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中國現存第一部編年體的史書。儒家經典之一。以魯國十二公為次序，起於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迄於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所以要把春秋從公元前722年算起。

春秋。是史書，以魯國十二公為次序。起於魯隱公元年，公元722，到魯哀公丨4年，公元481年。所以春秋要從魯隱公元年，公元722年算起！

現代人考證朝代歷史的時間始終，史學資料是很重要的參考。

關於春秋這段歷史，最有力的時間佐證資料就是春秋三傳（《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而三傳中，又以《左傳》馬首是瞻，因為《左傳》的作者左丘明是魯華人，而三傳都是以魯國為核心進行記錄。

左丘明記載春秋是從魯隱公元年開始，也就是公元前722年開始，所以不只是柏楊，很多人都是把這一年定為春秋起始。

這是因為，公元前722年是《春秋》這部書的起始年。

“春秋”有兩個含義，一是指《春秋》這部史書，一是指春秋這一時期。這兩個含義，實際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春秋時期”這一說法來源於《春秋》這部書的名字，《春秋》這部書寫的也是春秋時期的事。而《春秋》是魯國的史書，是從魯隱公元年開始紀錄的，第一句話是：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

魯隱公元年是公元前722年。所以題中說，春秋時期起始於公元前722年，就是這個意思。既然公元前722年來自魯國的《春秋》，那為什麼不選別的國家的史書呢，其他史書的起始年可能就不是公元前722年了。

在春秋時期，各個諸侯國都有本國的史書，而且用的大都是“春秋”這個名字，比如說魯國。當然，也有用別的名字的，晉國的史書就叫作《乘》，楚國的史書叫作《檮杌》。但是，晉國的《乘》，在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時候，給燒掉了。《檮杌》和其他國家的史書，後來也都消失在了歷史的長河中。只有魯國的《春秋》傳了下來。所以，沒有別的可選 ，只能選魯國的《春秋》了。另外，由於《春秋》是孔子寫的，出於名人效應和孔子的影響力，後世也願意用這部書的名字。

孟子是這麼解釋的：“孔子懼，作《春秋》”。當時，弒君事件頻發，“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孔子害怕禮崩樂壞，因此就寫了《春秋》，用春秋筆法和微言大義，來使“亂臣賊子懼”，讓他們不要再破壞周禮。同時，孔子把他的道也寫在了《春秋》裡面，希望後世有明君，來實現他的治國理念。

因為史書記載的都是國家大事，而這些大事，大都發生在春秋兩季。這兩個季節，沒有嚴寒酷暑，適合朝見周王、會盟這樣的長途跋涉。秋天豐收了，地裡也沒有什麼農活了，有糧又有兵，天氣不冷也不熱，正是發動戰爭的好時機，所以有“多事之秋”這一說法。同時，春種和秋收，也是國事中的重中之重。從自然規律方面來說，春和秋，寓意著一個國家的興盛與衰亡。所以，用春秋這個名字是再恰當不過了。

孔子寫春秋，只寫到魯哀公十四年。當時，有人捉到了一隻麒麟。因為當時是亂世，而麒麟是祥瑞的象徵，所以，孔子就說：

“丘，猶麟也！麟之出，因不遇明王而遭害；丘生不逢時，不遇明王，故吾道難行於世，而終至於窮矣！”

所以，孔子就結束了《春秋》的寫作。兩年以後，孔子就死了。

通常說的春秋時期,起始於周平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770年，這一年，周平王把都城東遷到了洛邑。關於春秋結束的時間，教課書上說是公元前476年，因為這一年是《史記》開始記敘“六國時事”的時間。當然，這也是司馬遷的名人效應。而有些人主張用別的時間，比如，《春秋》絕筆那一年、孔子逝世那一年、三家滅智那一年、三家分晉那一年。

著名思想家柏楊先生，把春秋戰國起始時間定在公元前722年。這是柏楊先生根據孔子編纂的、中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巜春秋》所確定的。

孔子編纂的巜春秋》，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共242年曆史。巜春秋》作為中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是中國傳統史學的源頭。

由於它所記歷史事實的起止年代，大體上與一個客觀的歷史發展時期相當，所以歷代史學家便把《春秋》這個書名作為這個歷史時期的名稱。所以柏楊先生也遵循了這一思想，把春秋戰國時期起點時間定在公元前722年。

這個問題我來回答：

公元前 722 年，即東周時代之魯隱公元年，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記事之首年：

一、《春秋》為什麼從這一年開始？

《春秋》記事，一共二百四十二年，但在進入首句“元年春王正月”之前，卻還有一個困惑了人們許久的問題，即《春秋》為什麼要從魯隱公元年開始？

的確，既然是一部編年史的樣式，其起筆和結筆總得有點說法才是——對這個問題只要稍一深究，疑點便立刻出現：如果說《春秋》是一部魯國的編年史，那麼，從魯國第一代國君伯禽算到魯隱公，這中間還有好幾代世系，難道全都抹殺了不成？

1、儒家經典中的解釋

一個合理的解釋是：伯禽始封、魯國建國，那還是西周初期的事，幾百年下來，周幽王烽火戲諸侯，天下大亂，周平王東遷洛邑，標誌著東周的開始，而魯隱公元年和周平王東遷基本在一個時間段上，所以《春秋》大體是以東周的開始來作為自己的開始的。 這是一個相當合情合理的說法，也是一個經典的解釋，晉代“左氏忠臣”杜預 《春秋經傳集解》的序言裡大體就持這一說法。

杜的意見是：周平王是東周的第一任國王，魯隱公是甘心讓位給弟弟的賢君，兩人所處之時代相近，況且魯隱公是周公之後，如果周平王能夠開創中興事業， 魯隱公也能夠光宗耀祖的話，那麼，西周當年的盛況就復興有望了，周文王和周武王也算後繼有人了。

所以《春秋》才特意選擇這個時間作為開端， “採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孔穎達再作闡發，說《春秋》雖然看上去只是魯國的國史，是站在魯國這樣一個諸侯國的立場上記事的，講的似乎也僅是“諸侯之法”，但杜預之所以說它“會成王義”，是因為《春秋》所記之事尊卑盡備，故其雖是根據魯國國史而成書，卻“足以成王者之義也”，因此而“垂法將來”，使後世的天子們可以好好從中學習王者之道。

如果此說屬實，《春秋》便是一部萬世不移的帝王之法，而孔穎達之說 的另外一層意思是：《春秋》是一部以教育意義為重的經書，至少，它的教 育意義遠大於史料意義——用現代語言來說，《春秋》的寫作或編纂屬於所 謂“觀念先行”，這樣一個聖人傳統對中國古代史書編纂的影響極大。當然， 也確實有人把《春秋》當作史書，不過，用大儒的話來說，這只是“後儒淺見”。

從這層意義上說，杜預和孔穎達對始隱問題的解答雖然不一定符合於 史實，但無疑是政治上正確的，這同時也進一步泯滅了《春秋》的史學內 涵而強化了它的經學意義。經學當然是遠遠重於史學的，這個觀念長久以 來都很少受到人們的質疑。那麼，既然杜、孔言之成理，也算成功解決了《春秋》開篇的一個重大疑點。

2、《春秋》起止年限問題學者的議定

但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周平王元年是公元前 770 年，這在魯國正是魯孝公執政的晚期，魯孝公的繼任是魯惠公，魯惠公是魯隱公的父親， 而魯惠公元年卻是周平王三年，魯隱公元年則是周平王四十九年——這也 就是說，在《春秋》開始的時候，東周已經過去了四十八年。

問題由此出現：如果前述杜預的說法成立，那麼《春秋》的開端若放在周平王元年顯然是最合適不過的，這既標誌著東周從此開始，又表示了在編年上是以周天子紀年為本位的，豈不正是“尊王”之意嗎？退一步說，就算一定要以魯國紀年為本，以魯惠公元年為開端顯然要比以魯隱公元年為開端“合理” 得多，似乎也更合乎杜預的那番道理。

《春秋》這個不當不正的開端給後人帶來了不少麻煩。僅從歷史分期 上說，所謂“春秋時代”就是因《春秋》而得名的，從這層意義來講，“春 秋時代”應該就是《春秋》紀年的起訖時間。始年的問題是：一般說周代 分為兩段，前半段是西周，而從周平王東遷洛邑開始算後半段，是為東周； 東周又分為兩段，前半段被稱為“春秋時代”，後半段被稱為“戰國時代”。 那麼，如果嚴格依照《春秋》編年，從周平王元年到魯隱公元年中間的這 四十八年卻沒了著落。

建國以後，學者總述近年對這段歷史的分期之爭說： “新中國成立後，50 年代范文瀾修訂重版的《中國通史簡編》將春秋這段歷史以兩種年代標明，即東周是公元前 770 年至前 403 年，春秋是公元前 722 年至前 481 年。之後，郭沫若的《奴隸制時代》將春秋時代定為公元前 770 年始，以《史記·六國年表》所載周元王元年即前 475 年作為春秋、 戰國時代的分界線。

從此‘春秋史’的時間就定位在公元前 770 年至前 476 年。……70 年代末以來史學界對這一年代定位的下限提出了異議……所以， 我們同意將公元前 770 年至前 453 年作為春秋時代的起訖年代。”這一分期問題就這樣被“議定”出來，從周平王元年到魯隱公元年之間的四十八年就這麼塵埃落定了。但是，最初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 《春秋》到底為什麼要從魯隱公開始？

無論如何，始於隱公元年都像是一個不當不正的開始，但在歷史上的問題是， 以《春秋》之地位，這個問題必然要有一個圓滿答案才對。杜預雖然給出了一個權威而貌似合理的解釋，但深究起來依然難以令人信服。

當代學者曾對杜預的理由一一提出過質疑，大意是：如果說時代相近，但魯隱公的父親魯惠公和周平王的時代更為接近；如果說魯隱公是周公之後，但魯國所有的國君都是周公之後；如果說魯隱公是位讓國之賢君，但他只有讓國之意卻未成讓國之事實，最後還遭人篡殺——此事原本就不足為訓，杜預此論“牽強附會，無待深辨”。杜預的解釋到此就變得站不住腳了，但聖人深意究竟何在，歷代學者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二、歷代《春秋》始於隱公元年的合理解釋

問題只有一個，答案卻有很多。

比較合理，切有代表的有以下幾種：

1、顧炎武的說法

而從魯隱公以後，世道亂了，史官 散了，孔子懼怕歷史記錄會遭中斷，這才開始編修《春秋》。魯國的歷史檔 案從魯惠公之前都還完好，又是出自良史之筆，所以孔子對這段歷史“述 而不作”；而魯隱公以後的歷史記載卻開始亂了，所以孔子才去斟酌編修， 即所謂“作《春秋》”。所以說，《春秋》並不是從魯隱公開始的，而是從魯 國建國的時候就有的，可魯惠公以前的那部分《魯春秋》早已失傳，後人 看到的只是孔子手定的斷自魯隱公以下的那部分而已。

2、清人何焯在《義門讀書記》的說法

《春秋》為什麼不始於惠公而始於隱公？答案很簡單：《春秋》是一部討伐亂臣賊子之書， 而隱公後來正是被亂臣賊子害死的。如果聯絡到隱公對桓公（殺害隱公 的合謀者之一）的好處，給人的感觸自然更深。

3、當代學者王樹民的說法

《春秋》的發端其實是和三桓有關。 孔子時代的魯國正是三桓的勢力甚囂塵上的時候——《論語》裡就沒少這些記載，魯國國君幾乎被架空，而三桓當中又以季孫氏僭越至高權力， 還曾經以天子之禮樂規格“八佾舞於庭”，搞得孔子“是可忍孰不可忍”。

這所謂三桓即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魯莊公、 慶父、叔牙、季友這兄弟四人圍繞繼承權展開一連串的生死惡鬥，後來， 慶父的後人別立宗族，稱為孟孫氏（也作仲孫氏），季友的後人就是季孫氏， 叔牙的後人就是叔孫氏，又因為慶父兄弟都是魯桓公之子，所以孟孫氏、季孫氏、叔孫氏便被合稱為“三桓”。

“三桓”這個名稱的由來是得自於魯桓公的，而這位魯桓公正是魯隱公的弟弟。這兩兄弟也曾因為君位 繼承問題很有過一番糾葛，最後魯桓公暗殺了魯隱公而即位。那麼，很容 易的理解是：孔子如果想說清楚自己所處的時代，說清楚魯國的當代史， 那就怎麼也避不開三桓；而要想說清楚三桓的歷史脈絡，就必須從魯隱公講起。所以，《春秋》才需要從魯隱公開始。

4、“二王並立”學說

《春秋左傳正義》引《竹書紀年》提到太子宜臼（即後來東遷周室的周平王）投奔西申， 被申侯、魯侯及許文公擁立為王，為突出宜臼的正牌太子身份，周王宜臼 被尊為“天王”，與周幽王形成了二王並立的局面，周幽王那邊則立了褒姒所生的伯盤為太子。而在幽王死於戰火之後，虢公翰又立王子餘臣於攜，餘臣與宜臼又形成了新的二王並立之局。

天王宜臼與攜王餘臣各有一批支持者，互相都視己方為正統，視對方為僭越。直到周平王十一年（前 760 年），攜王才被晉文侯所殺，長達十二年之久的“二王並立”局面方告結束，周平王（天王宜臼）的一統局面才在事實上確立下來。

作一下時間上的對比：魯惠公元年是前 768 年，雖然僅在周平王元年 （前 770 年）之後兩年，但這時候的天下仍處在宜臼與餘臣的二王並立時期，而魯隱公元年則在前 722 年，這時已是周平王四十九年，二王並立的局面已然結束，周平王已是無可爭議的天下共主。舊時代徹底落幕了，新舊交替時期的紛擾之局也已經塵埃落定，新時代開始，《春秋》選在這個時間作為起始，自然也是有幾分道理的。

至於孔子編修《春秋》為什麼從隱公元年開始，這個問題，孔子他老人家也沒明確交代，只能是後人基於孔子言論合理的推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