾，宋代理學，不但是儒學的集大成者，而且借鑑道家、佛家尤其是禪宗的思想，形成了中國哲學史的一個高峰，將中國文化帶入到了一個理性思辨的時代。

有一個故事頗能說明宋代的理性思辨特色。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在信州鵝湖寺舉行了一次著名的哲學辯論會。宋代哲學發展到南宋，產生了嚴重分歧，一派為朱熹的理學。這一派強調“格物致知”，主張透過格物來窮盡事物之理，主張多讀書，多觀察事物，根據經驗，加以分析、綜合與歸納，然後得出結論。一派為陸九淵的心學，他們認為“心即理”，認為格物就是體認本心，認為心明則萬事萬物的道理自然貫通。所以他們主張不必多讀書，不必多觀察，養心神才是最重要的。兩派觀點僵持不下。當時有個叫呂祖謙的著名學者，為了調和朱熹“理學”和陸九淵“心學”之間的分歧，便出面邀請陸九淵兄弟到信州的鵝湖寺（大約在今天的江西上饒市鉛山縣鵝湖鎮）前來與朱熹見面，舉行辯論。會上，雙方就各自的哲學觀點展開了三天激烈的辯論，雙方各執已見，互不相讓，最終是不歡而散。這就是中國思想史上著名的哲學辯論會“鵝湖之會”。由這次辯論會，可以看出宋代人的思辨精神。

也許是理學思辨精神的影響，中國科技在宋代進入到史無前例的嶄新時代，宋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當時幾乎達到了世界科學中心的高度，世界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在其皇皇鉅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還曾論證過宋代理學對當時自然科學的“黃金時代”形成的作用，他說：“宋代理學本質是科學性的，伴隨而來的是純粹科學和應用科學本身的各種活動的史無前例的繁盛。”這四座高峰貫穿著一個精神，就是理性精神，中華民族走到宋朝，已經具有了理性的全面自覺，宋代士子，雖然絕不缺乏浪漫氣質，但他們也更應該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最富於理性精神的一群。正因為如此，以至於在唐代用來抒情言志的詩歌，到了宋代，也要打上理性思辨的烙印。

先看國運。北宋始終未完成一統大業，人口眾多財政寬裕，雖富但不強，人民的生活也遠沒有某些人想象中那麼美好幸福，特別是中華民族尚武精神的泯滅在這一時期表現得尤為突出，故而奴顏婢膝四處討饒，屈辱一百六十年。從宋太祖趙匡胤起，北宋王朝為了消除地方武裝對中央皇權威脅，訂製出一整套以文制武、兵權分立的措施，並不斷加深固化。使軍隊內部互相牽制、動輒掣肘，弊病叢生。其弟宋太宗趙光義訂製了“將從中御”的政策，就是指當部隊出征時，皇帝預授將帥陣圖——這種做法違背了因地因時便宜行事的作戰指揮原則和最起碼的事物發展規律，軍國大事如同過家家，不是充分發揮臨敵將領的主觀能動性，而是由幽居深宮、遠離前線的皇帝和三兩大臣依據主觀臆測，未知敵而固陣，錯誤地鉗制剝奪前方將帥的機動指揮權，極大地扼殺了主將戰場上臨機應變的主觀能動性。這種做法並被其後代繼承了下來，使北宋兵多而無所用，連吃敗仗是必然的。所以被在東北地區剛剛崛起的金國用了僅僅一年多就滅亡，這也是北宋自己作孽收穫的命數。

再看統治集團。北宋最後的日子裡，各色人等拙劣的表演更是加劇了這個看似輝煌的王朝的滅亡。先看宋徽宗，徽宗是歷代帝王中屈指可數的天才藝術家，琴棋書畫樣樣精通，最著名的就是書法上獨創了瘦金體。然而這個人處置軍國大事的昏聵、生活的奢侈腐化、奸佞貪官的數量，也算得上歷代昏君之集大成者。他指揮著規模空前的宮殿、後苑等的建造，窮侈極麗，設立造作局、應奉局，開運“花石綱”，揮霍民脂民膏，用之如泥沙而不惜。他酷嗜女色，五、七日必御一處女，即授名號或進階，退位時出宮女六千餘人，總數蓋以萬計。甚至還不滿足，專設行幸局，毫無顧忌地微行於妓館酒肆，追聲逐色，尋花問柳，和大名鼎鼎的李師師之間的風流韻事想必大家都知道吧。其縱情於聲色狗馬，竭天下以自奉，浩大的宮廷開支，完全由人民的血汗在供養。說到這裡，不知道那些在網上拼命鼓吹宋朝的迷妹迷弟們現在心裡是怎麼想的。

宋徽宗口頭上也自詡“永惟繼志之重，深念守文之艱”，即位後很快沿襲哲宗“紹述”神宗的變法方針，進一步懲罰反變法派，採取了財政、教育諸方面的新政，如繼續方田均稅，重視農田水利，進行鹽法、茶法改革，獎勵開發礦業，有學校科舉改革，加重賦稅，崇奉道教等。其一系列新政呈現著複雜的情況，不能說其中沒有合理的有積極意大的成分，但大多是搜刮民脂民膏的內容。而崇奉道教就更是荒唐可笑，自封“教生道君皇帝”，一大批自吹道術高明的道士被徽宗尊為上賓，玩著自欺欺人的把戲。宋徽宗周圍的一幫寵臣，人們號稱“六賊”：有宰臣蔡京、王黼、朱勔和宦官童貫、梁師成、李彥。人稱蔡京為公相，童貫為媼相，梁師成為隱相。其實，當時的奸佞決不止上述六人，再加宦官楊戩、蘭從熙、譚稹等，官員李邦彥、高俅、蔡京諸子蔡攸等及孟昌齡、孟揚、孟揆父子等，這些人竊據要津，援引親故，廣結黨羽。如蔡京之子六人、孫四人同時為執政、從官，其他奸臣同樣效仿，一時乳臭童稚，目不知書而官已列禁從者比比皆是。於是招權納賄，貨賂公行，尤其是對民眾的各色殘酷掠奪，有關史料俯拾皆是。不要以為這些奸佞都是草包，其中一些人也是才子。如蔡京就是大書法家，進士及第，文章也寫得漂亮，首倡“豐亨豫大”之說，鼓吹太平盛世，徽宗朝曾四度為相，長達十七年之久。其弟蔡汴與京同年進士及第，王安石招為女婿而從安石學，官中書舍人兼國史修撰時，“文飾奸偽，盡改所修實錄、正史”，二任宰執之官。蔡京諸子也頗有文采，如蔡絛著有《國史後補》、《北征紀實》、《西清詩話》、《鐵圍山叢談》等。王黼《宋史》本傳稱其“為人美風姿，目睛如金，有口辯，才疏雋而寡學術，然多智善俟佞。”北宋因為外敵強大而盲目大規模擴充軍隊。而國家財政又無法支援這麼龐大的軍隊。兵因吃不飽飯而從事經商，造成軍無戰力。民因橫徵暴斂而苦不堪言，最後起義。且還處在一個強敵環飼的惡劣生存環境下。這個窮兵贖武的王朝，想不亡都不可能的了。

說到這裡，想必很多的人已經明白宋是一個什麼樣的朝代了。它的經濟發達、文化繁榮、國家富裕毋庸置疑，但它的軟骨病、腐敗病、文藝病也已經深植骨髓，不可救藥。如果題主還是那麼嚮往北宋並心念之、神往之，也許有朝一日真的能穿越時空到達自己心中無數次為之鼓吹的時代，定睛一看，一如花美眷款款深情凝視之，皓腕執碗，櫻唇輕吐：“大郎，該吃藥了”。

宋在歷史界評價之高有目共睹。遠的如陳寅恪、季羨林。

散文家梁衡，他寫的《晉祠》很早就入選過了高中語文課本，某次問季羨林，“哪個時期的中國能代表世界”。季的回答是宋。

陳寅恪本身是唐史專家，對唐史研究造詣極深，可他最推崇的卻是宋朝。

再往前，明末的顧炎武就深刻意識到宋的滅亡給中國帶來的影響意義不一般。

再到現在，一些著名的歷史影片講座，如袁騰飛、高曉松、馬未都、石國騰等等要麼極推崇宋朝要麼對宋朝評價很高。顯然，深入瞭解歷史的人一般不會貶低宋。

在普通百姓眼中，宋不是一個武功強盛的國家。這讓他們對於宋朝時取得的領先視而不見，只是耿耿於懷於宋朝沒能像漢唐一樣開疆闢土。

其實可以以現在的德國做一個例子，現在德國比起二戰前損失了40%的土地，你能說現在的德國是個失敗的國家嗎？

當然，能有土地上的擴張更好。宋朝時，還處於冷兵器時代，農耕文明政權對於遊牧地區的掌控本來就有限。可能在國力上升階段短時佔領，但幾乎不能長久。

宋朝缺的就是崛起時的那一下雄起，其他的無可厚非。為什麼喜歡宋朝？我在以前的回答，如《你對哪個朝代最有好感》、《宋朝到底算不算得上是一個盛世》、《為什麼明朝稅收只有彈丸之地的南宋的十分之一》、《宋朝統治能夠超過三百年的原因到底是為什麼》、《為什麼宋代商業發達》、《宋代為什麼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朝代》等等這些問題中論述了宋在經濟、民生、科技、制度等方面的領先。

有興趣可以看一下。在這裡，我透過不同視角在看看宋朝。

先說教育。 在宋代之前，許多城市沒有正規的學校。知識被上層壟斷。宋代城市中普遍出現學校，是教育史上一個發展的里程碑。

教育蓬勃發展是必須有比較豐厚的物質基礎，某種意義上說，是社會發展的晴雨表。

《宋會要稿》：“天下諸縣皆置學”，形成歷史上第一個遍佈於縣以上城市的官學網路。官學學生全部享受公費補助，由官府供養。但全國沒有統一標準，視各地各校財力大小而定。如北宋末年，餘杭縣學的補助，學生每人每天大米2升，錢24文。當時，太學每月補助超過1240文。凡州學入貢上京城太學的，路上食宿開支，可以報銷。

徽宗時期，“於各鄉村城 市教導童稚”，更廣泛地開辦了小學。不僅官學，私立學校也如雨後春筍，大量湧現。

在教育史上大方光彩的書院，也是在宋興起。私人辦的小學，一般不過三五十人，甚至有隻教十來個蒙童的，供給常不足。而教學好、聲望高的，可能多達數百人。蘇東坡說他8歲入學，老師是道士張易簡，學生將近100人。（見於《東坡志林》）

而兩宋之際的名臣葉夢得，也是一位飽學之士，讀的卻是簡陋的私學，在《石林遣書》、《避暑錄話》裡追述過兒時讀書時的情景，十分生動。雖然簡陋，葉夢得說，先生教他背誦的《六經》，一生受用不淺。在這些茅屋小學中，也確實出過一些人才，有的在政壇、文壇上聲名大振。

秦檜早年也做過童子師，仰束脩自給。他感嘆說“若得水田三百畝，這番不做猢猻王”。（見於《堅瓠集》）

蘇軾《謝範舍人書》：“釋耒耜而執筆硯，十室而九。”《止齋集》：“家家誦詩書”。《吳郡圖經續記》：“自本朝承平，民頗饒澤，垂髫之兒，皆知翰墨”《淳熙三山志》：福州“城裡人家半讀書”。還有《都城紀勝》記載，臨安城內外，幾乎每個里巷都有一二所鄉校。

這些都說明宋時受教育的範圍之廣，程度之深，令其他朝代望塵莫及。宋朝女性相當廣泛地參加文化學習，接受知識教育。

有宋一代，李清照、朱淑真這些大才女，光彩照人，自不必說。像阮逸之女、蔣興祖之女、徐寶君之妻都留下一些上乘作品，至今仍閃爍著她們智慧的靈光。王安石一家，其妻、其妹、其女、其侄女也都是善於文字的閨秀。這等能文工詩的婦女，不僅在社會上層，社會下層也屢見不鮮。一位驛卒的女兒留下了“一枕淒涼眠不得，挑燈起作感秋詩”的句子，可見寫詩成了她生活一種重要組成部分。

宋太學明文取消了對中下階層入學的限制，是貴族化向平民化的一次重大變革。北宋末年，太學規模達3800多人。同樣，州縣官學的招生也一概不論出身。

《武溪集》記載：“凡士大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皆許遊鄢”。擔任過南劍州州學和嘉興府府學教授的湯千銳說得更明白，“即使是胥吏和市井工商的子弟，只要有培養前途的，都收進學校，並親自為他們講授經史”（見於《真文忠集》）

除了太學，還有醫學、算學、天文等專科學校。 許多工農之家、商賈之家以及其他下層人戶，也都把學習文化作為子女競爭於社會的一個重要手段。

北宋，江東餘干縣有個制帽匠，徙居繞州城後，經常接觸州學那些讀書人，十分仰慕。於是督促兒子吳任鉤發奮讀書，以後可以奔個錦繡前程。近鄰的史老是一個坐賈，同樣敬重讀書人，便將女兒許配給吳家，把希望寄託在女婿身上。吳任鉤經過苦讀，終於登第，最後做到“提舉江西常平”。

宋時絕對不是把知識的價值囿限於對政治權力的追逐。文化知識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實用價值，是促使中下層社會普遍讀書的更大動力。否則，怎麼連臨安城裡一個大叫花頭子的女兒也飽讀詩書、學會寫詩呢？那年月，婦女是無權參加科舉考試的。

談到教育時，說到了宋女性受教育的情況。那就順便談談宋時婦女的地位。

《清明上河圖》裡有幾個騎馬的婦人。宋代女性曾一度模仿男性，在幞頭（即帽子橫翅）直腳上比新奇。有些要強女子，把幞頭兩腳拉倒3尺以上。戴著它，必須側著身子才能進入大門。

於是，有些善於設計的女性，把幞頭腳扭彎，垂於肩上，成了一種新的款式。

《清波雜誌》記載：東京城裡的婦女髮式幾年一變。《楓窗小犢》記載：東京婦女的梳妝打扮，在徽宗時期就變了幾變。崇寧年間，流行方額大鬢角。政和、宣和之際，又流行所謂“急把垂肩”。到了宣和年間，又變成雲尖巧額，鬢角上插上一支金鳳。

《宋會要稿》記載：民庶的妻妾，頭冠上也插滿珠翠。可見，當時生活水平是相當高的。

而宋代婦女是可以參與家族企業經營，並且擁有和男子一樣的繼承權。大名鼎鼎的宋五嫂魚羹就是女店主，原來是在東京街上開店。靖難時，隨南逃的人遷到杭州。趙構遊西湖，曾宣見了這位半百老人，並念她是東京故人，賞了金錢10枚，銀錢100枚，錦絹10匹。

經濟上的獨立也給了宋代婦女相對的人格上的獨立。宋時（其實應該說是明朝以前）婦女改嫁是平常事。

五代周太祖郭威娶過四位后妃，都是再婚的女子。郭威替柴榮娶的徐氏，原來是李崇訓的老婆。

范仲淹二歲而孤，其母改嫁長山朱氏。他兒子範純死後，兒媳同樣改嫁。他還訂立一個規約，凡範氏家族中的婦女再嫁者，一律資助20貫、30貫。

上層社會尚且沒有完全把改嫁視為天理不容，平民社會中改嫁的便是更加平常了，並且受法律保護。發條規定：已成婚婦女，丈夫外出3年不歸者，聽其改嫁。而且還規定，丈夫因罪移於別地管制的，其妻可以提出離婚。（見於《名公書判清明集》）

理宗時期，有“阿區以一婦人，三易其夫”案。處理這件案子的湖南提舉常平官胡穎批示說：“（夫）既死之後，或嫁或不嫁，惟阿區之所自擇也。”這表明，即使在理學盛行的理宗朝，社會輿論的基本傾向，仍然沒有把理學所謂的“失節事大”奉為圭臬。平民中甚至有為舊夫服喪期限未滿，就急於改嫁。（見於《夷堅丙志》）

女性再造婚姻生活的權力尚未剝奪，這樣使女性沒那麼不幸。《洛陽紳舊聞記》就記載了一個藝妓，生平坎坷悽苦。但當時貞潔觀念還沒有成為全社會的枷鎖，因此接連有四個男人願意接納她。可以說，是沒有女貞觀的社會背景，使她最終找到頗為滿意的歸宿。

為什麼大篇幅說女性地位，有個名人（不好意思，忘了是誰）說過，看一個社會發展是否先進，就要看這個社會的女性地位如何就知道了。

謝友邀

神往於柳三變“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醉美江南;感喟於易安居士“尋尋覓覓，冷泠清清”的愁緒滿懷;擊節於東坡居士“大江東去，風流千古”的世事華年……

近期沒有宋吹乾擾，終於可以借這個問題心平氣和地聊聊宋朝的福利制。

不吹不黑，兩宋時期有中國傳統社會最全面的福利制度，如果只看紙面，當然值得嚮往。

但是，眾所周知，宋朝恩養士大夫，真能做到既惠官又惠民嗎？

透過網路和袁石高等老師的講座，很多人認為宋朝科技先進、商貿發達、城鎮化率高、中產階層龐大、GDP佔世界60/100~90/100，錢多好辦事嘛，所以宋朝福利高，人民生活富裕。實際呢？

宋代冶鐵技術不如漢代，直接反映到武器裝備上就是

“京師所制軍器，多不鋒利”，“乃無一堅好精利實可為備者”~《宋史.兵制》

“多脆狀，造之不精，且不適用”~賈昌朝

用GDP說古時候的事本來就不靠譜，能把22.7/100吹到90/100，真服了這幫宋吹。

將公元1000年的中國地區理解為宋朝，遼國首先表示不服，大理、吐蕃、黃頭回鶻等也紛紛表示反對。

這樣看來，在西方人眼裡宋朝GDP到底是多少呢？

宋朝士大夫們“恥言農事”，仁宗朝相信人定勝天，開始“三易回河”，專注黃河改道七十多年，使當時最富庶的中原地區良田三十萬頃變成黃泛區，取糧於南方卻“慢於農政，不復修舉”，“失東南之大利”。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縣仍催給河役。

老小相攜來就南，南人豐年自無食。~王安石

別扯什麼小冰河

汴京可以養大象

宋朝也禁海，也閉關鎖國。

澶州一聲炮響，打開了宋朝緊閉的大門

從此，宋遼貿易定價權在遼，宋朝只能收收關稅

南宋五大市舶司最高年入200萬，與宋朝動輒發行7、8000萬的錢引、會子來說，九牛一毛。

海上貿易運出去的是瓷器、銅錢、絲綢……運回來的是香料、倭扇、高麗筆墨……對普通民眾解決吃飯問題沒任何益處。

宋朝絕大多數的人口生活在農村，絕大多數人口是客戶和下戶。

目前看到的說宋代城鎮化率最高的是“北宋20.1/100，南宋22.4/100”~《中國歷史的城市人口》.趙剛。這一比例被普遍認為是過於高估。

吳松弟在《華人口史.遼金宋元時期》中認為宋朝城鎮化率應在12/100左右。

“南宋大部分城市人口比率可能在3/100~14/100之間”~《南宋的城市發展》.臺大歷史系.梁庚堯

並且，宋代記錄不是現代的城市化率，而是坊郭數，包括住在州、府、縣城、鎮市的人戶，以及近郊居民區一一草市的人戶。

寫這些的意思是，宋代仍然是傳統農業社會的延續，農耕文明並未在宋代出現基因突變。

因各種因素疊加，兩宋是中國歷史上最窮困的時期

否則無法理解為什麼宋朝看起來很美好，實際上慘不忍睹。

現在再來看宋朝的福利

1.關於城市消防

“每坊巷三百步許，有軍巡鋪屋一所，鋪兵五人，夜間巡警及領公事。又於高處磚砌望火樓，樓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數間，屯駐軍兵百餘人，及有救火家事，謂如大小桶、灑子、麻搭、斧鋸、梯子、火杈、大索、鐵貓兒之類，每遇有遺火去處，則有馬軍奔報。軍廂主馬步軍、殿前三衙、開封府各領軍汲水撲滅，不勞百姓。”~《東京夢華錄》

宋朝規定，如有火災沒有及時撲救，負責人杖八十;即便撲救及時，造成重大災情(燒燬房屋二百間以上)仍杖六十。

看起來很完美，汴京城內駐軍超十萬，不可能發生大火災

但是，孟元老沒有告訴你

北宋時期每隔幾年開封就發生一次大火，燒燬房屋數十至數千間。

南宋時期臨安燒燬房屋上萬間的大火發生六次，最嚴重的兩次分別是，紹熙三年(1192年)，燒掉半個臨安城;嘉泰元年(1201年)燒了四天，“城內房屋被毀九分之七”，官員們租船辦公。

2.宋朝福利制時間較短，並未貫穿始終

神宗元豐年間(1078~1085年)安葬貧窮、無主屍身的義冢在開封府界始具規模，崇寧三年(1104年)更名“漏澤園”推廣全國，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滅亡，不再官辦。

慈幼局設立於南宋寧宗慶元年間(1195~1200年)，幾十年後南宋滅亡。

王安石“惠養乞丐法”隨著熙寧變法失敗被停止，實施時間最多十幾年。

3.宋朝福利機構規模比較小

收養老、疾、窮、丐者的居養院前身是唐朝福田院舊制，宋初即有，東、西兩所，收養定額僅24人，嘉祐年間(1056~1063年)增設南、北福田院，規模有所擴大，每所定額300人。

漏澤園土地有限，規模很小。“暴骨如莽，後殯者多發前冢，棄枯骼而納新棺”。

4.福利機制覆蓋面較窄

福田院、和劑局、惠民局通常僅設於京城，舉子倉、舉子田、慈幼局分別建於福州、桂陽軍、江南東路。

賑濟範圍主要在城市，“賑濟孤獨之政，其惠偏於市井，而不逮于山谷”。

5.管理水平低下，弊端比較多

居養院“宜收而棄，以壯為弱，或減克支數，或虛立人數，如此之類，其弊多端”。

救助貧病的安濟坊“為庸醫盜其直，或有藥而不及貧下人”。

為民眾提供質優價廉藥品的惠民局、和劑局官員將藥品“留應權貴之需”，民眾稱其為“惠民局為惠官局，和劑局為和吏局”。

官府以漏澤園安葬人數考核守園僧，守園僧拆分屍骨做假數領錢，“遂有析骸以應數者，冒領恩例”。

6.很多惠民措施流於紙面，並未實施

南宋九哥雖然自己小鳥已廢，但不妨礙九哥鼓勵別人多生孩子。九哥下詔推行“胎養助產令”，“有不能育嬰者，給錢養之”。

然而，“臨安市井窮民未聞有得鬥米千錢者，況於鄉村與夫窮僻鎮聚？”~司農寺主簿.盛師文

宋朝雖然官多，管得也多，但冗官、磨勘及三年一遷使得行政效率十分低下。

宋朝本身貧窮，冗兵、冗費現象突出，“天下六分錢糧，五分養兵”，用於社會福利的財力自然不足。

宋朝縱容貪腐，吏胥橫行，與民奪利。

以上種種使得宋朝很多看起來很美好的惠民措施淪為“不過是文移”。

除了文學藝術

一個災區尚且“非鰥寡孤獨不能無役”的王朝有什麼值得嚮往的

補充一個自認為比較公允的個人觀點

宋朝為緩解社會矛盾也作出了一些努力，採取了一些措施。但是，從實施情況來看，宋朝的仁、惠遠遠達不到設想的預期目的。

所以，以紙面規定談宋朝福利沒有實際意義。

所謂宋朝福利制度更多是一種漢唐沿承，可供後世借鑑，僅此而已。

且不談什麼深厚的歷史文化背景，僅僅從一個吃貨的角度，宋朝開啟了一個精緻的美食時代，還有那些不得不說的大咖吃貨，讓你心生嚮往。

人類對吃喝的追求從未停止過腳步，但是力數各個朝代，宋朝無疑是一個標杆，可以說，它開啟了一個美食時代。美國漢學家安德森在他的《中國食物》介紹，從茹毛飲血到食不厭精，中國偉大的烹調法始宋朝。

從社會環境分析，主要是隨著農作物產量的增加，大量的小麥與大米產生之後，給予心靈手巧的宋朝人民太多的創意空間，糧食不斷被開發出來，從簡單粗糙的充飢口糧演變稱各種風格特異的地方小吃，演變成飲食文化流傳至今。

甚至，在1998年美國《生活雜誌》曾評選出這一千年來影響人類生活最深遠的一百件大事，宋朝的飯館與小吃入選第五十六位。

吃喝的江湖中已然開啟，不得不關注其中的領軍人物，宋朝的吃貨，理應由文人來擔當，所謂抑鬱不得志，就把滿腔的熱情投射到吃喝中，對美食有著異常偏執的依戀。

紅燒肉教父：蘇東坡

北宋詩人蘇東坡除了詩寫得好，最大的貢獻是樹立了紅燒肉這個美食界最大的IP。

“黃州好豬肉，價賤如糞土，富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當年，被貶到湖北黃州的蘇軾看到當地的情況，不由得捶足頓胸，認為這是暴斂天物。所謂美食家，不僅僅只會吃，更會動手製作，且不浪費任何一件好食材。

在這裡度過了他一生中的第一個低潮期，因為“烏臺詩案”，他被貶到黃州當團練副使，面對這個個低微閒職，一般人都會抑鬱彷徨落寞消沉，可蘇大文人偏不，他從吃喝中開啟了另一端輝煌的人生。

至於具體過程，大家自行搜尋吧，反正一塊蘇軾紅燒肉讓後繼的吃貨心中樹立了教父地位。重點不是過程，而是他讓一塊肉打上了一個時代烙印，請看他老人家寫的詩，多麼言簡意賅，“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時他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

就是這麼簡單，簡單一塊肉，在各種調料，比如加入酒、醬油醃漬，化簡單為神奇，一切盡在不言中。後代多少人為之奮鬥努力，想達到如此境地而不得，這就是他的偉大，給你空間，讓你想想奮鬥吧。人類社會的文明，從學會生火燒熟食物開始，但絕對不能止步於熟食。

宋朝讓我們開始“喝啥喲”

吃吃喝喝，到底是不可能逃得過飲料這一內容，不得不說的是茶。大家還記得“茶興於唐，而盛於宋”。宋代因為興盛，茶成為上至帝王將相下至販夫走卒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飲品。

“蓋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鹽醬醋茶”，管你有錢無錢，茶是要要喝的。

除了居家喝茶，宋朝已經有喝茶的經營場所，比如在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茶坊每五更點燈，博易買賣衣服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謂之鬼市子……歸曹門街，北山子茶坊內有仙洞、仙橋，仕女往往夜遊吃茶於彼。”翻譯成大白話就是，在那個地方，有一種專門全天經營的茶坊，從早開到晚，要說最初的24小時便利店，就是茶坊的雛形。而且還有專供小仙女夜遊喝茶的茶坊，也算是人群的精準分流吧，類似咱們VIP優待。

光喝茶肯定不夠了，一種口味怎麼能撐得起清明上河圖的盛榮，於是各色花花綠綠的飲料就登場了。

大家仔細看《清明上河圖》沒有，在“久住王員外家”旅店門前，有一小攤，木牌寫“香飲子”這就是飲料。

那時候的飲料都是天然環保五毒特綠色，用各種水果糧食製成，有姜蜜水、木瓜汁、茶水、沉香水、荔枝膏水、苦水、金橘團、雪泡縮脾飲、梅花酒、紫蘇飲。就說這紫蘇飲，有點像廣東的涼茶，當時的人們稱之為“熟水”,就是用熱開水跑各種植物，比如紫蘇，泡好之後密封在容器裡，然後再倒出來喝，有清涼藥用功效。

至於夏天，宋朝人早就開始和冰飲了，比如“雪泡”，就是飲料里加了冰雪水，

關於對宋朝的溢美之詞，從歷代的遷客騷人的文字中表達出來的可謂汗牛充棟，對宋朝的嚮往之情，歷代文人墨客、專家學者也從不掩飾和忌諱。他們讚美宋朝的文化氛圍，他們嚮往宋朝的文化輝煌。

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評價宋朝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他對於宋朝的文化地位，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言語間也透露出他對文化盛世宋朝的嚮往。英國史學家湯因比說：“如果讓我選擇，我願意活在中國的宋朝。” 英國著名漢學家李約瑟博士在談到宋代時也曾感慨道：“談到十一世紀，我們猶如來到最偉大的時期。”散文家餘秋雨也曾坦言：“我最嚮往的朝代是宋朝”。

這些學富五車的博學鴻儒、名揚天下的專家學者、婦孺皆知的散文大家，為什麼都幾乎一致地讚美宋朝、嚮往宋朝呢？而且，這肯定不是人云亦云，他們的讚美之下，有著數十年對宋朝精深研究的基礎，有著以世界眼光並對世界進行全景式搜尋、分析、比較之後的審慎態度，他們的結論，是有著體系和科學的，也是由衷的。那麼，產生這種結論的原因是什麼？或者說，他們為什麼齊了心似地喜歡宋朝呢？

我想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一者，宋朝有著繁榮昌盛的文化科技。科技大家都知道，四大發明有三個產生在宋朝。而文化更是唐代以後的一枝獨秀，可謂後無來者。這裡可以隨便舉幾個例子，比如，唐宋八大家：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除了唐朝的韓愈、柳宗元，其餘六人全部出在宋朝；又如，中國歷史的詞人，宋朝人壓軸，晏殊、晏幾道、李煜、歐陽修、蘇軾、柳永、范仲淹、李清照、辛棄疾等等，可謂群星燦爛；再如儒家學者，周敦頤、張載、邵雍、程顥、程頤、朱熹等等，皆為儒學的集大成者。上述這些人，隨手拈出一位，都是站在文化藝術的巔峰並足以影響中國文化史走向的“塔尖式”人物，每一個人都是一本文化詞典，讓人景仰和感嘆。

二者，宋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策，讓人們的個性高度張揚。明朝的政治太苛刻，嚴刑酷法，讓生命沒有過多展示的空間；而清朝的文字獄綿延不絕，讓許多人噤若寒蟬，講話說事還要小心翼翼，也無法充分展示生命的豐滿與精彩。而宋朝推行偃武修文政策，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尤其是對讀書人的尊重和對言論的寬容，其他帝制王朝，無可比擬。

三者，宋朝極少文字獄。文人個性張揚，難免會有說話無忌憚的時候，如果統治者心胸狹窄，就會構獄陷害，文字獄自然就會氾濫，以至於人頭滾滾。但宋朝極少文字獄，清明時期，更是完全沒有。比如，宋仁宗一朝，就沒有“文字獄”，相反，宋仁宗還非常痛恨羅織材料、陷人以罪的行為。當時，一個舉子給成都知府獻詩說：“把斷劍門燒棧道，西川別是一乾坤。”鼓動成都知府造反。

成都知府看後，都嚇蒙了，趕快把舉子捆綁至京，請求治罪。宋仁宗瞭解情況後卻哈哈一笑，說這不過是老秀才急於求官而做出的出格事而已，沒什麼大不了的。可見當時言論的寬鬆。這樣寬鬆的環境，誰不喜歡？

經常會有人問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如果時間可以穿越的話，你願意回到古代哪個朝代？關於這個問題的回答網路上曾經有各種各樣的答案，不過有一個答案所佔的比重還是比較大的，那就是回到宋朝。網路上對於宋朝的嚮往的呼聲是非常高的。

宋朝為什麼值得嚮往呢？

宋朝的整體社會氛圍在歷朝當中是比較好的，宋朝立國之初就執行了比較寬鬆的文化和社會政策，政治上雖有集權，但是控制並不嚴密。因而一度有宋朝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說法。

宋朝因為有活力，所以在歷朝歷代當中是比較開明的。與明朝視士大夫如奴才不同的是，整個宋朝都是善待士大夫的，不管南宋還是北宋，沒有一個士大夫是因言獲罪的，除了北宋的太學生陳東之外，沒有一個士大夫被政府殺害。

因為管控較松，所以宋朝的社會經濟發展也是充滿活力的，宋朝的各種形態的市場的出現就是一個明證。宋代的自由講學在歷朝當中也是最興盛的，有宋一朝，以私人講學為主要特徵的各種書院遍佈各地，比較著名的如白鹿洞書院等等。

北宋軟實力強大，看落第文人、底層女性如何自食其力

北宋是人類文明進步最大的一個朝代，主要得益於理學的影響。理學的天理是道德神學，同時成為儒家神權和王權的合法性依據。所以，當時的人們有很強的人性意識，只要是有理由存在的事物，就能得到大眾的支援。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文化人有了更自食其力的平臺，很吃香；二是女性自食其力，社會地位得到極大提高。

先說文化人吃香。

宋代文學是一個從“雅”到“俗”的轉變時期。首先，這個轉變，靠的是北宋雄厚的經濟基礎支撐，民眾有了消遣的能力。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普通民眾的包容性更強，善待文化人，願意接觸文化人。他們可能看不懂語言富麗堂皇之類的文章，但是對他們都禮敬有佳。還有一類人，他們是落第書生，卻有真才實學，從群眾中來，收集民間故事，又走到群眾中去，用通俗的語言寫故事，寫詞，受到人們的歡迎。在這樣環境中，意外地產生了宋話本、新“宋詞”等新興文學，推動了宋代文學的發展，改變了中國文明程序。所以似乎時人沒有這種意識，這就留給後世一個大大遺憾，由於他們認為通俗類文章難登大雅之堂，大都不注重留其名，導致《西山一窟鬼》、《錯斬崔寧》、《三國志平話》等優秀作品等諸多宋代話本的作者都是佚名，讓人無從考證。新宋詞與宋話本不同，傳承了唐詞，所以文人比較重視，無論寫好的寫壞的，大都留其名。於是，我們知道有一著名詞人柳永，是個有趣的人物。此人生活過得顛沛流離，長相也不怎麼樣，但是很有女人緣。他擅長用通俗類語言寫詞，是新宋詞的開拓者，他的文章，上至地方高官，下至女妓都非常喜歡。據說，柳永去世的時候，身無分文，全城妓女集資安葬了他。需要指出的是，眾妓此舉，實非可憐柳永，而是視其為知已，慟哭為他送行。這份魅力實足以讓人十分羨慕。此外，北宋其他領域的文化非常繁榮，出的書畫家非常多。畫作方面，有董源、李成、范寬三大畫家；書法領域有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四大家。

再說女性地位得到極大。

“女人也是半邊天”這個真理，在北宋也得到了應驗。北宋女人憑藉自已的聰明才智，在各行各業展露“身手”（特別是其擅長的刺繡、烹飪、藝術表演等行業），她們和男人們一起撐起了宋朝的GDP，極大地豐富了社會城市風貌。

這一點可以從現存的話本劇情及有關史料上得出。隨著話本的流行，演員的數量需要極大補充，這時候就有大量女性加入其中。由於女性在表演方面比男人們更有天賦，很受歡迎。從東京、臨安兩大城市的“御前應制”看，皇家召集最多的就是女藝人。那些熱鬧非常的活動如小唱、嘌唱、叫果子（以上是宋代流行的歌唱藝術）、雜劇等都由女藝人領銜擔綱。元宵節的傀儡表演，也全部由裝扮豔麗、婀娜多姿的美女來演。一名才藝俱佳的女藝人身價是官券千緡。如果她僅僅擅長唱歌也不遜色，一天工資輕輕鬆鬆可拿到數百券，而且豪門“爭延致之，日擲與金釵”。

再說女性手藝人，與歌舞藝人相比，收入也毫不遜色。《單符郎全州佳偶》載：一位踏青遊玩的郡王，偶然看見“璩家裝裱古今書畫”店家18歲的女兒璩秀秀腰間掛了一條手繡腰帶，大為欣賞，於是將她接入府中。寺院的老尼姑們聽說這一刺繡奇遇，全都拿起針線做繡工，以此項來增加寺院收入。《江行雜錄》曾記載一位廚娘，切菜斬肉“運斤成風”，手藝極好，所帶餐具，皆金銀所制。客人舉筷之間，盤中美味已罄，交口稱讚。主人倍兒有面子，宴畢，酬以帛百匹、銀數百兩。諸如此類的例子，枚不勝舉。北宋民間多少繁榮事，都在北宋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足以說明，不再贅言。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獨特而又璀璨的“文化王朝”，是中國傳統文化達到一個高峰的鼎盛時代。從徽宗、高宗兩代皇帝的書法到《清明上河圖》的長卷繪畫，從柳永、蘇軾等人傳誦千古的宋詞到冠絕一世的宋瓷汝窯，無不登峰造極，令人歎為觀止。甚至有文章認為 “ 宋朝美學，領先世界一千多年 “。

包括李清照這樣的文化女性，都能青史留名，可謂群星璀璨、數不勝數，所以陳寅恪先生曾言：中國文化 “ 造極於趙宋之世 ”。這方面很多回答者已有論述，就不再重複贅述。

從皇帝到大臣，天天舞文弄墨，包括蘇東坡大學士等人，下了班就去青樓裡填詞飲酒，當時就有 “凡有井水飲處，皆能歌柳詞 ”，老百姓都能讀詞吟唱，文風所盛，可以想見。整個社會歌舞昇平，國泰民安。看看《清明上河圖》就一目瞭然。

正因為整個社會崇文不尚武，所以才有 “ 靖康之恥”，能寫會畫的皇帝，當然打不過北方來的遊牧民族，就像秀才打不過村夫一樣，徽宗做了階下囚。雖然是悲劇，但仔細看看歷史，當時西夏遼金都比宋強，但宋比他們晚滅亡，南北宋三百多年，比唐朝的二百六十年還長。這叫柔能克剛。所以蔣勳先生說 “ 宋徽宗輸了帝國，卻贏了美……”

今天，人們早已把金兀朮之類的人物忘記到九霄雲外，可宋朝越來越被人們認識和推崇，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個美與文化的標杆時代。

當然，把審美和情調奉為圭皋的大宋，也留有詬病，“小腳之美”的婦女纏足就是盛於宋代，使纏了腳的婦女走起路來，更顯柔弱與婀娜，導致了在一種文化與審美的習尚中，冠冕堂皇的對婦女進行社會戕害。我在另一答題中談過此問題。這裡不再多究。

順便再說一句，綜觀中國古代，沒有一個朝代可以和宋代比民富、民樂。早在真宗朝代，宰相王旦就指出：“京城資產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也就是說宋代就已經有了中產階級，比今天還強。

其實，還有一個生動的例子，想想武大郎這樣一個侏儒般的城市居民，沒有社保，靠賣點燒餅，就能金屋藏嬌，閒養著一個如花似玉的娘子在家裡，要是今天，可能嗎？ 至於出軌，那是另外的故事了，和本題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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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的書法

宋高宗的書法

宋汝窯天青無紋水仙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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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寬的谿山行旅圖

大學者陳寅恪先生曾經說過：“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

翻譯過來，就是說“華夏民族的文化，千百年來一直在演變進化，而到了宋朝的時候達到了頂峰，雖然後來衰敗了，但以後一定會復興！”

根據大師的說法，宋朝的時候中華文化到達了巔峰狀態，而相比於南宋的偏安一隅，北宋更是巔峰時期的巔峰。其實不只是文化，北宋的經濟、科技、藝術、商業，都是相當發達的。但是最值得我們嚮往的，除了這些，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君權與相權的平衡，所帶來的寬鬆的社會環境。

也就是說，在那個時候，不僅物質生活很豐富，精神世界也很自由。比如說范仲淹能說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張載能說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樣的豪言壯語，這在其他朝代是不可想象的。

像這樣一個物質豐富、精神自由的時代，試問誰不向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