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年，王莽以外戚身份獲取最高權力後，對全國進行了一系列激進、不切實際的改革方案。改革的結果是既得罪了全國的有產者也失去了廣大平民的支援，弄得疲勞天下，民怨沸騰。最終農民紛紛揭竿而起，廣大地方豪強加入其中，在公元23年，起義軍攻進長安，結束了王莽十五年的統治。

南陽漢室宗親劉秀依靠著自己豪強背景，在家鄉乘勢起兵,憑藉著卓越的軍事領導才能和政治眼光,在國內的統一戰爭中，先後消滅諸多割據勢力，終於建立了東漢王朝，史稱光武帝。

光武中興

劉秀在位期間，大興儒學、鼓勵生產、實行輕徭薄稅，興修水利，與民生息等政策，使得國家生產恢復,經濟繁榮發展。到劉秀在位的晚期，東漢的農業連年大豐收，人口大量增加，歷史上稱其統治時期為光武中興。

但是短短几十年過後，東漢王朝便積弊叢生，隱患重重，如同得了一個肺癆的病人，飽受內憂外患，最終一蹶不振。這背後關鍵的原因，竟是光武中興時制定的政策，給東漢亂世埋下了隱患！具體分析如下：東漢亂世背後的三大問題

一、政治上，外戚宦官彼此爭鬥，將國家推向深淵

東漢王朝在漢和帝以後，形成了外戚宦官專權，並陷入兩者無窮的內耗當中，使得這個王朝趨向於衰敗。

漢和帝十歲即位，竇太后臨朝聽政，將其兄竇憲提拔為大將軍，竇氏一族從此身居高位，權傾朝野。不僅如此，竇氏門徒倚仗其權勢，殺人越貨，橫行於市。這種行為極大引起了漢和帝的不滿，但受制於竇憲的控制，在深宮中無法與朝臣進行聯絡，可以依靠的只有身邊的宦官。

漢和帝依靠宦官掌握大權

公元92年，和帝利用宦官鄭眾掌握的一部分禁軍，消滅了竇憲的勢力。宦官鄭眾也由此參與政事，並受封為鄛鄉侯。自此，外戚宦官互相弄權便由此開始。

東漢三代之後，即位皇帝多為幼主，在朝政上不得不依靠外戚來進行治理，但隨著外戚上臺後通常都是大權獨攬，肆意妄為。

外戚梁冀當政時，他的宗親充斥著朝廷和郡縣，各級官吏升遷都得向他謝恩，滿足他的各種需求。除此以外，他還強佔土地，私建莊園，佔奪奴婢，所作所為天人共怒。隨著皇帝年齡增大，以及對權力的渴望，最終只能依靠身邊的宦官來誅殺外戚，重掌大權。

東漢後百年中一直都陷入了外戚宦官交替弄權，無休止的內耗迴圈當中。但是無論外戚還是宦官，他們掌權後都會排除異己，中飽私囊。隨著這種黨爭的白熱化，東漢的統治也越發腐朽，並最終將國家推向深淵！

二、經濟上，地方豪強土地兼併嚴重，致使流民四起

光武帝本人就是南陽的豪強，依靠著自己武裝實力，加上眾人的支援才得以建國，其中著名的“雲臺二十八將”中大部分都是各地的豪強代表。這些豪強都是利用自己的私兵跟隨劉秀，最終成為東漢的開國功勳。

隨著東漢經濟的發展，地方豪強的勢力也得到進一步的擴張，土地兼併現象繼續加劇。地方豪強擁有大片農莊，並自建塢堡，配有私人的武裝力量。

隨著土地田園的增多，這些地方豪強的經濟實力不斷提升，不僅剝削著這些失去土地的勞動者們，還向他們收取地租。致使這些窮苦的平民從生下來就開始進行勞作，直至死去，過著慘無人道的生活。

地方百姓深受剝削，過著慘無人道的生活下戶崎嶇,無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帥妻孥,為之服役”...歷代為虜,猶不贍於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憂。

東漢末年出現了公然賣官的現象，地方豪強紛紛出資成為當地的官員。官職到手之後，必然大肆搜刮以收回成本。“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豪強加上官員的雙重身份，進一步加劇了土地兼併的速度，這使得已經飽受剝削的農民再也忍受不了苛捐雜稅的重負，紛紛舉行暴動起義。

三、軍事上常年對外用兵，致使耗費嚴重，動搖王朝根基

東漢時期，政府對投降的羌人實行嚴酷的郡縣統治，使羌人淪為戰俘奴隸，這逐漸引發了羌人的不滿。在郡縣的壓迫之下，羌人拿起武器進行反抗，屢次打敗東漢的軍隊。

公元111年，一部分羌人進入河東和河內境內，逼近洛陽。東漢王朝花了12年的時間才逐漸平息這次羌人的反抗鬥爭，但是錢財耗費也達到了240多億，經過這次軍事行動，東漢王朝元氣大傷，根基已經出現動搖。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

公元136年以後，涼州、幷州和關中的羌人又相繼發動反抗鬥爭。這次戰爭又花了10餘年的時間才平息，耗資80餘億錢財，使得這個內憂外患的朝廷雪上加霜，將多年積攢下來的國庫全部耗費一空，再也無力對外進行平叛。

軍事上連連對外征戰，耗費嚴重

更為關鍵的是，國家連連對外用兵，內地的青年全部被徵為軍士，導致人口減少、田園荒蕪、生產設施損毀，使得農業喪失了正常的發展條件，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光武中興背後的弊端影響百年東漢

東漢亂世背後三大問題的根源，來自於光武帝建國初始的一系列政策。這些政策在當時的環境下，或許是合適的，但是隨著時間向前推移，弊端逐漸顯現，歷經百年後終於病入膏肓，積重難返。

一、政務改革導致皇權加強，相權削弱，最終產生外戚宦官攜主專權

東漢初建時，針對西漢和新朝出現的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和社會問題做了深刻反思，為了這種歷史情況不至於重新上演。光武帝極力促使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便於後期統治。

東漢初年，光武帝重賞功臣，其中封侯者百餘人，並且將功勞較大的二十八人畫像列入雲臺，史稱“雲臺二十八將”。光武帝雖然重賞了功臣封地，但是在職務上卻剝奪了他們軍權，只有少數人得以參與政事。這種做法避免了功臣掌握大權，對皇權產生威脅。

劉秀對中央政府的官職進行了調整，鑑於西漢前期號稱三公的太尉、司徒、司空的權力過重，所以對三公的權力進行下放。雖然設立了三公的職位，但是把一切行政大權歸之於設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揮的尚書檯，相當於尚書檯更有實權。

其中尚書檯設尚書令一人，秩千石，尚書僕射一人，六曹尚書各一人，秩皆為六百石，分掌各項政務。皇帝親自挑選親信大臣進入尚書檯，為皇權進行服務。這樣一來，他們的地位也就相當於皇帝身邊的秘書，朝廷的政務全部集中於尚書檯。

在宮中，劉秀還設立了中常侍、黃門侍郎等職務，負責直接傳達皇帝的指令，這些職位通常由宦官擔任，並且有權傳遞尚書檯的詔令。

東漢時期宦官弄權

皇權的加強，相權的衰落，使得東漢三代後，即位皇帝年幼，群臣無權處理朝政，往往由外戚和宦官共攝尚書檯，這也就造成了外戚宦官攜主專權的局面。

二、光武帝對地方豪強治理不徹底，未能解決土地兼併現象

光武帝建國後，便對地方豪強採取了削弱的手段。東漢王朝延續了西漢的名田制度和戶籍制度，但是對於豪強們效果不理想。

公元39年，光武帝下達了著名的“度田令”用來制止土地兼併的現象。度田的目的是為了掌握真實的墾田數目，除了增加稅賦以外，更重要的是限制豪強兼併土地和奴役人口的數量。

“度田令”的推行不僅在朝堂之上遭到了強烈的反對，在地方上也難以施行。大司徒歐陽歙帶頭鬧事，結果被劉秀處死。河南尹張伋和十餘個地方郡守也都因為測量田地弄虛作假而被下獄殺死。為了對抗這一政策，各地豪強紛紛武裝暴亂。“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

劉秀雖然派兵進行剿滅，把捕獲的大姓兵長遷移到其他地區，割斷他們與故鄉的聯絡。雖然暫時平息了叛亂，但是豪強的勢力實在太大，無法徹底進行更治。以致於劉秀即位三十年後，看到廣大農民生活仍然很痛苦，憂心忡忡的說道“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

光武帝在任期間，始終沒有解決地方豪強土地兼併的頑疾。此後，各地豪強的力量日益增強，利用自己的行政權力和專營手段，形成了強大的地方勢力，並與中央政府進行逐利。廣大農民創造的社會財富沒有進入國庫而是納入了豪強的口袋當中，造成了貧富差距加大和社會不公。

中央集權政府無法對地方勢力進行收權後，必然會導致地方分裂或者地方自治的情況產生。強大的地方勢力必然會導致各種暴力或戰爭的威脅，影響東漢王朝的穩定。

三、東漢對兵制的改革，導致軍事實力大幅下降

公元三十年，劉秀廢除西漢時的地方兵制，撤銷內地各郡的地方兵，把在郡縣服兵役一年的制度也取消，地方防務改由招募而來的職業軍隊擔任。建武六年,始罷郡國都尉,並職太守,無都試之法,惟京師肄兵如故。明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侯吏,盡還民伍,唯更踐如故。

東漢初年，劉秀對兵制的改革給社會的生產提供了勞動力，有利於經濟的發展。但是也出現了各郡國罷兵，導致東漢王朝的國防實力嚴重下降，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這種弊端越發顯露無疑。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

採取“募兵制”後的東漢王朝，遇到邊境有事，只能依靠募兵來進行戰鬥。但是這些士兵是招募而來，缺乏軍事訓練，素質不高，戰鬥力很弱，所以往往對外征戰失敗。

東漢採取募兵制，導致軍事實力嚴重下降

同時士兵一旦加入軍隊，便終身從軍，導致軍中經常可以見到年老計程車兵充斥其中，使得軍隊戰鬥力嚴重下降。

正因為劉秀建國後對兵制進行改革，導致東漢軍事實力大幅下降。不僅國內平叛不利，而且面對少數民族，更是陷入了常年征戰當中，耗費了無數錢糧，極大地消耗了東漢王朝的力量，從此一蹶不振。總結

光武中興的背後，其實也給東漢末年的亂世埋下了隱患！任何制度或者政策，都僅僅符合某一階段的社會發展需求。如果這一制度或者政策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進行修正或創新，必然會不再符合時代的要求，遭到淘汰。

參考文獻：

《漢書》

《後漢書》

《政論》

一、政治上，外戚宦官彼此爭鬥，將國家推向深淵

東漢王朝在漢和帝以後，形成了外戚宦官專權，並陷入兩者無窮的內耗當中，使得這個王朝趨向於衰敗。

漢和帝十歲即位，竇太后臨朝聽政，將其兄竇憲提拔為大將軍，竇氏一族從此身居高位，權傾朝野。不僅如此，竇氏門徒倚仗其權勢，殺人越貨，橫行於市。這種行為極大引起了漢和帝的不滿，但受制於竇憲的控制，在深宮中無法與朝臣進行聯絡，可以依靠的只有身邊的宦官。

漢和帝依靠宦官掌握大權

公元92年，和帝利用宦官鄭眾掌握的一部分禁軍，消滅了竇憲的勢力。宦官鄭眾也由此參與政事，並受封為鄛鄉侯。自此，外戚宦官互相弄權便由此開始。

東漢三代之後，即位皇帝多為幼主，在朝政上不得不依靠外戚來進行治理，但隨著外戚上臺後通常都是大權獨攬，肆意妄為。

外戚梁冀當政時，他的宗親充斥著朝廷和郡縣，各級官吏升遷都得向他謝恩，滿足他的各種需求。除此以外，他還強佔土地，私建莊園，佔奪奴婢，所作所為天人共怒。隨著皇帝年齡增大，以及對權力的渴望，最終只能依靠身邊的宦官來誅殺外戚，重掌大權。

東漢後百年中一直都陷入了外戚宦官交替弄權，無休止的內耗迴圈當中。但是無論外戚還是宦官，他們掌權後都會排除異己，中飽私囊。隨著這種黨爭的白熱化，東漢的統治也越發腐朽，並最終將國家推向深淵！

二、經濟上，地方豪強土地兼併嚴重，致使流民四起

光武帝本人就是南陽的豪強，依靠著自己武裝實力，加上眾人的支援才得以建國，其中著名的“雲臺二十八將”中大部分都是各地的豪強代表。這些豪強都是利用自己的私兵跟隨劉秀，最終成為東漢的開國功勳。

隨著東漢經濟的發展，地方豪強的勢力也得到進一步的擴張，土地兼併現象繼續加劇。地方豪強擁有大片農莊，並自建塢堡，配有私人的武裝力量。

隨著土地田園的增多，這些地方豪強的經濟實力不斷提升，不僅剝削著這些失去土地的勞動者們，還向他們收取地租。致使這些窮苦的平民從生下來就開始進行勞作，直至死去，過著慘無人道的生活。

地方百姓深受剝削，過著慘無人道的生活下戶崎嶇,無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帥妻孥,為之服役”...歷代為虜,猶不贍於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憂。

東漢末年出現了公然賣官的現象，地方豪強紛紛出資成為當地的官員。官職到手之後，必然大肆搜刮以收回成本。“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豪強加上官員的雙重身份，進一步加劇了土地兼併的速度，這使得已經飽受剝削的農民再也忍受不了苛捐雜稅的重負，紛紛舉行暴動起義。

三、軍事上常年對外用兵，致使耗費嚴重，動搖王朝根基

東漢時期，政府對投降的羌人實行嚴酷的郡縣統治，使羌人淪為戰俘奴隸，這逐漸引發了羌人的不滿。在郡縣的壓迫之下，羌人拿起武器進行反抗，屢次打敗東漢的軍隊。

公元111年，一部分羌人進入河東和河內境內，逼近洛陽。東漢王朝花了12年的時間才逐漸平息這次羌人的反抗鬥爭，但是錢財耗費也達到了240多億，經過這次軍事行動，東漢王朝元氣大傷，根基已經出現動搖。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

公元136年以後，涼州、幷州和關中的羌人又相繼發動反抗鬥爭。這次戰爭又花了10餘年的時間才平息，耗資80餘億錢財，使得這個內憂外患的朝廷雪上加霜，將多年積攢下來的國庫全部耗費一空，再也無力對外進行平叛。

軍事上連連對外征戰，耗費嚴重

更為關鍵的是，國家連連對外用兵，內地的青年全部被徵為軍士，導致人口減少、田園荒蕪、生產設施損毀，使得農業喪失了正常的發展條件，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光武中興背後的弊端影響百年東漢

東漢亂世背後三大問題的根源，來自於光武帝建國初始的一系列政策。這些政策在當時的環境下，或許是合適的，但是隨著時間向前推移，弊端逐漸顯現，歷經百年後終於病入膏肓，積重難返。

一、政務改革導致皇權加強，相權削弱，最終產生外戚宦官攜主專權

東漢初建時，針對西漢和新朝出現的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和社會問題做了深刻反思，為了這種歷史情況不至於重新上演。光武帝極力促使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便於後期統治。

東漢初年，光武帝重賞功臣，其中封侯者百餘人，並且將功勞較大的二十八人畫像列入雲臺，史稱“雲臺二十八將”。光武帝雖然重賞了功臣封地，但是在職務上卻剝奪了他們軍權，只有少數人得以參與政事。這種做法避免了功臣掌握大權，對皇權產生威脅。

劉秀對中央政府的官職進行了調整，鑑於西漢前期號稱三公的太尉、司徒、司空的權力過重，所以對三公的權力進行下放。雖然設立了三公的職位，但是把一切行政大權歸之於設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揮的尚書檯，相當於尚書檯更有實權。

其中尚書檯設尚書令一人，秩千石，尚書僕射一人，六曹尚書各一人，秩皆為六百石，分掌各項政務。皇帝親自挑選親信大臣進入尚書檯，為皇權進行服務。這樣一來，他們的地位也就相當於皇帝身邊的秘書，朝廷的政務全部集中於尚書檯。

在宮中，劉秀還設立了中常侍、黃門侍郎等職務，負責直接傳達皇帝的指令，這些職位通常由宦官擔任，並且有權傳遞尚書檯的詔令。

東漢時期宦官弄權

皇權的加強，相權的衰落，使得東漢三代後，即位皇帝年幼，群臣無權處理朝政，往往由外戚和宦官共攝尚書檯，這也就造成了外戚宦官攜主專權的局面。

二、光武帝對地方豪強治理不徹底，未能解決土地兼併現象

光武帝建國後，便對地方豪強採取了削弱的手段。東漢王朝延續了西漢的名田制度和戶籍制度，但是對於豪強們效果不理想。

公元39年，光武帝下達了著名的“度田令”用來制止土地兼併的現象。度田的目的是為了掌握真實的墾田數目，除了增加稅賦以外，更重要的是限制豪強兼併土地和奴役人口的數量。

“度田令”的推行不僅在朝堂之上遭到了強烈的反對，在地方上也難以施行。大司徒歐陽歙帶頭鬧事，結果被劉秀處死。河南尹張伋和十餘個地方郡守也都因為測量田地弄虛作假而被下獄殺死。為了對抗這一政策，各地豪強紛紛武裝暴亂。“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

劉秀雖然派兵進行剿滅，把捕獲的大姓兵長遷移到其他地區，割斷他們與故鄉的聯絡。雖然暫時平息了叛亂，但是豪強的勢力實在太大，無法徹底進行更治。以致於劉秀即位三十年後，看到廣大農民生活仍然很痛苦，憂心忡忡的說道“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

光武帝在任期間，始終沒有解決地方豪強土地兼併的頑疾。此後，各地豪強的力量日益增強，利用自己的行政權力和專營手段，形成了強大的地方勢力，並與中央政府進行逐利。廣大農民創造的社會財富沒有進入國庫而是納入了豪強的口袋當中，造成了貧富差距加大和社會不公。

中央集權政府無法對地方勢力進行收權後，必然會導致地方分裂或者地方自治的情況產生。強大的地方勢力必然會導致各種暴力或戰爭的威脅，影響東漢王朝的穩定。

三、東漢對兵制的改革，導致軍事實力大幅下降

公元三十年，劉秀廢除西漢時的地方兵制，撤銷內地各郡的地方兵，把在郡縣服兵役一年的制度也取消，地方防務改由招募而來的職業軍隊擔任。建武六年,始罷郡國都尉,並職太守,無都試之法,惟京師肄兵如故。明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侯吏,盡還民伍,唯更踐如故。

東漢初年，劉秀對兵制的改革給社會的生產提供了勞動力，有利於經濟的發展。但是也出現了各郡國罷兵，導致東漢王朝的國防實力嚴重下降，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這種弊端越發顯露無疑。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

採取“募兵制”後的東漢王朝，遇到邊境有事，只能依靠募兵來進行戰鬥。但是這些士兵是招募而來，缺乏軍事訓練，素質不高，戰鬥力很弱，所以往往對外征戰失敗。

東漢採取募兵制，導致軍事實力嚴重下降

同時士兵一旦加入軍隊，便終身從軍，導致軍中經常可以見到年老計程車兵充斥其中，使得軍隊戰鬥力嚴重下降。

正因為劉秀建國後對兵制進行改革，導致東漢軍事實力大幅下降。不僅國內平叛不利，而且面對少數民族，更是陷入了常年征戰當中，耗費了無數錢糧，極大地消耗了東漢王朝的力量，從此一蹶不振。總結

光武中興的背後，其實也給東漢末年的亂世埋下了隱患！任何制度或者政策，都僅僅符合某一階段的社會發展需求。如果這一制度或者政策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進行修正或創新，必然會不再符合時代的要求，遭到淘汰。

公元8年，王莽以外戚身份獲取最高權力後，對全國進行了一系列激進、不切實際的改革方案。改革的結果是既得罪了全國的有產者也失去了廣大平民的支援，弄得疲勞天下，民怨沸騰。最終農民紛紛揭竿而起，廣大地方豪強加入其中，在公元23年，起義軍攻進長安，結束了王莽十五年的統治。

南陽漢室宗親劉秀依靠著自己豪強背景，在家鄉乘勢起兵,憑藉著卓越的軍事領導才能和政治眼光,在國內的統一戰爭中，先後消滅諸多割據勢力，終於建立了東漢王朝，史稱光武帝。

光武中興

劉秀在位期間，大興儒學、鼓勵生產、實行輕徭薄稅，興修水利，與民生息等政策，使得國家生產恢復,經濟繁榮發展。到劉秀在位的晚期，東漢的農業連年大豐收，人口大量增加，歷史上稱其統治時期為光武中興。

但是短短几十年過後，東漢王朝便積弊叢生，隱患重重，如同得了一個肺癆的病人，飽受內憂外患，最終一蹶不振。這背後關鍵的原因，竟是光武中興時制定的政策，給東漢亂世埋下了隱患！具體分析如下：東漢亂世背後的三大問題

一、政治上，外戚宦官彼此爭鬥，將國家推向深淵

東漢王朝在漢和帝以後，形成了外戚宦官專權，並陷入兩者無窮的內耗當中，使得這個王朝趨向於衰敗。

漢和帝十歲即位，竇太后臨朝聽政，將其兄竇憲提拔為大將軍，竇氏一族從此身居高位，權傾朝野。不僅如此，竇氏門徒倚仗其權勢，殺人越貨，橫行於市。這種行為極大引起了漢和帝的不滿，但受制於竇憲的控制，在深宮中無法與朝臣進行聯絡，可以依靠的只有身邊的宦官。

漢和帝依靠宦官掌握大權

公元92年，和帝利用宦官鄭眾掌握的一部分禁軍，消滅了竇憲的勢力。宦官鄭眾也由此參與政事，並受封為鄛鄉侯。自此，外戚宦官互相弄權便由此開始。

東漢三代之後，即位皇帝多為幼主，在朝政上不得不依靠外戚來進行治理，但隨著外戚上臺後通常都是大權獨攬，肆意妄為。

外戚梁冀當政時，他的宗親充斥著朝廷和郡縣，各級官吏升遷都得向他謝恩，滿足他的各種需求。除此以外，他還強佔土地，私建莊園，佔奪奴婢，所作所為天人共怒。隨著皇帝年齡增大，以及對權力的渴望，最終只能依靠身邊的宦官來誅殺外戚，重掌大權。

東漢後百年中一直都陷入了外戚宦官交替弄權，無休止的內耗迴圈當中。但是無論外戚還是宦官，他們掌權後都會排除異己，中飽私囊。隨著這種黨爭的白熱化，東漢的統治也越發腐朽，並最終將國家推向深淵！

二、經濟上，地方豪強土地兼併嚴重，致使流民四起

光武帝本人就是南陽的豪強，依靠著自己武裝實力，加上眾人的支援才得以建國，其中著名的“雲臺二十八將”中大部分都是各地的豪強代表。這些豪強都是利用自己的私兵跟隨劉秀，最終成為東漢的開國功勳。

隨著東漢經濟的發展，地方豪強的勢力也得到進一步的擴張，土地兼併現象繼續加劇。地方豪強擁有大片農莊，並自建塢堡，配有私人的武裝力量。

隨著土地田園的增多，這些地方豪強的經濟實力不斷提升，不僅剝削著這些失去土地的勞動者們，還向他們收取地租。致使這些窮苦的平民從生下來就開始進行勞作，直至死去，過著慘無人道的生活。

地方百姓深受剝削，過著慘無人道的生活下戶崎嶇,無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帥妻孥,為之服役”...歷代為虜,猶不贍於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憂。

東漢末年出現了公然賣官的現象，地方豪強紛紛出資成為當地的官員。官職到手之後，必然大肆搜刮以收回成本。“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豪強加上官員的雙重身份，進一步加劇了土地兼併的速度，這使得已經飽受剝削的農民再也忍受不了苛捐雜稅的重負，紛紛舉行暴動起義。

三、軍事上常年對外用兵，致使耗費嚴重，動搖王朝根基

東漢時期，政府對投降的羌人實行嚴酷的郡縣統治，使羌人淪為戰俘奴隸，這逐漸引發了羌人的不滿。在郡縣的壓迫之下，羌人拿起武器進行反抗，屢次打敗東漢的軍隊。

公元111年，一部分羌人進入河東和河內境內，逼近洛陽。東漢王朝花了12年的時間才逐漸平息這次羌人的反抗鬥爭，但是錢財耗費也達到了240多億，經過這次軍事行動，東漢王朝元氣大傷，根基已經出現動搖。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

公元136年以後，涼州、幷州和關中的羌人又相繼發動反抗鬥爭。這次戰爭又花了10餘年的時間才平息，耗資80餘億錢財，使得這個內憂外患的朝廷雪上加霜，將多年積攢下來的國庫全部耗費一空，再也無力對外進行平叛。

軍事上連連對外征戰，耗費嚴重

更為關鍵的是，國家連連對外用兵，內地的青年全部被徵為軍士，導致人口減少、田園荒蕪、生產設施損毀，使得農業喪失了正常的發展條件，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光武中興背後的弊端影響百年東漢

東漢亂世背後三大問題的根源，來自於光武帝建國初始的一系列政策。這些政策在當時的環境下，或許是合適的，但是隨著時間向前推移，弊端逐漸顯現，歷經百年後終於病入膏肓，積重難返。

一、政務改革導致皇權加強，相權削弱，最終產生外戚宦官攜主專權

東漢初建時，針對西漢和新朝出現的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和社會問題做了深刻反思，為了這種歷史情況不至於重新上演。光武帝極力促使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便於後期統治。

東漢初年，光武帝重賞功臣，其中封侯者百餘人，並且將功勞較大的二十八人畫像列入雲臺，史稱“雲臺二十八將”。光武帝雖然重賞了功臣封地，但是在職務上卻剝奪了他們軍權，只有少數人得以參與政事。這種做法避免了功臣掌握大權，對皇權產生威脅。

劉秀對中央政府的官職進行了調整，鑑於西漢前期號稱三公的太尉、司徒、司空的權力過重，所以對三公的權力進行下放。雖然設立了三公的職位，但是把一切行政大權歸之於設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揮的尚書檯，相當於尚書檯更有實權。

其中尚書檯設尚書令一人，秩千石，尚書僕射一人，六曹尚書各一人，秩皆為六百石，分掌各項政務。皇帝親自挑選親信大臣進入尚書檯，為皇權進行服務。這樣一來，他們的地位也就相當於皇帝身邊的秘書，朝廷的政務全部集中於尚書檯。

在宮中，劉秀還設立了中常侍、黃門侍郎等職務，負責直接傳達皇帝的指令，這些職位通常由宦官擔任，並且有權傳遞尚書檯的詔令。

東漢時期宦官弄權

皇權的加強，相權的衰落，使得東漢三代後，即位皇帝年幼，群臣無權處理朝政，往往由外戚和宦官共攝尚書檯，這也就造成了外戚宦官攜主專權的局面。

二、光武帝對地方豪強治理不徹底，未能解決土地兼併現象

光武帝建國後，便對地方豪強採取了削弱的手段。東漢王朝延續了西漢的名田制度和戶籍制度，但是對於豪強們效果不理想。

公元39年，光武帝下達了著名的“度田令”用來制止土地兼併的現象。度田的目的是為了掌握真實的墾田數目，除了增加稅賦以外，更重要的是限制豪強兼併土地和奴役人口的數量。

“度田令”的推行不僅在朝堂之上遭到了強烈的反對，在地方上也難以施行。大司徒歐陽歙帶頭鬧事，結果被劉秀處死。河南尹張伋和十餘個地方郡守也都因為測量田地弄虛作假而被下獄殺死。為了對抗這一政策，各地豪強紛紛武裝暴亂。“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

劉秀雖然派兵進行剿滅，把捕獲的大姓兵長遷移到其他地區，割斷他們與故鄉的聯絡。雖然暫時平息了叛亂，但是豪強的勢力實在太大，無法徹底進行更治。以致於劉秀即位三十年後，看到廣大農民生活仍然很痛苦，憂心忡忡的說道“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

光武帝在任期間，始終沒有解決地方豪強土地兼併的頑疾。此後，各地豪強的力量日益增強，利用自己的行政權力和專營手段，形成了強大的地方勢力，並與中央政府進行逐利。廣大農民創造的社會財富沒有進入國庫而是納入了豪強的口袋當中，造成了貧富差距加大和社會不公。

中央集權政府無法對地方勢力進行收權後，必然會導致地方分裂或者地方自治的情況產生。強大的地方勢力必然會導致各種暴力或戰爭的威脅，影響東漢王朝的穩定。

三、東漢對兵制的改革，導致軍事實力大幅下降

公元三十年，劉秀廢除西漢時的地方兵制，撤銷內地各郡的地方兵，把在郡縣服兵役一年的制度也取消，地方防務改由招募而來的職業軍隊擔任。建武六年,始罷郡國都尉,並職太守,無都試之法,惟京師肄兵如故。明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侯吏,盡還民伍,唯更踐如故。

東漢初年，劉秀對兵制的改革給社會的生產提供了勞動力，有利於經濟的發展。但是也出現了各郡國罷兵，導致東漢王朝的國防實力嚴重下降，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這種弊端越發顯露無疑。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

採取“募兵制”後的東漢王朝，遇到邊境有事，只能依靠募兵來進行戰鬥。但是這些士兵是招募而來，缺乏軍事訓練，素質不高，戰鬥力很弱，所以往往對外征戰失敗。

東漢採取募兵制，導致軍事實力嚴重下降

同時士兵一旦加入軍隊，便終身從軍，導致軍中經常可以見到年老計程車兵充斥其中，使得軍隊戰鬥力嚴重下降。

正因為劉秀建國後對兵制進行改革，導致東漢軍事實力大幅下降。不僅國內平叛不利，而且面對少數民族，更是陷入了常年征戰當中，耗費了無數錢糧，極大地消耗了東漢王朝的力量，從此一蹶不振。總結

光武中興的背後，其實也給東漢末年的亂世埋下了隱患！任何制度或者政策，都僅僅符合某一階段的社會發展需求。如果這一制度或者政策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進行修正或創新，必然會不再符合時代的要求，遭到淘汰。

漢光武帝劉秀是個傳奇人物，是漢高祖劉邦的九世孫，因遵從“推恩令”的原則，到他父親那一輩，也只能做個縣令了。可見，劉秀出身並不高貴。而後，其父早亡，投靠叔父務農長大。因此，他深知社會底層老百姓疾苦，也懂得寄人籬下的感覺，學會了隱忍韜晦。20-25歲期間，在長安學習《尚書》，又開拓了視野，增長了學識。可以說，劉秀的成長經歷是其一生的寶貴財富。

因此，劉秀得天下以後，制訂了一系列與民生息的政策，又深懂厚黑之道，並沒有發生殺功臣的事。保障了東漢初年的政治穩定。

但要說他的一系列政策埋下了東漢滅亡的隱患，個人並不贊同。

1.政策這東西本身就不應該是固定的，而是因時因勢進行調整。東漢近200年曆史，劉秀只是開了個頭，並不能控制歷史的走勢。

2.東漢滅亡的原因是宦官和外戚專權。實際上，外戚專權這事不是東漢的專利，西漢就有，大名鼎鼎的霍光不就是典型的代表麼，還有新朝的王莽。因此，外戚專權是漢代的通病，只能說劉秀登基後沒有針對這一問題制定有效的預防策略。由於外戚專權，年幼的皇帝沒有辦法跟官員溝通，只能仰仗宦官通風報信，逐漸形成外戚與宦官權力並存的局面。因此，外戚專權才是東漢朝堂崩潰的原因。

事實上，這個問題不僅僅是在東漢，其他朝代也存在。比如，盛唐後期開始，玄宗寵信太監高力士，由此開始宦官干政；明朝中期，英宗寵信太監王振等，結果導致自己兵敗土木堡，大明國運從此衰落！清朝雖然吸收了明朝覆滅的教訓，但到了晚期，大太監李蓮英的權力也是大的嚇人。可見，東漢宦官干政一事也無法甩鍋到劉秀身上。

3.東漢滅亡，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士紳豪強做大，無節制的兼併老百姓的土地，搜刮民脂民膏，導致中央財政緊張，百姓沒有活路。這一現象，是漢代以來幾百年累積的弊病，光武帝也是沒辦法除掉的，否則直接動搖統治基礎。

這一現象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我們看到，東漢末年，群雄割據，很多都是大士紳或站了出來，或隱藏在背後資助。即便是曹操這樣雄才偉略的梟雄，苦心經營幾十年，最後還不是被司馬家族給釜底抽薪？

縱然司馬家得了天下，國家也沒有形成強力的中央集權，而是形成了很多大家族的共治局面，抵禦外部風險的能力很弱，這就是晉代羸弱的根本原因。

4.還有一種觀點說東漢的兵役制度也是其滅亡的原因。這一點，完全不能苟同。因為，東漢末年，並沒有出現類似宋代那種異族做大，中央軍事無力抗衡的局面。因此，不能歸咎於兵役方面。

5.個人倒是覺得有一個原因，是歷史課本里面沒有提到的，就是繼承人制度。

東漢中期開始，總出現繼任皇帝年幼登基的事，於是不可避免的外戚專權了，然後宦官介入，……多米厄骨牌效應就這樣出現了。

同樣的情形還發生在明朝，清末也是一樣。

宋在這一點上就完全不一樣，沒有強調繼承人的嫡系血脈，只要姓趙就能做。

以上淺見，似乎答非所問！

東漢末年的亂世雖然是兩個亂臣引起的，但是根本原因是世族力量過大導致的軍閥混戰，而世族力量過大在東漢初期就已經顯現，光武帝也已經意識到並動手去解決，只不過此時的世族力量已經過大最終也沒能成功解決。

西漢武帝時期世族

豪強世族對中央的威脅在漢代一直都存在，但是在漢武帝時期整治最為徹底，武帝將天下豪強都遷去茂陵，郭解找衛青求情，武帝不僅不允，反而意識到豪強勢力之大，直接族滅郭解。如此強勢的帝王在整個歷史中也是很少的，武帝之後漢歷代皇帝幾乎在沒有出現能夠如此強勢對抗世族的皇帝。

東漢光武帝時期世族

劉秀是劉邦的九世孫是長沙定王劉發一脈，屬於有史可查的漢室宗親比已經不可考劉備正宗多了。而跟隨劉秀的"雲臺二十八將"大多是豪強世族，劉秀對待功臣採用的是懷柔的政策，並沒有像他的祖上劉邦一樣大肆屠戮功臣，他仿效漢武帝的推恩令，一口氣分封了三百六十多個列侯，可以說劉秀是靠世族起家的，他在世的時候還勉強能控制，在他去世後，東漢的世族逐漸失控，皇權被世族所限制。

東漢著名的度田事件

國家穩定後光武帝也意識到世族勢力對皇權的威脅，所以想在全國範圍內查清楚人口和土地數量，這本是一個國家行政權力的基本要求，但是這一要求確觸動了世族的核心利益。最後演變成了全國範圍內政治動盪，各地世族接連武裝反抗，最終光武帝只能妥協，恩威並施，才將事態平息下來，可見此時世族勢力之大。而最終光武帝只能留下一句“苟非其時，不如息人”的長嘆.

前言：東漢光武帝劉秀非常擅長打仗，可是他本性卻十分愛好和平。他在統一天下，建立東漢王朝之後，馬上就偃武修文，發展生產經濟；為避免勞民傷財，他儘可能地不予北方匈奴及西域各國發生戰爭，也拒絕與它們發生聯絡，不願捲入它們各國之間的紛爭。

光武帝劉秀不願勞民傷財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客觀上卻放棄了西漢王朝由漢武帝及漢宣帝時期花費上百年時間所苦心經營起來的邊塞遠域，致使北匈奴乘機崛起，威脅到中原地區的安全。

漢光武帝劉秀（公元前5年-公元57年），漢高祖劉邦九世孫，東漢王朝的建立者。

王莽篡漢自立，建立新朝以後，劉秀追隨哥哥劉演起兵，反對王莽。在經過了長期的戰爭之後，劉秀剪滅群雄，統一了天下，建立了東漢王朝。

光武帝劉秀非常擅長打仗，有很高的軍事造詣。但是，劉秀生性恬淡，骨子裡非常熱愛和平；他非常厭惡戰爭。當天下統一以後，劉秀立即採取偃武修文的措施，開始了休養生息、造福百姓的統治政策。

但是，光武帝酷愛和平，不願發生戰爭的作法，給後世造成了很大的隱患，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偃武修文，廢棄會操制度，破壞了中國歷史上的徵兵制度；

2.光武帝愛省錢。為了節省刺史們的差旅費，光武帝要求刺史們不必經常旅行檢視，或者進京彙報工作，於是，刺史們就在各州辦公，喪失了中央官員的身份。久而久之，刺史們就不再是中央政府的耳目，逐漸變得尾大不掉起來，破壞了東漢王朝的集權與統一。

3.不願再發戰爭，不肯乘亂對匈奴進行打擊；

4.匈奴內部發生分裂，南匈奴、北匈奴爭著向東漢王朝投降。光武帝劉秀並沒有對他們進行分化瓦解和軍事幹預。只是在南匈奴打不過北匈奴的時候，一再同意南匈奴內遷的請求，使得南匈奴一直遷徙到山西境內。南匈奴深入中國腹地，這就為後世的五胡亂華埋下了禍根；

5.東漢王朝建立後，西域各國派遣使者向東漢政府進貢通好，他們請求東漢政府向西域派遣西域都護，並且他們情願派自己的王子來中央政府為光武帝作侍衛，也就是當作人質來作為西域各國效忠東漢王朝的保證。

可是，光武帝劉秀生性恬淡，不願招惹麻煩，怕勞民傷財；他為了省事，就婉辭謝絕了西域各國的請求，隨後關閉了玉門關，不再接受西域各國的貢使，放棄了對西域的管轄。

結語：光武帝劉秀實行的偃武修文、休養生息的政策措施，初衷是好的。但是，他為了避免勞民傷財，採取的一些措施，對後世影響很大。尤其是北匈奴利用這一大好時機，大力發展，成為雄踞蒙古及新疆天山南北的霸主。給後來的東漢政府帶來了極大的威脅。後來的竇憲燕然刻石、班超揚威西域，都是東漢政府對光武帝釀造的後患進行的彌補措施。

光武帝劉秀崛起於王莽亂政時期，當時的王莽負天下之大望建立新朝代劉漢，但是緊接著王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讓人大跌眼鏡，他既得罪了豪門大戶也得罪了升斗小民，於是種地豪強自立割據，百姓紛紛淪為流民揭竿而起，當時著名的農民起義軍有綠林、赤眉和銅馬等等，而光武帝劉秀最早便在綠林軍中。

但是最早劉秀並不是綠林軍的首領，綠林軍中推舉出來擔任皇帝的是血統比劉秀高貴的劉玄，他攻入長安城後建年“更始”。

本來劉秀就不是甘居人下之人，結果劉玄還藉故殺害了劉秀的哥哥劉縯，於是劉秀與更始政權決裂，自己建立隊伍。

他先是迎娶了自己年青時的夢中情人陰麗華，陰氏是管仲的後人，也是地方豪強之一，後來為了收復河北地區，劉秀又迎娶了真定王的外甥女郭聖通，劉秀與地方豪強的一系列合作雖然加快了他收復天下的程序，但是也為地方豪強崛起提供了土壤。

之後的漢明帝與漢章帝更是有樣學樣與豪強聯姻，最終東漢王朝的外戚集團始終尾大不掉，後來東漢皇帝大多早夭或英年早逝，繼位的小皇帝為了奪權不得不依附內侍，這就造成了東漢的兩大頑疾外戚與閹黨，而士大夫的代言人地方豪強則左右逢緣成為第三大勢力，最後互相爭鬥搞得民不聊生，終於激發了為東漢王朝敲響喪鐘的黃巾起義。

一般網友稱劉秀是“位面之子”，意味他開掛的平天下、治天下過程。不過人無完人，劉秀真的能超越時代，100%沒缺點？

本文雞蛋挑骨頭，說說劉秀帶來的東漢割據隱患。

一、奇怪的劉秀稱帝

更始三年（25年）六月，年僅30歲的劉秀在河北鄗城的千秋亭即皇帝位，建元建武。

要知道，因2年前昆陽大捷表現太神奇，“位面之子”被猜忌防備不說，他的大哥劉縯更被更始帝劉玄斬草除根。

用計逃到河北2年的劉秀，就稱帝太BUG。

作為對比，劉備60歲才稱帝；漢高祖劉邦54歲稱帝；哪怕同時期篡位外戚勢力的王莽，53歲稱帝。

逆境劉秀實力再強，也不可能一人頂2個劉備，1.8個劉邦！

很明顯他背後有人——地方門閥勢力！

劉秀統一天下過程中有“雲臺二十八將”之說，其實出力不止這28人，可以劃分為三大勢力：

河北集團：代表人物吳漢、劉楊、耿弇等。河南南陽集團：代表人物鄧禹、朱祜、岑彭等。河南潁川集團：代表人物馮異、祭遵、銚期等。

其中河北集團最為強大，代表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發展起來的地方門閥勢力（累世公卿、掌握地方的大族）；南陽集團是劉秀的元從親信，到河北時候已經狼狽不堪，潁川集團實力也不強。

劉秀非常聰明，以親自上門聯姻劉楊的辦法（真定王府），贏取郭聖通，拉攏了河北集團。要知道，這個時候他剛贏取陰麗華不足一年！

這可是“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啊……

（劉秀為穩住門閥，暫時迎娶的郭聖通）

不想大家去懷疑劉秀的愛情，因為後來劉秀還是立陰麗華的兒子劉莊為帝。

只是苦了劉楊和郭聖通，他看女婿不聽話，依靠河北門閥造反，被劉秀用計殺死。

二、核心觀點： 門閥勢力發端西漢，加大於東漢，徹底影響了魏晉南北朝

本文的核心觀點來了:作為真實的歷史，30歲的劉秀再偉大也不可能超脫時代，東漢是在地方豪強支援下建立的，他不可能抑制地方門閥勢力。

這種行為，在某些人看來，埋下了東漢末年亂世、乃至魏晉南北朝數百年間的隱患。

《三國志的世界·後漢三國時代》一書說道：“西漢時，豪族的勢力一般不過縣；西漢末，王莽依靠儒生支援，成功篡位；到東漢時，門閥擴大到郡。”

劉秀年僅30歲稱帝，依然依靠的門閥勢力；他被毛澤東稱為“最有學問、最會打仗、最會用人”，因為他是東漢最高學府太學的讀書人、自己也是門閥的代表，當然要依靠門閥。

所以東漢帝國下，門閥勢力不斷增強，大大發展。我們熟悉的東漢末三國，如四世三公的袁氏家族，就非常鄙視曹操。東漢末年，瘟疫爆發，黃巾起義被平定，這些地方門閥勢力並未匡扶皇帝，而是想自己取而代之，拉來了三國序幕。

三、一些其他證據，證明劉秀時代的地方豪強問題

還有其他的一些證據，我們給大家展示劉秀時代的豪強問題。

統一天下前，在劉秀幹掉老丈人河北集團的代表人物劉楊後，地方門閥並未完全臣服。公元26年，河北派彭寵（建武二年）起兵反漢，自稱燕王，被家奴殺死。而劉秀的愛將南陽派的鄧奉，居然因不滿河北派吳漢，起兵造反，被劉秀忍痛殺死。

（鄧奉因反對河北派，反叛劉秀）

統一天下後，建武十五年（39年），地方豪強、郡國居然公然起兵反對開國皇帝的劉秀。原來劉秀稱帝統一天下3年後，見地方土地兼併嚴重，威脅皇權，影響百姓生活，下詔令丈量各郡縣丈量土地、核實戶口。

詔下之後，居然遇到豪強勢力的抵制。劉秀下令將度田不實的河南尹張伋及其他郡太守十餘人處死；結果引起了更大的各地豪強大姓反抗，“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盜，處處並起，青、徐、幽、冀四州尤甚”，給東漢以很大威脅！

劉秀對症下藥，鎮壓與安撫並用，一方面處理盜賊頭目，五人人共斬一人；另一方面豪強大姓的地主抓住，遷往他郡授予土地，切斷他們與原來地方的聯絡，給以嚴重打擊。

經過冷靜應對，劉秀迅速解決了這次地方反叛，繼續度田。

四、結論：位面之子不位面

其實關於劉秀埋下隱患，還有人說他設定中常侍、黃門侍郎等職務導致後來宦官專政等等。還有人說他邊疆政策有問題。

什麼，你不同意？我其實也不同意。

30歲的劉秀因勢利導，利用門閥勢力統一天下，開啟了“民風最美崇儒尚氣節的東漢時代”（梁啟超語），你說這有問題？

曹操、曹丕還針對門閥推行了有特權的九品中正制，到了南朝，還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不平等現象，你讓300多年前的劉秀解決？

太吹毛求疵了吧？

劉秀是真實存在的傑出劉姓皇帝，他必然有符合那個時代細節與質感。

不要脫離環境，用今天人的標準去要求這個幾無缺點的皇帝。

如果真是位面之子，他不該埋下隱患，實行500多年後的科舉制，實行考試製度，解決地方豪強門閥和宦官的問題；他起碼要繼續開疆拓土，給後世子孫更好的地緣環境；然後發展科技，飛出地球……

這是科幻小說了。

總之，位面之子不位面。

為何說光武帝為東漢亂世埋下了隱患？

關於這個問題——為何說光武帝為東漢亂世埋下了隱患。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就要先回答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東漢亂世的原因到底是什麼；第二個就是光武帝的政策到底對這個亂世有什麼影響。

下面就藉著這兩個問題來回答一下：為何說光武帝為東漢亂世埋下了隱患。

分析問題1——東漢亂世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這就要從東漢王朝的興衰說起了。東漢王朝是由漢光武帝建立的，也是中興了漢朝。而之後的漢明帝、漢章帝都是全盛時期的君主；而到了漢和帝、漢煬帝的時候，就由盛轉衰了。至於後面的八位皇帝都是一步一步走向滅亡，只不過走向滅亡的因素是不一樣。從漢安帝到漢質帝，這五位皇帝是因為外戚干政而導致政事不順，致使國運衰敗；而漢桓帝到漢獻帝其間，是因為西羌、黨錮與黃巾三個主要原因走向衰亡的。

所以，可以看出東漢的亂世，主要是由：外戚亂政、宦官專權與農民起義三部分組成。而其中主要的內因是由於皇家內廷任用外戚，使得外朝宰相失權，導致宦官分權，誘發天下百姓流離失所，從而引起了農民起義。

那麼由此看來，東漢的亂世主要的導火索是啟用外戚。

分析問題2——漢光武帝的政策到底對這個亂世有什麼影響。

眾所周知，漢光武帝是中興之帝，可以說是老劉家的大功臣。但是過於厲害的帝王總會有自專的嫌疑。漢光武帝也不能逃離這個定律。

於是，漢光武帝做了個重大的決定，那就是將政權全操在自己的手裡。這使得當時的三公名存實亡——僅是名位崇高而已。這也使得實權都歸為了尚書。而此時的尚書，還不像隋唐後的尚書那樣是政府機構，它只是皇帝的私人秘書。從這裡就可以看出，當時的權利確確實實地都歸了皇帝——漢光武帝。

這一舉動，使得外朝政府（就是宰相帶領文武百官）的地位與權利都轉移到了內廷之中。自古以來，內廷的主旋律都是由外戚充當。這就等於將外戚擺在了漢朝權利的舞臺上。從此外戚就開始發揮了它獨有的作用——亂政。

綜上可以看出，東漢亂世主要是由外戚亂政導致的，而外戚亂政這個種子又是由——漢朝中興之人——漢光武帝埋下的。所以，光武帝要為東漢的亂世買單，是他為東漢亂世埋下的隱患。

我覺得說光武帝為東漢埋下禍根可能並不準確，我也想不出他的哪些舉措給東漢埋下隱患。史書也好，野評也好，對他基本上沒有什麼貶義的評價。首先，他的開局難度應該比劉備還要高一些，劉備面對的是一個個軍閥，當時的中央政府已經形同虛設。劉秀面對的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可以輕鬆組織起幾十萬的軍隊的一個政府，三國時期的軍隊人數水份極多。而且一開始他上面還有一個豪氣雲天的哥哥，哥倆後來被收編到更始帝的帳下，直到他哥哥死了他才初露鋒芒，昆陽之戰其實遠比赤壁之戰的難度大。

光武帝應該說是皇帝裡面少有的有勇有謀又講情義的帝王，他和陰麗華的典故也流傳甚廣。硬要說他放棄西域算一個弊政的話也是有點牽強了，自王莽篡漢後戰亂頻仍，流民四起，西漢極盛時有5000多萬人口，到東漢開國初年只有兩千萬了，這個時候還要經營西域就是要透支國力了，以東漢當時的技術條件，要在西域維繫一支兩萬人的常備軍的話，估計就得二十萬人運補給，而且必須是青壯力，西漢武帝時候霍去病河西大戰打擊匈奴側翼的時候也只能維繫一支一萬人的部隊，而且霍去病的打法是不太依靠後勤補給的。到唐代天寶年間，國力達到了頂峰，也只能在西域維繫一支三萬人左右的常備軍。所以要經營西域可不是嘴上說說那麼簡單的，又是崇山峻嶺，又是沙漠，人跡罕至，補給極其困難。國力不到極盛時是很難做到的。（附一張中國地形圖，大家腦補一下沒有飛機汽車怎樣去西域，就是差不多現在的新疆省和阿富汗等地方）

再說了，總是聽到說某某開國皇帝給後世留下弊端，比較多的是劉邦的分封制度，趙匡胤的重文輕武，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開國皇帝哪個不是人中龍鳳啊，他們不知道這裡面的弊端嗎？人家當然也知道，不過是一個取捨罷了，劉邦搞了分封，可能幾代人之後會亂，不搞分封可能馬上就亂。趙匡胤也是如此啊，剝奪節度使兵權了，可能邊關會亂，不剝奪兵權的話馬上就會有反叛，五代十國的時候反叛可是家常便飯啊，皇帝誰做不得啊。所以同樣的道理，在光武帝身上，要經營西域，在百廢待興的時候耗盡民力，可能又要天下大亂，秦末就是如此啊。不經營西域，可能匈奴會掌控西域，但只要守住玉門關一線，就不會有太大影響，如果你是劉秀，你會怎麼做呢？

順便補充一下，光武帝可是去泰山封禪過的哦，雖然被人批評過，但我覺得他還是有資格去一下的，至少比宋真宗有資格一點

漢光武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開明的皇帝之一，光武帝的性格非常的寬容大度，他奪取天下後既沒有像劉邦和朱元璋一樣屠殺功臣，也沒有像趙匡胤一樣杯酒釋兵權。史書記載光武帝對待大臣十分的仁慈，能夠悉心聽取大臣的意見，即使是觸怒皇親國戚的大臣，也能夠得到光武帝的寬恕。單從人品的角度來看，光武帝的人品近乎完美，堪稱是古代明君的典範。

光武帝完美背後的問題

劉邦殺死的功臣眾多，西漢卻能夠強盛一百多年，朱元璋殺死的功臣武將數以萬計，大明一直到亡國都沒有出現權臣控制皇帝的問題。皇帝的性格過於寬容，大臣們就容易專橫獨斷。漢光武帝對待功臣和貴族的過分仁慈，為東漢王朝皇權衰落埋下了隱患。

漢光武帝是一個英明的君主，他統治時期東漢計程車族都比較老實，宦官和外戚也都不敢幹涉朝政。然而在漢光武帝去世之後，漢光武帝的子孫們卻沒有能力控制實力強大計程車族，外戚集團和宦官集團也開始交替掌管朝政。

從漢和帝一直到漢靈帝，東漢王朝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外戚集團和宦官集團的鬥爭，東漢的皇帝先後被外戚和宦官操控，出現了一個又一個的兒皇帝。假如漢光武帝能夠狠下心來，對一些實力強大計程車族進行打擊，那麼東漢中後期的混亂局面很可能不會出現。

除了沒能處理好外戚和宦官的問題外，漢光武帝還沒有處理好豪強的問題。由於東漢的地方豪強實力強大，到了東漢末年的時候，地方豪強不斷兼併土地，導致了百姓流離失所，最終引發了浩浩蕩蕩的黃巾軍起義。

光武帝處理匈奴的問題

光武帝不僅對自己人非常的親善，對於遊牧民族也採取了開明的政策。光武帝時期對匈奴採取了守勢，當時的匈奴部落已經比較衰落，正是中原王朝北上擊垮遊牧民族的好機會，不過漢光武帝不是一個好戰的皇帝，沒有對匈奴人趕盡殺絕。

因為在西晉末年五胡相繼進入中原，所以一些人將西晉丟失中原的責任推到了光武帝的身上。他們認為因為光武帝過於仁慈，才導致了數百年後遊牧民族東山再起。其實將西晉王朝被遊牧民族滅亡的責任推到光武帝的身上，顯然是有些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

總結

筆者認為光武帝是一個很有能力的皇帝，他統治時期東漢王朝的國力強盛，人口和經濟都得到了極大地發展。至於東漢王朝中後期的衰落，以及西晉被遊牧民族滅亡，這些問題的責任不能全怪到光武帝身上。如果東漢中後期的皇帝有能力，如果西晉不出現白痴皇帝，那麼東漢王朝也不會衰落，西晉王朝也不會滅亡，這些責任肯定不能全怪到光武皇帝的身上。

東漢光武帝劉秀，依靠各地豪強地主的勢利，推翻王莽的統治，消滅割據勢力，建立了東漢。

（圖：光武帝）

劉秀在位期間，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增長人口，使東漢出現了興盛的局面，史稱“光武中興”。

不過，光武帝劉秀制定的政策，在中興漢室的同時，也給東漢亂世埋下了隱患。

一、重用尚書檯，抑制三司

鑑於西漢司徒、司馬、司空“三司”權力過大，皇權受到嚴重威脅，光武帝改制三司，削弱三司的權利。重用尚書檯，掌握一切行政大權。尚書檯歸皇帝直接指揮，他人無權干涉。

“天下事皆上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公）府。”

從短期來看，皇權得到了加強，可是，隨著尚書檯權力的大幅提高，又會形成新的權力壟斷。東漢後期，有權勢的大臣多加“領錄尚書事”或“錄尚書事”的頭銜，造成皇權下移。

（圖：霍光）

如西漢昭帝時，大將軍霍光領尚書事，一度權傾朝野；到了東漢章帝時，太傅趙熹錄尚書事，權勢更重。以後東漢每帝即位，常以三公、大將軍、太傅錄尚書事。這些手握重權的大臣，直接操控朝臣的任免，甚至還能決定皇帝的廢立。

二、控制內廷，重用宦官

光武帝任命親信宦宦擔任中常侍、黃門侍郎等職，這些宦宦身居要職，可以直接傳達聖旨，甚至還可以審閱朝臣奏摺，極易形成宦官專權。

漢安帝時，中常侍擁有重權，居此位的宦宦可權傾人主，皇權受到嚴重威脅，加劇了漢末政局的動亂。

（劇照：張讓）

如，漢靈帝時中常侍張讓、趙忠等宦宦，把控朝政，為非作歹，其權力甚至凌駕於靈帝之上，加速了東漢的滅亡。

三、抑制豪強，收效甚微

光武帝摘除豪強地族的軍政大權，賜給他們爵位和大量的田地。後來，豪強地主在地方大量兼併土地，奴役人口，嚴重威脅東漢的統治，為此，光武帝推行“度田令”。

“度田令”的推行遭到豪強地主的強烈反對，甚至發動武裝暴亂，光武帝雖派兵鎮壓，但是豪強地主實力太大，終究還是難以消除。漢末，豪強地主利用手中權力，形成地方割據勢力。

四、改革兵制，軍力大降

光武帝劉秀廢除地方兵制，實行募兵制。募兵的主要手段是以財物引誘，所募之兵素質低，戰鬥力差，有計程車兵喜好劫財，無心戀戰。

募兵制的實行，為地方豪強徵兵提供了方便。隨著皇權的衰落，無法有效控制地方，豪強地主們便擁兵自重了。

總結：光武帝劉秀採取的一系列政策，恢復了東漢的興盛，但他無法預料政策對後世的影響。雖然政策的推行為東漢亂世埋下了隱患，但是，縱觀光武帝一生，他仍然是中國古代有為的帝王。

西漢時期，朝政設立三公，權勢滔天，致使皇權下移。劉秀從中吸取了教訓，雖然設立了三司（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但是這三者之間卻是互不干涉，各司其職，不能逾越。這樣一來也就平衡了這三者的權力，防止一方獨大。

公元51年，三司之一的大司馬改為太尉，而其他兩個則改為司徒和司空，這二者的權力都低於太尉。這樣一來，又進一步削弱了三司的權利。但是，在削弱權力的同時，新的問題又出現了。

三司的權力被削弱，而尚書檯的權力卻是日漸加大，所以也就有了一種說法。那就是東漢時期雖然設定了三公，但是其所有的事情卻全部都歸於尚書檯管理。

尚書檯直接聽命於皇帝，就連尚書檯的人犯了錯誤，也只能皇帝親自裁決，其他人都沒有審判的權利。其實，劉秀之所以設定尚書檯，主要是為了牽制三司的權力，維護皇權的統治，所以尚書檯的出現也就是皇權和相勸鬥爭的結果，這是加強中央集權的一項很重要的措施。在中國古代政治上有著很重要的作用，尚書檯的出現，算是暫時維護了皇權的集中。

在劉秀的統治中，他大大提高了尚書檯的地位，使得尚書檯權利大幅度提高。原本那些地位比較低的官員也都成了政要人員，掌管著國家政事的處理權，直接對皇帝一人負責，只聽從皇帝的號令行事。

這樣一來，他們的地位也就相當於皇帝身邊的秘書，打理皇帝的日常政務，就好比皇帝的左右手一般。此外，在宮中，劉秀還設立了中常侍、黃門侍郎等職務，這些都是由宦官擔任，直接傳達皇帝的指令，並且還有權閱讀尚書檯呈遞的詔書。

這樣，在劉秀的佈置下，三司成了徒有虛表的空殼，沒有實權，而尚書檯的地位卻是蒸蒸日上，以維護皇權的名義開始執掌朝政，雖然說在東漢初期，表面上皇權已經歸結在皇帝一人身上。實際上，劉秀的這一措施卻也為東漢的發展埋下隱患。

東漢後期，尚書檯的權勢過大，皇權再次下移。再加上宮中大小黃門官職都由宦官擔任，雖然他們只供皇帝驅使，但是因為在他們手中也有一部分實權，這也就造成了東漢後期出現宦官專權的混亂局面。

！

漢光武帝劉秀，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好皇帝，東漢亂世的“鍋”，我認為不應該讓劉秀來背。

一些人認為，劉秀建立東漢後，其政策導致了：外戚干政、宦官專權、豪強割據、土地兼併加劇。

1、外戚干政。

歷朝歷代皆有外戚掌握軍政大權的情況，比如西漢衛青、唐朝的長孫無忌等，外戚掌權不等於外戚干政。東漢時的皇權旁落外戚干政，一般都是皇帝死的早，繼承人太過年幼造成的。

東漢從第三個皇帝漢章帝開始，外戚干政開始出現。漢章帝英年早逝，只活了三十三歲，太子劉肇繼位時才九歲。劉肇（漢和帝）活了二十七歲，他的太子登基時尚不滿百天。到東漢末期桓靈二帝，繼位時桓帝十四歲，靈帝才十二歲。

所以繼位皇帝太小，才是外戚干政的主要原因，和劉秀沒有關係。

2、宦官專權

宦官專權是由外戚干政帶來的，沒有外戚干政就不會有宦官專權。小皇帝要長大，懂事後也不想當傀儡 ，不過長大後的小皇帝，從小到大接觸到的都是宦官，感覺宦官是最可以依賴的人。比如那個漢和帝，就是依靠宦官鄭眾從竇氏手中奪回了皇權。

所以說宦官專權歷朝歷代都有，東漢雖然厲害，但事出有因，也怪不到劉秀頭上。

3、豪強割據

豪強割據和土地兼併，兩者基本上是一回事 ，土地兼併可以說是豪強割據的基礎。歷朝歷代的皇帝，都不希望土地兼併大規模發生，因為土地兼併的後果就是製造失地的農民，皇帝也不願看到有豪強的出現。

東漢初年，經過戰亂全華人口銳減，史書記載：天下人口，十有二存。隨著人口減少大量土地荒蕪，當時土地的主要問題就是缺少勞動人口。劉秀透過度田，釋放奴婢，打擊豪強勢力來鼓勵發展生產。他與民休息，以經濟建設為主要目標，所以才有了“光武中興”。

有人說劉秀要對豪強割據負責，原因就是說他不殺豪門望族。劉秀打天下，少部分是武力征服，大部分是這些豪門大族的歸服。劉秀不殺功臣，正是他自信、英明、仁慈的表現。

漢高祖劉邦殺掉功臣，後世還會有新的豪強勢力冒出來，殺功臣是不能解決豪強問題的。

劉秀是對功臣最好的開國帝王，開創中國歷史上“風化最美、儒學最盛”（司馬光、梁啟超語）的“光武中興”時代。

毛澤東曾經評說過：劉秀是最有學問、最會打仗、最會用人的皇帝。人常說“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劉秀是個例外，十年不鳴，一鳴驚人。他在家讀書，安分守己，一旦造反，倒海翻江。轟轟烈烈，白手起家，建立了一個新的王朝。

西漢末年，外戚王莽篡奪了皇位建立了新朝。王莽推新新政改革，不切實際，又觸動了豪強、平民百姓的利益，又碰到水旱災害不斷，造成赤地千里、哀鴻遍野。困頓不堪的農民軍起義，大批豪強地主也乘勢倒莽。這其中就包含了皇族遠支劉秀兄弟。

公元25年，劉秀在眾將的擁戴下，定都洛陽，建立王朝，仍以“漢”為國號，由於洛陽在西安以東，史稱東漢。可以說，東漢是一個全新的王朝，劉秀更是一個在牛背上打下江山的開國皇帝。但是他的做法與一些開國皇帝大殺功臣的不同，給東漢統治也埋下了隱患。

1.大封功臣

劉秀憑藉豪強的支援，經過二十年的艱苦征戰，重拾山河，使中國再次成為大一統的國家。建武二年，劉秀大封功臣，很多人憑此封了侯，在光武帝之前，帝王給封侯的標準是是“諸侯不過百里”，而光武帝“今封諸侯四縣”。東漢博士丁恭上書光武帝“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請求光武帝再次削弱武將的權利，以免造成主弱臣強的局面，被光武帝拒絕了。從這點來看，光武帝是個善良的皇帝，對自己的統治也很有信心，也不認為以後的武將能功高震主，削弱皇權。但是令他沒想到的是，漢和帝以後，多是幼主即位，大權旁落外戚或者宦官，朝政混亂不堪。

2.設立尚書檯，造成權柄下移

劉秀鑑於西漢前期三公權重，權柄下移。雖設三公之位，卻把一切行政大權歸只於設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揮的尚書檯。一切政令都由尚書檯直接稟陳皇帝，由皇帝裁決，“三公之職，備員而已”。到了東漢後期，有權勢的大臣又多加“錄尚書事”的職銜，皇帝又年幼，皇太后依靠權臣、外戚，造成權柄再度下移，尚書檯又蛻變為權臣專政的工具。年幼的帝王會長大，前一位皇帝依靠權臣從宦官手裡奪回權力，則下一位皇帝有可能得依靠外戚權臣從宦官手裡奪回大權。朝政更是混亂不堪。

3.修養生息，未能趁亂攻打匈奴

自新末末年到天下再次一統，歷經近20年的時間，民不聊生，農民起義頻發， 戰死和餓死的百姓不計其數，待劉秀再次統一天下之後，人口凋敝。

劉秀“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為了儘快恢復民生，他駁回功臣朗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的上書，即趁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際發兵擊滅之。這給匈奴以喘息的機會，以至於後來有“五胡亂華”之禍。世人評判光武帝的決策為東漢末年埋下禍根，這也是原因之一。

但在我看來，大部分政策的初衷，都是希望自己的統治王朝能更上一層樓——吏治清明、兵強馬壯、民生富裕。乃至於後期，吏治漸漸腐敗、主幼權柄下移、宦官黃門之禍，肯定不是光武帝的初衷。即使他的一些政策被後世證明並不是英明的決策，但這並不妨礙光武帝被稱為一代明君。

光武帝劉秀能夠開創“光武中興”有很大部分是王莽新政的原因，同時導致東漢最終沒落的，也有王莽新政的原因。

王莽和劉秀是一個時代的兩位巔峰人物，只不過一個篡位漢朝最終揹負罵名，遺臭萬年，一個統一疆域，千古流芳；雖然王莽確實有不臣之心，但是不得不說還是非常有才能的，這一點在王莽新政上就可以看出。

雖然王莽新政在王莽時期並沒有起到一個好的作用，反而加劇了新王朝的滅亡，但是劉秀上位之後使用的就是王莽新政中的部分內容，這才造就了後世有名的“光武中興”。同樣也因為劉秀對於新政的始亂終棄，最終導致了東漢末年群雄割據的局面。

王莽改革的主要措施

自西漢漢哀帝去世之後，西漢的政治就已經陷入到了一片沼澤之中，但是上層統治者並沒有進行改革反而在皇位繼承中互相殘殺，從而導致了農民的不滿，亂世自古都是野心家的舞臺，王莽作為一名出色的野心家，自然看到了這個機會。

在上層自殺殘殺的時候，王莽並沒有參與進去，而是選擇去拉攏人心，在民心所向之後篡奪皇位就顯得輕而易舉，在獲得權力和民心之後王莽就開始進行了改革。

首先就是廢除奴隸制度，奴隸都是沒有土地的農民，所以只能依附於大家族之下任憑發落，因為進入大家族之後是要被隱去戶籍的，也就是“黑戶”，所以不能給國家交稅，於是奴隸越多則國家越弱，不能有效地進行生產。

其次就是回收土地，這一條是跟上一條相互映襯的，在奴隸恢復自由之後依舊是沒有去處，最終還是進入大家族之中繼續從事奴隸生活，而王莽為了徹底改革這一現象，直接把國家的土地全部收回，並將這些土地分給農民讓大家都能種地，意在提高國家的生產力。

不過雖然王莽的新政是為民出發，但是時運不濟，在王莽篡位之後國家連年天災，所以新政的實施並不順利並遭到了反動派的阻擾，最終新政失敗，王莽的朝廷隨之滅亡。

劉秀繼承新政，卻半途而廢

王莽的新政引起了大量的反對者不滿，最終各地紛紛起兵意在討伐王莽，而劉秀雖出身于田野之間，但是憑藉著自己的血脈關係和自身的能力，最終登上皇位，史稱“光武帝”。

劉秀上位之後並沒有全面否定王莽的新政，反而繼續實施，將土地重新分配給農民並且如王莽一般廢除奴隸制，並且還免除了農民的兵役，有重文輕武的意思。

雖然短時間內受到百姓的一致好評，但是卻遭到了貴族的反對，因為這侵犯了他們的利益，王莽正是因為侵犯了貴族的利益並不進行安撫從而導致滅亡，劉秀自然不願看到這個現象，於是向貴族和地主妥協，最終只保留下免除兵役這一條措施，其他政策皆數廢除，於是西漢末年的現象再度出現。

塢堡經濟成就軍閥

劉秀免除兵役其實是想控制地方武裝力量，讓他們無力反抗朝廷，但是事與願違，雖然有效地控制住了地方武裝力量的發展，但漢王朝的兵力也一度縮水，兵力再不如從前。

由於漢王朝對於軍事的不加以重視，導致漢朝軍力薄弱，而一些貴族或地主為了防止意外出現，於是紛紛建造塢堡，相當於城堡的一種形式，塢堡裡面的領主控制奴隸為自己工作，而一些將軍則是控制多個塢堡為自己效力，因此不需要國家的救濟也能自力更生，從而兵力不斷擴大最終成為早期軍閥。

而東漢末年的動盪局勢大部分原因都是因為各地軍閥太多且不聽朝廷使喚，要說也是，你不給我提供兵馬也不給我提供糧草，我自給自足就可以，但是憑什麼你還可以使喚我。

結語

劉秀的免除兵役看似是削弱了貴族的軍事力量，但是一同削弱的還有國家的力量，這就導致將軍們不再依靠國家而是選擇依靠那些貴族，雖然從短期看確實可以幫國家分擔，但是從長期看，跟周朝分封制並無太大差距，諸侯勢大無視朝廷，最終朝廷因為沒有話語權而開始滅亡。

劉秀具有漢皇族血統，但卻出自沒落的的宗室家庭，不是什麼豪強地主。然而，劉秀在打天下的過程中相當程度上依靠了豪門世家的支援。劉秀擁有天下之後，某種程度上對於豪強勢力採取維護甚至妥協的政策，這使得豪強勢力極度膨脹，後期與皇權產生了激烈矛盾，東漢末年的外戚專政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這個說法不盡然。

不是光武帝為東漢亂世埋下隱患，實際上東漢的隱患來自於西漢。

從兩漢的歷史來看，西漢東漢得的是同一種病--地方強大。

劉邦建立漢政權之後有一個問題他一直沒有解決，怎麼處理社會精英？

劉邦採用的辦法是殺戮與歧視。

殺戮軍功卓越的異姓王，扶持同姓王，結果釀成了藩王叛亂。

歧視性對待學者。劉邦最不喜歡儒家，為啥？恐怕跟劉邦的性格有關，他本人就是個無賴，而儒家就是教人如何無賴，劉邦看不起這樣的學問。

當然這是我的猜測。劉邦覺得一幫儒生只會動嘴皮子，上馬不能安天下，下馬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就是浪費國家糧食的蛀蟲。對儒家看法這一點上，劉邦跟商鞅是相通的。

不得不說這個辦法非常愚蠢，儒家雖然各方面不行，但是儒家有一個好處，不教人反抗，讓人順從。講究別人扇你左臉，你把右臉也給他扇。

劉邦的謀臣叔孫通就告誡他說，“陛下啊，要想讓國家長治久安就必須拉攏儒家，儒家會幫你萬世一系，江山永固。”

劉邦轉變了態度，但是儒生這麼多，學問有高有低，能力有大有小，怎麼選拔是個問題。劉邦沒有找到解決方案。

直到漢武帝時期才提出瞭解決方案，舉孝廉。把儒家倡導的“孝廉”，作為官員考核的標準。

我們知道“孝廉”這種東西怎麼有標準呢？這種模糊的標準，就有很大的可操作性。這種制度賦予地方官很大的權力，滿足不滿足條件，全看地方官的推薦信。

就像如今某某商家做活動，上邊往往有一行字，“本公司有最終解釋權”。舉孝廉的解釋權就在地方官。

剛開始地方官老老實實，實際考察，推舉孝廉。之後就變了，地方官跟當地望族蠅營狗苟。我們看史書經常發現某某舉孝廉，但是你看關於他爹的記載，也是舉孝廉，在看他爺爺，也是舉孝廉。

世家大族就掌握了權力，彼此通婚，盤根錯節，同氣連枝。

這問題就大發了。

地方勢力盤根錯節，遙相呼應，對抗中央。

漢代交通不便，人們聚集生活一輩子也不離開出生的地方，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宗族觀念，世家大族往往掌握民眾。

比如說王家，李家，張家…彼此對立，又彼此協同，共同對抗官府。

那時候整個大漢到處都是世家大族修建的塢堡，規模宏大具有一定的戰鬥力，以血緣為單位的軍事經濟集團。

這些塢堡容納數萬人生存，“供給所需，不求外力”，自給自足就像一個國中之國。以至於後來塢堡裡的人竟不知漢天子是誰。

王莽就是這個時候登上政治舞臺的，用高超的政治手腕，兵不血刃坐了皇帝。不靠兵馬得天下的人，整個兩千年封建歷史只有這麼兩個人，一個是王莽，另一個是武則天。

那時候長安已經沒有多少威信了，王莽就想改變這種地方越俎代庖的現狀，於是王莽就發動了非常激進的改革。按他的說法是，遵循周禮。

王莽要想要拿掉塢堡，拿掉世家大族，首先需要做的就是丈量土地，清查人口。

王莽宣佈，天下所有的田地都是“王田”，不得買賣，清查人口，按人口分配土地。

王莽的改革造到了世家大族的反撲。

劉秀這個人很有意思，他雖然打著漢天子的名義，實際上是世家大族的代言人，他對抗王莽，憑藉的就是塢堡經濟。

劉秀老家南陽，劉家原本就是南陽的豪強。

劉秀建立東漢之後，突然發現自己的地位非常尷尬，處處被大家族制約，根本沒有“皇帝獨尊”的實際地位。

已經到了塢堡不除，皇位不穩的地步。於是劉秀下定決心清除塢堡。

建武十五年，劉秀搞了一場全國範圍內的土地普查，結果劉秀遇到了一個棘手的問題，陳留郡上報:“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陳留郡管著潁川、弘農、河南、南陽四個地方，地方官透露，前兩個地方，土地是可以普查清楚的，後兩個地方，是沒法查清楚的。

劉秀同志就追問了，這什麼意思？

當時只有十二歲的兒子劉陽給老爹解了惑：“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逾制，不可為準。”

劉秀意識到不解決南陽的問題，全國都白搭。

派去一波人清查人口，結果被塢堡裡衝出來的人圍了個水洩不通，灰溜溜的回了洛陽。

又派去一波人。豪族聽聞訊息，帶著人們都上山躲避去了。

這一來二去，劉秀錯過了改革的時機。最終也沒有解決世家大族的問題。

東漢末年洛陽忙著權力鬥爭，地方趁機作亂，藉著平叛黃巾的旗號擁兵而起，割佔地盤，劃分勢力範圍，成為實質上的軍閥。

一個劉秀又能做什麼呢？

由漢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王朝，在經歷了光武帝，漢明帝，漢章帝三代的穩固統治之後，皇權就迅速衰落了。至此之後到東漢滅亡的這段歷史時期，東漢朝廷的皇權輪番受到外戚專政，宦官亂權和割據軍閥挾持的挑戰。為何會出現如此現象？這就不得不提東漢王朝建立的基礎了。當初劉秀建立東漢王朝時受到了南陽和河北世家大族的鼎力支援，新生王朝鞏固統治後，這些世家大族就成了直接的受益者。

漢光武帝劉秀在位時，對這些世家大族採取了較為寬容的政策，給予了他們充足的土地和財產以此轉移他們在朝中的勢力。

久而久之，這些世家大族在地方上的經濟實力愈發的強大，這就直接導致了東漢中晚期土地兼併現象日益嚴重，為黃巾起義埋下伏筆。

同時，這些世家大族中一部分家族與皇室聯姻，成為名副其實的外戚。為了平衡權力，年幼的皇帝往往並不相信自己的同姓兄弟，而藉助母系的勢力維護皇權。

而當外戚勢力威脅到皇權是，皇帝又藉助於宦官的勢力來打擊外戚勢力。這樣就造成了東漢政權日益不穩，甚至於到後來宦官們為了實現自己的私利可以達到廢立皇帝的程度。

在這樣一番烏煙瘴氣的操作之下，東漢王朝最終在黃巾起義的打擊下迅速崩潰，各地的軍閥借平叛之機迅速崛起，割據一方。這些軍閥也大多具有世家大族的背景，比如東漢末年四世三公的袁紹很容易就能夠利用家族影響迅速聚攏一批人才，稱霸一方。

綜上所述，東漢王朝成於世家大族，最終也敗於世家大族。漢光武帝劉秀並沒有為後世子孫解決好這一尾大不掉的問題。

公元25年，漢朝宗室劉秀重建漢朝，史稱東漢，劉秀就是東漢光武帝，他不僅結束了西漢末年以來諸侯割據的混亂局面，更延續了漢朝政權的國祚，推動了歷史程序的發展。但東漢的歷史遠沒有西漢那麼強大，光武帝的政策為東漢的亂世埋下了哪些隱患呢？

圖 光武帝劉秀

外戚嚴重，導致耗廢國力

外戚其實是漢朝的頑疾，也是漢朝可以興盛的重要原因，但也給漢朝帶來了很多不利影響。

光武帝能夠起家，建立東漢，就是和真定王劉揚聯婚才實現的。此後東漢的皇帝們都是靠聯姻來籠絡勳貴家族和世家大族。

漢章帝時期的竇氏外戚、漢和帝時期的鄧氏外戚、漢安帝時期的閻氏外戚，漢順帝、漢桓帝時期的梁氏外戚、漢靈帝時期的董氏外戚、何氏外戚。這些外戚都是位高權重，梁氏外戚甚至做出了廢立皇帝的行為，掌控東漢朝政20年之久，外戚猖獗，必然導致皇帝大權旁落，各派勢力爭強好勝，東漢國力遭到很多的耗費。再加上東漢許多皇帝早死，新繼位的皇帝年幼，外戚的權力進一步膨脹，東漢也就逐步走向了衰弱。

但這些並不是光武帝可以決定的，沒有勳貴家族和世家大族的支援，光武帝很難取得成功，更別說重建漢朝政權了。

可以說外戚的問題是深藏在漢朝基因的頑疾，是沒有辦法根治的。

重用尚書檯，抑制三司的權力，導致尚書檯權力日意膨脹

在西漢時期，以司徒、司馬、司空為代表的“三司”權力很大，皇權受到嚴重威脅，為了改變“三司”掌握打拳的現狀，光武帝吸取了教訓，將三司改制，以此削弱三司的權利。重用尚書檯這一部門，由此尚書檯掌握行政大權。直接聽命皇帝的命令，可謂是加強皇權的表現。但這種方式在光武帝在位時期，得到很好的運用，但光武帝去世後，尚書檯的權力得不到有效的控制，

又形成了新的權力壟斷。

圖 尚書檯

東漢章帝以後，每逢新皇帝繼位，都會授予大臣三公、大將軍、太傅錄尚書事這樣的頭銜，這些手握重權的大臣，直接操控朝臣的任免，甚至還能決定皇帝的廢立。

而到了東漢後期，尚書檯權力日意膨脹，皇帝的權力和威望就逐漸下降。

重用宦官，導致宦官干政，

我們所熟知的一些東漢宦官官職，中常侍、黃門侍郎等，在光武帝時期，就任命自己的親信宦官擔任這些職務，這些宦官可以直接傳達聖旨，甚至可以審閱朝臣奏摺，這樣宦官參與朝政，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宦官干政的局面。

在漢安帝時期，中常侍的權力就達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步，皇權受到嚴重的威脅，漢朝中後期的宦官亂政就始於此。

而漢靈帝時期，曾封十位宦官擔任中常侍一職，這就是東漢十常侍，這些人把控朝政，為非作歹，無惡不作，引發了黃巾起義，加速了東漢王朝的滅亡。

抑制豪強，但效果很差，逐漸形成地方割據

光武帝也意識到勳貴家族和世家大族們權力過大，就將豪強地族的軍政大權奪回，賜給他們爵位和大量的田地。但這些豪強地主在地方大量兼併土地，奴役人口，嚴重威脅東漢的中央統治，為此，光武帝推行“度田令”試圖進一步削弱豪強地主的權力，但卻遭到反抗，到了漢朝末年，豪強地主利用手中權力，逐漸形成地方割據勢力，東漢的統治就名存實亡了。

改革兵制，東漢的軍事實力下降

光武帝廢除地方兵制，實行募兵制。但募兵是以財物引誘，募到計程車兵素質低，戰鬥力差，隨著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下降，這些士兵就逐漸成為豪強地主的個人武裝，形成擁兵自重的局面。

總結

光武帝劉秀採取的政策，延續了漢朝的國祚，雖然他的許多政策為東漢的衰亡埋下了隱患，但是，縱觀光武帝一生，依然是功績遠遠大於過失的，依然是位優秀的帝王。

圖 東漢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