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民。朕何罪之有？皆爾等作戰不利導致！來人，將此等刁民斬首示眾，夷滅三族。

敢治天子之罪！大膽！

在封建帝制時期，可以追究皇帝責任的只有天地鬼神和丹書青史。因為歷史不是像我們如今理解的都是勝利者書寫的。因為除了正史之外，從東漢開始就有很多其他的民間材料進入到史書行列，稱為“別史”。這類史書大多為私人著史，皇帝可以干預正史，卻干預不了別史。所以，追究朱祁鎮的不是別人，正是明代數以千萬計的民間文人隨筆和國家的內部檔案。雖然這些東西無法對於朱祁鎮有直接傷害，但是後世任何一個人提及朱祁鎮都無法迴避土木堡戰敗的陰影，這也使得明英宗直接和恥辱聯絡在了一起，再也分解不開了。

朱祁鎮兵敗後，于謙等人擁立朱祁鈺為皇帝，遙尊英宗為太上皇，實際上這是效法安史之亂後，唐肅宗對待唐玄宗的處理方式，按照當時的計劃來說，明英宗安然歸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再次執掌政權更是天方夜譚。所以，雖然沒有明言，但實際上也是將明英宗的法統廢黜，是對於他的一種另類的奪權懲處。

朱祁鎮前後所依仗的不過是孫太后的威權，真正來說能夠追究他的就只有孫太后一個人，可是孫太后顧及情分，一直不忍心追究他，所以朱祁鎮才能有著如此戲劇性的一生。不過，對於國君而言，中興社稷是最高的榮耀，中衰國家是最大的罪行。英宗使得國家陷入了很長一段時間的低迷期，後來的經濟雖然有所發展，但是軍事上的力量始終也無法恢復到永樂及之前的狀態。相信英宗百年之後也無法和祖先交代，追究他的事也只能由歷代大明先祖去進行了。

在古代百姓的眼中，甚至是一般士人的眼中對於皇權、皇帝的尊嚴都是非常看重的。俗話說“主辱臣死”就是這麼個意思，很多偏激的百姓一輩子沒有見過皇帝，沒有享受過皇家任何的福利，在皇帝死的時候還痛哭，在皇帝被殺的時候自殺，這種事在古代都是很常見的。

我們來看看《後漢書》中的一段記載：及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丑，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吊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為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勳密相要結，將以討卓。會嵩亦被徵，勳以眾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為失色。這個是董卓自行廢立之事時受到的攻擊，話是怎麼說的呢？伊尹和霍光立有那麼大的功勞，行廢立之事，人們都因此而寒心。其實這是古人一個永恆的心態，皇帝無論對於錯一般的人都是沒有權力與資格對其追究責任的。能夠追究責任的或許只有天命與悠悠史書。

接下來我們簡單的來說一說土木堡之變的過程。明代大臣李賢對這件事情的記載如下：明日於土木駐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率五萬兵迎之。勇而無謀，冒入鷂兒嶺，胡寇于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遂乘勝至土木。明日巳時，合圍大營，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將午，人馬一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無泉（因為土木堡地勢高）。寇見不行，退圍。速傳令臺營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復圍，四面擊之，竟無一人與鬥，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疊如山。幸而胡人貪得利，不專於殺，二十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兵器盡為胡人所得，滿載而還。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於望外，況乘輿為其所獲，其偶然哉？”這是明朝建立以來損失最大的一仗，御駕親征的朱祁鎮不僅沒有獲勝還大敗，自己也成為了敵人的俘虜，直到數年後才被釋放。即便如此朱祁鎮是否就應該被追責呢。

朱祁鎮是否應該被追責我們可以以前代的事情作為參考。為收付幽雲十六後宋太宗趙光義曾組織過大規模的對遼作戰，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雍熙北伐。北伐初期，戰爭打的非常順利，可戰爭的結果卻是大敗，雍熙北伐宋朝的騎兵損失殆盡，宋太宗也在戰亂中失蹤，後來雖然也回來了，並沒有被遼人所俘，但說起來這次的失敗對宋朝的影響其實並不亞於土木堡失敗對明朝的影響，而且失敗的規模也相差不大。可後來宋太宗依然做皇帝，並沒有被追責。

回過頭我們在來重新看一看朱祁鎮在土木堡之變後的經歷。

朱祁鎮先被瓦剌所俘虜，一年之後他被釋放了，回到了明朝。回到明朝之後的確沒有人在追究他的責任，可我們都知道他剛剛回到明朝就開始了長達七年的南宮軟禁生活。如果說沒有人追責，的確沒有任何官方資料可以證明朝廷要朱祁鎮承擔失敗的責任，朱祁鎮也沒有寫罪己詔來自我追責；但如果說追責，長達七年的軟禁生活其實也就變相的等於是追責了。

作為後世的讀史者，我們來思考一下如果追責朱祁鎮，那麼如何追責他，誰又有資格來追責他。

第一個追責的方式就是朱祁鎮的自我追責，自我追責那就是自己下一份罪己詔。那麼我們來看看罪己詔是在什麼時候下呢？一是君臣錯位，二是天災造成災難，三是政權危難之時。可在我看來這三種情況朱祁鎮應該是都不符合的。如果說君臣錯位那在他回來之前就已經君臣錯位，天災更是不存在，政權危難也已經解決了。以罪己詔的方式來自我追責顯然不符合下罪己詔的環境。

那麼還有什麼追責方式呢？那就只有兩種了。一種是死亡，一種是軟禁。唐玄宗在安史之亂時以退位的方式來表示接受追責。可朱祁鎮都沒有面臨過退位的選擇，回來之前就已經被朱祁鈺所替代。難道讓朱祁鎮死麼？這一點顯然不是追責皇帝的方式，即便是先皇也不能用這種方式追責。那麼就只剩下軟禁了。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朱祁鎮雖然沒有被官方公佈被軟禁，但事實上卻是是被軟禁的。可以說他已經接受了一種變相的追責。只不過沒有被官方追責。

之所以朱祁鎮沒有被官方追責我個人覺得應該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朱祁鎮雖然在土木堡之變中兵敗被俘，但土木堡一戰的失敗原因不能歸結於朱祁鎮，雖然被俘並不光彩，但失敗的原因不是朱祁鎮導致的。

二、朱祁鎮本人並非算昏庸之人，張廷玉曾說過“英宗承仁、宣之業，海內富庶，朝野清晏。大臣如三楊、胡濙、張輔，皆累朝勳舊，受遺輔政，綱紀未弛。獨以王振擅權開釁，遂至乘輿播遷。乃復辟而後，猶追念不巳，抑何其感溺之深也。前後在位二十四年，無甚稗政。至於上恭讓後諡，釋建庶人之系，罷宮妃殉葬，則盛德之事可法後世者矣。”整體上朱祁鎮算是一個仁君，即便他有殺于謙這種過錯，但縱觀其一生還是仁愛為先的。

三、朱祁鎮的失敗被俘，雖然使得京城遭遇了危機，但是很快的化解了，也就是說從短期影響上看，朱祁鎮所帶來的危害並不算大。

整合這三點，我們應該能夠得出一個答案，朱祁鎮還沒有到官方追責的必要。因為這畢竟於皇家臉面有失。

除此之外，當時也不存在能夠追責朱祁鎮的人。

首先我們來看當時的太后孫氏，如果要追責朱祁鎮必須由她來推動。而孫氏本身就沒有足夠大的影響，他沒有外戚勢力輔助，也沒有內部勢力依靠，由他來推動對朱祁鎮的追責先不考慮作為一個母親對兒子的愛，單單從能力與威信上她都不夠資格。

除了他還有誰呢？新皇帝朱祁鈺可以麼？朱祁鈺的皇位是為了應對國家危機臨時所立的，朱祁鎮歸國後沒有歸還皇位已經引起一些不滿，再落井下石的話於情理，於利益都不合適。

或許有第三個人那就是于謙了，畢竟於謙挽救國家於危難之中，對於明朝來說，他就是伊尹、霍光之功，但于謙本人的威望其實也不夠，于謙是在北京保衛戰之後才升為兵部尚書的，在此之前只是兵部左侍郎，從官位到自己所掌握的權柄，他也是不夠資格的。再者說，于謙是忠臣，他也不是權臣，即便他在北京保衛戰中立了不世之功，他也沒有居功自傲，追責先皇這種事於他是想都不會想的。

不是沒人想要追宄明英宗的戰敗責任，而是誰敢去追宄他的責任呢？雖然明英宗是導致土木堡之戰中，明軍慘敗的罪魁禍首，並且還被瓦刺軍俘獲，當了一段時間的戰俘，可說是辱己辱國，丟盡了明朝的國威、Regal！

然而當其回到明朝之後，卻依舊可以挾其舊日的皇帝積威，迫使明代宗不得不奉其為太上皇！而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既有明代宗的優柔寡斷，同時又有當時的明朝朝廷上仍然潛伏著擁護明英宗的勢力！這股勢力因為受到形勢所限，暫時還無法興風作浪，然而卻也對明代宗起到了一定的牽制作用！

況且在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上，不乏有喪權辱國之君，然而他們又有哪一個被本朝清算過？除非另有勢力圖謀廢立之事，才會以此為藉口，將失敗的君主拉下皇位！

但是早在明英宗回國之前，明代宗便已經成了明朝的新君，並且還憑藉著全力支援于謙擊敗瓦刺大軍的領導之功，坐穩了皇帝之位。而失去了政治號召力的明英宗，也已經無法威脅到明代宗的統治地位！

明代宗沒有必要再去追究明英宗的戰敗責任，既然作為領導的當朝皇帝不肯痛打落水狗，那麼朝廷群臣們又有何必要再去落井下石呢？

更何況當初明代宗能夠上位，也是為了填補明英宗留下的政治真空，才會被太后、皇后及太子和群臣接受的，明代宗的“代”字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因此倘若明代宗追究明英宗的戰敗責任，則必將會面對上至太后，下至群臣的質疑！

綜上所述，不是明代宗不去追究明英宗的戰敗責任，而是形勢迫使他不能去追究其責任。而且在此情況下，明朝群臣自然也無法更無力去追究了。

誰能追究皇帝的責任，更何況能夠追究皇帝責任的人要麼死了，要麼不想追究，而等到朱祁鎮復位以後，更不可能自己追究自己。

土木堡之變後，明朝廷一片混亂，當時的當務之急是擁立新帝，全力抵抗瓦剌進攻北京，至於明英宗是死是活，那個時候根本不重要，更別說要追究他的責任了。

景泰帝朱祁鈺在於謙等重臣的擁立下登基繼位了，此時的皇權已經從朱祁鎮手上轉移到了朱祁鈺這一宗了，他們要做的不是追究朱祁鎮的責任，而是如何保衛北京城。大敗瓦剌大軍，確保北京安全後，要做的事情與朱祁鎮完全無關，一切都是為了明朝的復興在努力，至於那個被俘虜的明英宗朱祁鎮，誰都不願意提及，皇帝都巴不得他死在北方草原上。

過了一年多，朱祁鎮又被送了回來，這是個燙手的玩意兒，殺了吧，好歹是以前的皇帝，不殺吧，怎麼安置呢？他好歹還是孫太后的親兒子，實在是有點不好意思下手。

那麼既然明英宗朱祁鎮回來了，是不是可以追究他在土木堡之變失利的責任呢？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首先來說，皇帝的責任要被追究本身就是個很難的事兒，要麼是自己有那麼高的覺悟，下個《罪己詔》什麼的，要麼是比皇帝還要權力大的人在指責他，比如孫太后。

要讓明英宗朱祁鎮自己下罪己詔，顯然不現實，就算他二次登基後，也不認為土木堡之變是他的失利，更不認為太監王振是奸臣，居然還給王振建廟塑身，指望他自己認錯不現實，更不可能追究他的什麼責任。

只有孫太后作為宗室首領，皇帝生母來指責他的失利了，那就更不可能了，最重要的是明朝有非常嚴格的祖制，後宮嚴禁干政，孫太后要對皇帝的土木堡之變進行官方的指責，那麼她就是典型的干政，以祖法不合，更何況她怎麼會對自己的親兒子進行橫加指責。如果她對朱祁鎮有任何的怨言，就不可能在後來的“奪門之變”中支援朱祁鎮復位。

其實，在土木堡之變中讓明朝的政治權力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永樂時期的靖難功勳集團和開國武將功勳集團在土木堡之變中被被消滅殆盡。

真正能夠追究皇帝責任其實就是這群功勳集團，他們不但擁有較高的地位，在朝中有極大的政治勢力，而且與皇室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絡，他們在朝中的巨大影響力足以與皇權抗衡，他們具有動搖皇權的實力，當然要追究皇帝的責任也是非常容易的。

只是土木堡一役，功勳集團被消滅殆盡後，朝中的政治權力形成了真空，文官集團坐大，而文官集團的精英份子需要皇權來幫助他們搶奪朝中的遺留的權力，他們更需要皇帝的支援，就不可能追究皇帝責任。

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內閣學士曹鼐、張益這些死於土木堡之變的功勳集團代表具有很強大的朝中影響力，他們如果活著，是有能力追究明英宗朱祁鎮的責任的。

朱祁鎮被送回來後，景泰帝朱祁鈺雖然沒有明說追究朱祁鎮的責任，但是給予他的待遇並不好，其實也是變相的責罰他，這其實涉及到朱祁鎮與孫太后的母子關係問題，孫太后好歹是當時朱氏皇室的宗室領袖，要責罰朱祁鎮，還是要得到孫太后的首肯。

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在於明英宗朱祁鎮在朝中擁有一批文臣的擁戴，他在被俘期間，朝中總有大臣不斷的上奏景泰帝朱祁鈺迎回朱祁鎮，朱祁鎮能夠順利回來，其實源於這些文臣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