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主的提問:“古蜀文明被秦給滅了嗎？”的提法，不敢苟同。

我大中華5000年文明，曾經被“外夷”浸染過很多次，但中華文明，從來沒有中斷過。歷史上自東晉開始，五胡亂華，長達300年，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的災難，但中華文明，還是在浴火重生。滿清入關，侵佔中華大地296年，中華文明非但沒有中斷，反而把滿清草原文化給“同化”了！就是滿清12朝皇帝，都學著華人“咬文吐字”了！

古蜀文明也一樣，雖然被秦朝把古蜀政權給消滅了，但古蜀文明卻從來就沒有中斷過。從人文和文明發展上，就可看出，陝西西安，代表著秦文化，秦文化最大的特徵是“好鬥驍勇”，而被秦消滅了的蜀國，人民溫婉善良寬容的民風，不但沒有被“秦文明”的彪悍蠻霸所感染，反而讓“秦巴文化”在古蜀文明的大地——四川裡，不得不放下攥緊的拳頭，學著四川人民，愛好起慢生活，喜歡上喝茶、火鍋、搓麻來了。

其實，中國（包括蜀文明）文化的發展，是根基於當地的天文地理人文發展出來的，並不是外來文化能改變了的。長久以來，當地的文明（也可以說是習慣），不是那麼幾個外來人（外來文明）能改變得了的。誰見過四川人打麻將、吃火鍋、喜喝茶中斷過？

1.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博物館

三星堆文化是一個以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中層遺存命名的考古學文化，時間是距今大約4000~3100年，大約相當於中原的夏代到商代晚期。

早在民國時期，四川廣漢就陸續發現了一些年代非常久遠的玉石器和陶器。1986年，兩個器物坑的發現更是震撼了世界，兩坑內出土了高等級文物1700餘件，不僅數量多，而且風格極其多元和古怪！

比如，三星堆中發現了大量的青銅人像、青銅神樹、青銅神壇等器物，在以青銅容器和樂器為大宗的中國青銅時代，是難以被歸類的奇怪存在，一直到現在，考古學界對三星堆“青銅人像”的文化源頭都難以做出合理的解釋。







攝影：範立

除了前所未見的器物，其他一些有些臉熟的東西到了三星堆，也都變得有點陌生了。

比如龍，變成了山羊的頭；玉璧，多了一圈凸起；銅戈，多了一些“鋸齒”；用來裝酒的銅尊，也被放到了頭頂……



青銅爬龍柱形器



青銅頂尊跪坐人像



青銅戈

時間大約在商末周初，怪異的三星堆寶物被詭異地打砸、焚燒並掩埋進兩個大土坑之中，文化和政治的勢力似乎發生了轉移，古蜀的新中心移到了現在的成都，文化面貌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是為十二橋文化階段。

2.十二橋文化



十二橋文化是以成都十二橋遺址命名的考古學文化。距離我們現在大約3100~2600年，大體相當於中原王朝的商代晚期至春秋晚期。

十二橋文化有兩個非常重要的遺址，成都金沙遺址和彭州

馬家鄉墓葬出土文物

同時，馬家鄉大墓銅鍪、柳葉劍、銅鼎等器物還體現了與秦文化、巴文化、楚文化的交流，表明古蜀文化在這一時期似乎顯得更加開放。

比如這件銅鼎，它的蓋子內部有“邵之飤鼎”4個字的銘文，一般認為，這個 “邵” 也就是楚氏之“昭”，這個昭與屈、景並稱為楚國三大氏。而且，這件鼎是比較典型的楚文化風格的青銅器，和湖北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銅鼎基本相同。表明蜀、楚兩種優秀的長江文明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絡。

邵之飤鼎

4.秦並巴蜀

公元前316年，北方的秦國南下伐蜀，蜀王率兵拒秦，卻兵敗葭萌，秦國一舉兼併巴、蜀。“秦滅巴蜀”成為古蜀文明的謝幕之章，但在秦國即將吞併六合、建立統一的大帝國這個龐大的歷史圖景前，卻又成為揭幕之章。

秦並巴蜀之後，對四川盆地進行了大力的經營。比如這件青川木牘就體現了戰國晚期秦國在四川發展農業的情況。木牘正反兩面都有文字，正面記載了公元前309年，也就是秦武王二年，秦王命令左丞相甘茂更修《田律》等事，而背面為與該法律有關的記事。

青川木牘

秦國在成都平原修建都江堰、發展農業生產，將古蜀故地改造成為“水旱從人，不知饑饉”的天府之國，也為統一中國奠定了堅實的後方基礎。

到了西漢早期，蜀守文翁在四川興辦學校、教化民眾，使成都人由“不曉文字”變為“愛好文雅”；此後，漢武帝以蜀地為南下據點開發西南夷，在北方政治和文化的不斷侵潤之下，古蜀故地的文明逐漸消融，最終融入博大深厚的秦漢文明之中。

都江堰寶瓶口

文翁石室

古蜀文明從興起到消失，在成都平原上“超長待機”了大約兩千年的時間，這在全中國的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古蜀文明最後消失於漢初，要算起來，距離我們現在也已經差不多有兩千年，而這兩千年，可以說是它被完全遺忘的過程。大概正是因為沒有文字，關於古蜀的記憶在古蜀消失後沒多久就開始模糊起來，晉代《華陽國志》還稍微提了幾嘴，而到了唐代，李白就已經在納悶“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了……越到後來，古蜀存在過的蹤跡就越難尋覓。

我們平時總說，中華文明是“多元一體”，但口頭上的表述總覺得有點強行政治正確的意思，其實從古蜀文明的興衰中，真的肉眼可見這種從多元走向一體的過程。中華文明的發展從來都不是單線條的，在夏商周的邊緣，存在著很多很有特色的地域文明，古蜀，無疑就是其中最綿長、最奇特的一個

各有千秋，從三星堆到都江堰都是發揚了古蜀文明，只是時代不一樣帶來的文明體制不一樣，不是被滅了，是一步一步走向鼎盛時期。

基本上是的。秦滅巴蜀後在前，古蜀文明消失在後，兩者之間雖然相隔了60多年，但秦攻佔巴蜀是直接導致巴蜀文明消失的原因，秦攻取巴蜀後，實施了蜀人治蜀的政策，秦人攻破巴蜀的都城，封巴蜀的貴族子弟為侯，“以巴氏為蠻夷君長”，就是讓巴蜀舊族來管理那些散居在各地的部落族群。而且要求這些貴族子弟世世代代都“尚秦女”，就是用秦國的女人來監控巴蜀貴族。這跟當年周人在殷商舊族周圍分封“監國”的政策相比，就要高明得多了。同時，秦人委派親屬官員在蜀國為相，所謂“使陳莊相蜀”“以張若為蜀國守”，並“移秦民萬家實之”，秦人對巴蜀的同化政策可謂相當深遠。

秦前古蜀文明？

探討數千年前之文明何益？

學祖宗不如學鄰居，憶往昔不如觀今生，跳出井底，便見遼闊錦繡天地，再造自由幸福乾坤！

公元前316年（秦惠王9年）的某一天，對於秦惠王和大的大臣們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巴、蜀相攻擊，俱告急於秦”（《史記·張儀列傳》）。

在秦國的南面，今天四川盆地的範圍內，活躍著巴（今重慶一帶）、蜀（今成都一帶）、丹、犁、義渠等大大小小好幾家諸侯國。其中，以蜀國的實力最為強大，為“戎狄之長”。

巴王和蜀王都冀希望於藉助秦國的兵力，將對手擊敗。然而他們都沒有想到，此時的秦國，已經不僅僅滿足於充當“國際憲兵”的角色了。

在先後接到巴、蜀國的求救文書之後，在秦國的朝堂上，兩位著名的戰略家為秦國的未來走勢展開了激烈的辯論。這場辯論非常精彩，在《戰國策》、《史記》、《資治通鑑》等史書上都有完整地記錄。在這場辯論中，張儀提出了“挾天子以令天下”的戰略構想，可以說是為秦國實現“王業”打下政治基礎。

相比較而言，司馬錯更傾向於“撈實地”。他的想法很務實：如果秦國要和關東六過展開大規模的戰爭，必須保證有充足的後勤供給。如果能夠將“天府之國”蜀地據為己有，那麼就相當於添加了一個碩大的糧倉。這就是為統一天下打下了紮實的經濟基礎。

這場辯論，在我看來，並沒有誰對誰錯之分。只是司馬錯的想法更保險，更能夠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於是秦王決定採納司馬錯的建議。“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戰國策》）

關於這場戰爭，史書上語焉不詳。只知道司馬錯和張儀帶兵進入蜀國和巴國。張儀佔領巴國之後，在巴國的國都（今重慶）修築了巴邑江州城。張儀也因此成為歷史上第一個有史可考的修築重慶城的名臣。

至於司馬錯平蜀國，《戰國策》的記載也非常簡單：“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司馬遷的《史記·張儀列傳》把這一段照搬了過去，而《資治通鑑》裡略有改動：“十月取之，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

從這段史料來看，秦軍雖然佔領了蜀國，但並沒有把蜀主趕下臺。而只是把蜀主的稱號從“王”降一級為“侯”（當時秦主的稱號也只不過是王而已，蜀主當然不能和秦主平起平坐了），蜀國從此成為了秦國的附庸國。

秦國又派了陳莊（史書上又稱做蜀相壯、蜀相莊）擔任蜀國的丞相，一手掌握當地的軍政大權。蜀侯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傀儡而已。

在這之後蜀國的情況，史書上沒有記載。只是傳說，張儀在佔領蜀都之後，也曾主持修築成都城，“城屢壞，不能立，忽有大龜出於江，周行旋起。巫言：依龜行處築之，城乃得立。”所以成都古時候又名“龜城”。

兩年之後，秦惠王11年，“公子通封於蜀”（《史記·秦本紀》）。這個公子通是什麼人呢？有人認為他是蜀主的兒子，蜀主死後他即位為蜀侯。另一種觀點認為，他應該是秦惠王的嫡系親屬，甚至可能是秦惠王的兒子。我同意後者的看法。

首先這個“封”字。如果僅僅是子承父位，那麼這個地方用“封”這個字是不合適的。

其次，司馬遷在寫各國列傳和本紀時，幾乎都是沿用該國史官所寫的內容。這件事情既然被記錄在《史記·秦本紀》裡，那麼顯然“公子通封於蜀”這件事是被作為秦國的一次歷史事件被記錄下來的。所以，這個公子通應該是秦人而不是蜀人。

第三，在當時，秦國有將宗族子弟封為諸侯的習慣。“左更錯取軹及鄧。厓免，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魏厓陶，為諸侯。”（《史記·秦本紀》）所以，公子通很可能和公子市、公子悝一樣，是秦國宗族的嫡系子弟。

如果這個觀點成立，那麼蜀國的政治性質實際上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在這之前，蜀國至少在形式上仍然還是“相對於秦國獨立平等的國家”（區野鶴語）。但從這一天之後，蜀國正式被劃入了秦國的版圖，成為秦國的一個“分封國”。

又過了三年，秦惠王14年，“丹、犁臣，蜀相壯殺蜀侯來降”（《史記·秦本紀》）。

這裡的“蜀相壯”，就是5年前被派到蜀國當丞相的陳莊（《資治通鑑》裡寫做“蜀相莊”，據《史記》索隱：壯音側狀反．姓陳也）。而這個“蜀侯”，又是誰呢？是不是公子通呢？查遍史書，沒有找到答案。

我們先假設“蜀侯”就是“公子通”。從“蜀相壯殺蜀侯來降”來看，在秦惠王末年，公子通宣佈蜀國獨立。但是很快，公子通被陳莊所殺。陳莊提著公子通的腦袋，跑到咸陽，將蜀國重新列入到秦國的版圖。秦王於是又任命公子煇（據《史記》索隱：煇音暉，又音胡昆反．秦之公子，封蜀也．華陽國志作「暉」．）為新一任蜀侯，陳莊繼續擔任蜀國的丞相。

蜀侯煇（在《資治通鑑》裡寫做“蜀守煇”）到達他的封地不久，秦惠王就死了。秦惠王的兒子秦武王即位。

這一場政治變故，對蜀侯煇和蜀相壯來說，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就在秦武王元年，他們宣佈蜀國獨立。據《史記·甘茂列傳》記載：“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煇、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這是秦國第二次派兵定蜀，統帥甘茂，回咸陽後被封了丞相。

這一次平蜀，只殺了陳莊。“武王元年，與魏惠王會臨晉。誅蜀相壯。”（《史記·秦本紀》）。而蜀侯煇則繼續在蜀國當他的諸侯。不過從《資治通鑑》將其稱為“蜀守煇”來看，蜀侯煇的政治地位，充其量不過是相當於“蜀郡”的太守。

此後，蜀國安靜了好幾年。直到昭襄王六年，蜀侯煇終於按不住寂寞，再次宣佈獨立。“六年，蜀侯煇反，司馬錯定蜀”（《史記·秦本紀》）。老將司馬錯再次出馬，輕鬆搞定。

這可能是蜀以一個國家的身份，立在戰國政治舞臺的最後一年。從後來“蜀守若”（《史記·秦本紀》）這樣的稱謂來看，蜀國終於變成了秦國版圖中的一個郡——蜀郡。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什麼是古蜀？

1941年，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衛聚賢在《巴蜀文化》一文中首次提出“巴蜀文化”，以之作為一批出土於成都、有別於中原的青銅器文化的名稱。1986年，童恩正先生在《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中，第一次對“巴蜀文化”進行了科學界定：“巴蜀文化：中國西南地區古代巴、蜀兩族先民留下的物質文化。主要分佈在四川省境內。其時代大約從商代後期直至戰國晚期，前後延續上千年。”從而對“巴蜀文化”的時間、地域和主體作了界定。在此基礎之上，林向教授對其進行了修訂，提出“狹義的巴蜀文化”即“中國西南地區以古代巴、蜀為主的族群的先民們留下的文化遺產，主要分佈在四川盆地及其鄰近地區，其時代大約相當於春秋戰國秦漢時期，前後延續上千年。”成為狹義“巴蜀文化”較為精準和科學的界定。

所以，所謂“古蜀文化”，實際上也就是指先秦秦漢時期，以成都平原為核心，最遠輻射今川、滇、陝數省，文獻記載由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等族系所統治的“蜀”的文化及其流變。

根據這個定義，考古學上的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以及這些考古學文化所包含的眾多遺址，都可以被納入古蜀文明的範疇。

寶墩文化：寶墩遺址位於新津縣城西北約5公里的龍馬鄉寶墩村，由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四川聯合大學考古教研室、日本早稻田大學和新津縣文管所組成中日聯合考古調查隊對寶墩遺址進行發掘。年代推定在距今4000-4900年之間。由於寶墩遺址的文化性質不同於同時期的其他考古學文化，而與四川地區發現的類似古文化遺存有綿陽邊堆山、三星堆一期、漢源獅子山及都江堰市芒城遺址等相比，寶墩遺址是這類遺址中面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一個，所以報告中這類文化遺存命名為“寶墩文化”。

三星堆文化：三星堆遺址位於四川省廣漢市西北的鴨子河南岸，自1929年發現以來，曾多次進行過調查和試掘。1980年，四川省文管會、省博物館和縣文化館聯合成立了專門的發掘領導小組對三星堆遺址進行了較大規模的發掘。根據研究，三星堆遺址的上限大致在新石器時代晚期（距今4740±130年），下限在商末周初（距今2875±80年）。一般認為，三星堆遺址可分四期，第一期與寶墩文化相接近，第二、三期是三星堆高度發展的時期，至於第四期以後又逐漸趨於沒落。

十二橋文化：十二橋遺址位於成都市西部，是成都平原最重要的商周時期的遺址之一。該遺址發現於1985年，至1988年進行了多次發掘。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 在成都市區相繼發現一批與十二橋遺址大致同時的遺址，如撫琴小區、新一村、方池街、指揮街等，十二橋遺址的發現，而繼十二橋遺址發掘後在成都地區發現的金沙遺址，又極大地豐富了十二橋文化的內涵。十二橋文化堆積主要分為13層，相當於商周時期的主要是第13-10層。十二橋遺址陶器的變化在第12層和11層間，第13 和12層出土的不少陶器與三星堆遺址相同，或可以歸為三星堆文化。第11和10層己沒有三星堆文化的器物，或許這才是十二橋文化。而對於金沙遺址，祭祀區出土的器物與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同類器相同。很可能在三星堆兩個器物坑形成、即三星堆城址廢棄前，金沙已成為一個居住區和祭祀活動區， 金沙遺址與三星堆遺址在時代上有重合。

簡單來說，寶墩文化在前，三星堆上銜寶墩下接十二橋，十二橋與三星堆相連線。而寶墩再早又與邊堆山等早期遺址有所聯絡，十二橋遺址之後又與秦漢時期的成都相聯絡。從這個意義上，古蜀文明確實可以說是未曾斷絕，一直連續的。

但是，正如上面所說，寶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到十二橋文化，有兩次比較明顯的變化。其中又特別是寶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具體來說，三星堆一期的文化面貌與寶墩三期有著非常高的相似性。但是從三星堆二期開始，就顯然是有很大區別了。這也是研究人員將三星堆遺址單獨命名為三星堆文化的重要原因。有學者認為，三星堆遺址250釐米厚的文化堆積疊壓關係，說明三星堆遺址從距今5000 年的年代至距今3000 年是沒有中斷過的，三星堆遺址的陶器發展演變有自己的脈絡。但在型別學上的比較中，寶墩遺址的器型與三星堆遺址之間的傳、承關係卻並不清晰，特別是早期的器型之中。就三星堆而言，對於從一期到二期之間所發生的變化，甚至有學者推測與外部文化的傳入有關。

從文獻上來看，古蜀國也並非一脈相承，至少經歷過從蠶叢柏灌到魚鳧，從魚鳧到杜宇鱉靈兩次比較重大的變化。這兩次鉅變之中，不僅是統治族系更迭，其背後的民族集團也發生了改變。一般認為，蠶叢柏灌魚鳧背後是氐羌族系，而杜宇鱉靈背後則更多的是濮越族系。這兩次鉅變發生的方式也多半是透過戰爭。

所以，不管是考古學上還是文獻中，這至少兩次的鉅變說明，古蜀文明又並非是一直完整地延續。

目前我們所認知的歷史條件下，看來是這樣的。司馬錯攻滅巴蜀。從三星堆來看，這個古蜀文明又是那麼的不尋常，幾千年來構建的中華文明可能會坍塌，這玩意是可以顛覆華夏文明程序的存在。不可說，不知道。

文明的傳承，主要是文化的傳承，秦朝統一了六國，如果不統一文化，就等於沒有統一。巴蜀文化也是有傳承下來的。先進的流傳，落後的掏態。這是很多國家都一樣。將來全人類統一，肯定有的文化掏態，這才符合進化論。

青神縣東山中巖寺附近有“慈母溪”這個地名，蜀山氏青衣羌人原遍佈雅安、洪雅瓦屋山、樂山片區。“青衣神"因編織簸箕成功實現野蠶家養，最初是在岷江沙河壩這個沖積平原小規模種桑養蠶，規模逐漸擴大，聽說岷江上游有更大的平原，遂溯江而上在雙流九倒拐這個地方築城興業，所以有“王瞿上”。“王瞿上”可以理解為“從青神沿岷江上成都平原稱王”，‘瞿’為後人理解的縱目人的壘土築城稱王之地"。“青衣神”因此大規模養殖家蠶成功並形成產業，才獲得了“蠶叢氏"這個命名，蜀山氏從此更命蠶叢氏！蠶叢氏的後裔逐步開疆拓土，後移居新津寶墩築城，然後繼續北上，兼併三星堆族群並佔領這個地盤，最終把桑樹種植業擴充套件到全成都平原！雖然“青衣神”已病故葬於瓦屋山青羌祠石棺冢，但他留下的家蠶生產鏈造福古蜀後裔，無論朝代更替均澤被鄉親。因感恩先賢，故“西土遍祠青衣神"。光栽桑養蠶不行，蜀侯作為領導得先解決鄉親們吃飯生存問題，務農是第一產業！農業是靠天吃飯，所以不得不研究天象總結經驗編制曆法，竹器時代製作小孔成像望遠鏡“簡”這種工具以保護眼睛免強光灼傷就應運而生！古文字“簡”被創造出來即表達“把太陽裝進中間開小孔的竹筒裡觀測！古蜀後裔的“祖先神"這個發明及突出事蹟被記載下來並呈貢於祖廟祭祀，形象有口皆碑、代代相傳，古蜀圖語一目瞭然！

三星堆遺址毀滅多年後民間就只能傳個大概“祖廟眼部雙目凸出者為蠶叢王"。至於為什麼眼部會“縱"，常璩沒有見過實物，也不可能見到“青衣神"本來面目，寫《華陽國志》時，只能根據多年來民間口耳傳說簡略表述為“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

“簡"的記載功能逐步演化出早期竹刻“汗青""名垂青史”即後來的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筆"和石岇古城毛刷相結合出現的毛“筆"，書寫文字載體如殷墟發現成熟文字載體竹簡“冊"、“典"及後來的“秦簡”“漢簡"，秦簡在帛書的誘導下發展出了既輕便又經濟的竹漿薄化晾乾後的竹紙文字載體！我們的先賢們就是這樣在不斷的生產生活實踐中一步一步摸索創造美好生活、推動人類文明進步里程碑的！

蘇東坡小時候在青神縣負笈求學，其母親程夫人和妻子王弗、妾王閨之都是青神縣瑞豐人，“千載詩書城"眉山現在都還有竹刻產業遺留下來。世界第一張紙幣“交子”在成都誕生也是有文化傳承、技術積澱、物質基礎和現實需求支撐和推動！

中科院考古發現：最早在22.6至16.9萬年前，青藏高原上也有丹尼索瓦人居住在白石崖洞遺址中，其基因在澳洲土著及東亞、南亞美洲現代人種中都有遺傳，存在直至3萬年前。說明青藏高原氣候在幾萬年前仍然是適合人類居住的。同理古羌人從青藏高原逐水進入中原及古蜀也在情理之中，中原人和古蜀人有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記憶也不足為奇！且古蜀地還發掘出4萬年前舊石器時代的“資陽人”！

姜姓炎帝的後裔在黃帝興起前進入岷山成為蜀山氏，黃帝與嫘祖聯姻的後裔發展為蠶叢氏，古蜀人就從新石器時代進入了陶器時代、竹木器時代並逐步發展出絲綢文明也是應有之義！他們告別石室後為了繼續遮風擋雨逐漸學會就地取材砍竹搭建竹木骨泥牆房屋為生存所迫！竹器的易開發利用性為他們打開了廣闊的創新空間，根據日常生產生活需要製作新生產生活工具可以說是隨心所欲！古蜀人用石刀伐竹生產“筏"、“筍”、“管”、“笛”、“簧”、“簫”、“笙"、“笠"、“竽”、“篁”、“箭”、"簍"、“籬"、“篾"、“筆"、"籠"、“籤”、“簡"、“籃”、“簋"、“筲箕"、“簸箕"、“籮筐”、“策算"、“籌劃”、“箅"、“笑"、“竿"、"築”、制“筆”等，進而發展到用竹絲編織目力所見的飛禽走獸、花草樹木、記載鳥語花香、觀測日月星辰並編織記錄下來。

總之一句話，用竹編織生活、祭奠先賢、刻劃標識、記載感悟、創造夢想！所以三星堆的青銅器造型奇特，偏重寫實！

“青衣一曲繞山水，青衣神在白雲間"！縱目青銅面具額飾為夔龍紋是因為最大的青羌祠當初就設在雲霧繚繞的蜀山瓦屋山蠶叢王青衣神石棺冢處，“青衣神"要從雲裡下到地面，古青衣羌人就在祭祀現場豎了高高的竹杆當“雲梯”，後來結合金烏負傳說演變成神樹！

古蜀老人用的柺杖現代四川山區老人們下雨路滑出門也在用，基本功能是一樣的，只是古蜀王室富有尊貴，把最好的材料用來供奉祖先神祈求得到保佑，並在柺杖上刻上圖案表明主人身份！

據考證，三星堆遺址出土文物青銅奧特曼，青銅豎發扭頭人及養蠶絲綢文明秦朝時已傳入倭奴國！

所以，三星堆金沙遺址所代表的古蜀文明是土生土長的中華古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