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最大的決策失誤是：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為什麼這麼說呢？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以進攻南齊為藉口，率領文武大臣及步兵騎兵三十多萬南下。行至洛陽時，正好碰到秋雨綿綿，道路泥濘，行軍困難，但孝文帝仍堅持行軍，大臣們本就不想征伐北齊便借天氣原因紛紛出來勸阻，孝文帝則乘機迫使大臣們同意了遷都洛陽的要求，這便是北魏孝文帝改革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舉措——遷都洛陽。
這一舉措的成功方便了北魏進一步學習和接受漢族先進文化，並加強了對黃河流域的統治。但是遷都洛陽除了給北魏帶來了巨大的好處之後，也帶了巨大負面影響。
一、遷洛破壞了拓跋鮮卑原來的利益制衡關係,激化了拓跋鮮卑的內部矛盾,使北魏王朝原來的立國根基動搖了。特別是南遷後，在北方設定六鎮防範柔然，根本沒有融入漢族文化，後來的北魏分裂以及產生的八柱國都由此演化而來。
二、分定姓族，使鮮卑宗室貴族等成為一個特權階層，在漢化改革過程中獲得了最大利益，與鮮卑民族中的其他階層形成了嚴重的分化和對立。
三、南遷促使北魏統治集團腐化墮落，喪失了平城時代的樸素傳統和尚武精神，重走西晉司馬氏集團的老路,無可挽回地腐敗下去，並且激化了社會階級矛盾。
呂思勉先生曾有論雲：“南遷之計，於虜為損乎？為益乎？……謂武質而安，文華而亂，固已曲盡事情，離乎夷狄而未即乎中國，固不免有此禍。然遂終自安於夷狄可乎？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一人如是，一族亦然。鳥飛準繩，豈計一時之曲直？是則以一時言，南遷於虜若為害，以永久言，於虜實為利也。孝文亦人傑哉！”呂先生所論言簡意賅，將民族融合的終極規律與鮮卑民族盛衰的命運結合起來，這是比較公道和深刻的。
北魏最大的決策失誤是：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為什麼這麼說呢？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以進攻南齊為藉口，率領文武大臣及步兵騎兵三十多萬南下。行至洛陽時，正好碰到秋雨綿綿，道路泥濘，行軍困難，但孝文帝仍堅持行軍，大臣們本就不想征伐北齊便借天氣原因紛紛出來勸阻，孝文帝則乘機迫使大臣們同意了遷都洛陽的要求，這便是北魏孝文帝改革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舉措——遷都洛陽。
這一舉措的成功方便了北魏進一步學習和接受漢族先進文化，並加強了對黃河流域的統治。但是遷都洛陽除了給北魏帶來了巨大的好處之後，也帶了巨大負面影響。
一、遷洛破壞了拓跋鮮卑原來的利益制衡關係,激化了拓跋鮮卑的內部矛盾,使北魏王朝原來的立國根基動搖了。特別是南遷後，在北方設定六鎮防範柔然，根本沒有融入漢族文化，後來的北魏分裂以及產生的八柱國都由此演化而來。
二、分定姓族，使鮮卑宗室貴族等成為一個特權階層，在漢化改革過程中獲得了最大利益，與鮮卑民族中的其他階層形成了嚴重的分化和對立。
三、南遷促使北魏統治集團腐化墮落，喪失了平城時代的樸素傳統和尚武精神，重走西晉司馬氏集團的老路,無可挽回地腐敗下去，並且激化了社會階級矛盾。
呂思勉先生曾有論雲：“南遷之計，於虜為損乎？為益乎？……謂武質而安，文華而亂，固已曲盡事情，離乎夷狄而未即乎中國，固不免有此禍。然遂終自安於夷狄可乎？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一人如是，一族亦然。鳥飛準繩，豈計一時之曲直？是則以一時言，南遷於虜若為害，以永久言，於虜實為利也。孝文亦人傑哉！”呂先生所論言簡意賅，將民族融合的終極規律與鮮卑民族盛衰的命運結合起來，這是比較公道和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