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是漢元帝本身之過！漢元帝對蕭望之的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客觀地說，漢元帝不失為一位多才多藝、品行不錯的好人。但是好人不一定成為好君。作為君主，漢元帝談不上優秀，主要是性格與能力問題。史書說他：“柔仁好儒。”其實，這也並非弱點，一個君主胸懷寬宏柔軟，主張行仁政，偏好重用儒臣，應該是天下人福分。問題是，漢元帝的寬柔，最終表現為優柔寡斷、軟弱可欺，不能駕馭局勢，聽任宦官專權，敗壞綱紀，危害社稷。

如果他堅信蕭望之賢良忠誠，完全可以使蕭免遭小人陷害。可是他缺乏主見，被宦官左右。兩次讓自己的恩師蕭望之下獄，都是聽信小人讒言而草率下詔。第一次是他不知“招致廷尉為下獄”，輕易被宦官忽悠;第二次是在他明知道老師性情剛烈，仍被宦官牽著鼻子走，讓老師再次蒙受下獄羞辱。再者，他已然知曉老師清白無辜，卻沒有懲治逼死老師的幕後推手，只是口頭責問弘恭、石顯等人，使其“免冠謝罪”而已，事後，對他們寵信如故。如此寬仁，實則是非不分，賞罰不明，使得宦官有恃無恐，日後更為放縱。

　　從蕭望之之死，也能看出元帝政治上短視與低能。毫無疑問，元帝若要推行新政有所作為，必須將儒臣作為主要依靠力量。畢竟蕭望之等儒臣，不僅胸懷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而且具有較高的治理能力與道德修養。而宦官只注重自身的權勢與利益，缺乏對天下的擔當與做人的操守。元帝居然讓宦官逼死蕭望之，放逐其他儒臣，無異於自廢武功，自斷臂膀。儘管他後來起用了不少儒臣，但只有依附宦官的儒臣才能保全自己，由是，他們或與宦官沆瀣一氣，或明哲保身;而那些不依附宦官的儒臣，不是被坑害致死，就是被擠出朝廷。所以，綜觀元帝一生，其“好儒”如同葉公好龍，並沒有組建以儒臣為樞紐的領導班底，自身雖然躬行恭儉，卻讓宦官主導朝政，故不能推出一系列善政，更談不上實行善治。

　　皇帝無能，奸臣當道，那麼忠臣自然落不到好下場！這是忠臣的悲哀，自然也是國家人民的悲哀！

宣帝臨終前為太子劉奭安排了三位輔臣，分別是樂陵侯史高，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史高是宣帝祖母的侄孫外戚，蕭望之和周堪是元帝的老師。宣帝死後太子劉奭繼帝位，即漢元帝。以柔仁好儒的喜好的元帝，非常依偎蕭週二位恩師，日益寵信。以史高為主的輔臣受冷落，加上蕭敬之又推薦了兩位在朝的大儒，四位大儒上奏元帝仁政治國，得到元帝的認可，史高眼看著權力落到蕭望之一幫人的手中，非常生氣，便拉攏外戚許家和宦官中書令弘恭射僕石顯，共同對付蕭望人一夥人，外戚和宦官開始和儒臣爭權。

宦官弘恭和射僕石顯一出手便削掉了，蕭望之推薦的兩位大儒的權力，蕭望之上書元帝，中書尚事是國家的中樞不能讓宦官專權，元帝剛繼位不久，不敢調整朝中重臣的職位。這讓弘恭和石顯憎恨蕭望之，有一位郎官叫鄭朋，此人會見風使舵，先是巴結當紅的蕭望之。蕭望之見此人行為不正，便躲遠他。後又投奔外戚許章，便說蕭望之壞話，這時石顯抓住機會，趁蕭望之休假之機。弘恭和石顯讓人參奏蕭的罪行，但元帝把這事讓弘石二位處理，這二人一查，蕭說出外戚專權會危害朝廷，弘石二人便奏元帝說，蕭攻擊大臣，想獨攬大權，建議“謁者召致延尉”。元帝不明“召致延尉”啥意思，便下詔批准，蕭望之稀裡糊塗地下入大獄。

元帝聽說恩師下入大獄，便讓弘石二人放人，弘石二人從中作梗，蕭望之是放出了，確削職成平民了。後來元帝覺的對不住恩師，封恩師為關內侯再啟用為丞相，蕭望之的兒子聽說元帝要啟用父親，便上書為父親入大獄鳴冤，弘石二人又從中上奏蕭望之壞話，讓元帝再一次把蕭望之下入大獄。蕭望之聽說後，哪裡再受一次侮辱，便喝毒酒自殺了，元帝聽說後，知道恩師性格剛烈正直，便流涕大哭悲痛萬分，責怪弘石二人害死恩師。也沒有治弘石二人罪，二人只免冠謝罪而已，以後二人照樣得到元帝寵信。此後，每到蕭望之忌日，元帝派使者去往蕭墓地祠祭。

首先，元帝聽信寵臣弘石二人的讒言，讓恩師下入大獄蒙屈。看出元帝柔弱可欺，又看出元帝耳根軟，沒有主見，這才讓小人抓住時機整治儒臣，開啟了宦官專政的開始。元帝明明知道師傅性格剛烈正直，確縱容聽信弘石二人讒言，讓恩師再一次受辱，導至恩師受不了侮辱而自殺。元帝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也看出元帝性格的缺陷和執政能力。

其次，蕭望之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為元帝之師就沒有講一點法學的知識，甚至元帝“召致延尉”不知道什麼意思，才讓小人鑽了空子。這也是蕭望之的恥辱，從這裡看出儒學並適合當時的大局，只有法儒兩用才能適合當局。

總之，元帝逼死蕭望之不光是性格上的缺陷，也是優柔寡斷軟弱無主見之人。做為師傅不可能不知道學生的弱點，然而，師傅確知道學生的弱點時，不加以改正，反而用更愚蠢的儒學去教育他，不用法學增補學生的不足，這是蕭望之教育最大的失誤。不過，弘石二人用“其人之術，還其人之道”的手段，打擊大儒蕭望之也算是對他一個最大的恥辱。

朋友們別搶，這個問題我來答:

要說責任，雙方都有。一個巴掌拍不響。

先說漢元帝的責任:有個不爭的事實是，人還是那個人，宣帝時活的好好的，皇上嚥氣時還任命為輔政大臣。而元帝掌權後，蕭望之卻一命嗚呼。

當年宣帝曾說:將來漢室落在太子手中，天下危矣。為何？宣帝發現太子過於仁慈軟弱。缺少威的部分。天下要的是恩威並施，不單單是寬大包容。只有剛柔並濟，才能左右平衡，朝臣相互制約。不單這樣，他還是亳無主見之人。當時宦官石顯，弘恭等人彈劾蕭望之時。身為君王的他，對於如何處置發落，人云亦云，沒有自個的主張。一步步陷入了他們的圈套，反被小人利用。這些人可謂是借刀殺人啊！

在明知恩師剛直重氣節，還把他下了大獄。難免讓人猜想，是故意的還是？在駕馭群臣方面，可以說是個門外漢。跟他老子比，差的有些遠。

再說蕭望之自身原因:自視清高，自命不凡，過於剛直。第一次入朝，就與霍光抬槓，結果被晾在家裡。才學固然是有，不懂的為官之道，處世之方。以為憑著自己的才氣就可指點江山，評頭論足。

宣帝期間，不止一次的惹怒皇上，也多次得罪同僚。幸運的是，碰上個懂他的君王。明白他的報國之心，也清楚他那直來直去的性格。

有丞相之才，確無丞相之命。做事過於激進，不懂的迂迴。

曾經宣帝把他調往地方任太守，本意是想增加他的工作經驗，書寫他的工作履歷。可他卻老大不樂意，甚至在家裝病。丟不下架子，臉面看的又重。吃虧也是必然的。

說到底，都是自身的性格導致，受不了委屈，看不得冷眼。光有一顆做事的心，卻無與人處世的法。必然招人忌恨，惱怒！

蕭望之之死是一個標誌性事件，它標誌著西漢從此由盛轉衰。

作為帝師，蕭望之非常正直，宦官石顯弄權，群臣敢怒不敢言，唯有蕭望之當堂呵斥，以至於石顯等人對其恨之入骨。

石顯擔任中書令的職務，蕭望之便上書漢元帝，認為中書令關係到整個朝堂的政局穩定，怎麼能任用石顯這等小人呢？

但石顯作為漢元帝的寵臣，自然是沒有受到任何影響，到蕭望之的做法卻讓其他官員和親屬捏了一把汗，認為他是自尋死路。

但蕭望之卻說，皇帝信任我，何況我的每句話都是事實，怎麼會怪罪我呢？何況我為大漢江山著想，問心無愧，這些個小人怎麼會撼動我呢？

宦官石顯果然被蕭望之惹惱了，他挖空心思陷害蕭望之，攻擊他與周堪、劉更生等人結黨營私，漢元帝當然不相信正直的老師會做這種事。

但石顯玩了個文字遊戲，說可以讓廷尉查一查，漢元帝居然答應了，這一答應不要緊，石顯拿著雞毛當令箭，把蕭望之關進了大牢。

漢元帝得知此事，趕緊讓廷尉放了人，但極為好面子的他將錯就錯，罷免了蕭望之的職務。

這時家人勸他說，和小人鬥狠，丟官了吧？以後不要再這樣做了，否則命都要丟。蕭望之卻說，皇帝只是一時失察，小人一時得逞，小人惑亂朝政，我不能不管。

果然不多久，漢元帝后悔了對老師的罷免，不但恢復了他的官職，還封了關內侯，這下把石顯等人氣壞了。而且皇帝還有心讓蕭望之做丞相，如果一旦成行，那石顯等人的地位就不保了。

恰巧在蕭望之被罷免的期間，他的兒子蕭伋曾上書申冤，於是石顯的狗頭軍師就建議他抓住這個把柄，誣陷蕭望之慫恿兒子對抗朝廷，甚至惡語中傷，於是石顯上書皇帝，說蕭望之以帝師自居，有點過於傲慢，要不要再讓他進大牢裡反省反省？

滾蛋漢元帝居然批准了！

石顯拿著雞毛當令箭，有多大陣仗用多大陣仗，把蕭府圍的水洩不通，就是想讓蕭望之和世人都認為，這次的事情鬧大了。

這次蕭望之沒有了上次的淡定，他對漢元帝出爾反爾非常失望，自己已年過六旬，而且已經官居高位，已經受不住這一而再再而三的侮辱了。

於是蕭望之在悲憤中飲下毒酒而死。

其實很多人說，蕭望之的死開啟了西漢的滅亡序幕，從此便開始了宦官和外戚的輪番專權時代，但我認為，皇帝昏聵如此，大漢的敗勢又豈是一個蕭望之能扭轉的？

最直接的責任人當然是石顯、弘恭的陰謀詭計，以及漢元帝的糊塗。但是從根子上講，蕭望之之死，是儒家與法家的思想陣地搶奪戰，是權力鬥爭的結果，也是自漢武帝崇儒政策以來，法家對新興的儒家思想，最後一次反擊戰。

漢宣帝駕崩前，為太子劉奭留下了一個三人的輔政團隊，他們是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光祿勳前將軍蕭望之，和光祿大夫周堪。其中，史高是漢宣帝的表叔，外戚；蕭望之和周堪都是漢元帝的老師。

在三人輔政團隊以外，其實還有一個重要的勢力——中書令弘恭和尚書僕射石顯。弘恭和石顯都是太監，漢宣帝的秘書長，朝政事宜的幕後重要參與人。

這五個人分成了明顯的兩派，史高與弘恭石顯走得近，蕭望之與周堪為了對付史高，提拔宗室子弟劉向為給事中，金敞（金日磾侄孫）為侍中，進入內朝官，參與朝政決策。

史高石顯等人主張依照舊典章制度行事，蕭望之等人主張改變政事，摒棄太監。兩派鬥爭愈演愈烈，蕭望之不斷推薦名儒出任諫官，抨擊史高一派。蕭望之錯用了一個人，給他帶來滅頂之災。

此人叫鄭朋，是個卑鄙的儒生，他本是一名普通的待詔，為了投靠蕭望之，給朝廷上了一份為蕭望之歌功頌德的奏章。靠這一份奏章，鄭朋迅速成為蕭望之的心腹和爪牙。為了奉迎蕭望之，鄭朋常常在奏疏中抨擊史高、許章（許平君的侄子）的過失。

鄭朋上躥下跳，慢慢地讓蕭望之看清了他的嘴臉。蕭望之這麼個名儒，身邊出現個道德敗壞的人，早晚受累，於是蕭望之乾脆疏遠了鄭朋。鄭朋大失所望，忙得一身汗，一文賞錢也沒撈著，心有不甘的他立馬調轉船頭，一頭扎進史高許章的懷抱。

鄭朋對許章說：“以前那麼說都是周堪他們讓我這麼說的，我一外地人，哪知道這麼多事！我可以彈劾蕭望之五條過失，一樁大罪！”

石顯弘恭知道後，決定拿這事做文章，他們乘蕭望之休假，讓鄭朋勾連另外兩名“一丘之貉”，提交上了彈劾書。

在古代，彈劾是件大事，如果只是一般的奏疏抨擊，甚至當場爭吵都不算大事，一旦被彈劾，就要進入司法程式。比如宋朝，宰相受到彈劾必須立刻辭職。

鄭朋的彈劾書提交後，弘恭石顯給漢元帝喝了一碗迷魂湯：蕭望之私結黨羽，誣陷大臣，離間皇親，應該“詔至廷尉”。“詔至廷尉”古代意思就是由廷尉正式逮捕審訊，如果對方是三公高官，還有一條不成文的潛規則，被詔之人要自殺。

漢元帝糊塗，白當了二十年太子，根本不知道“詔至廷尉”就是逮捕，以為就是讓廷尉問話核實，就同意了弘恭石顯的建議。蕭望之連分辯的機會都沒有，就直接下獄了。

過了段時間，漢元帝問周堪，蕭望之哪去了，才知道真相，氣得大罵弘恭石顯。弘恭石顯一邊承認錯誤，一邊繼續給漢元帝喝下第二碗迷魂湯：事已如此，也不能一點說法沒有就釋放蕭望之，別人會認為是皇帝錯了，建議以赦免的方式，讓蕭望之出獄。

雖然都是出獄，赦免的意思是蕭望之有罪，不予追究而已。漢元帝為了自己的面子，稀裡糊塗讓蕭望之頂著犯罪分子的帽子，被免官出獄。

又過了段時間，漢元帝準備重新啟用蕭望之，賜他關內侯，加給事中，並打算讓他出任丞相。就這這個關鍵時候，蕭望之的兒子蕭伋插了一槓子，把蕭望之推向危險的境地。

蕭伋很不知趣地上了一道奏摺，要求給父親平反以前的罪責。本來蕭望之已經被起復，等於皇帝變相承認了錯誤，蕭伋這麼做忘了一個基本事實，蕭望之下獄雖然是弘恭石顯蠱惑，但是決定還是皇帝做的，你這麼做不等於逼皇帝對以前的事做檢討嗎？

蕭伋的上疏，讓弘恭石顯又抓到了反擊的機會，他們乘漢元帝心中不爽之機，對他說：“前次蕭望之犯罪事實很清楚，沒有受到應有處罰，這會兒他不悔過，又指使兒子翻案，委過天子，有失大臣體統，應該抓起來教訓一下。”

漢元帝不忍，說：“老師性格剛烈，萬一不從自殺了怎麼辦？”

弘恭石顯又給他喝下第三碗迷魂湯：“人性命最寶貴，哪那麼容易自殺，教訓他一下，過段時間你再釋放他就是了。”漢元帝同意了。

當廷尉再次來抓捕蕭望之時，蕭望之仰天長嘆，服毒自殺。

從蕭望之之死的過程來看，以下幾個人顯然要對此負責：

1、弘恭石顯：

這倆人是蕭望之之死的最直接責任人，劊子手。正是他們的蠱惑和推動，才讓漢元帝一次次上當，讓蕭望之冤死。

2、漢元帝

漢元帝此人品行學識都不錯，對蕭望之的個人感情也很深，蕭望之冤死後他連續哭了幾天，以後每年都要祭奠蕭望之，終生如此。

但漢元帝又是個糊塗蟲，不明事理，容易被矇騙，處理實際政務的能力又不足。第一次上當後，就應該對事件做出個明確結論，蕭望之到底有沒有罪？弘恭石顯欺騙君主，又該如何處罰？什麼也沒做，為第二次上當受騙埋下伏筆。

3、蕭伋

在最不該出手的時機出手，蕭伋坑爹！

4、蕭望之

蕭望之自己也有責任，首先事件的起因就是他自己惹起，為了達到扳倒史高的目的，不加分辯啟用小人，結果被人家反咬一口，用人不明，目的不純！

其次，蕭伋上疏很可能是蕭望之唆使，這麼大的事件，蕭伋不得到父親同意，絕不敢擅自行動。這就說明，蕭望之其實也就是個腐儒，辦事能力低劣得很。

5、史高、許章

史高、許章雖然沒有直接出手，但蕭望之之死，他倆不可能一點作為也沒有，幾乎可以認定，史高才是蕭望之之死的幕後黑手。

以上分析，僅僅是針對事件本身，似乎是私人恩怨使然，其實不是。當我們瞭解蕭望之之死的歷史背景，就會發現，暗藏在蕭望之與史高弘恭恩怨背後的，其實是一場政治路線的鬥爭，是一場儒家與法家，誰執政執牛耳的權力鬥爭。

蕭望之、周堪，以及劉向、金敞，甚至包括鄭朋，他們身上都有一個標籤：儒生。史高、弘恭、石顯，他們也有一個共同的標籤：法家。

他們什麼時候形成兩派的呢？早在漢宣帝時期就已經形成了！漢宣帝的治國理念很清晰：以法家思想為核心，王霸雜用。你看漢宣帝一朝的名臣，就很清晰地展現了他的這個思想。邴吉、張安世、杜延年、趙廣漢、張敞、韓延壽、尹翁歸等等，都是法家治國的好手。

而與之對應的是，漢宣帝對儒家思想和儒生，是不大看得上眼的。比如蕭望之，雖然全社會推崇，但是一直不被重用。再比如匡衡，驚動全國的文化明星，比易中天都牛，漢宣帝就是不用。

太子劉奭曾經勸漢宣帝“以儒治國”，被漢宣帝痛責“亂我漢家天下者太子也”，並一度準備廢掉太子。

不過，面對儒家崛起的大趨勢，漢宣帝也犯了兩個錯誤：一是讓太子劉奭從小浸淫在儒生中間，變成了從頭儒到腳，從裡儒到外的儒家好學生；二是讓蕭望之出任輔政大臣，沒有強力打壓儒生勢力。

按漢宣帝的理念，治國的核心思想必須是法家，這就是他重用史高、弘恭、石顯的原因。不要認為弘恭石顯是太監，立刻想到宦官亂政，漢宣帝不傻，這倆人雖是宦官，但是確實是法家思想治國的能手。

矛盾就出現在漢元帝登基後，蕭望之看到了儒家打翻身仗的機會。史高等人堅持按舊典章辦事，其實就是要堅持漢宣帝時期的法家路線。而蕭望之企圖改制，以儒家典章代替法家。

怎麼代替？自然是以儒生代替外戚和宦官，說白一點就是讓史高、弘恭、石顯都下課！這就是兩派走向水火不容的原因，你想閹割人家政治生命，人家就只好直接要你命！

筆者對西漢末年所謂的“新儒學”，基本持鄙視的態度，認為這是儒學走進岔道的一段黑暗歷史。西漢滅亡，跟“新儒學”的興起滅不可分，極端一點說，就是“新儒學”將西漢推向了滅亡。

“新儒學”思想帶來的最嚴重問題就是價值觀的扭曲，並培養了一批道德低下，能力低劣，以學術為門檻的利益集團，將社會帶向萬劫不復。

從漢宣帝之後，“新儒學”的妖孽橫行朝野，蕭望之之死，其實是法家對“新儒家”的最後一次反擊。此後，大漢帝國伴隨著新儒學的興起，向深淵一路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