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在於激進，在於排除異己，任用了一批支援他的小人。使得自己被假象矇蔽。

他的很多做法不適合當時的社會環境，往前推一千多年，有一個人叫王莽。這倆人都姓王，有現代人的眼光，然而都忽略了當時的社會環境，所以有人說這倆人可能是現代人穿越過去的。

王安石倒臺後，司馬光掌權，完全推翻新法，然後又任用一批聽話的小人，又被矇蔽。

國家法度就在兩派之間來回折騰，今天一個樣明天一個樣，誰掌權聽誰的。

蘇軾在這兩黨之間的位置很特殊，一開始，他支援王安石變法，王安石也很器重他。然而東坡並不是一個聽話的人，他看到了王安石新法的不合理處，就跟王安石懟起來。

王安石可不要這樣的刺頭，他要的是聽話的人，能讓自己的新法順利頒佈施行的人。

等到老王倒臺，司馬光上位，要破除新法，蘇軾也是支援司馬光的，司馬光一樣很喜歡東坡。

然後兩人合作的過程中，蘇軾覺得這不對啊，老王的一些新法還是真正利國利民的，司馬光你要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不能糟粕精華一起去掉啊。

司馬光說去你孃的，他王安石的一切都是錯的。

蘇軾說滾，不跟你玩兒了。

回到問題，蘇軾他們反對變法是對是錯？

1.蘇軾從來沒有徹底反對變法，也沒有徹底支援新法，在東坡的心裡，他要的是國家強大，新法能強國，就支援，新法不能強國，就反對。

2.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是富國強民，這本沒有錯，錯就錯在對形式估計不足，加上任人唯親。

3.司馬光破除新法是因為看到老王變法造成了民不聊生，初衷也沒錯。錯就錯在全盤否定。

4.不論支援反對，老王和司馬光兩位宰相最大的錯誤在於造成了黨爭，而黨爭歷來是導致朝堂不和，國家衰退的重要原因。

而蘇東坡呢？這個理想主義者，在黨爭中兩面不討好，所以半生都在流放中飄搖，也恰好成就了他不朽的文章！

王安石變法這件事情，中學歷史教科書講的的確簡單了點，片面了點，可能當時編教材的人想不到學生將來會真的關心國家大事吧。

今天，因為“羅輯思維”與吳曉波等大V的有效傳播，王安石變法的負面內容出來了很多，與教科書過於正面的資訊感覺有衝撞，其實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兩面都是客觀真實的。

中國從古代開始歷史學就比較發達，甚至比西方發達。但中國的歷史在處理失敗問題上過於醉心於追求失敗原因，就有點問題了。實際上很多歷史上的失敗，真的要追究起來，需要社會學、經濟學等方面的現當代硬知識，這些知識沒有，還真的說不清楚原因——大多怪罪當事人的道德水平。在歷史上，有很多人攻擊的都是王安石的道德問題。

最近很紅的日本“講談社”叢書、小島毅教授撰寫的《中國思想與宗教的奔流：宋朝》對王安石變法就比較寬容。我們試著梳理一下王安石變法及其敵人。

王安石（1021年－1086年）本人性格比較拗，被成為“拗相公”。年輕時候成績很好，重要考試獲得第四名。因為家貧，京城居大不易，所以到江寧當官。他的出發點是哪裡工資高就到哪裡去。結果成就了一個公認成績好還懂地方經濟的人。

當時財政困難，宋神宗年輕氣盛，想有大作為，王安石讀書多，有地方實際工作經驗。所以由王安石主導的變法就開始進行了。

值得注意，變法之前朝廷有個“濮議”事件，這個事件造成了官員之間早就有了派別之爭。這個派別之爭也就擴大到了變法之爭中去了。有些爭論與變法無關。

王安石因為大權在握，開始清理反對變法之人。教科書會說，既然變法是對的，那麼反對變法之人就是錯的。但歷史沒那麼簡單。

變法的確勢在必行，但考慮到宋朝已經是最強大的經濟體。經濟體制改革沒有可以效法的物件。另外大一統的國家也沒有小樣本可以提供實驗。

王安石會主動做一些實驗，但那不是客觀、自發的實驗。支援變法的人中沒有專業的經濟學家，哪怕是商人，強行推行變法，很多事情沒有將好事辦好。

吳曉波認為王安石的變法其實是官商經營，就是國家來做生意，這就是國營體制，當然失敗。這個觀點很犀利，也能說明很多問題。

“羅輯思維”強調了王安石的性格問題，太過強硬，連身邊的老朋友都反對。支援的人反而是唯唯諾諾之輩。

最關鍵的是，宋神宗去世，王安石辭職（這一點很重要）。變法仍然在進行，但情況已經變得可笑了，歷史上名聲不大好的蔡京就是支援變法的人。

變法與否，成了黨爭。事實就不重要了。本來是為了富國強兵的大計劃，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

王安石變法註定是要失敗了。商鞅早就說了：“刑九賞一者王，刑五賞五者亡。”法規的構成，必須是99%的懲罰措施和1%的獎勵措施。古代的農民就像羊群，聽到一個口哨聲，綿羊就知道朝聲音的方向集結。如果同時發出兩種口哨聲，或者二十幾種口哨聲，羊群將會不知所措。在管理學中，這叫“手錶效應”。商鞅當然想激勵農民做很多事，但是他知道要成功就必須學會放棄，所以商鞅選擇了“獎勵耕戰”這一條。其他的種種措施全部是懲罰措施（這也是後人對法家詬病的地方，因為它的法規充滿著冷酷無情，僅有微微的一點人性的溫暖）。變法就是爬陡坡，必須把各方能量全部集結到一個點，快速爬到坡頂。達到坡頂臨界點後，就可以順勢而為，順流而下。王安石是從基層爬到宰相的位置的。他的很多變法措施很實用，如果侷限在一個縣城，效果肯定好，但是放大到整個國家，將會釋放出大量的權力尋租機會，讓奸臣有機可乘，假借變法之名，謀取個人私利。比如，青苗法。當農業產量豐收，糧價下降時，國家將出面按照正常收購價收購糧食，保證糧價不會大跌。當農業歉收，糧價上漲時，國家又將糧庫中儲存的糧食，拋售平抑物價。其實，這就是早期的期貨交易。比如。市易法。以前地主放高利貸給農民，利息極高，導致地主暴富，農民越來越慘。於是國家出面，直接以較低的利息給農民貸款。這樣，既保護了農民的利益，又讓國家增加了收入。此類的制度有十幾條，看起來很美。但是，王安石制定了一套具體的績效考核標準，直接對各級官員績效考核！以市易法為例，各級官員必須完成貸款指標，否則將會遭到懲罰或降級。地方官為了完成指標，強行給那些本來不需要貸款的農民貸款，搞的民不聊生。王安石變法基本上沒有給宋朝帶來任何改變。他制定的大量的法規，分散了他的單點爆發力。他永遠爬不到坡頂，註定要翻下山谷一敗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