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文人墨客多，確實與政治有關。

這首先要從宋朝的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說起。趙匡胤原來是後周的禁軍軍官，發動陳橋驛兵變，黃袍加身，奪得後周政權。五代時期，武將犯上作亂奪權的情況特別多，他自己也是武將兵變起家，所以特別害怕部下掌握兵權的將領效法，於是壓制武將，重視文臣，文臣代替武將之職掌握軍隊。文人地位獲得大幅度提高。

1. 統治者重視。宋真宗就親自寫過一個《勵學篇》，“勵學”就是鼓勵學習這倆字。像“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就是他在《勵學篇》裡寫的。另外，“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句，也是出自北宋的一位詩人，叫汪洙。從這些詩句裡面我們就能看出來，當時社會上可以說從上到下，都非常重視讀書。上有所好，下必效焉。

2. 宋代的出版業突飛猛進，逐漸商業化。宋代畢昇又發明了活字印刷術，大大地推進了出版事業的發展。印刷出版開始商業化，書籍也開始普及。著作物遍及於當時所有各個知識部門。宋代出書數量之多，超過以往歷代。

3. 宋代的科舉制度比唐代更加完善，也更加公平。科舉考試始於唐朝，但是制度上有較多的弊端，如試卷不匿名，考官也沒有迴避制度，用的是推薦跟選拔相結合的方式。這樣人為的因素比較多，老百姓沒有關係、沒靠山，就很難考中。比如我們熟悉的大詩人王維，他到了長安趕考，第一年沒有考中，後來找到了玉真公主這條路，玉真公主是玄宗的妹妹，兄妹倆感情比較好。於是經過玉真公主的遊說，第二年王維就中了狀元，當然王維的詩也確實寫得好。宋代呢，對科舉制度做了大幅度的改革，比如說實行“迴避”制，跟考官有親戚關係的另設考場，叫做“別試”；試卷要“糊名”，糊是糊牆的糊，就是把考生的姓名、籍貫、家庭情況等一律密封起來；還有“鎖院”制，也就是考官得到任命，一進考場立馬鎖門不讓出去，任何人也不許見。這些措施就最大程度的保證了考試的公平，沒有後臺的老百姓也願意參加了。

4. 科舉制度的完善又促進了教育的發展。宋代有各種型別的學校，不僅有專供貴族、官僚子弟就讀的國子監、太學、宮學，也有錄取面很廣的地方州縣學校。

綜上所述，宋朝的文人墨客才會特別多。

1、因為印刷術在宋朝開始普及

書籍和讀書人指數級增加

知識分子數量開始井噴

2、宋朝是君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讀書人地位提高

讀書然後參加科舉成為人的普遍追求

於是造就大量文人墨客

3、宋朝的文化、文明建樹是歷史最高的

這樣的氛圍也造就了更多的讀書人

可以說是互為因果

良性迴圈

4、宋朝經濟富庶

民生安定，

百姓有更好的客觀環境

讀書做學問，

相比窮兵黷武的王朝

“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

焉知非福

PS：

萬里江山萬里空

千軍萬馬不復留

唯有文明傳後世

功過高低幾人懂

宋代文人墨客特別多，創造的文化燦爛輝煌，肯定由當時寬鬆的政治環境有關。

宋代在中國文化史上是非常燦爛的，文人墨客輩出，唐宋八大家就有三蘇、歐陽修、曾鞏等六位，出了一個歷史上文化全才蘇東坡，繪畫有王希孟《千里江山圖》、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等，書法“宋四家”等，理學家朱熹、二程等，藝術品有宋瓷……現在的很多學者被公認已經達到了中國史上的巔峰！縱觀能創造出燦爛文化的春秋戰國、唐朝等來看，都是當時有比較寬鬆的政治環境，沒有發生過文字獄或者出臺禁錮文化發展的政策。

首先，政治相對統一。結束了唐末五代十國諸侯割據、王朝更代的混亂局面，在中原大地上建立了相對統一的封建皇朝。

第二，重文抑武。宋朝從太祖杯酒釋兵權、強幹弱枝、改革財賦制度，開啟了仁治天下，宋太祖立下的規矩就有“不殺言事士大夫”這一條，所以宋朝一般不殺文人。這樣寬鬆的政治氛圍使宋代成為了一個群星薈萃的朝代，歐陽修、范仲淹、王安石、蘇東坡、朱熹、李清照、辛棄疾、文天祥等一大批在中國乃至在世界史中光彩奪目中的人物紛紛出現。

第三，政治比較穩定。宋朝建立後，採取了一系列政治手段，較好地解決了傳位制度，文人治國，政治比較穩定，沒有女人干政、宦官之亂、外戚當政，皇位傳續較為穩定，甚至出現了三代皇帝禪讓的情況。

當然，宋朝文化燦爛當然不僅有政治的原因，還有經濟的文化，活字印刷的發明等等，但與政治肯定有關。

@南山悠然處。

宋朝文人墨客特別多，與國家政治政策密切相關，但政治卻不是影響文學發展的唯一要素，宋朝文人之多、文學之盛也與國家文化的繁榮、開明的文化環境、工業的發達、教育的重視等有關。

重文抑武的國策

公元960年，唐朝末年，趙匡胤利用手中的兵權，發動了陳橋兵變，建立了宋王朝，在這之後的20多年裡，宋朝賢后平定後蜀、南唐、北漢等割據的政權，結束了唐末以來的分裂局面，基本實現了國家的統一。但是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鑑於唐朝的藩鎮教訓，不再以武官為首保衛王朝，而是採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國策。

在宋太祖趙匡胤登上皇位的第二年，他就用”杯酒釋兵權“的妙計，解除了禁兵統帥石守信的兵權，冊封他們為節度使，以根除這些重要的將領格局叛亂的可能性。而且，宋太祖採用文人治國的方式，當時的宰相、樞密使等職位，相當於現在的國家總理和國防部部長都是由文人擔任的，這些文人多透過科舉考試，成為國家重臣。宋真宗時的晏殊、宋仁宗時的歐陽修、范仲淹等文人騷客都是透過科舉考試入官，可見宋朝當時對文人的重視。

宋朝有著高度繁榮的文化，文化的興盛對詩文的發展影響非常大，這也就導致宋代的文人墨客很多，其中唐宋八大家中就有七位出自宋朝，可見宋朝文人墨客數量之多。

宋史學家張邦煒先生對宋朝的評價是“積貧積弱”，而對漢朝、唐朝的評價卻是“盛世繁華”，這樣一個評價也是多從宋朝在武功上的表現，遠遠不如漢唐，但若問及宋朝文化的繁榮，卻是沒幾個朝代相比。

程朱理學影響宋朝文學發展

理學思想是以朱熹、程穎為代表計程車大夫，主張孔子的儒家思想，採用中庸之道治國。宋朝的社會生活比較自由，當時的文學風氣也比較的活潑，即使是詩詞中多豔詞的歐陽修都能得到晏殊的賞識，讓其以榜眼的的身份入朝為官，足以見得宋朝對詩詞歌賦的重視。

據傳，宋仁宗時，很喜歡一個文人的詩詞歌賦，其文章大多針砭時弊，對宋朝的發展有著一定的借鑑意義，而且也有很多的朝廷官員舉薦，但是後來得知這位文人主張推翻孔子的思想。仁宗和官員們聽聞此事，便打消了封其為官的想法，任由其在社會上寫寫文章，發發牢騷。

這一案例，也能看出宋朝對程朱理學的重視。

開明的文化環境

宋朝主張仁愛治國，這與宋太祖在建立宋朝之初所立的誓言有關。建國之初，宋太祖攜子嗣在宗廟立下誓約，告誡子孫，不得誅殺上書言事的人，在這個誓約的約束下，宋王朝的文臣庶民嘴上議論國政，哪怕出言不遜，一般來說是不用擔心被砍頭的，一旦有這樣一個保障，敢於直諫的人就多了起來。

蘇轍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年輕氣盛的時候，在科舉考試的策論中，才敢批評宋仁宗“好色“。稱其：

宮中貴妃已至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

而宋仁宗閱卷後，不知是不是很生氣，但他不能將蘇轍抓起來治罪，還得承認蘇轍說得好，授予他官職。兩宋三百餘年，除了一二例外，確實極少有士大夫因為上書言事、發表議論而被朝廷羞辱、殺戮。

反觀明清時期，受“文字獄”牽連而被皇帝砍腦袋的人，可是數以萬計的。

文以載道盛行，文人寄情於詩文

宋代的文人作為朝堂上的官員，他們有著強烈的使命感，十分注重詩文的教化功能，中國愛國詩詞來源於宋朝，提及愛國詩人，我們都能想到文天祥《過零丁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青照汗青”中為國盡忠的決心，也能看到陸游《示兒》“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的至死不渝，更有岳飛懷著對民族的深仇大恨寫成的《滿江紅》。

宋朝一直強調文人把自己對社會的見解寫入詩詞，被世人所知，並且表示自己對國家政事的關切。這一點也是繼承了唐代白居易、杜甫對民生疾苦的擔憂，如王安石在《桂枝香·金陵懷古》中寫道：

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芳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

王安石用李商隱的“商女不知亡國恨”典故，來警戒當今的皇室時刻不能過於崇尚繁榮，而是要關注民生疾苦，天下蒼生方為正道。

印刷業和教育業空前繁榮

中國的印刷術發明於唐代，興盛於宋代，宋代公私科書業十分興盛，這說明在宋初印刷書籍不僅僅是歸屬朝廷所有，很多商人也可以印刷書籍，這種情況下導致宋朝的書籍流通範圍十分廣闊，且不說官員家藏書之多，可能私人藏書上萬卷。

最近的熱播劇《清平樂》中，劇中很多人拿的書皆為印刷體，很多人以為是劇組不用心，露了馬腳，卻沒想到宋代印刷體的繁榮，宮中富貴，豈有不緊跟時代步伐的道理？

此外，宋代的教育業十分的發達，大到國家，小到縣級，不論多麼不起眼的地方，都可有辦立書院、學校等，國家推行讀書政策，私人也願意去辦書院，如白鹿洞書院就是私人所辦，南宋理學家朱熹後來又對白鹿洞書院做了教規，借鑑書院的規模和辦學特點，該書院影響後世百年，享譽海內外。

宋朝文人墨客之多，是宋朝對文人重視的結果，宋朝皇帝主張中庸之道，以仁對人，文化環境十分開明，朝廷鼓勵大力發展工商業，印刷業繁榮，教育業發達，這些因素都是宋代文人墨客增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