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政府想透過與清王朝最高當局談判,開拓中國市場,同時蒐集情報,於是派喬治·馬戛爾尼等人訪問中國。
馬戛爾尼使團呈上的國書,由英文原本、拉丁文副本和中文副本組成。
我們現在只知道使團有兩位翻譯,都是來自那不勒斯中國學院(1732年由義大利傳教士馬國賢創立)的中國神甫,這兩位神甫“都不懂英文,所有文書需先譯成拉丁文,再由他們轉譯成中文”。
在此之前,就有跟隨傳教士前往歐洲的華人。我們對他們的生平了解不多,假如他們在歐洲學習了英語,也應該是透過拉丁語的中介。
第二,中英之間的商業交流,在十九世紀之前,都不是透過標準英語來進行的。
現有文獻顯示,當時的華人發明了一種中英混雜的語言,叫做“廣州英語”或者“別琴英語”,後者顯然是Pidgin English的音譯。
這種將本民族語言與英語等歐洲語言混雜的現象,也出現在其他區域。
美華人在《廣州番鬼錄》裡指出:
(廣州英語)在英華人出現在廣州很久之前已有它的根源。這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些葡萄牙語和印度語的混合來證明,後者的來源可能是由那些最初經過印度的西方來客傳來的。英華人在一百多年以後才到來,他們語言中的一些詞彙逐漸被吸收進去,增加到使葡萄牙語消失,葡語便只限在他們的殖民地澳門使用。後來英國最終成了最主要的貿易者,這種語言便成了著名的“廣東英語”。
Hunter的敘述,將這種語言的起源跟澳門葡語聯絡起來。我們可以設想,最初的英國商人和水手,也許正是操著不太流利的葡語,跟說著同樣蹩腳的澳門葡語(據說從里斯本剛來到中國的葡萄牙人幾乎聽不懂這種葡語)的廣州商人打交道的。(當然更通常的是,依賴會將澳門葡語的葡萄牙人或華人居中翻譯。)
馬士在《東印度公司對話貿易編年史》中,也確認了這種說法。據他認為:“1637年,第一次來中國的英華人,除了透過一位只懂中葡語言的通事,就無法與華人打交道……從1715年起,中國商人本身學會了一種古怪方言,即廣東英語,此後變成中國貿易的通用語。”
綜上,第一個學英語的人,是先學會了葡萄牙語或者拉丁語,再學會英語的。儘管對於這種僅限於商業領域的,也基本不考慮語法的語言,是否應該算作英文,我深表懷疑,不過之後第一個正式學習英語的母語為漢語的人,必然也是以某種第三方語言為基礎的。
對於同時掌握英語和漢語的外華人,直接教授華人英語的這種可能,雖然存在,但我並不抱有多少信心。十九世紀之前,即使某位傳教士會說英語,也幾乎沒有什麼理由非得教華人說英語。
同時,1723年禁教之後,向西方人教授漢語或者來廣州的西方人教授西文,都是被明令禁止的,所以華人對於英語的學習,最初只可能是一種私底下的趨利行為。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政府想透過與清王朝最高當局談判,開拓中國市場,同時蒐集情報,於是派喬治·馬戛爾尼等人訪問中國。
馬戛爾尼使團呈上的國書,由英文原本、拉丁文副本和中文副本組成。
我們現在只知道使團有兩位翻譯,都是來自那不勒斯中國學院(1732年由義大利傳教士馬國賢創立)的中國神甫,這兩位神甫“都不懂英文,所有文書需先譯成拉丁文,再由他們轉譯成中文”。
在此之前,就有跟隨傳教士前往歐洲的華人。我們對他們的生平了解不多,假如他們在歐洲學習了英語,也應該是透過拉丁語的中介。
第二,中英之間的商業交流,在十九世紀之前,都不是透過標準英語來進行的。
現有文獻顯示,當時的華人發明了一種中英混雜的語言,叫做“廣州英語”或者“別琴英語”,後者顯然是Pidgin English的音譯。
這種將本民族語言與英語等歐洲語言混雜的現象,也出現在其他區域。
美華人在《廣州番鬼錄》裡指出:
(廣州英語)在英華人出現在廣州很久之前已有它的根源。這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些葡萄牙語和印度語的混合來證明,後者的來源可能是由那些最初經過印度的西方來客傳來的。英華人在一百多年以後才到來,他們語言中的一些詞彙逐漸被吸收進去,增加到使葡萄牙語消失,葡語便只限在他們的殖民地澳門使用。後來英國最終成了最主要的貿易者,這種語言便成了著名的“廣東英語”。
Hunter的敘述,將這種語言的起源跟澳門葡語聯絡起來。我們可以設想,最初的英國商人和水手,也許正是操著不太流利的葡語,跟說著同樣蹩腳的澳門葡語(據說從里斯本剛來到中國的葡萄牙人幾乎聽不懂這種葡語)的廣州商人打交道的。(當然更通常的是,依賴會將澳門葡語的葡萄牙人或華人居中翻譯。)
馬士在《東印度公司對話貿易編年史》中,也確認了這種說法。據他認為:“1637年,第一次來中國的英華人,除了透過一位只懂中葡語言的通事,就無法與華人打交道……從1715年起,中國商人本身學會了一種古怪方言,即廣東英語,此後變成中國貿易的通用語。”
綜上,第一個學英語的人,是先學會了葡萄牙語或者拉丁語,再學會英語的。儘管對於這種僅限於商業領域的,也基本不考慮語法的語言,是否應該算作英文,我深表懷疑,不過之後第一個正式學習英語的母語為漢語的人,必然也是以某種第三方語言為基礎的。
對於同時掌握英語和漢語的外華人,直接教授華人英語的這種可能,雖然存在,但我並不抱有多少信心。十九世紀之前,即使某位傳教士會說英語,也幾乎沒有什麼理由非得教華人說英語。
同時,1723年禁教之後,向西方人教授漢語或者來廣州的西方人教授西文,都是被明令禁止的,所以華人對於英語的學習,最初只可能是一種私底下的趨利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