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用建立嗎？明朝自成祖遷往北京之後，就是事實上的兩京制，直到明英宗正統時期，正式確立兩京制度。南京是擁有全套的政府班子。明朝有兩京一十三省，如果崇禎皇帝去南京，那南京的這套政府班底會立即在行政上成為明朝中心。

而崇禎為什麼不去南京？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

一，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雖然都那麼說，但主要是明朝曾經出了個于謙，明英宗北狩之後，瓦剌大軍攻到北京城下，當時有大臣就說去南京啊，比如著名奸臣徐有貞，而於謙是堅決反對的，一旦去了南京，北方地區可能就全丟了，明朝的統治基礎就可能動搖，結果人家于謙打贏了著名的北京保衛戰，忠臣啊。從那之後，明朝再發生北京危機時，就沒有大臣敢明目張膽的說遷都南京，說遷都的都是奸臣嘛。尤其是以東林黨這幫自詡道德楷模的“忠臣”為首，誰敢提遷都就弄誰，更沒人敢說去南京了。而崇禎更是自詡明君，就算想去南京，面子上也不好看。

二，崇禎溜肩膀。崇禎總共當了17年皇帝，但這17年裡，殺了兩個大學士，五個兵部尚書被殺，四個下詔獄，二品以上官員弄死二十多個。崇禎這哥們對大臣極度的不信任，死的時候還要說“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崇禎不僅對大臣不信任，還不擔責任，所有壞事都是大臣們乾的，跟皇帝無關。就連滅掉明朝的李自成都說，崇禎是好皇帝。到了這份上，崇禎就算還有想法，哪有不怕死的敢去說呢。

三，北京城被圍了好幾次，都沒事，最後一次，崇禎說不定也覺得沒事，因為山海關還有吳三桂的關寧鐵騎呢，但沒想到，這次北京城被攻破的太快了，有可能都沒來得及跑

大概是因為崇禎是個很自負自傲死也要講面子的人吧

別忘了他暗中指揮兵部尚書跟後金講和，暴露後直接甩鍋，讓兵部尚書身敗名裂還丟了腦袋…

還有洪承疇投降後的堅決不承認…

十七年自認為的勵精圖治，落了個社稷覆亡的下場，心裡接受不了，實在沒人甩鍋，只好自己承擔苦果，一死了之

這也並不是什麼負責任的方式

如果他不死，到江南劃江而治，也不至於出現南明幾個腦子不夠的小朝廷互不承認以至於互相攻擊的局面

明朝的利益分配結構與晉朝丶宋朝，有很大的差異。晉朝、宋朝的國家利益支配權在當朝皇帝手中。明朝由於實行“皇族分封制”與“士族分封制”，所以明朝很大一部分國家利益，被數以萬計的朱氏皇族和不計其數的千戶侯，瓜分掉了。

明朝皇族與千戶侯，瓜分國家利益的情況，隨著時間的推移，愈演愈烈。明朝崇禎皇帝即位時，朝廷財政拮据，國庫空虛，再加上當時明朝內有民眾暴亂，外有強敵窺視，因此當時的大明崇禎帝，處境十分被動。

王權不過兵與錢。崇禎爺無錢亦無多少兵。滿朝權貴丶朱氏皇族丶眾多的千戶侯，大都不會捐出家財，去資助崇禎爺，去捍衛大明。

因此，崇禎帝即便移都江南，也得不到什麼支援，不但無法建立南明王朝，反而有可能會被眾人給逼死。崇禎爺是明白人，知道移都江南，也是死路一條。因而崇禎爺，沒有選擇移都江南。

崇禎帝殉難後，幾個南明小朝廷的快速覆滅，說穿了也是缺乏財力支援所致。很多人寧可選擇亡國，也不願意自家破財。他們所謂的“忠君愛國”，不過是說說而已。

因為種種歷史因素，西晉、北宋和明朝這三個典型的中原王朝都走向了覆滅的道路，可他們的結局卻大不相同。西晉司馬氏南渡江南並建立東晉王朝，從此盤踞曾被其滅亡的東吳故地，長達百年之久；北宋宗室趙構同樣倚重官僚鄉紳和抗金將領的支援，建立南宋基業；至於南明，則是明朝覆滅後，宗室藩王在南方建立的一群以明為旗號的政權集合的歷史階段。那麼東晉和南宋為何能夠延續國祚百餘年，而南明卻連同清朝劃江而治都做不到呢？

　　三種截然不同的社會結構

　　西晉末年，中原和江南的社會結構延續了東漢三國時期以豪族世家為主導的局面。西晉皇族本身就是世家之中的河內司馬氏，魏晉時期推行的九品中正制更進一步加強了豪族世家對朝政的把控力度。雖然西晉內耗於八王動盪，覆滅於永嘉之亂，但它的基本盤完好，豪族世家的力量雖然受到了打擊，但衣冠南渡計程車族們迅速在晉室的扶持特許下在江南重新建立了莊園經濟，東晉司馬氏的政治基礎尚存。

豪族世家雖然經歷了魏晉的演變逐步過渡到南北朝後期計程車族門閥形態，但卻破繭重生，變得更加強大。但隨著唐朝的發展，尤其是唐高祖和武則天的刻意打壓，到了唐末的門閥勢力已經十分弱小了。唐末動亂，五代更迭，士族門閥集團從肉體上被基本消滅，取而代之的是文人社會時代，北宋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建立的。

北宋末年，驟然被金軍剿滅，一時間天下震盪。宋室宗親趙構順勢在江南建立南宋政權，延續了趙氏江山。北宋滅亡太過突然，大宋的政治基本盤，不論是文官系統還是鄉紳階層都未遭破壞，南宋對地方的控制十分有效，再加上當時數支抗金將軍的拱衛，南宋得以成功與金朝劃江而治。

東晉與南宋相隔數百年之久，社會結構大相徑庭，但皇室都有穩固的政治勢力給予堅定的支援。與之相對比，南明時期的諸多政權不僅混亂不堪，並且曾經是明廷棟樑國柱，早已在京師淪落之前，與明朝的利益漸行漸遠了。得不到一個強大的政治勢力支援，南明的幾個政權皇帝就無法保證自身的威望，壓制不了朝臣內鬥、吸納不了足夠多的抵抗勢力拱衛自己。

法統這個詞，聽起來很虛，但在敬畏上蒼的古代，卻是君權神授的意志體現。它代表了一個政權是否具有正當性，民眾應不應該效忠於它。東晉源自於西晉，是由西晉宗室司馬睿南遷後建立起來的政權，從一開始就具備明確的法統性。後來劉裕篡晉建宋之後，北魏君臣甚至曾廷議過是否要扶力逃往北朝的司馬氏遺族，這雖是北魏謀取政治利益之舉，卻也彰顯出當時世人對司馬氏政權的廣泛認可。

南宋的開創者趙構，本身就是北宋徽宗之宗，因僥倖逃脫江南，成為南方趙宋勢力抗金的唯一旗幟。康王趙構繼承皇位，從法理上沒有任何問題，在官紳階層的強力支援下，藉助民心所向，迅速聚攏和整合了大部分的北宋遺民勢力，穩固了南宋政權。

而明朝就沒那麼幸運了，崇禎皇帝死了，太子朱慈烺、定哀王朱慈炯、永悼王朱慈照都是在同一年不知所蹤，崇禎皇帝沒有留下一個可以扛起復國大旗的血脈。這就導致所有遠親藩王從名義上均可以稱帝延續明朝，此後的南明始終陷入不同藩王政權的相互攻訐之中，而法統的爭奪往往比江山的爭奪更為激烈與殘酷。

西晉亡於南匈奴，但中國北方隨後陷入了五胡亂華的混亂局面。其中南匈奴劉淵打出復興漢室的旗號，卻喪失了胡族的人心，不得不做出矯正。隨後羯族石勒以胡本位作為執政基石，遭到冉閔等勢力的強力反撲。最後氐族苻堅透過混一胡漢的方式統一了北方，建立了前秦政權，卻因為過分削弱氐族自身，導致鮮卑等原本已經投降的勢力在淝水大戰後復國成功。此後拓跋氏和慕容氏鮮卑展開一系列角鬥，最終拓跋部鮮卑依託漢中隴右一帶的地緣優勢，逐步將慕容氏的一系列“燕”政權殲滅。在北朝漫長的混亂局面的同時，東晉不僅完成了內部權力的重新分配，並且數次北伐，只不過由於豪族政治的掣肘，只能功虧一簣。

南宋所面臨的對手要遠比東晉強大，然而金朝作為南宋最主要的敵對勢力，自身卻也存在與前秦苻堅類似的問題。為了擺脫勃極烈制度對皇帝的桎梏，金朝歷代君主不斷南遷，遠離東北的草原貴族大本營，實際上削弱了自身的軍事實力。更為重要的是南宋雖然羸弱，外交卻極為靈活，南宋朝廷將自己的臣民謂之為宋人，以增強政權源於北宋的正當性，卻同時對中原淮北一帶的金朝侵佔土地上的百姓，稱之為漢人。用漢人稱金朝底層百姓，卻繼續以金人稱謂其統治者，意圖從輿論上策動北地中原漢人的起義。當然，宋金議和時，南宋向金朝稱臣的做法極大的削弱了自身的法統性，這才透過其他手段極力挽回。

與東晉和南宋時，北方敵對勢力存在種種問題不同，滿清入關之前曾與明朝勢力僵持許久，在此期間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囊括滿蒙漢的八旗制度，在入關之後始終維持了八旗集團的基本穩定。換言之，南明所要面臨的不僅是東北後金，還包括了漠北草原上的勢力。更重要的是，中原內部的大順和大西政權，同樣不是南明的盟友。尤其是大順，始終被南明王朝視為生死大敵（大順軍攻克北京，直接導致明朝滅亡），是證明自身政權法統的重要依據。

如果說官僚集團的支援，能夠確保朝廷對地方上的控制，進而鞏固財政收入，維持整個政權體系的運轉，那麼民心向背則決定了朝廷能否持久發展。東晉時期，由於豪族莊園經濟的廣泛存在，眾多百姓躋身於世家塢堡之中，豪族的態度就決定了民意，所以東晉在民間的統治十分順暢。南宋時期，趙氏並沒有完全喪失民心，重商輕武的國家政策促進了底層社會的繁榮。當女真驟然攻陷北宋都城東京的時候，百姓們對宋的感情，在民族問題上顯得更為激烈。南宋雖偏安一隅，但自唐朝中期以來不斷南移的經濟重心，正好坐落在四川和江浙一帶，天府之國和江南水鄉的美譽絕非浪得虛名，這也確保了南宋朝廷得以繼續維持經濟的繁榮，並透過海上絲綢之路加強對外通商。

至於明朝，在初期朱元璋時代，吸取出現元朝“以寬而失天下”的教訓，設立了十分嚴格的戶籍政策。透過軍戶軍屯制度，明朝按照社會需求的一定比例給不同的戶籍分配了固定的職業。然而隨著人口繁衍的變化，不同戶籍人口的比例早已大不相同，固化的社會階層產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到了後期，明朝為了維持對關寧鐵騎等遼東衛所的軍餉，特別籌措“遼餉”以期望提高遼軍的戰鬥力。這份重壓主要被砸在了關隴、漢中、巴蜀等地百姓的頭上。大順、大西等農民起義軍沒了生路，揭竿而起，並滅了明朝。此後雖然農民軍曾和南明朝廷共同對付過清軍（其中大部分是投降清軍的遼軍，屬於大順軍的仇敵，曾對大順進行過鎮壓），卻也僅僅是不願意漢人江山淪落異族之手的情愫使然，並非對南明的支援。

綜上所述，南明既沒有東晉、南宋時的政治基本盤，也沒有得到法統層面和百姓的認可，卻始終陷入自身的內部攻訐之中。即便是同一個南明政權內部，依舊延續了明末朝堂之上的黨爭，逼迫許多明朝官僚無路可選，繼而投降滿清，進一步增加了清軍的實力，加速了南明的消亡。

其實，人家崇禎老早就想離開搖搖欲墜的北京城，奔往南方避險。只不過，南遷計劃幾次三番因為崇禎自己的猶豫不決和朝臣的反對而不了了之。最終，在崇禎和朝臣的相互推諉下，明朝錯失了所有南遷機會，為日後的覆滅埋下了伏筆。

崇禎，一直是備受後世同情的亡國之君。他雖有中興大明之志，但卻始終得不到上天的眷顧，最終落得個國破身死的悲劇。

實際上，崇禎即位之時，明朝早已到了大廈將顛的境地。一方面，需要面對虎視眈眈的滿清八旗；另一方面，又需要面對漸成燎原之勢的農民軍，真可謂是內憂外患。而更不幸的是，崇禎還倒黴的碰上了惡劣氣候，天災不斷；再加上明朝積重難返的官僚系統的加持，更使得天下民不聊生，民心思變。而種種問題堆在一起，早已讓身居北京城的崇禎焦頭爛額，甚至連從不幹政、一貫謹小慎微的周皇后，都不禁要給自己的倒黴丈夫支個招。

有一次，滿清八旗大舉入寇劫掠，京城幾度告急。此時，周皇后便婉轉的對崇禎說：“我家在南中，尚有一處可安居的房子。”這句話的意思，說白了就是建議崇禎遷都南京，以避兵鋒。而周皇后這番話，也著實說到崇禎的心裡。此後，崇禎也開始重視起來，將南遷之事提上日程，並前後舉行了五次朝議，專門討論此事。

崇禎確實是有南遷的想法，而且隨著關內外局勢的日益惡化，南遷之意更是越發迫切。然而，崇禎為人剛愎自用，處事猶豫不決，不夠決斷。在歷次關於南遷的朝議上，崇禎都沒有明確跳出來表態支援南遷。

他這種態度，其實是有自己的小算盤。因為，他寄望於有個別朝臣能夠揣摩出自己的心思，主動站出來提議並勸諫自己，然後自己再跳出來，順水推舟的答應南遷。如此一來，不僅南遷之事可大功告成，而且日後也可找朝臣來給自己背鍋，從而避免讓自己揹負放棄國都、捨棄宗廟的罪名。

不過，崇禎手底下那些朝臣也不傻，他這點心思，大夥又豈能不懂呢？！更何況，以崇禎皇帝的調性，大家也都知道，在位17年居然能換19任內閣首輔，大臣早已習慣了他過橋抽板的甩鍋操作。要是當時有哪個朝臣站出來挺了崇禎，日後若是有反對聲音，他是斷然不會顧念這些，反而會拿那個朝臣來開刀。所以，幾次三番議事，都沒有哪位有分量的重臣站出來。

這些朝臣表面上大義凜然，實則自私自利。大明的存亡，崇禎的死活，他們可不在乎，他們在乎的始終是自己的權勢與利益。所以，他們可不會去為崇禎背鍋。再說，這些養尊處優的朝臣，早就在北京廣置田宅，腰纏萬貫，又怎麼會願意拋棄這些田產，離開京師南遷呢？最後，他們更不想皇帝跑到南京，便宜了南方那些官僚勢力......

於是，在崇禎與朝臣的彼此推諉中，南遷避禍的機會就這樣被一次次錯過了，而明朝扭轉敗局的機會也白白浪費了……

東晉和南宋政權是延續了！但帝系卻改變了！崇禎是剛愎自用的人，又不善權變！沒有司馬睿、趙構能委屈求全！司趙兩人是油瓶倒了還有半瓶的人！而崇禎是油瓶倒了全完了！

主觀上不太想去，主要是明朝立國的思想就是天子守國門，找你朱棣開始邊關有事就算兵臨城下也不能跑，當年景泰年間瓦剌大軍打到北京皇上也沒跑，堅持抵抗到底最後取得勝利，讓崇禎沒臉自己跑路，畢竟祖先的榜樣在哪裡擺著。

客觀條件是沒法跑，大臣不同意南遷誰提出來就弄死誰，大臣互相鬥。另外就是南下的路早就被李自成等各路起義軍佔據了，走海路或許可行但是沒做過這方面準備，所以只能一拖再拖不了了之。

崇禎不是不想走，只是死要面子，真想走的時候已經走不了了。

崇禎十六年有大臣提議崇禎南巡南京，但是東林黨堅決反對，後來大臣又想讓崇禎叫太子去南京，崇禎怕和宋朝一樣也沒同意。

後來也提出過幾次南巡南京，但是大臣各有各的心思，最後沒能成行。

而且崇禎沒想到李自成的軍隊進兵那麼快，而且大臣主動開城門，最後想走也走不了了。

東晉、南宋之所以可以南下重新建立政權是因為國家內部有支援這件事的利益集團，而明朝末年沒有人來主動做這件事，滿朝大臣加上崇禎都想南遷，但是沒有人有責任有勇氣去承擔這件事。

1、崇禎這貨羈絆太多，瞻前顧後，南下這事確實不光彩，自己真的主動做了一方面對不起祖宗，另外一方面也害怕後世罵他，說白了就是擔不起這個責任！更沒有勇於承擔責任的勇氣。（想想洛陽戰役中的李世民，在包圍王世充的時候，竇建德跑過來湊熱鬧，領著十五萬大軍來當漁翁，結果李世民自己領著3500玄甲軍大敗夏軍、活捉竇建德，這個勇氣反正崇禎肯定沒有）

2、崇禎雖然不想自己主動說，但是他也不傻，走還是想走的，於是他就想讓下面的臣子主動來說，但是明王朝後期的那些大臣也是一幫精緻利己主義者，他們也不想承擔這個責任。（想想諸葛亮，後主時代諸葛亮擁有的權力跟曹操無異，他為什麼這麼幹？因為諸葛亮知道，蜀漢偏居一隅，政令一致方能安民、治軍，在古代一個忠臣敢於這麼大權獨攬，你以為他就不怕後世罵他嗎？但是在他眼裡他知道名譽過眼雲煙，百名富足、興復漢室才是大功一件）

3、沒有承擔責任的人，於是我們就看到南遷這個皮球就被庸君崇禎和腐儒大臣們踢來踢去，崇禎說南遷不可，我不能拋棄祖宗的基業，底下的腐儒於是也起鬨君王死社稷，誓於北京共存亡。

4、最後，崇禎歪脖樹吊死、腐儒大臣投降於李自成以後、又繼續投降滿清。

其實不是沒有人向崇禎提議，趁闖軍還沒有圍城之前，先轉移南下，集結兵力，再與李自成決戰。

後來形勢嚴峻了，又有人提議，讓太子南下，去南京“監國”，為國家“留得青山在”。

但是這些建議，都遭到了崇禎的反對。崇禎不想反敗為勝？不想捲土重來？不想活下去嗎？

因為他被朝中輿論綁架了。只要他稍一動搖，大臣們就會聒噪：君王死社稷！要有氣節！寧死不降！南宋半壁江山是最可恥的！

崇禎在治理國家方面，既沒有冷靜的頭腦，也缺乏堅定的意志。最主要他沒有掌控全域性的能力，也沒有高屋建瓴的格局。他始終沒有站到更高的戰略高度上去，始終跳不出文官、言官的圈子。常常是文官指責他“你做某事沒有氣節！”，他就拼命否定“我沒有做某事！”卻不考慮自己做這事對還是錯，是不是真的沒有氣節。

在遷都南下的問題上，也是這個套路：文官叫囂“遷都就是逃跑！”崇禎就拼命反駁：“我沒想遷都！膽小鬼才想遷都呢！小狗才想逃跑呢！”而沒冷靜考慮遷都對國家利大還是弊大，結果捆住了自己的手腳。大臣們不介意改朝換代，因為換一個主子，他們照樣可以當奴才，而且是高官厚祿的奴才。而崇禎呢，像當初的孫權一樣：“將軍（皇帝）迎操（闖），欲安所歸乎？”

大臣們和崇禎的立足點不一樣，出發點不一樣，考慮問題的角度不一樣，得出的結論當然也不會一樣。崇禎只能看到戰術問題，卻站不到戰略高度，於是被大臣們的輿論所綁架，以至於坐失良機，國亡身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