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我們不能不承認一個趨勢：進入新世紀後，特別在最近十年以來——可以說早在2008年美國發生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就不斷地在講這個話題——不僅美國，包括整個西方，整個社會的分裂程度都在加劇，造成左的變得更左，右的變得更右，或者說這個距離正在拉大。這也導致了我們最近看到的兩黨日益變成了兩極。現在我們也不能說美國的政治分野完全是按照紅、藍來分的，儘管選舉還是按照這個分。但是大家知道尤其是共和黨，他的黨內分裂也很厲害。反川普的共和黨一開始就不少，共和黨內部有所謂的建制派，特朗普被認為是非建制派。

在我看來美國乃至整個西方這兩年來政治兩極化現象都是可以解釋的。我在2008年前後的好幾篇文章都談到了這個問題。這次講座之前，已經讓大家看看我前幾年的一個講全球化危機的演講，其中就這方面的問題做了系統的論述。當然，除了我談到的問題外，這些年來西方學者談得更多的是資訊科技、數碼革命造成的就業結構改變等等。其實這些問題也是與我講的那些事情相關的。這裡就不展開了。

總而言之，我的觀點就是：近年的全球化危機和低人權優勢的存在，是西方面臨的全新的挑戰。但是面臨這種全新挑戰，傳統的左右派的思維都跟不上。而他們的原有思維慣性，卻使得他們仍然沿著固有的思路互相指責。對於新出現的問題，或者問題嚴重起來的話，左派就認為是右派的主張造成，右派就認為是左派的主張造成，所以傳統左右派的思維慣性使得他們仍然沿著固有思路進行鬥爭，而且危機越重，指責越烈。以至於兩邊都認為對方要消滅美國立國的基礎，因此不可容忍。這的確是令人們感到擔憂。

特朗普的反對者們

因此中國的自由思想者確實應該與他們兩邊都交換意見，進行商榷。實際上我們今天無論是對他們所謂的左派或所謂的右派，無論對川普這邊還是對拜登這邊，都有些不同的看法。兩邊都有一些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如果說，原來我們只是覺得他們對中國問題的一些看法可能糊塗——畢竟我們是華人嘛，對中國的問題比他們更瞭解。

但是由於在全球化過程中，中國因素越來越大，尤其是中美兩國，問題已經有了越來越多的全球化因素。如果你對中國問題不瞭解，那麼甚至對美國問題都難說是瞭解透徹的。因此我們不僅在中國問題上可以跟他們商榷，即使在美國問題上我們也應該有自己的見解，而不是要麼跟在“藍左”後面，要麼就是跟在“紅右”後面。作為中國的自由派，確實有必要與他們兩邊都進行商榷。畢竟今天的全球化已經到了如此的程度，中國的問題不僅事關中國，美國的問題也不僅事關美國。

華人，尤其是中國自由派為美國大選的困局而著急，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不僅有自己的問題意識，全球化的背景下對全球問題不能說我們更正確，但至少我們也有自己獨特的視角，這是應該的，而且也是必然的。因為我們看問題的角度肯定跟他們有些不一樣。價值是可以普世的——我一再強調這一點，但是問題意識還是各有不同的。既然這樣，我們何苦一頭就扎進他們的語境中，不僅按照他們的語境劃線站隊，甚至比他們更加激烈地互相指責呢？我覺得這是令人擔心的。

特朗普的支持者抗議選舉結果

大選雙方並非“正義與邪惡”之分

僅僅就這次大選而言，各種各樣的訊息滿天飛，尤其是中文媒體中各種聳人聽聞的訊息就更多。應該說現在塵埃還沒完全落定。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川普應該認輸，但是他還是不認，還是在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我們這些外華人也難說對所有的事情有多少了解，但是有幾點我覺得還是可以說的，兩邊都有這樣的問題。

首先我認為挺川派把那些美國主流媒體的反川輿論指責為極左操控，抹黑美國的言論自遊我覺得是沒有道理的，按照我們現在的一些挺川朋友的說法，似乎美國所有的主流媒體言論不僅是完全被操控的，而且都是極左的。我覺得按這樣的說法美國就已經沒有鹽論自遊了。事實上這種說法與國內那些反對鹽論自遊的人客觀上形成了呼應。我們應該知道，鹽論自遊並不排除客觀上存在的所謂的主流意見，但這個主流並不一定是操控的結果，也許就是自由狀態下社會上存在著相對的多數共識，比如珍珠港事件以後，美國輿論普遍反日，民權運動中美國輿論普遍讚譽馬丁路德金，水門事件以後美國輿論普遍指責尼克松，這是誰在操控誰呢？

當然這裡我要講，主流意見未見得就正確，批評主流意見完全可以的，甚至做為一個獨立思想者，反潮流本來就是你的權利，甚至反傳統都是可以的。但是美國的所有主流媒體都是民辦的，極個別“官媒”根本沒有多大影響。這些民辦媒體的從業者都是自由人，當局沒有動用權力去打壓或者阻止輿論，川普就更是這樣了，他被罵的厲害，但是他也沒辦法。而且美國的體制也不存在著投入官方資金去左右輿論的問題。這怎麼能叫操控呢？

仔細看現在有些人所說的操控，無非就是說民間資本對媒體有一些影響，像華爾街、矽谷，他們基於自己的利益，願意投資到一些特定的媒體，也就會影響到媒體的觀點。但是這樣的說法——民間資本對媒體有影響就是操控，就不算鹽論自遊，這不是某些人歷來的說法嗎？這不也是自由派歷來駁斥的說法嗎？以前他們就整天講，美國的媒體是民營的，民營就是資本家辦的，資本家辦的就是為資本家說話的。怎麼現在自由派也這樣說呢？

美國主流媒體報導拜登“當選”

我們都知道以前自由派是怎麼批評這種說法的，自由派說只要是自由媒體，他就要依靠受眾，不管是誰來投資，沒有受眾，他都不可能辦得下去。而受眾本身是多元的。這就造成即使是資本家辦報，也不是一個資本家可以壟斷的。很多很多的資本家辦各種各樣的報，那這些報本身就會有多種多樣的言論。當然也不乏在一些問題上會有所謂的主流的看法，這不就是鹽論自遊嗎？過去就如此，現在還如此，鹽論自游過去有，現在怎麼會沒有了呢？

今天美華人真正擔心的是外國政治資金對美國媒體的大規模投資。近年來，美國中文媒體的確好像是有這種傾向，但是主流媒體有這個現象嗎？現在被一些挺川的朋友罵得最厲害的所謂的極左媒體，比如紐約時報和CNN。這兩個媒體恰恰是與這邊官方關係最壞的媒體，這邊經常組織大量的反對他們的輿論，而且抵制他們的簽證。至少紐時和CNN與這邊的關係肯定要比FOX與這邊的關係差得多，這個也是基本的事實吧？

這幾年美國主流媒體普遍反川，這的確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市場條件下的鹽論自遊媒體，如果要說受到影響，我認為主要是受受眾偏好的影響。而這些年來美國主流媒體的受眾構成發生了什麼變化呢？這些受眾與新媒體受眾有什麼區別呢？主流媒體是不是或者說為什麼特別傾向於反川普呢，這個才是我們需要分析的。只要是反川普，就給他們扣一個受操控的、甚至是受極左操控的大帽子，我覺得是不太合理的。

挺川派關於大選舞弊的擔心，初時也的確是有一定理由。尤其是今年因為疫情而大量使用郵寄投票，這種投票方式的漏洞，的確要比傳統的投票方式明顯。而且我們也知道，因為川普反對郵寄投票，更擔心因為疫情不願意到現場、因而支援郵寄投票的，很多都是民主黨人，在邏輯上講，他們利用這種漏洞的可能性也確實更大。由此影響了投票的公信力，這個我們也是可以理解的。

疫情下的大選

不過擔心舞弊是一回事，證實舞弊又是另一回事。因為擔心，要求調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查無實據，或者所謂證據不足以被司法採信，這種情況下又堅決不認輸，我覺得就不對了。而且，現在大部分的人其實還是傾向於雖然有漏洞，這個漏洞可能也的確導致了一些舞弊，但這個舞弊不足以影響整個結果。

從我自己的觀點來看，既然沒有辦法證實“大規模舞弊”，川普及時認輸應該是正確的態度。很多共和黨人，包括他的女婿也是這樣勸他的。但是他如果硬要走完所有的、憲法許可的質疑和抗爭程式，比如說要重新計票，比如說在計票相持不下的情況下，要求各個州議院，乃至最高法院……美國憲法邏輯上留了這麼幾個口子，就是在選舉結果實在不能確定的情況下，最後可以用國會的投票等等。這些都是憲法中有規定的，儘管如果長期按照這些規定糾纏不休，會使美國付出很多代價。但是不管怎麼說，只要這些做法不違憲，不搞政變，他硬要走完所有的質疑和抗爭程式，使得這個不確定的狀態一直拖下去，影響大局的穩定。我認為是不值，而且令人遺憾的，但川普和他的支持者也的確有這樣選擇的權利，那我們也就只好等了。

2020大選舞弊聽證會外的人群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當然是有懷疑就可以提出調查；查無實據，就應該認輸。如果有很多的言論在一面倒，對這種一面倒的原因，當然也可以做出分析。不過這個分析應該主要是對受眾的分析，其實至少目前我們看到的可信的訊息，遠不足以支援所謂的陰謀論和所謂的操控。有些問題還是要耐心地去觀察。

而且老實說，哪怕最終就是有程式瑕疵，那就補上這個瑕疵，有舞弊之罪就懲罰舞弊者，也不必上升到競選雙方的正義或邪惡的高度。正如當年尼克松競選竊聽罪面臨彈劾，但彈劾的並不是共和黨，該黨的勝選也仍然有效。競選這種事，我們判斷的標準也不是“正義的力量必勝”——誰勝了就代表正義，誰輸了就代表邪惡，選舉政治的邏輯不是這樣的。還是要從程式的角度，如果程式是合憲的，我們當然就應該尊重“美華人民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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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更一圖：

金雁/插畫

美國和西方的分裂還在繼續，他們不可能再度彌合到一起，其實，美國和西方的分裂，不是發生在現在，而是發生在這個世紀初。

①是"911"事件以後，這種分離就開始了，到了2008年金融危機大暴發，這種分裂就比較明顯了。

②尤其近4年，特朗普執政以來，以″美國優先"政策的影響下，這種分裂就加快了腳步。

④究其原因，還是在經濟的發展上，中國現在經濟總量雖然還落後美國，但是歐洲人都看到拯救和發展歐洲經濟的不是美國，而是中國，這一點歐洲人看得比較準確的。

總體來說，這種美歐分裂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要記住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且道路還是曲折的。但是，總體方向還是不錯的。我們一定要堅定這個信心。

美國、西方國家近年來發生了社會“撕裂”現象，其主要原因有兩點:

1，西方實行的政黨政治，使得黨爭十分激烈。在西式民選制度下，黨爭很容易失控，從而導致對立的政黨，在相互開撕時，無視法律與道德的底線，最終引發社會“撕裂”現象。

2，不少西方國家的種族構成，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使得西方國家因為黨爭，所引發的民粹主義思潮，與種族矛盾有機的結合起來了。這不但更容易造成西方社會的“撕裂”，而且讓西方社會的“撕裂”，很難被修復！

原因很簡單，目前資本的流通太自由了，造成歐美髮達國家勞動市場產生極化現象。

什麼是勞動力極化？

簡單說就是在市場上高技能和低技能的就業份額不斷上升，而中等技能的就業份額不斷下降。

那麼傳統的中等技能就業份額去哪兒了呢？

就是被我們、東南亞這些國家取而代之了。

這裡我舉幾個例子，比如客戶服務業務，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歐美國家從事客戶服務（接打電話）算是一份很體面的職業，收入相當可以；但是隨著資本全球化，歐美國家直接把客戶服務轉移到勞動力價格更便宜的印度，這就等於“客戶服務”這個中等技能的就業崗位直接在歐美國家消失了。

其實這幾年大家發現沒有？網際網路巨頭也紛紛把自己客服等部門轉移到西部地區，原因就是相比北上廣等一線城市，西部地區人力成本更低。

假設越南人中國話說的順溜，那麼網際網路巨頭絕對不介意把這些客服部門轉移到越南等人力成本更低的國家。

那麼什麼又是低技能就業份額上升呢？

我再舉一個例子，之前歐美髮達國家麵包店可以“955”工作，但是後來新移民不斷湧入，新移民直接把麵包店幹到了“007”，那麼這就意味著經營麵包店收入下降，工作時長拉長。

我在德國旅遊的時候就觀察到，德國本地人開的餐飲店週六就休息了，土耳其人開的小吃攤（土耳其烤肉）週日休息，只有我們華人開的小吃攤全年無休。

原本只有德國本地人開的一家餐飲店，結果隨著新移民湧入，一下子變成三家，這就是低技能就業份額上升。

高技能就業份額上升就很簡單了，網際網路的興起使得“碼農”成為一份不遜色於傳統律師、醫生、銀行員工的高薪工作，這自然就是高技能就業份額上升了。順便說一句，即使在平均收入2000歐的西班牙，“碼農”的月收入都超過4000歐，而在大學畢業生平均起薪25萬的日本，現在“碼農”起薪都有道60萬日元的。

那麼對於歐美髮達國家老百姓來說，原本他不需要特別努力，不需要上學時認真學習計算機程式碼知識什麼的就可以找一個客戶服務的工作又或者回家繼承家裡的麵包店，輕輕鬆鬆過上“955”的中產階級生活；結果客戶服務的工作被轉移到了新興國家，而麵包店則要面臨新移民的激烈競爭，再想“955”，就只有在競爭中被淘汰的，而“碼農”等新的高技能工作又不是說上手就能上手的。

換句話說，歐美的傳統中產階級因為“勞動力極化”現象正在加速消亡，在這一階段歐美髮達國家的傳統中產階級積累了相當多的不滿和抱怨。他們和傳統的底層民眾不一樣，他們更有見識，更有行動力，更有社會影響力，他們相當於歐美社會的陳勝吳廣，他們帶著底層民眾一起進行抗爭。

這就是所謂歐美社會目前頻繁撕裂的真正原因。

我覺得主要是利益分配不均導致的必然結果，黨派之間不是為了老百姓的利益而反對，僅僅是為了反對而反對，造成了很多政策無法順利透過。英國的脫歐，蘇格蘭的分家都是如此，卡達和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等。

美國總統特朗普也是一個不安份的主，宰相肚裡能撐船是大人物的胸懷，他沒有這個優點，事實擺在面前，總統大選輸了，卻還要號召支持者到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來搗亂，純粹是為了個人利益最大化。

現在的局面，讓特朗普下不了臺，眾叛親離，狼狽不堪，大家都在譴責和批評他，幾乎沒有人願意替他說好話，做人做到他這個份上，上天都看不下去了。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這都是他自己種出來的惡果，咎由自取。這件事情發生在美國，說明了黨派的鬥爭很激烈，只考慮自己的利益。

英國的脫歐也是如此，只想要權力和好處，不願意儘自己的義務和承擔責任。敘利亞和非洲的難民大量擁入歐洲，歐盟的腦袋不好使，分配決定，英國第一個跳出來反對，最後還脫歐成功了。

英國內部的蘇格蘭也是如此，不願意待在英國，要分家單過，加入歐盟，亂呀。英國和法國、西班牙、愛爾蘭都有海洋糾紛，這都是不可調和的矛盾，西方國家不是鐵板一塊，是可以見縫插針，從內部瓦解。就像戰國時期，秦國對付六國一樣，遠交近攻。

西方國家的制度，總統和首相都是被企業家和軍火商等精英階層扶上寶座的，他們都是提線木偶，為自己的支持者服務，所以目的不純，無法帶領大家一起致富，造福窮人，幫助非洲等落後國家。

西方國家的制度有缺陷，疫情的蔓延說明了它們應對不利的原因，太自由，政策不能上下聯動，精幹高效的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