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中後期，土地兼併愈演愈烈、地方上的世家豪強開始形成，王莽試圖透過託古改制來緩解這種形勢，但最終引發席捲天下的戰亂。西漢宗室劉秀在戰亂中最終取勝。

他的取勝既與其軍事、政治才能有關，歸根結底是與南陽、河北地方豪強的支援是分不開的。

劉秀繼位成為漢光武帝（世祖）之後，並未對豪強勢力給予過多地彈壓，這使得東漢王朝在建立之初便具有一種羸弱的妥協性。此後漢明帝（顯宗）、漢章帝（肅宗）兩位君主在對待豪強的問題上，並未有超越乃父乃祖的手腕，反而在文化上，透過弘揚經學，給予地方豪強以文化或者說是意識形態上的地位。

典型如汝南袁氏、弘農楊氏便應運而生。

漢顯宗之後，東漢諸帝多是少年繼位而後迅速夭折，又如漢桓帝、漢靈帝是來自東漢皇室支脈，不得不依靠文化上處於弱勢的宦官群體對抗朝中的外戚和地方上的豪強。

這種對抗在漢和帝之後百年間形成一種平衡，讓東漢王朝處於微妙的懸浮狀態。

然而桓、靈時代透過陰暗的“黨錮”手段，在面對外戚和地方世家豪強時，讓皇權一度取得強勢地位。

可惜不久黃巾亂起，靈帝不得不再次倚重地方勢力協同平叛，再加上他亦是壯年去世，至外戚和宦官的最後的一次火拼，即何進與十常侍同歸於盡，朝廷中樞出現權力中空，令邊將董卓有機可乘。皇權（宦官）、外戚、地方豪強的平衡完全被打破，處在懸浮中近百年的東漢朝廷也就很難再維繫下去了。

漢末群雄，劉備來自遠支宗室，曹操祖輩是宦官，江東孫氏則代表了突然如董卓一樣有望執掌權力中樞的邊將，似乎都與世家豪強無關，但其實他們在往後的立業生涯中，也全都得到了世家豪強的支援。

桓、靈二帝的“親小人、遠賢臣”（《出師表》）在古典道德之外的角度來看，其實是導致了文化和經濟上日漸羽翼豐滿的地方豪強，對於朝廷的絕望和拋棄。

他們不得不，或者也很樂意在各地新出現的豪傑中物色前臺人物。

魏蜀吳立國可以看成三位皇帝與各地足夠強大的世家豪族相互交易的結果。

所不同的是，東漢末年，荊、揚、益經濟文化大發展，而北方則受到黃巾之亂、董卓之亂的連番破壞，這讓各地之間形成平衡，不再似西漢末年的劉秀那樣，只要得到宛洛、河北豪強的支援，便足能夠碾壓天下。

而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夷陵之戰，作為戰爭，其勝負會決定到誰會成為接來下幾個新政權的皇帝，但不能阻遏東漢的分崩和隨後的暫時性分立局面。

三分局面的奠定者是先天不足的東漢王朝。

不過一旦等到曹魏統一北方，假以時日之後北方經濟文化獲得恢復，再加上更善於與世家豪強合作的司馬氏一出現，統一的曙光也便再次浮現在了地平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