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確實是這樣。相比明朝，其它朝代的文官群體所擁有的影響朝政的能力會小一些，思想和言語的獨立性也比較弱勢，當然就更無一能被算作是中國封建時代文官制度的頂峰了。就拿時間距離當代最近的清朝來說，自雍正皇帝開始就設立了密摺制度以及軍機處。四品及以上的官員向皇帝秘密直接進言是被鼓勵的，皇帝可以透過軍機處來直接控制朝政中的重大事項。這實際上就是雍正皇帝在故宮養心殿中所書寫的那副對聯“惟以一人治天下，豈為天下奉一人”所要表達的核心意思。做皇帝要以自己親歷親為的治理天下，而不是僅僅被天下人所奉養。這既表達了雍正皇帝勵精圖治的決心，也表現了其事無鉅細親自掌握的權利慾。因此，朝中不論是協助皇帝處理重大事務的軍機大臣，還是領銜百官的六部尚書，亦或是各省督撫這樣的高階文官都只是作為皇帝的日常工作的助手或者代天子巡狩各地的代表。這些事事完全仰皇帝鼻息的文官群體本身自主性是很弱的。無論是清朝前期的洪承疇、中期的張廷玉、後期的曾國藩或李鴻章皆是如此。皇帝可以讓他們一朝大權在外，也可以立馬讓他們權柄盡失去，成為不受重用的閒棋冷子。

故宮養心殿中雍正皇帝書寫的對聯

在明朝時，雖然立國初期太祖朱元璋透過“胡惟庸”案不僅成功廢除了宰相之位，也的確是藉此狠狠打擊了李善長為首的文官集團，但明朝的文官一直有很強的思想和言語獨立性。無論是嘉靖皇帝時期發生在皇帝與大臣們之間的“大禮議之爭”，還是萬曆初期的內閣首付張居正，再或是崇禎朝時那些不受皇帝牽趕最後導致國家敗亡的東林黨人，很大程度都體現出了明朝文官群體與皇權分庭抗禮的強勢地位。眾所周知的明朝皇帝針對大臣的“廷杖”制度，一方面雖然直接表現了皇帝至高無上、不容侵犯的權力，另一方面也極大地說明了皇權的無可奈何以及文官們對於原則問題的堅持。因此，經常對於文官群體無計可施的皇帝才會在實施外朝內閣票擬製度的同時，制定了內廷宦官(實際就是皇帝在平日裡的貼身秘書處)用印，以確定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度(明朝前期的皇帝比如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都是比較排斥宦官的，教授宦官讀書從而梳理政務是從明宣宗朱瞻基的宣德年間開始的)。有明一朝的大多數時間，只有同時具備內閣票擬的“藍批”和內廷用印的“硃批”才能最終決定國家的重大政策。當然，這樣的制度既幫助皇帝成功制約了文官群體，也無形間助長了內廷宦官們的囂張氣焰，不能不說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舉措。

東林書院

明朝的文官制度確實是發展到了封建時代的頂峰。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後，透過一系列措施打壓文官地位，在胡惟庸謀反一案之後更是徹底廢除了丞相制度，藉此希望可以真正的做到高度集權。但是沒想到後世子孫搞出來了一個內閣制度，使得文官集團可以與皇權相抗爭。

在明朝之前可以看到權臣一般都是掌握了軍隊的武將居多。但是明朝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一個是內閣制度的實行，還有就是朱祁鎮土木堡一役把武將勳貴集團都給坑進去了，導致文官集團極劇膨脹，使得很多時候皇帝都不得不讓步。

而且明朝的文官制度發展與宋朝不同，宋朝是重文抑武，把軍隊的權力交到了文臣的手中，但是明朝文官集團的權力卻不是透過軍隊來得到的，而是透過制度來得到。內閣的權力甚至大到可以封退皇帝的旨意。

來咯，這個問題安思來答。

秦漢以來，文武同朝，不分貴賤。一直到大宋朝，宋朝時期宋太祖趙匡胤被大唐的藩鎮割據，皇權不出京的現象嚇破了膽，費盡心思制定出一套限制武將實力的制度，提出了著名的“趙與士大夫共天下”戰略思想，以文抑武。整個大宋朝的皇帝們高舉太祖的戰略思想，將這一思想發揮到了極致。甚至要求他的後世“文人不可殺”。這將文官的地位抬到了極致。狄青將軍從一配軍打到國防部長的高位，稱得上戰功赫赫，但不入文官眼，甚至受輕蔑。

到了明朝時期，在朱元璋誣陷宰相胡惟庸謀反後，即下令撤銷中書省編制和宰相職位。擢升六部為一級中樞機構，各部首長直接向皇帝負責，皇帝不再設立助手，已經夠專制的政府，此後進入更絕對的專制。明朝的中央集權制度已經發展幾近頂峰，中央的架構對於封建社會來說非常完善，即使皇帝完全不理朝政，政府機構照樣可以運作。所以正德從不上朝，嘉靖，萬曆幾十年不上朝，可是明朝仍然沒有滅亡。換以前的朝代根本就可能。

中國封建時期的歷史上最合理的政治制度就是明朝的文官制度。明王朝的中央政府具有非常良好並且高效的官依體系。而明朝的地方政府主要由三個部分掌管，一是承宣布政使司，最高長管叫做布政使，負責全省的民政稅收。二是刑按察使司，負責一個省的司法，最高長官叫做按察使。三是部指揮使司，負責一個省的防禦和軍事活動，最高長官部指揮使。在這樣的體系中，官員相互牽制，相互監督，甚至包括皇權在內的國家行政權力部不會出現惡性影脹的現象。

從君主集權角度來說，明朝的官僚體系離封建時代頂峰還差了最後一步。

從秦始皇統一六國開始，到公元1912年清帝退位結束，兩千多年來中國封建時代的國家機器和官僚系統一直在處理兩個問題：皇權與相權的衝突問題，以及中央與地方的衝突問題。這裡只簡單講講第一個問題。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自稱始皇帝，在皇帝之下設立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分管行政，監察和軍事，丞相作為百官之首，實際上成為了帝國的職業經理人，經理人如果做大，隨時可以取代老闆。更重要的是，皇帝可以是未成年人，但丞相一定是成年人，這就對皇帝的權力造成了巨大威脅，在隨後的八百年裡，國家機器進入了皇權與相權的反覆拉鋸階段。當皇帝強勢，丞相就被邊緣化，當丞相強勢，皇帝就隨時面臨禪讓的危機。

西漢權臣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

漢武帝為削弱丞相之權設立內朝，以大司馬大將軍為內朝首領，以尚書為內朝骨幹，重大決策只在內朝商議決定，將丞相作為執行者。東漢改革西漢政治制度，取消了丞相，而以三公即大將軍，大司馬，大司徒代行丞相職權，但三公之間並沒有明確分工，有時候大將軍也能干涉行政事務，大司徒也有干涉軍事的時候。因此東漢雖沒有名義上的丞相，卻有實際意義上的丞相，只要三公總攬大政，或者加參錄尚書事，就是實際意義上的丞相。

東晉權臣宋王、相國劉裕

到東漢末期，戰亂不休，曹操出任丞相後為魏代漢打下基礎，東晉權臣桓溫幾乎篡位，南北朝時的權臣劉裕，蕭道成，蕭衍，陳霸先等依靠軍功上位，手握兵權，先後出任相國，他們都成為了前朝皇權的終結者，使得末代皇帝如坐針氈。

隋朝創立五省六曹制，把丞相的具體事權分給了內史，尚書，門下，秘書，內侍五省和吏，度支，禮，兵，都官，工六曹，以三省長官共同承擔丞相職責，從此不設唯一的丞相，而以可以說是皇權相權問題處理道路上的一大變化。

到了唐代，將五省改為中書，尚書，門下三省，為降低丞相的權力和地位，又改為以三省的副長官尚書左右僕射，中書侍郎，門下侍郎分擔實際的丞相職責，因副長官品級不超過三品，以後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或中書門下平章事作為實際丞相的頭銜。

唐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特進衛國公李靖

三省六部制延續時間長達六百多年，到南宋高宗年間，因為戰事頻繁，需要有人總攬軍政事務，又恢復丞相制度，結果南宋一朝及後續的元朝權臣層出不窮，如秦檜，史彌遠，賈似道，伯顏，脫脫等，給皇權造成巨大威脅。

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吸取前朝教訓，以謀反罪殺了丞相胡惟庸之後，乾脆自己當起了丞相，宣佈不再設定丞相之職，改為設立內閣，以內閣大學士作為皇帝的秘書班子，只負責起草詔書，票擬意見，最終由皇帝硃批決定。後來由於內閣大學士品級較低，於是又以大學士加各部尚書頭銜，並加三孤（太師，太傅，太保，明代非常少見）、三少（少師、少傅、少保，比較少見）或太子太師/少師，太子太傅/少傅，太子太保/少保（比較多見）等頭銜，以示尊崇，這樣，除了張居正之外，皇權在與相權的角逐之中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明代權臣太師上柱國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

然而這也導致了畸形惡果，即年少的皇帝利用奏章票擬必須硃批的權力，有意擴大司禮監的職權，藉助宦官勢力與文官集團鬥爭，有明一代，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等權閹大奸層出不窮，對國家的治理造成了十分惡劣的影響。

到了清朝，內閣的權勢進一步削弱。康熙帝於康熙十六年設立南書房，選擇大臣中擅長文學者入值，部分國家大政就在南書房商議決定，這時的中央官僚系統已經逐漸存在擺脫內閣框架的趨勢。

雍正七年，以西北用兵，雍正皇帝恐漏洩機密，始於紫禁城隆宗門內設定軍機房，選內閣中謹密者怡親王胤祥，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戶部尚書蔣廷錫等為軍機大臣入值繕寫，以為處理緊急軍務之用，輔佐皇帝處理政務，皇帝向直接指示各項事件應如何辦理，有時向軍機大臣詢問情況，聽取他們的意見，以作出裁決。軍機大臣根據旨意，草擬文書。上諭形成後，不經過內閣，由軍機處直接發給有關官員。這樣就導致內閣成為了一個象徵性的機構，因而清代也有“大學士兼軍機大臣者方為真宰相”的說法。

清武英殿大學士兼軍機大臣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

軍機處成為中樞權力機構直至清末。清代皇帝成為大權獨攬，至高無上的獨裁者，皇權相權的矛盾得到最徹底的解決，這也造就了清代一大批工作狂皇帝。曾經在軍機處工作的清代大學者趙翼回憶說：

“上（乾隆）每晨起，必以卯刻。…自寢宮出，每過一門，必聞爆竹一聲。餘輩在直舍，遙聞爆竹聲自遠漸近，則知聖駕已至乾清宮。計是時，尚須燃燭寸許，始天明也。餘輩十餘人，閱五六日輪一早班，已覺勞苦，孰知上日日如此。”

“當西陲用兵，有軍報至，（乾隆）雖夜半亦必親覽，趣召軍機大臣，指示機宜，動千百言。餘時撰擬，自起草至作楷進呈，或需一二時，上猶披衣待也。”

乾隆皇帝早年和中年時期對政事的掌控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更不要說以勤政著稱的雍正皇帝。而乾隆皇帝自己也得意地說：

“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來，一切用人聽言大權，從無旁落。即左右親信大臣，亦未能有榮辱人、能生死者”。

因此，軍機處的設立才成為封建時代中央集權與文官系統發展的巔峰。

很多人說到明朝，首先想到皇帝昏庸，太監專權，朝政腐敗，事實上，這其中存在著許多對明朝的誤解和偏見。

首先從國家版圖來說，鼎盛事情的明朝的面積和現在的國家版圖基本吻合的。不過也不能說完全是實際控制的，畢竟封建社會的領土並非固定而更多的體現在勢力範圍。但明朝的奴兒干司都比清朝鼎盛時期康熙的東北大得多，明朝的東北最遠處達到貝加爾湖流域；而且明朝對遼寧及吉林一部分是建立城池實際控制的，否則怎麼從陸路進入北韓抗擊日本侵略北韓。——再一次說明了東北是清朝帶來的是如何的荒謬可笑。

第二、政治上，明朝的中央集權制度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巔峰。明初廢中書省、丞相制，設立內閣制，改行中書省為三司鼎力。設立錦衣衛，分割大都督府為五軍都護府。創立衛所加強軍事統治，編定《大明律》，這些都能體現明初在政治上達到了空前的統治。

第三、軍事上，在外戰方面，同樣屬於各自王朝的後期，顯然明朝對日的戰爭和清朝甲午戰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如果不是文官集團壞事，如果重用熊廷弼和毛文龍等會打仗的人，後金根本沒有機會。在海軍方面明朝曾經建立世界第一海軍，而且都是遠洋航向，所以鄭和能七下西洋。——雖然沒有帶來什麼實際的經濟利益，不過總是在世界海軍歷史方面留下濃濃一筆。

第四、經濟上，雖然比起宋退步了。但明朝對商業的稅收基本上沒有，本來應該進一步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結果由於小冰河時期使得農民量是不夠以及蕃薯和土豆等作物沒有大面積使用再加上後金的戰事使得農民負擔加重導致了明王朝滅亡，中國也失去了一次進入資本主義現代社會的時期。

第五、思想文化和科技方面，雖然開始落後於西方，但明朝積極跟蹤西方發展，西方的技術沒多久就能在明朝出現發展，比如紅衣大炮和火槍技術，還出現了給世界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技術百科全書——天工開物，西方後來的不少東西都是在吃透了天工開物後繼續發展得到的。

最後，從人們的精神文化面貌上，明朝總體來說是積極的，而且願意和西方文化積極交流，至少不會說西方人是膝蓋不能彎曲的怪物。

最後，借前段時間熱播的《人民的名義》對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的高度推崇，作者以大歷史觀為基點，書寫了看似無常的一年，卻生動地刻畫出萬曆年間的重要人物萬曆皇帝、申時行、張居正、海瑞、戚繼光、李贄這些人的命運和政治體制的關係，旨在說明明帝國最終的滅亡是基於體制的僵硬，政治制度充滿道德色彩是阻礙社會進步的重要因素。

但是，仔細想想，我們真的能因此就否定甚至歪曲了明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