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楊伯峻先生的《春秋左傳注》：正好看到《春秋》與孔子 楊伯峻先生的結論是：《春秋》不是孔子作或者修的。很多人已經考證過，孔子只是曾經傳授過學生《春秋》。貼出來一部分論證：大家來看看：

1、首先《坊記》曾引《論語》，足見其作者在《論語》書名已定之後，他引《春秋》而稱《魯春秋》，一種可能是當時他還能看魯史記，更有可能是他不認為孔丘曾修《春秋》，當時所穿的《春秋》就是魯史本文。

2、後代學者也有不少人對孔丘曾修或作《春秋》表示懷疑，但他們怕揹負得罪聖人之名，不敢直說，只能婉取說出。總是說得婉轉，他們的真意還是可以看出。今根據朱彝尊《經義考》引幾條：

鄭樵曰：以《春秋》為褒貶者，亂《春秋》者也。

朱熹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劉克莊曰：《春秋》，史克之舊聞也。

另外，清人袁谷芳《春秋書法論》說：《春秋》者，魯史也，魯史氏書之，孔子録而藏之，以傳信於後世者也。

石韞玉《獨學廬初稿春秋論》也說：吾則曰，《春秋》者，魯史之舊文也。《春秋》總十二公之事，歷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筆而書者必更數十人。家自為師，人自為學，則其書法，豈能盡同？

3、那麼《春秋》和孔丘究竟有什麼關係呢？我認為孔丘曾經用《魯春秋》作過教本，傳授弟子。《論語述而》曾經說【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在這四者之中，文自包括魯國曆史文獻，即當時的近代史和現代史，他必然看到《魯春秋》有闕文，所以又說【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春秋》一定有闕文。僖公十四年《經》“冬，蔡侯肸卒“，無月無日，便是闕文。顧棟高《大事表》列入《闕文篇》，便是一例。

4、總而言之，《春秋》和孔丘有關，僅僅因為孔丘用過《魯春秋》教授弟子。《仲尼弟子列傳》所謂【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尤其是子夏，受授《春秋》，有幾分可能。第一，子夏是孔門晚期弟子，少於孔丘四十四歲，晚年為微問候師，教授於西河。《春秋》之傳有多處於子夏。第三，《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篇》有明文：【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至於“孔丘生”，“孔丘卒”，當為後人傳《春秋》者所加，不是《魯春秋》舊聞，加者不過藉以表示《春秋》呵呵孔丘的關係罷了。

5、假定有人說孔子修《春秋》或孔子作《春秋》，自戰國以來，便曾這麼說，難道能輕易否定？我們可以徵引《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晉文公伐原一事來論它。《春秋經》不載伐原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確有這事，《韓非子》卻說“孔子聞而記之”，這樣，《左傳》也是孔子所記的，難道《左傳》真是孔子所記得麼？

在中國，孔子已經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符號，一個歷代統治階級用於統治人民的神。所謂孔子的思想，孔子的文章，已經不完全是其本人的了，而是經過2500多年曆代統治階級的不斷豐富，形成的“集體智慧”。

《春秋》本是魯國的官方檔案，一般人是看不到的，由專門的史官保管。孔子在68歲以後，結束周遊列國，回到魯國兼任朝廷的史官後，有機會把《春秋》都抄出來，整理成書，給弟子們學歷史用。

孔子很重視歷史教育，認為光講大道理，不如講事實深刻、明白；要拿歷史和現實裡的興衰成敗，當後人的借鑑。

王安石說，《春秋》是“斷爛朝報”。朝報是政府機關報，斷爛是殘缺不全，現存的《春秋》真有一些殘缺。

孔子最後幾年兼任魯國的史官，工作是編寫《春秋》。這東西像年鑑，每季度寫一次，可能只有一兩條，年底彙總一下，續在去年後面。

孔子接手以前的那些內容，是前代的歷任史官寫的，用不著孔子從頭寫。當然，他也許會做一些字句上的潤色，但基本內容變不了，朝廷也不可能允許他亂改。所以《春秋》是魯國曆任史官的“集體創作”，二百多年的內容，真正由孔子動手寫的，就是最後面的幾年。

在孔子 71歲這年，魯哀公去郊外打獵，獵獲了一隻“麟”，孔子把這件事寫到了《春秋》裡。至於麒麟是什麼動物，後世有很多猜測，現在難以確定。 但這件事之後，可能孔子身體不好，就不負責撰寫《春秋》了。

後世人說孔子寫春秋，“絕筆於獲麟”，也有微言大義，其實未必，因為他這時身體已經很差了，經常病危。但魯國朝廷還會任命史官——也許是孔子的弟子，繼續撰寫每年的《春秋》。現在的《春秋》截止時間是魯哀公十六年，孔子去世的那年，最後一條是孔子去世。

《春秋》太難讀，所以要配合“傳”來讀。現有三種傳本：《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

如果從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中引用孔子說的看“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可以看到孔子是寫過《春秋》的，再從孟子對這孔子這句話的鋪墊看“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也可以看出孔子是寫過《春秋》的，因為孟子是孔子孫子子思的學生，孟子說的可信程度是很高的。

再從《春秋》是周朝魯國的國史看，孔子修訂編寫《春秋》是符合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態度的。還有從網上看在海昏侯墓中出土的5200餘枚簡牘中就有《春秋》及其訓傳的儒家經典。在網上還看到清朝學者袁谷芳在其《春秋書法論》中說“《春秋》者，魯史也。魯史氏書之，孔子錄而藏之，以傳信於後世者也。”石韞玉也在其《獨學廬初稿·春秋論》中說“《春秋》者，魯史之舊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歷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筆而書者必更數十人。此數十人者，家自為師，人自為學，則其書法，豈能盡同？”

可是從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看，誰也不能否認孔子對典籍的編訂整理，再說《春秋》是史籍，孔子參與了其中的寫作也是合情合理的，所以孟子說孔子“作《春秋》”。

還有從《孟子·離婁》看“《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春秋》作為魯國的歷史，在孔子之後還有記載也是合理的，這是中國對歷史的傳統。從世界歷史看，中國的歷史也是較為系統完整的。

所以說，不能因為孔子之後還有《春秋》，就否定孔子對《春秋》的編寫。而以孟子的記述看，再從孟子和孔子的關係看，可以肯定孔子對《春秋》的編寫。

這裡我還想說一句，李學勤先生對歷史的考據態度是值得琢磨的，他對中國上古史的考據也是值得疑古者琢磨的。特別是，有民國學者說的“大禹是隻蟲子”對今天曆史學的影響，也是需要辨證分析的。

孔子作《春秋》說法是正確的。為什麼呢？

一，我們首先要明確“作”的內涵。

一篇文章也好，一部書也罷，都是透過材料的編輯，表達一種思想觀點。其後者才是主要的，也在"作”的範圍之內。孔子自稱"述而不作”，只是表達了一種謙虛的態度和對記錄原始材料史官的尊重。

二，《春秋》代表了孔子的儒家思想。

《春秋》是孔子根據魯國史官記錄的素材加以修定的，成為儒家典籍。這其中雖然只"述”，但對素材孔子是經過取捨的，在用語上也隱進了孔子的思想觀點。"述而不作”其實是以"述"代"作"，寓作於述。所以說《春秋》是“微言大義，藏褒貶”。最典型的是《春秋》的結尾以"西狩獲麟"絕筆，含義太明顯了，麒麟只是傳說中的吉祥神獸，未必真有，孔子看到的被打死的"麒麟”，痛苦流泣說，麒麟至是明主出現的徵兆，卻被人所害死了。這明明是他對周室衰微，"克己復禮”不能的一種絕望，所以《春秋》到此為止，不再續寫。

總之說，孔子作巜春秋》符合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