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史學家司馬遷給透過治商得到財富的人作過列傳，及《史記·貨殖列傳》，他在這篇列傳中更多的是講了一個道理，及透過治生賈商人們能夠得到做人的尊嚴，社會也好，庶民百姓也罷，都需要以人為本，勤奮正道，才能在社會中立有一席之地，也就是做人的尊嚴。

財富的積累不只是單單個人的努力，社會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統治者對庶民百姓最好的辦法是聽其自然，其次是隨勢引導，再次是加以教誨，再者是制定規章制度加以約束，最壞的做法是與民爭利。人類社會是這樣的規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因此天下的人熙熙攘攘都是為了利益而來，大賈之商況且如此，何況庶民百姓哪。范蠡透過奇計妙算賺得千金之財，天下名冠朱公。白圭以看天象太歲的變化來營造商機，竟然攫取天下財富之首。巴郡的寡婦清在丈夫去世後把祖上留下來的硃砂礦治理的井井有條，祖業發揚光大，家產不計其數，女流之輩能夠守住先人的家產，秦始皇特加禮遇，為她修築女懷清檯，這也夠了份了。為什麼在重農抑商的古代把這些專門治生賈商的人表述在歷史上，文獻上哪？因為這是透過這樣的治商之道亦能達到人們理想的境界，及古人所向往的封爵——“素封”。

現代的人亦是這樣的做人道理，一個人長期處於貧賤地位，妄談仁義，大言不慚，就足以羞愧了。生存與生活的道理與方式多種多樣，但是它有本質的規律：販柴的不出百里，販糧的不出千里（古代）。技巧多樣、必用奇勝。務農笨重，秦楊靠它成為一州之富；盜墓犯法，田叔靠它起家。賭博惡劣，桓發靠它致富；行走叫賣，卑鄙也，雍樂靠它發財。賣水小生意，張氏靠它賺千萬；磨刀小手藝，郅氏靠它列鼎而食。透過這些行當可以看出精打細算，勤勞節儉是發財致富的正道，但想要致富的人還必須出奇制勝。之所以《史記》中把治商的商人列入列傳可以看出史學家司馬遷的價值觀與眾不同，因為他的獨特人生決定了他的思想意識，他是多麼冀望自己能夠成名立業，光宗耀祖，既是“素封”他也望其項背啊……

客觀存在為史實，

青史不能有漏遺。

公正直書秉筆錄，

千年史記勝史詩。

司馬遷的《史記》，就語言來說真可說是最精彩的了，其它二十三史都達不到它的高度，你一讀其他史書，就覺得那裡面的詞是史官精挑細選選出來的，循規蹈矩，兩個字，沒勁！可是你一讀《史記》，你就感覺那些詞彙是從司馬遷的熱腸裡迸出來的，講陳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講韓信，“熟視之，俛出袴下，蒲伏”，這裡面含著一個生命內心深處的恥辱與自尊，而只有司馬遷這樣的人，方能深切體會到這種感覺，並且字裡行間體現出一個不平凡生命的倔強，其他史家只會文雅其實，避諱其辱，而司馬遷才真正洞察到了一個生命的真正的偉岸與深刻，他讓人感到了他文字下面最蓬勃的力量，這是司馬遷作為一個文學家千古無二的功勳！

自從遷哥被割了小弟弟後，內心就蒸騰起前所末有的人文主義情懷，那些從事奇技淫巧的百工，那些以武亂法的殺手，那些遊走邊地，不事父母的胡人，那些四處遊走，唯利是圖的貨殖，司馬遷都對他們投以最充分的尊重，給予他們最冷靜的思索，剝掉凡人的膚淺與偏見，看到了他們在社會中的價值與作用，深情地嘔歌他們所從事工作的偉大意義。司馬遷這種超越常人，超越時代的眼光是我最佩服的，他彷彿是一個優秀的經濟學家，一個傑出的社會學家，讓人們發覺到社會真正的進步力量在何處，社會真正的偉力在何處，他這種最質樸最天真的深刻，就好像小孩的一聲驚歎，驚醒了世故而不願承認事實的成人！

中國古代社會總是重農抑商，但是要說個具體由頭，似乎誰也拿不出另人信服的證據。要說商人也是倒黴摧得，你說招誰惹誰了，櫛風沐雨，風餐露宿把商品從多餘的地方帶到需要的地方，可憐吧唧掙點錢，到頭來混了個奸商的名聲，你說這不動點腦子能行嗎，他媽的我把煤運到山西大同你要啊？！有些子個膽大能折騰的，組織起巨大的人力物力，從事買空賣空，動不動就影響到一個地區乃至全國的市場行情，買賣做得可是真大啊！驚動了官府，干擾了朝政，所以統治者就對他們格外關注起來，覺得他們是一股不可不防備的力量，這麼一來二去，他們便成了被打擊與防範的對像了！跟老實巴交只知道逆來順受的農民相比，他們看起來確實賊眉鼠眼的，而且還喜歡和別人鬥心眼。沒轍，這樣的人註定讓統治者不放心，智商高就是你的錯！因為他們又不在朝廷領俸祿，又不在機關單位爬位子，統治者拿不住他們的短，只好無中生有，讓他們老實點！

不過司馬公可是個明眼人，他佩服這幫傢伙的眼光，欣賞他們的膽略，頷首他們的實幹精神，所以情不自禁，心嚮往之地撰寫他們的故事，為他們的傳奇搖旗吶喊，肯定他們為社會進步所做的貢獻，這有什麼不對呢？

　　我們國家從夏商周三代開始，中國商業就已經產生了。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以官府控制商業的這個局面被打破了，商業出現了繁榮，而且商人的地位也有所提高。但這個時代也是最混亂的，沒有形成逐漸的大一統。

這時候，到了商鞅變法時候，明確的確定了一個政策：重農抑商。並且這個政策一經確立，之後就快速的成為中國古代最主要的一個經濟政策。

這是為什麼呢？原因是這個政策就是因為商業在發展的過程當中，與農業爭奪勞動力。因為商人是具有流動性的，而中國古代經過儒家思想的規範，就出現了“父母在不遠游”，這樣的思想。這都是固守農業的一種表現。重農抑商的提出就是因為商業跟農業爭奪勞動力，不利於社會的穩定，所以就提了這個政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商人如果力量壯大之後，會干預國家的政治生活，從春秋時期呂不韋“奇貨可居”這個故事的結局，最終呂不韋扶值異人登上了秦國國王的寶座，就能看出來了商人的作用有厲害。

所以不得不說，中國古代的先人都是非常有遠見的。

在如此一個大環境下，古代帝王都推崇“重農抑商”，但司馬遷卻大膽的在《史記》中寫了一篇《貨殖列傳》。他將商業活動和經濟領域中，所湧現出來的這些優秀的人士，單獨為這些人士寫了一篇文章，從三皇五帝到當時的漢武帝時期經商以及負責把商貿發揚光大的人全都記載在裡面。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篇專業論述商業經濟學的論文。

簡而言之，司馬遷是意識到了商人的重要性。

商人有多重要

首先，文章開篇寫到老子說“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並且這句話也同樣出現在了老子的《道德經》中，老子是道家代表人物，他是推崇“無為而治”，這句話就是論述了一下他認為的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可這種和和美美的生活，司馬遷卻認為是不存在的。所以《貨殖列傳》中講述的大多是現實社會的情況。

那麼現實生活包括商人是什麼樣的呢？先來說一則文章中的小故事，不得不說我們的古人智慧真的是很超前。

春秋時期的一個謀士叫計然，那麼他提出了很多的經營的理論，計然說了一句話叫做“旱則資舟，水則資車。”

就是說大旱的時候，你需要準備船，準備抗洪。在洪水的時候，你要去準備車，準備抗旱。兩個道理：第一個道理，就是我們從事經商活動的，要認識客觀規律，大旱之後必有雨，會有洪災，會有大水。大水之後必有旱，這是一種事物的規律，你要經商就必須要明白這種規律。第二個道理，你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個提前量，在經商過程當中的一定要提前得做好準備。這樣的才能在經商當中取得一種主動的地位。

這是計然在當時對於商人的理解。同時，這位商人計然也被寫入了越王勾踐何以能轉敗為勝的關鍵人物，還有范蠡，他們二人的經濟政策對於勾踐的勝利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也體現了司馬遷的獨特見解。同時被寫入文章的還有古代很多成功的商人：例如孔子的高徒儒商鼻祖子貢，戰國魏文侯時的周地商人白圭等。

那現實生活是什麼？司馬遷在文章中也給出了這個答案："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意思是追名逐利才是人的天性。什麼都不去爭搶，那是不可能存在的。

那究竟如何去獲得財富才不會顯得商人庸俗呢？司馬遷對於富的看法是：“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什麼意思呢？就是說靠經營農業而致富是最好的，靠工商致富次之，靠做壞事得到財富是最差的。接著，司馬遷還不厭其煩的記載了酗酒、造船、皮革、魚類等靠著技術、勤勞、本分等致富的行業，這些都給予了文字的肯定。

綜上所述，司馬遷列舉了大量的事例，還有他所提出的觀點，都是希望人們能夠意識到商人存在的意義，他提出春秋時期的齊桓公也是重點發展了工商業，才成為了一時霸主，所以商人是上可富國，下可富家的重要作用。雖然商人追名逐利，但是這是人的天性使然。那些靠著技術和手藝掙錢的人不比別人差，相反應該值得尊重。

最後，司馬遷告訴我們商人很重要，商人的信念也很重要。

司馬遷告訴我們的經商之道

無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爭時。

這12個字高度概括了人生經營財富的三個層次。首先，是在你沒有任何資產的時候，應該先憑藉自己的力氣去賺取人生中的第一筆財富，當你小有資產的時候，應該憑藉自己的智慧，儘快拓寬賺錢的渠道，以增加自己的財富。最後當你已經很富足的時候，就要善於抓住時機，繼續增加自己的財富，雖然只有短短的12個字，但是寫出了我們人生獲得財富的一個精髓。我們再放到現代來結合一下。

無財作力就是說比如我們剛從大學畢業，沒有什麼工作經驗，只能先去找一個工作，靠我們的辛勤勞動去獲得我們最初的生活保障。少有鬥智就是說等我們工作幾年之後，隨著社會經驗的豐富，人脈的增加，業務的熟練和財力的增加，我們就要靠我們的財智，拿出積攢的積蓄，慢慢的投資一些小的生意或者一些資產性的收入，比如房產，股權，都做進一步的升級。

既饒爭時，是我們大部分普通人很難達到的這個階段，能達到這個階段的基本上都是國家的首富了，像美國的巴菲特和香港的李嘉誠可以說達到了這個階段。比如2003年4月份，巴菲特用伯克希爾買入了中石油的h股，共投資了4.88億美元，每股買入均價為1.6港元，巴菲特在持有五年之後，在2007年7月到10月份全部賣出了中國石油的股分，每股賣出價格約為13.5港元，賣出總市值約為40億美元，稅前投資收益約為35.5億美元，不包括分紅的總投資收益率約為7.3倍，年均複合投資收益率為52.6%。偉大時機的把握靠的都是幾年的商業歷練和積累。

司馬遷可以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肯定商人作用，也肯定影響了那個時代不少的知識分子。司馬遷可能不知道，這篇文章在現代影響之深，甚至於香港首富李嘉誠都經常拿在手中，他的一生沒有過失敗的生意，也是因為《貨殖列傳》的影響。

同樣，優秀的商人有著自己的經商理念，還要做到文章中論述的道德、智慧、忍、毅力，同時他說出了商人有著富國強民的作用，為多少商人正名，司馬遷敢“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眼光獨到，實屬難能可貴。

我是小學究，我來回答。

商人格言：我們不生產商品，我們只是商品的搬運工。我是中間商，我驕傲！

重農抑商的傳統

相比於西歐商業發展，中國自古以來便形成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鑑於此，無論是周朝臻於成熟的井田制，還是戰國時各諸侯土地私有化改革，無不以將奴隸或者農民更有效的束縛在土地上為目的。士農工商各司其職是統治階級最夢寐以求的理想社會，但是在長久的統治中統治者發現商業雖然能帶來貿易的繁榮，但在更多的時候卻極易成為不穩定因素。

無所不用其極地追求利潤的同時，一些大商人們往往對於生產生活所必須的物進行資囤積居奇、低買高賣，導致大量農民流離失所，生產荒廢，對國家穩定造成極大的影響。

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

所以“重農抑商”成為中國一條延續千年的基本國策，商人們被人為地置於社會的底層。劉邦時期就曾明確規定，商人不得穿錦繡衣服，不得攜帶兵器，不得乘騎兵馬，國家優先徵用商人及其親屬戍守邊疆、服勞役等。按照傳統的史書編篡來講，商賈確實是不會進入史書的，即便有記錄，充其量也會進入奸佞傳。

而《史記》作為中國歷史上開先河的第一部紀傳體史書，司馬遷為什麼會將統治者極力打壓的商人單獨列傳呢？首先史記中本紀、世家、列傳中記載的人物都曾在歷史上發揮過作用，司馬遷既然將商人單列一傳，說明他認為商人的地位是不亞於這些王侯將相的，司馬遷又為什麼會有這種在當時看來有點離經叛道的思想呢？且聽我細細道來。

時代背景

司馬遷時，漢王朝已經走過了以休養生息為主的階段，文景二帝時期實行無為而治的小政府式模式，需要國家供養的官員軍隊降低到了最低，基於此，國家才有能力實行輕徭薄賦的政策，連年降低土地稅率，極致時甚至能做到全年免稅的地步。極低的稅率令民間的財富迅速增加，史書曾用“人給家足……京師之錢累鉅萬……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來形容文景盛世。

國力富強令統治者的雄心也開始膨脹。“少壯派”劉徹登上皇位，開始了對宿敵匈奴的復仇，漢朝主動撕破和平面紗在馬邑設伏，準備伏擊匈奴大軍。不料事先走漏訊息，匈奴人引兵北去，卻也從此打破了漢朝在北方邊境勉強保持的和平狀態，漢匈戰爭正式爆發。

衛青鋒芒初露攻下河南地後，漢開始徵調幾十萬人耗費巨資修築朔方城。元狩二年，霍去病出擊匈奴，匈奴渾邪王投降，政府用來封賞的費用就上百億，同時中央開始修建通往西南地區的通道，僅民夫就徵用數萬人，巴蜀地區收取的全部賦稅都不足以負擔修築費用。

衛青霍去病徵戰北方的同時，西羌、東越、北韓相繼發生叛亂，國家財政支出劇增。

文景二朝時執行休養生息，即便不斷地減少田租，所收的賦稅在和平時期仍然足夠開支，但是漢武帝窮兵贖武之下這種賦稅政策再也不能支撐下去。漢朝的財政幾近崩潰。雖說衛青、霍去病等將軍連年出兵，常有大勝，經濟效益卻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商人們的能力

為了解決財政困難，漢武帝也不是沒有想過辦法，張湯等人連續推出武功爵和皮幣等政策，雖然短時間內獲得收入，卻也弄得從官到民都怨聲載道，顯然不是長久的解決之道。

武功爵是在漢武帝時設立，百姓購買後可以減免犯罪懲罰和免除勞役，還可以優先被授予官職，也是由於武功爵的設定，百姓紛紛購買爵位避免服役。而皮幣則是用來包裝諸侯獻給皇帝禮物，用皇帝上林苑特有的白鹿皮做成，僅皮幣一項就價值四十萬，成為皇帝剝削臣子的一種手段。

按照傳統的財稅政策，即便是秦始皇再世也解決不了這樣大的資金缺口。漢武帝想既然是錢的問題，那便找那些最會賺錢的商人們。

齊地鹽商東郭咸陽、南陽冶鐵世家孔僅、洛陽商人桑弘羊豐大商人紛紛登上廟堂，他們用商人特有的辦法開始為中央積攢財富。

孔僅和東郭咸陽同時擔任大農丞，加緊鹽鐵官營的步伐，將各地的舊鹽鐵商人任命為官員，對敢私自鑄鐵煮鹽的進行懲罰。

而桑弘羊擔任大司農中丞時，設立均輸官對天下貨物進行管理，同時規定可以用糧食買官。

正是在這些商人的幫助下，漢政府的財政問題得以緩解，對周邊的各項軍事行動可以繼續，達到了“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的效果，漢武帝都不得不感嘆商人的能力。

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若過賞賜，用帛百萬餘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結言

而這些正是處於政治中心的司馬遷所親身經歷，作為宮廷史官，他必定對於國家面臨的財政問題早已瞭然於胸，同時也感慨於商人在漢對外戰爭中發揮的莫大作用，因此他認為商人們也如同帝王將相一般在歷史中自有他們的功績，他們是值得列傳之一的。

史書的作用之一就是為以後的統治提供借鑑，所以司馬遷將先秦的范蠡、白圭，漢時的蜀卓、宛孔等大商人單獨編纂，列入貨殖傳，並註明原因：以末致財，用本守之，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述)也。大意就是，當國家需要時，統治者可以向他們學習，用各種手段來攫取財富，定國安邦。

所以只有一個史記！

商人，商業是動搖帝制的一大因素。

所以後世再無重商。

另，和閉關鎖國異曲同工。

我們國家從夏商周三代開始，中國商業就已經產生了。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以官府控制商業的這個局面被打破了，商業出現了繁榮，而且商人的地位也有所提高。但這個時代也是最混亂的，沒有形成逐漸的大一統。

這時候，到了商鞅變法時候，明確的確定了一個政策：重農抑商。並且這個政策一經確立，之後就快速的成為中國古代最主要的一個經濟政策。

這是為什麼呢？原因是這個政策就是因為商業在發展的過程當中，與農業爭奪勞動力。因為商人是具有流動性的，而中國古代經過儒家思想的規範，就出現了“父母在不遠游”，這樣的思想。這都是固守農業的一種表現。重農抑商的提出就是因為商業跟農業爭奪勞動力，不利於社會的穩定，所以就提了這個政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商人如果力量壯大之後，會干預國家的政治生活，從春秋時期呂不韋“奇貨可居”這個故事的結局，最終呂不韋扶值異人登上了秦國國王的寶座，就能看出來了商人的作用有厲害。

所以不得不說，中國古代的先人都是非常有遠見的。

在如此一個大環境下，古代帝王都推崇“重農抑商”，但司馬遷卻大膽的在《史記》中寫了一篇《貨殖列傳》。他將商業活動和經濟領域中，所湧現出來的這些優秀的人士，單獨為這些人士寫了一篇文章，從三皇五帝到當時的漢武帝時期經商以及負責把商貿發揚光大的人全都記載在裡面。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篇專業論述商業經濟學的論文。

簡而言之，司馬遷是意識到了商人的重要性。

春秋時期的一個謀士叫計然，那麼他提出了很多的經營的理論，計然說了一句話叫做“旱則資舟，水則資車。”

就是說大旱的時候，你需要準備船，準備抗洪。在洪水的時候，你要去準備車，準備抗旱。兩個道理：第一個道理，就是我們從事經商活動的，要認識客觀規律，大旱之後必有雨，會有洪災，會有大水。大水之後必有旱，這是一種事物的規律，你要經商就必須要明白這種規律。第二個道理，你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個提前量，在經商過程當中的一定要提前得做好準備。這樣的才能在經商當中取得一種主動的地位。

這是計然在當時對於商人的理解。同時，這位商人計然也被寫入了越王勾踐何以能轉敗為勝的關鍵人物，還有范蠡，他們二人的經濟政策對於勾踐的勝利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也體現了司馬遷的獨特見解。同時被寫入文章的還有古代很多成功的商人：例如孔子的高徒儒商鼻祖子貢，戰國魏文侯時的周地商人白圭等。

司馬遷在文章中也給出了這個答案："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意思是追名逐利才是人的天性。什麼都不去爭搶，那是不可能存在的。

那究竟如何去獲得財富才不會顯得商人庸俗呢？司馬遷對於富的看法是：“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什麼意思呢？就是說靠經營農業而致富是最好的，靠工商致富次之，靠做壞事得到財富是最差的。接著，司馬遷還不厭其煩的記載了酗酒、造船、皮革、魚類等靠著技術、勤勞、本分等致富的行業，這些都給予了文字的肯定。

綜上所述，司馬遷列舉了大量的事例，還有他所提出的觀點，都是希望人們能夠意識到商人存在的意義，他提出春秋時期的齊桓公也是重點發展了工商業，才成為了一時霸主，所以商人是上可富國，下可富家的重要作用。雖然商人追名逐利，但是這是人的天性使然。那些靠著技術和手藝掙錢的人不比別人差，相反應該值得尊重。

最後，司馬遷告訴我們商人很重要，商人的信念也很重要。

司馬遷對封建正統觀念的強烈叛逆，正確認識商人在國家經濟發展和恢復中的價值，以及部分商人本身具有的遠見卓識和愛國精神，都促使太史公在《史記》中給他們留下了一席之地。

不可否認，追逐最大化的利潤是商人的本姓，商人群體中有許多人是見利忘義之徒。但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的許多商人都有著各種高尚的品質以及除經商之外的其他方面的突出才華。

今天我們就從以上幾個方面分別闡釋一下司馬遷為什麼給商人這個一直被輕賤的群體作傳。

一、對封建正統倫理道德觀念的強烈叛逆和對商賈作用的正確認知使得司馬遷給包括商人在內的廣大下層人物作傳

《史記》是一部具有巨大的史學價值和文學價值的偉大著作。這部著作的出現為後世寫史提供了一個經典的範例，之後的歷代正統史書都以這部書為模板進行編寫。

但跟後代史書不同的是，司馬遷不僅給那些對歷史有重大影響的帝王將相作傳，還把一些後世輕視的物件，比如刺客、商賈、女子、醫生等寫入史書。

而且這些人不僅僅是出現在別人的傳記裡充當點綴 ，司馬遷還專門給他們開闢了一個章節對他們進行濃墨重彩地描繪，比如《刺客列傳》和《貨殖列傳》。

其中《貨殖列傳》就是描寫其中的傑出商人的專門傳記，而《史記》中的《平準書》一章裡也記敘了漢武帝時期的商人代表。

因為在古代的農耕社會里，封建統治者最重視的是農業。他們大多認為商人不事生產，只靠低買高賣、投機倒把獲取鉅額利潤，不僅不利於國家，反而會帶壞社會風氣。

商人是國家四民“士、農、工、商”裡地位最低的一個。歷代統治者不僅對商人徵以重稅，還從法律上對他們進行打擊和限制，比如有的朝代不允許商人穿華麗的絲織品，不允許商人子弟參加科舉考試做官等等。

漢武帝為了獲得大宛國的汗血寶馬，就讓自己的小舅子貳師將軍李廣利統帥大軍征討大宛。李廣利出師不利，漢武帝又給他徵兵18萬。兵員主要來自“七科”。

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史記·大宛列傳》

關於“七科”的說法，唐代學者張守節給史記作注時引用了三華人張晏的觀點：

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凡七科。

其中又犯罪的官吏、亡命之徒、贅婿、商人、有商人戶籍的、父母和祖父母有商人戶籍的都在徵發之列。

也就是說，商人和罪犯基本上一個地位了。

（汗血寶馬）

不過，太史公司馬遷具有強烈的叛逆精神，他對那些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不屑一顧。他只書寫自己心中認為正確的價值觀：

比如他把農民起義領袖陳勝寫入史書，還專門他作傳《陳涉世家》，把他列入“世家”這個寫諸侯王的章節。

他把楚霸王這個失敗的英雄寫入記敘皇帝的“本紀”裡面，和三皇五帝、秦始皇、劉邦等人並列。

他把聶政、荊軻等被人豢養的打手，高漸離等狗屠寫入《刺客列傳》

……

只要他認為有價值的人他都會寫入史書，絕不理會世俗觀點，商人也不例外。

管仲說過：倉廩足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司馬遷也很贊同這句話，他認為“禮生於有而廢於無”。就是說充足的物質是一個人懂得禮節的重要基礎。

因此，司馬遷對於商人並不排斥，相反，他還十分看重他們，認為“士、農、工、商”都是人們衣食的根源，不能偏廢。

二、《史記》中的商人並不只會唯利是圖，許多大商人具有卓越的才識和高尚的品德

1、許多大商人憑藉個人的遠見卓識獲取了鉅額的財富，對國家有著重要的影響力

春秋後期，吳王夫差滅掉了越國。越王勾踐臥薪嚐膽，意圖復仇。

在復國的過程中，勾踐依靠的是范蠡和文種等重要的文武大臣。但在恢復國家經濟的過程中勾踐採用了范蠡的老師計然的七條計策。

計然是個經濟學家，他教給范蠡七條計策，勾踐只用了其中的五條就讓國家強大起來，滅亡了吳國。

計然說，知道要跟敵人爭鬥了，就要修整戰備。瞭解了貨物的出產時間和用途，就瞭解了貨物。把戰爭和貨物的關係聯絡起來，各種貨物的情形就都瞭解了。所以天旱了就要防備旱後的水災，資助造船業的發展。水災了就要準備陸地用的車，這就是事物的道理。

推而廣之，兩年時間，國家就富餘了，厚賞士兵，打敗了強大的吳國，洗涮了勾踐在會稽的恥辱。

“昔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鬥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見矣。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推此類而修之，二年國富，厚賄戰士，遂破強吳，刷會稽之恥。《史記·貨殖列傳》

范蠡幫助勾踐滅吳後，定居在陶，富甲天下，名聞諸侯。可見，一個優秀的人，到了那個行業都能取得非凡的成績。一個成功的商人，也能在政治上取得不朽的業績，反之亦然。

另一個取得在歷史上有著重要影響力的大商人就是呂不韋了。

呂不韋到趙國都城邯鄲做生意，遇到了秦國的公子子楚。子楚因為不受寵，才被秦王派來到趙國當人質。

呂不韋憑藉商人的敏銳的眼光，看出子楚“奇貨可居”，就特意接近子楚，跟他交往。透過呂不韋的金錢開道。子楚成了秦國太子安國君寵姬華陽夫人的嫡子。

後來，安國君當上了國君，子楚就成為秦國的太子，安國君當上國君沒幾天就死了。子楚成為秦王。呂不韋就當了丞相，封為侯爵，食邑十萬戶，權傾朝野。

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遊秦，……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饋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秦王立一年，薨，諡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史記·呂不韋列傳》

2、許多商人也有愛國和毀家紓難的高尚品德

我們看到現在許多商人見利忘義、唯利是圖，因此對商人也有一定的偏見。可在古代，那些商人們雖然也貪財，但我們沒見過他們弄虛作假，以次充好的記載，他們堅守了商人的底線。

不僅如此，許多商人在國家危難之際，能夠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錢財開路，幫助國家消解災難。

秦國要向東偷襲鄭國，在半路上遇到了鄭國的商人弦高。弦高就假裝鄭國的使者，把12頭牛獻給秦軍，然後說：我們國君聽說大秦國要攻打鄭國，就做好了打仗的準備，並且讓我拿這12頭牛來犒勞您的軍士。

秦國的三個主將一看，咱們是要偷襲鄭國，人家都知道了，還偷襲個啥，就撤兵回去了。

三十三年春，秦兵遂東，……兵至滑，鄭販賣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史記·秦本紀》

（弦高犒師）

孔子的弟子子貢不僅是個商業奇才，擁有巨量的財富，他所至之處，諸侯國國君都跟他分庭抗禮，平等相待。

子貢還是著名的外交家。在魯國受到齊國攻擊的情況下，奉孔子命令出使各國。子貢以金錢溝通各國貴族，先是勸說吳國北上跟齊國爭霸，又勸晉國做好吳國順路來攻打的準備，又讓越國準備好偷襲吳國復仇。

最終，齊國被吳國打敗，吳晉相爭的時候越國攻打吳國，吳王夫差匆匆回援，被越國消滅。

這一通令人眼花繚亂的操作，儲存了魯國、擾亂了齊國、強大了晉國，使越國稱霸，真使人歎為觀止。

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漢武帝時期，一個名叫卜式的人，透過放牧，獲取了許多錢財。匈奴人投降，國家需要大量的錢財安置，府庫空虛。當地富人大都藏匿財富，只有卜式拿出20萬錢給官府，讓官府安置遷徙百姓。

會渾邪等降，縣官費眾，倉府空，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史記·平準書》

（卜式捐羊）

弦高、子貢、卜式這樣的商人熱愛國家，在別人避之不及的時候，他們不吝惜錢財幫助國家，當然值得被列入史書。

3、司馬遷認為商人於國於民沒有害處，對他們獲取財富的智慧和方式表示讚賞

司馬遷認為商人們也是平民百姓中的一部分，他們不危害政治，不妨害百姓，根據時令進行買賣來獲取財富，智者在他們身上也有可以學習的地方。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史記·貨殖列傳》

戰國時期衛華人白圭總是在時令變化的時候採取明智商業行為獲取巨大的利潤，所以他說：別人不要的東西我要，別人要的東西，我不要。糧食成熟的時候，價格正低，我用生絲給他們換；蠶繭出來的時候，用食物跟別人交換絲織品。

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史記·貨殖列傳》

白圭獲取財富的方法其實就是抓住時機，賤買貴賣。但裡面包含了超前的眼光和魄力，普通人往往不敢想、不敢做。這樣的智慧和方式司馬遷是很欣賞的。

古代時候秦國到了“商鞅變法”時候，明確的確定了一個國策：重農抑商。並且這個政策已經確立，之後就快速的成為中國古代最重要一個經濟政策。這是為什麼呢？在商鞅等人看來，商人是不生產糧食、鹽、鐵等物資，他們只是將戰場物資透過長途返運，把甲地的東西拿到乙地提高物資的價格，或者是開設門市低價買，高價賣。在這種商業發展過程中，與農業爭奪勞動力。這樣發展下去沒有人種莊稼和曬鹽制鐵了。國家的物資就匱乏。所以重農抑商的提出就是因為商業跟農業爭奪勞動力，不利於社會的穩定，所以就提出這個政策。同時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商人“重利不重義”，如果他們力量壯大之後，會干預國家的政治生活，商人有意囤貨積聚，破壞國家經濟，會造成政局不穩定。因此古代帝王都推崇“重農抑商”。

可是到了漢代漢武帝時，史官司馬遷卻大膽的在《史記》中寫了一篇《貨殖列傳》。他將商業活動和經濟領域中，所湧現出來的這些優秀的人士，單獨為這些人士寫了一篇文章，從三皇五帝到當時的漢武帝時期經商以及負責把商貿發揚光大的人全都記載在裡面。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篇專業論述商業的經濟學的論文。司馬遷給商人作傳呢？簡而言之，因為司馬遷意識到了商人的重要性。

商人有多重要：

首先，《貨殖列傳》文章開篇寫到老子說“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並且這句話也同樣出現在了老子《道德經》中，老子是到家代表人物，他是推崇“.無為而治”，這句話就是論述了一下他認為的政治與經濟的冠希。可這種和和美美的生活，司馬遷卻認為是不存在的。所以《貨殖列傳》中講訴的大多是現實社會的情況。

那麼現實生活包括商人是什麼樣的呢？先來說一則文章中的小故事，不得不說我們的古代人智慧真的是很超前。

春秋時期的一個謀士叫計然，他提出了很多的經營的理論，計然說了一句話叫做“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就是說大旱的時候，年需要準備船，準備抗洪。在洪水的時候，你要準備車，準備抗旱。兩個道理：第一個道理，就是我們從事經商活動的，要認識客觀規律，大旱之後必有雨，會有洪災，會有大水。大水之後必有旱，這是一種規律，你要經商就必須要明白這種規律。第二個道理，你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個提前量，在經商過程當中一定要提前做好準備。這樣才能在經商當中取得一種主動的地位。這是計然在當時對於商人的理解。同時，也寫了越王勾踐何以能轉敗為聲的關鍵人物，還有范蠡，他們二人的經濟政策對於勾踐的勝利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這也體現了司馬遷的獨到見解。同時被寫入文章的還有古代很多成功的傷熱：例如孔子的高徒儒商鼻祖子貢，戰國魏文侯時的周地商人白圭等。

那現實生活是什麼？司馬遷在文章中也給出了答案：“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意思是追名逐利才是人的天性。什麼都不爭搶，那是不可能存在的。

究竟如何去獲得財富才不會顯得商人庸俗呢？司馬遷對於富得看法是：“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什麼意思呢？就是說靠經營農業而致富是最好的，靠工商致富次之，靠做壞事得到財富是最差的。接著，司馬遷還不厭其煩的記載了酗酒、造船、皮革、魚類等靠著技術、勤勞、本分等致富的行業，這些都給予了文字的肯定。

司馬遷列舉了大量的事例，還有他所提出的觀點，都是希望人們能夠意識到商人存在的意義，他提出春秋時期的齊桓公也是重點發展了工商業，才成為了一時霸逐，所有商人是上可富國，下可富家的重要作用。雖然商人追名逐利，但是這是人的天性使然。那些靠著技術和手藝掙錢的人不比別人差，相反應該值得尊重。

最後，司馬遷告訴我們的經商之道：“無財做力，少有鬥智，既饒爭時。”這十二個字高度概括了經營財富的三個層次。首先，是在你沒有任何資產的時候，應該憑藉自己的力氣去賺取人生的第一筆財富，當你小有資產的時候，應該憑藉自己的智慧，儘快拓寬賺錢的渠道，以增加自己的財富。最後當你已經很富足的時候，就要善於抓住時機，繼續增加自己的財富，雖然只有短短的十二個子，但是寫出了我們人生獲得財富的一個精髓。

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重農抑商符合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為秦所始，延續至清；司馬遷為商作傳，看似與西漢當權格格不入，但也是司馬遷在遭受宮刑之後的發憤之舉，其勇氣為史官之最，其思潮為歷史之先河。

重農抑商、崇本逐末的歷史選擇

中國即中原文明發端於兩河流域，以農耕為主，古代封建社會歷經兩千多年，從來都是地緣經濟主導地緣政治。秦大一統之前，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儒家思想還未盛行，各國商賈交易頻繁，商人逐利，利促生活、而從商也滿足人們對不同物質的需求和高於“民以食為天，食以地為本”的生存方式。當然商業的發展必然會使從商者富餘民、甚至富於君，是對封建統治的削弱和挑戰。所以自秦統一後首次開重農抑商之先河，歷朝歷代效仿延續。

司馬遷所在的西漢武帝時期，在經濟政策上的確是秦國重農抑商的加強版，史稱“崇本逐末”。以農為本、獎勵耕戰、以商為末，加重商人的賦稅，尤以漢武帝"算緡令"與"告緡令"的頒發，一方面加徵商賈的財產稅，把商人剝削和賺取的剩餘價值收歸國有，朝廷和皇帝成了工商業的最大資本家，另一方面採取措施防止商人偷稅，使得中等以上的商賈皆遭到破產。

重農抑商固然是封建社會落後的產物，終究為歷史所遺棄，但以農耕文明為基礎的中國古代史，農業興則國興、農民安則國安，任何試圖對農耕文明這一基本國情進行替代和顛覆的朝代（例如元朝）都會被農民起義所推翻。小農經濟是歷史的產物。

《貨殖列傳》的勇氣

貨即財富、殖即生殖，貨殖即生財。司馬遷作為朝廷史官寫貨殖者，寫自己對於經濟的獨到見解，是基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商賈而衍生出的君與民、利與義的深刻思考，當然也夾雜了自己受宮刑之摧殘，對漢武帝時代的的隱射。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挽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以這兩段話開篇，司馬遷對黃老之道的“小國寡民”是摒棄和抨擊的，即封建統治者所奉行的“愚民政策和國富民貧”在社會發展和進步的西漢時期是極其不適應的。當然從經濟看政治，漢武帝雖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對儒家思想的利用也是隨統治所需變而變的，如果較於利、則仁義重、如果較於君權，則仁義也會被扭曲。這就是不論道家老子還是儒家孔孟，在司馬遷看來，皆是順歷史和背歷史的選擇。也許，這就是作為史官的敬業精神吧。司馬遷被漢武帝處以宮刑，以常人都不能接受的身心摧殘，於司馬遷來說，更是如此，所以，以史建政成為了司馬遷的報復，身心至此，又有何懼。“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正是對當時漢武帝所頒佈的鹽鐵官營政策最直接的抨擊。

“利”非惡、義也非皆善

無論是孟子的“人本善”，還是荀子的“人本惡”都是相對而言的。以司馬遷的論點，逐利不能簡單粗暴的視為惡。用司馬遷的話說就是“富者，人之惰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用恩格斯的話說就是“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貪慾與權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槓桿”。也許司馬遷所述的欲是封建時代底層人民的小欲，而恩格斯所述的“欲”卻是資本主義的本質之慾，但司馬遷用最樸素直白的話表達了貨殖者，即商業的先進性，不用學習即可獲得財富，這對當時的農耕經濟和封建制度沿襲的學以入仕來說，都產生了極大的衝擊。說白了，司馬遷用自己對於經濟的觀念為從商者洗白，把貨殖從封建統治者的仁義和逐利的矛盾捆綁中解救出來，從“惡“”的結界中剝離出來。

作史官難，作一名司馬遷一樣的史官更難，這個難不僅是其所撰寫的《史書》之難，公正之難，更難能可貴的是，寫出自己對於歷史的認識，至於認識是否偏頗，後世自有評論，司馬遷能夠如此，《史記》才被稱為史家之絕唱，這個“絕”字，不正是司馬遷許多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思潮體現麼。

不是古代重農抑商，是商鞅及法家文化佔上風的朝代重農抑商。宋國策根本無有重農業抑商之說，甚至取消宵禁，因為不仁，擾民。明雖然重視農業，但是看中晚期明的貿易量之大，根本毫無壓制商業的可能。這充分說明，仁政下根本不存在抑制商業一說。或者只要行的是仁政。根本抑制不住，就如明，到中晚期士大夫全上朝噴，皇帝你不仁，我是為民說話，士大夫捱打都不怕。為百姓說話。所以只要所立是仁政，商根本無法抑制，會隨著士大夫上臺，自然興旺，

中國古代重農抑商的朝代是秦。和漢初還有秦政遺留之風的時候。另外清朝商業也還可以，但都是官僚權利企業加外國資本。沒有士大夫，是自上而下的商業，不是自民間自然興旺的商業，進而進上層。所以繁榮和赤貧同在。因為明的地主，當不了官還可以回去繼續當地主。清的地主，如果攀上權利做大，一倒全倒，毫無退路

中國古代重農抑商，從根本上而言是經濟基礎決定的，尤其是中國封建社會漫長，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佔有重要地位。秦代商鞅變法，確立重農抑商政策，把人民分為四類即“士農工商”，農居於第二的位置。漢承秦緒，進一步將重農抑商政策制度化，儘管如此，太史公仍為居於第四位的商人作傳，何也？

愚以為有下面幾個原因：第一是商人作為“四民”重要的組成部分，如果沒有商業商人的記載，那麼歷史將是殘缺不完整的，作為紀傳體通史的鼻祖《史記》，又豈能成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呢？

第二個原因是商業商人的重要性決定的。《周書》上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那麼我們從中可以知道，“士農工商”四類人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商不出則三寶絕”中的三寶就是指———糧食、器物、財富，此三者，詎可一日無之？！

第三點，商人太厲害了，金錢的力量太大了！商人富可敵國，與國爭利，所以古代統治者“用而抑之”，才有“重農抑商”政策的出臺。從史上有名的陶朱、猗頓、子貢（孔子的學生）到近代的官工商三位一體的李鴻章、張之洞等這些商人可以看出，商人的能量是巨大的。陶朱公就是號稱鴟夷子皮先生的越國大夫、西施的前夫范蠡，那可是亦官亦商或曰先官後商的大名人啊！李張二人之事，不消細說。那個子貢，商人出身，能言善辯，孔子能周遊列國，經濟上靠得就是子貢的贊助啊！

第四點，商業商人與達官貴人，販夫走卒，平頭百姓們物質上精神上的極力追求息息相關。太史公說：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司馬遷的這段話，一言以蔽之曰：人們物質上精神上的慾望，催生了商業與商人，沒有商業與商人，人們的慾望就無從滿足。

第五點，孔方兄魔力巨大，俗話說錢能通神！有錢能使鬼推磨！君不見錢能易色，錢能買官買命！錢能使墨吏貪贓枉法鋌而走險。一文錢逼倒英雄漢哪！秦瓊賣馬也好，梁鴻為奴也罷，都是因為沒錢！尤其是司馬遷深有感觸，“犯法”下詔獄，但可出錢贖罪，只可憐司馬遷不名一文，沒錢啊！不得不受屈辱的宮刑！連命根也丟了，真是天可憐見啊！所以，出於自身遭遇的深入骨髓之痛，子長也要為商人立傳。

提出以上拙見以就教於方家，博爾一粲可也。

許多人認為，無商不富，重農抑商是愚昧落後的認識，其實不完全盡然，商業交易固然可以平衡市場，實現價值增值，但商業畢竟只是交易，而不是實業生產，立國和強國還要靠實實在在的農業和工業。早期的資本主義強國葡萄牙、西班牙為什麼迅速被大英帝國取代，就是因為過於依賴貿易，大英帝國崛起靠的是蒸汽機的發明與應用。

特別是，在古代，由於貨幣由金屬充當，只要找到銅礦或金銀礦就等於找到了錢，既然錢來的這樣容易，哪還有必要從事農業和工業生產嗎？造錢多容易多直接，但人日常生活怎麼辦？有了風吹草動怎麼辦？

葡西就是因為發現了控制了南美的銀礦，導致了過度貿易才衰落的。商可富國，但立國強國還要靠實業。

在農耕文明的統治者看來，糧食才是硬通貨，所以對一個國家來說，農夫是上層建築的基礎。

後世計程車農工商四大階層，其實也是類似的道理，士是統治階層，農是統治基礎。

因為古代的農業從事者大多老實肯幹，這樣莊稼才能有收成，這樣的人頭腦簡單便於管理，是愚民政策的最佳管理物件。

而商業從事者相對來說頭腦靈活，經商有成者多是買低賣高投機倒把者，這樣的人心思太活，是十足的刁民。

所以歷代統治者在王朝初創時期都會實行“重農抑商”政策，因為只有農業基礎打好了，人口才會增長，最後國家才能享受人口紅利。

不請自來，我是昊濤說史。在兩千餘年封建歷史中，自戰國時形成“獎耕戰”、“抑商賈”，秦漢後“重農抑商”、“崇本抑末”，到宋元“專賣”法乃至明清“海禁”，均是重農抑商之表現。““重農抑商”政策在中國古代不同歷史時期具體表現必然為經濟形態所決定，重農抑商是中國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經濟指導思想，其主張是重視農業、以農為本，限制工商業的發展。重農抑商”、“農本商末”政策深深制約和影響中國歷史。

歷代封建王朝都強調“以農為本”。中國封建社會採取這種政策，歸根到底是由其經濟基礎決定的。封建國家的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這種經濟的主要部門是農業。農業是古代決定性的生產部門，提供給人們最基本的生活資料，歷代統治者都把農業當作根本性的大事來抓，採取一系列督促、鼓勵、組織農業生產的措施，將農民緊緊束縛在土地上。 ＂重農抑商＂政策也是舊中國封建統治者一貫奉行的治國安邦之策。那為何司馬遷要給商人作傳呢？

春秋時期，老子曾說“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字面上理解這應該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極高形態，沒有紛爭、安居樂業、怡然自得，類似於社會已實現大同。可在西漢那個時代，人類文明還遠遠沒有達到這個高度，所以司馬遷是不贊同這個觀點的。司馬遷認為士農工商都是社會的分工，反對抑商思想，強調農、工、商、虞同為衣食之源。而其中，商業是最有利的致富行業，“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在西漢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里，司馬遷能夠寫出《貨殖列傳》這麼一部處處閃爍著自由民主的經濟意識光芒的作品十分了不起。《貨殖列傳》記錄著當時的富商巨賈，並且解釋他們是怎麼發家致富的，大致而言，這些漢朝的大富商從事的行業多為鹽業、鐵業、貿易、種植、胭脂等，一部分帶有官方色彩，但也有民間崛起的大富豪，他們從事和西北、西南偏遠地區（在漢朝看來）的貿易活動，去別人不願意去的地方，透過這種方式，也能累積鉅額的財富。

司馬遷認為人們追逐財富的本性是不可撼動的，商人運用各種方法獲得利益成為富商。此外，商業活動對於一個國家的發展也是十分重要的，一個國家只有經濟先發達了，這個國家才能強大。然而經商要懂得看準時機賤買貴賣，懂得捨得，勤奮進取，這樣才能取得最大的經濟效益。司馬遷還認為一個人的經濟實力可以將其劃分為不同的社會階層。在《貨殖列傳》中，特別引人注意的是，司馬遷反覆闡述了這樣一個重要思想：老百姓嚮往富裕和追求儘可能好些的生活享受，是合乎天理人情的。人活著就需要衣食住行，患貧致富是所有人的追求。

不僅如此太史公還提出致富要義利結合，“治身不待危人取給，則賢人勉焉”。他主張人們透過正當手段牟取利益致富。他說：“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他堅決反對犯奸而富之人。並且還主張富後要多做仁義道德之事。即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總之太史公不僅重利而且重義，這就是他寫《貨殖列傳》的本意。

司馬氏著述期間為漢朝鼎盛之武帝時代，經濟發達，軍事強大，然，由於連年對北對戰，國家亦不堪其負。武帝為徵稅，採取較為巧妙的辦法，加強徵稅，導致經濟壟斷，私人經濟不堪其負。

司馬遷認為士農工商都是社會的分工，反對抑商思想，強調農、工、商、虞同為衣食之源。而其中，商業是最有利的致富行業，“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他把那些富商大賈稱為“賢人” “能者”，大加讚賞，為他們立傳。

司馬遷著《史記》在司馬遷的自序裡有，說《史記》其實也是以蒐集的一種，以司馬遷自己的方式書寫的史料彙集。

如司馬遷在著史中提及的歷史記錄出自《尚書》《春秋》《周書》《詩經》《禮》《樂》等史料。

司馬遷之所以給“商人”立傳，可能是延自司馬遷提到的周書為記史。

我是起居郎，我來回答這個問題。

首先先說為什麼中國古代抑制商人 ，商業可以說是國家很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商人也是國家不可或缺的一個群體。即便是像中國這樣一個農本位的國家，也無法否認商人和商業的重要性，中國古代為什麼抑商，因為商業的本質跟封建自給自足，有很大的矛盾，封建制度講究的是階級固化，最好是什麼都不發生改變，人們對於現狀無慾無求，是封建統治者最喜歡的一種百姓的狀態，這樣可以保證統治者永遠是統治者，被統治者甚至連改變的思想都沒有。

而是商業不是這樣，它是社會生活中最活躍的部分，商業不喜歡人們安於現狀，鼓勵人們追逐自身的利益，而且財富是一種力量，是一種不受封建等級制度所限制的一種力量，這使統治者既喜歡它所帶來的權利，又害怕，這種力量不受控制，甚至來顛覆自己的統治。

司馬遷寫貨殖列傳的原因，就是他充分的認識到了，商業和商人是歷史長河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這一部分並不因為人的意志而轉移，司馬遷清醒的認識到，商業的力量只可以疏導，而不能人為的去壓抑，因為這跟人的慾望相違背，會成為人民的對立面，但是人也不能被慾望控制，貨殖列傳中記載的人物，就是司馬遷所希望的成功商人模版，也是司馬遷所認為的，商業與封建制度共存的模式。

在經濟不發達的古代，交通又不方便，物流受到嚴重限制，如果不重農抑商，那麼國家很快就被商人搞亂了。

如果象現代的商人一樣，今天炒煤，明天炒房，炒米炒肉，那在經濟困乏的古代是要餓死人的.所以國家必須以農為夲，重農抑商。

我們現在還也抑商，限制房價，反壟斷，都是為了市場穩定。司馬遷為商人做傳那是應該的，國無商不活，商人們正當的經商活動促進了國家的繁榮。而且許多商人也很愛國，為他們立傳是天經地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