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2月 ，周作人在《新青年》發表《人的文學》一文，提出新文學必須以人道主義為本，觀察研究，分析社會“人生諸問題”。

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學”的主張，反映了他的人道主義文學觀和他的社會理想，他想透過文學把人的發展同國家的發展結合起來。主要是社會底層人們的“非人的生活”。作家要以嚴肅的 ，而非“遊戲”的態度 ，去描寫“非人的生活”，為人們展示理想的生活，促進健全發展，要求文學中能夠寫出人性，文學內容的革新變得重要起來，毫無疑問，中國長久的禮教的束縛下，文學內容多是陳腐的，也是這些禮教的再現，缺乏人性的，因此，內容的革新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革新。

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學”，是以人道主義為本的“為人生的文學”，其實質是人性的，為文學研究會“為人生”的文學界提供了理論基礎。

評價一個人，中國有句古話："知人論世”。即把評價一個人必須要和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聯絡起來，可以理解為“論世以知人”。

周作人所處的歷史時代是“五四”時期。眾所周知，“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興起。它所舉的兩面旗幟是民主和科學。當時，各種社會思潮風起雲湧。在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理論倡導下，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學”，主張“用人道主義為本，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學”，要排斥、反對“非人的文學”。周作人在《平民的文學》中，提出了“為人生的文學”口號，後來被“文學研學會”作家所採用。

作為魯迅胞弟的周作人，在他一生的早期，追隨兄長魯迅，還是比較進步積極的。不要因為後期當了漢奸而全面否定他，這樣也不符合歷史事實，也對他不公平。

縱觀周作人一生，論者認為周作人身兼“叛逆”和“隱士”雙重人格。他不像魯迅那樣金剛怒目，大義凜然。魯迅說：“真的勇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周作人則相反，生性懦弱，懼內，就因為懼內而聽信日本老婆的挑唆和魯迅分道揚鑣了，就像他的文章一樣，平淡沖和。他的歸宿令人唏噓，所謂性格決定命運，的確不假。

事實上，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學”觀發軔於晚清時期的維新變法運動。

維新派將文學當作思想啟蒙的武器，希望以此啟迪民智，促使民眾覺醒，於是他們積極開展了文學改良運動，倡導“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戲劇改良”和文體革新，提出了一系列解放思想，變貴族化“舊文體”為大眾化“新文體”的文學改良主張。

這次文學改良運動以“小說界革命”為先導，初步消解了封建文化對人的禁錮和奴役，逐步建立起面向現實，深人民眾，催促社會發展，具有“人學”色彩的文學觀念。

其中的代表人物黃遵憲就提倡文學自由的思想，他在《雜感》詩中說：“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梁啟超也主張寫“平易暢達”的新體散文，尊重文學創作的思想自由和情感自由；梁啟超還把推行“俗文學”看作文學改良的關鍵，這使文學越來越趨向現實生活和民眾階層。

到了“五四”時代，中國開始了歷史性大變革，新世紀的思想啟蒙和思想解放運動在華夏大地蓬勃興起。

蘊涵著“科學”與“民主”精神的新文學，否定傳統的立場態度，向扼殺人性，禁錮人們思想的封建主義舊文學宣戰。

周作人在“五四”初期發現封建舊文學最大的危害是缺乏“人道”，無視“人”的存在。他在1918年底發表的《人的文學》這篇著名文章中，鮮明地提出新文學的核心問題，是要寫“人的文學”，要立足於“人間本位主義”，“講人道，做人類”，以此描繪社會“人生諸問題”。

1919年初，他又在《每週評論》第5期上發表了《平民文學》一文，文學革新思想更為銳利，該文深化了“人的文學”的內涵和意義，提出用通俗的白話語體描寫廣大民眾生活的真實情狀，忠實反映“世間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的“平民文學”，才是“人道主義”的文學，才是真正的“人的文學”。

封建舊文學最大的弊病是人的異化以及主體性的喪失，作者的心靈被封建思想意識牢牢禁錮，病態心理的作者敘寫著病態的社會。

而“五四”時期作家的自由意志和個性精神閃耀著熠熠光彩，人的生命存在及其價值意義得到充分肯定。

可以說，“人”的發現開闢了文學新時代，以主體表現為特徵的“人的文學”領域，全方位地展現著人的價值存在和美的豐富內涵。“五四”文學由人性的“全面復歸”發展為“全面的人”的形成，並走向了文學主體性。

總體而言，周作人的“人的文學”藝術觀的主體內涵主要表現為如下3個方面：

01 寫“真人”

作家主體性的自覺以及作品中人物主體地位的確立，都使得“五四”文學能夠突破封建思想的禁錮真實地描寫社會人生，自主地塑造有血有肉，有個性，有靈性的“真人”。

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一文中將新文學的本質界定為重新發現人，認為新文學家的使命就是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嚴肅認真地對待“人生諸問題”，真實地描寫底層人們“非人的生活”。

既周作人之後，魯迅堅持要打破“瞞和騙”的文藝，他的作品處處表現出最為真誠和嚴肅的寫“真人”的創作傾向。

文學研究會（新文學運動中成立最早、影響和貢獻最大的文學社團之一，由周作人、鄭振鐸、沈雁冰、郭紹虞、朱希祖、瞿世英、蔣百里、孫伏園、耿濟之、王統照、葉紹鈞、許地山等十二人發起，其宗旨是“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則忠實地描繪社會真相和人生百態，熱切關注現實生活中人的真實命運。

02 寫“真性靈”

獲得思想解放的“五四”作家，自由地抒發內心情感，表達內在真實的心靈世界和精神追求，這種“真性靈”的存在不僅體現在作品中人物生命現象的真實、鮮明和生動，更體現在作家主體對生命現象及其意蘊自主性地把握和審美創造。

魯迅和文學研究會作家的創作將深摯的主觀感悟與嚴肅的理性批判相融合，描繪了意蘊深邃的人生現象和具有鮮明靈性的人物，作品中顯現著作家主體豐富而真切的心靈躍動、精神張揚以及審美價值的取向。

“五四”文壇最為真切而充分地寫“真性靈”的是創造社作家，他們宣稱要本著“內心的要求”，憑藉“直覺”與“靈感”，盡興抒發對現實的反抗情緒，暢快淋漓地表達內心的矛盾，充分展示對藝術美的追求，他們是以自覺意識的情感傾訴，率真而深切地暴露著主體的心靈世界和精神特性。

03 充分發揮主體創造性的文體大解放

思想自由、個性解放是“五四”的時代精神，在文學方面，便有了主體創造性的充分發揮，以及各種文體的不斷創新與發展。“五四”文學實現了語體化或散文化，這是邁向文體大解放的關鍵一步。

“五四”文壇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開放大視野，全面拓展了整個社會的審美心理空間和審美表現領域，一切舊有的模式、框框、格局統統被排除，代之而起的是全新的思維、全新的視角、全新的藝術追求，風格獨特的作家和作品相繼出現，新思潮、新流派、新的文體樣式如同雨後春筍一般竟相破土生長。

比如，魯迅的小說一篇有一篇的樣式，而且篇篇藝術精湛，富有開拓性。同樣是“為人生”的現實主義創作，葉聖陶以冷靜客觀的態度諦視人生，他的作品採用平靜的敘述和冷靜批判的方法。

冰心側重梳理人物內心感情變化的脈絡，文字清新、細膩、溫婉。同樣是自我寫真的抒情作品。

再如，郁達夫只是想赤裸裸地袒露心境，以把他內心的者悶傳達給人們，他不追求情節結構的周密，而是以直抒胸臆、心理剖析的方式，形成抒情主人公情緒的流動和心理的變化，以此表達了作家的思想感情和審美態度，也自然形成了作品的情節結構。

郭沫若更多浪漫氣質，他的“自敘傳”小說追求幻美的詩情和人生境界，表現純真人性的光彩，情節結構則較為鬆散。

總之，周作人的 “人的文學”觀開闢了文學描寫人，表現社會人生的廣闊空間，它不僅實現了人性的復歸，而且，還充分展現人的現實性，強烈關注廣大底層民眾的生存狀況和生命價值。

當時“人的文學”的意義內涵便潛在於不同形態和樣式的文學作品之中，這些文學作品被稱作是白話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人的文學、“為人生”的文學等等。

五四運動時期，周作人發表《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提出“人的文學”的口號，提倡“平民文學”，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強調文學的啟蒙作用。在《人的文學》中，其核心思想為人道主義，而這裡的人道主義更多的則是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從這種人道主義出發,提出了建立人的理想生活，重視文學表現人道主義的重要性；表述了對人的個體自由最充分的尊重，並將文學界定在最具人性和個人性的命題上。

“五四”新文學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產物，周作人的文學觀的核心是人道主義，而其兩冀分別是個性主義和博愛主義，他以西方的人道主義為新文學的哲學基礎，把個性的人道主義與博愛的人道主義二者結合為一體，形成個性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但在綜合的過程中，個性主義的成分更為濃重。周作人之所以把利人利己結合起來，是因為他認為在中國根本缺乏的是“人”的存在，愛人者和被愛者都沒有自覺，因此即使主張仁、義、禮、智、信，也絕不可能在中國真正實現。因此他選擇西方的人道主義作為中國新文學哲學基礎，最終仍是為了滿足反封建的思想要求。周作人的《人的文學》名義上是談文學，實際上充滿了有關人的歷史哲學思辨色彩，在中國哲學史上首次確立了“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的概念，在文學史和思想史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如果我們以隔了一個世紀的文學觀去觀周作人20世紀初提出的“人的文學”觀，也許會覺得他所揭示和闡釋的只不過是現代文學所應具備的基本品質。但在當時那樣一個有著從來不把人當作人的幾千年封建傳統的古老國度，“人的文學”無疑是一盞明燈，為剛剛從黑暗中醒來不久的中國文學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儘管步履蹣跚，每邁出一步都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但卻始終向世界文學的行列邁進，使中國新文學首次具有了與世界文學相近的基本觀念。毫無疑問，這是周作人對中國新文學最大的貢獻之一，“五四”時期也是周作人風雨波折的一生中最富光彩和生命力的一段光輝歲月。

一、“人的文學”的提出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文學革命先鋒胡適、陳獨秀紛紛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文學革命論》等文章向舊文學宣戰，倡導新文學。新文學新在何處？胡適在文中闡述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理論之時強調：“我們的中心理論只有兩個：一個是我們要建立一種活的文學，一個是我們要建立一種人的文學。”[1]至此，“活的文學”成為了新文學運動追求的重要形式，而“人的文學”成為了其探求的重要內容。

胡適所提出的人的文學觀實質上是指在文學內容的革新上要關注真正的人，寫“人的文學”。而他所推崇的周作人那篇在當時關於改革文學內容最重要的宣言——《人的文學》，也很好地印證了這一觀點。而實際上，周作人在人的發現、人的價值和對人生的各種思考等關於“人的文學”的思考上，還創作了一系列作品。

周作人在一九一八年發表的《人的文學》這篇文章，提出他的“人的文學”觀，隨後又相繼發表《平民文學》、《新文學的要求》等文章闡釋他的這一觀點。另外，他還在描述日本新村所見的“人的生活”之時來對其進行深化。這一系列的創作足以說明：周作人對於“人的文學”的思考絕不是一時興起或終止於某一時刻的“思想啟蒙”。他從概念的提出、修正到這條道路的實施、乃至最後態度的改變，一直在為實現“人的生活”啟蒙，為“人的文學”而不斷的提升自己的思想、影響他人。

二、周作人“人的文學”觀

究竟什麼是“人的文學”？周作人對這一概念的解釋即可見出他的見地、識力。“我們現在應該提倡的新文學，簡單的說一句是‘人的文學’，應該排斥的，便是非人的文學”。[2]周作人在他的《人的文學》一文中提出了這一重要概念，並指出“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於人生的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3]

要理解“人的文學”，周作人認為還得在這幾方面進行探索：

首先是人的文學中對“人”的解釋。他認為這其中有兩個要點：一是人具有和其他動物並無不同的生活本能，且應該得到滿足。在這點上，他發見了自中國古代以來的封建社會中壓抑人性本能的傳統，並企圖透過文學喚醒長久以來被壓抑的華人二是人應該有內面的生活，使靈魂達到高上平和的境地。由此衍生出來的人的理想生活必須是靈肉一致的生活，即在物質和道德上都能得到滿足和發展的生活。關於“人”的概念的提出與思考，周作人打破了幾千年以來封建社會的畸形觀念，使人們開始革新已有的傳統認識。

其次是人道主義的提出，這主要體現在改良人類關係的問題上。周作人所追求的人道主義是一種做到利己又利他的理想生活。“我所說的人道主義，並非世間所謂‘悲天憫人’或‘博施濟眾’的慈善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4]這一點他要表明的是人要在學會愛自己的基礎上去愛別人。這種主張打破了“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等集體主義觀念，使得人從各種束縛中解放出來。

第三點則是“人的文學”與“非人的文學”的區別，“人的文學”是寫人的生活，而非人的文學寫的則是非人的生活。周作人舉例提到，從儒教道教出來的文章，幾乎都不合格。因為他們提倡的一種非人的道德，在表面上維持風教，實際上則是壓抑人的生活本能。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最大的“新”，在於推翻封建制度，將人從舊的體制中解放出來，促進人的覺醒。周作人在對“人”的思考、“人的文學”的創作中進行了最大膽的革新。

三、從“人的文學”到“人的生活”

周作人所孜孜不倦地追求的“人的文學”觀，是透過他的創作實踐來實現的。仔細分析周作人的文章，便能看出他對“人的文學”不竭的思索和追求，並希望透過“人的文學”，喚醒人們走上正當的生活，最終實現“人的生活”。而透過創作中對“人的文學”觀的把握，能夠窺見出其對“人的生活”的實現路徑的思考。

一是日本新村所實行的制度和方式有助於實現“人的生活”。在他一九一九年創作的《訪日本新村記》、一九二零年創作的《新文學的要求》和《新村的理想與實際》三篇文章中，周作人相繼且堅定地表露了他的期望。他在日本新村體驗時，覺得第一次感受到了“人的生活”。“回到城中在草地上同吃了麥飯，回到寓所，雖然很睏倦，但精神卻極愉快，覺得三十餘年來未曾經過充實的生活，只有半日才算能超越世間善惡，略識‘人的生活’的幸福。”[5]在日本新村，周作人感受到人人各盡其能，各取所需、苦樂共存，更堅定了他對“人的文學”的理想，他渴望在中國社會也能實現這樣的生活。在《新村的理想與實際》一文中，周作人更是將人的理想生活以具體細微的文字描述出來，且再次提出了和《人的文學》中相呼應的個人本位主義：“愈是徹底的知道愛自己，愈是真切的能夠愛他人裡的自己”[6]。可以看出，在這一時期周作人對個人、人類之間的關係等問題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關注和研究，且的最好方法。

二是透過“平民的貴族化”、“凡人的超人化”塑造真正的人，這一點是周作人從平民和貴族這個角度來分析人的文學、人的生活的核心所在。在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曾在他的《文學革命論》一文中提出平民文學和貴族文學，並指出要倡導平民文學。而周作人創作的《平民文學》、《貴族的與平民的》等文章則是他對“人的文學”觀的延伸。他認為平民文學與貴族文學有兩點重要區別，“第一，平民文學應以普通的文體，記普遍的思想與事實；第二，平民文學應以真摯的文體，記真摯的思想與事實。”[7]這裡的普遍和真摯是站在普通的人、正常的人角度來思考，他認為只要是“人的文學”，就應該是普遍和真摯的。在一九二二年，周作人發表了《貴族的與平民的》一文，更改了之前以普遍和真摯的標準去區分平民與貴族的觀念，“平民的精神可以說是淑本好耳所說的求生意志，貴族的精神便是尼采所說的求勝意志了。”[8]而在這裡，周作人曾說：“我想文藝當以平民的精神為基調，再加以貴族的洗禮，這才能夠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學。”在這裡，周作人認為“人的文學”最好能夠做到平民的貴族化、凡人的超人化。

無論是從人的生活本能、道德需求還是從“人的生活”的實現以及平民的貴族化來闡述“人的文學”，周作人都始終在透過文字將他從生活、遊歷等所獲得的感悟化為思想武器，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特別是人的覺醒和解放做努力。但後來周作人很快對他提出的“人的文學”的口號產生了質疑。“他開始反省這口號中包含的功利主義。”[9]，他認為文學不必是為了什麼，只是用藝術的方法表現自己的情思就可以了。

四、周作人“人的文學”觀啟示

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學”觀在五四時期對人的發現和覺醒具有啟蒙價值和重要意義，它作為一種觀點、思潮影響著眾多知識分子和普通讀者。在今天看來，從現代知識分子的角度來看，它依然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首先，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學”觀不崇拜任何形式，打破了以往觀念的束縛，創造出真正的屬於人的文學，這點無疑對於知識分子的思考具有很好的啟迪作用。周作人出生於1885年，從小受著傳統私塾的教育，但他能在新文化運動早期，打破腦海中所受的傳統教育的格局，真正做到關心婦女兒童、關心“人的生活”，並且在當時極早地提出了“人的文學”的口號，不為任何形式所迷倒，堅持在文學內容的改革上要寫“人的文學”。現代知識分子於時代和社會來說，所承載的任務有所不同，但如能受著“人的文學”的影響，提出對現代社會有利的觀點，也是一大貢獻。

其次，從周作人追求“人的文學”這條道路來看，他從醞釀著口號的提出、生活經歷的印證、對觀點的補充，再到對其的質疑，都能看出他前一時期對其所作出的努力，以喚起社會的覺醒。從這點來看，對於知識分子來說，任何一種觀點的提出，只要是於社會真正有益的，即使受到多種因素的干擾，為其所做的努力和堅定也都是有益的。

五四時期周作人的“人的文學”觀不僅為當時文學內容的改革提供了方向，同時也為知識分子指明瞭道路，更為普通民眾的覺醒做出了貢獻，不管其最終的道路成功與否，其所發生的作用是無可厚非的。即便是在相隔近一個世紀的今日，它仍然影響和啟發著眾多讀者。

註釋：

[1][2][3][4][7]趙家璧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頁，第193頁，第196頁，第195頁，第211頁。

[5][6][8]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選》，廣州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頁，第80頁，第145頁。

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選[M]．廣州：廣州出版社，1996:145．

[9]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頁。

中國文學從現代開始，逐漸從傳統士大夫的廟堂價值取向向民間大眾取向的轉變，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而五四時期，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學，這裡的人只要是指人的權利及人道主義的立場。這個時期的周作人，和魯迅一樣，批判社會，文筆尖銳。他也作為具有啟蒙意識的知識分子，抨擊社會上的各種落後、腐敗現象。

關於”人的權利“

人的權利，首先是物質生活，用個人的勞動換得衣食住行，保障基本的生存。其次是精神生活，反對封建的禮法對人的迫害，人都有權利享有幸福的生活。周作人所說的人的這兩個生活的權利，今天我們都能輕鬆地享有，而在一百年前，這些真的只是美好的願望。首先生存很難保障，即使拼命勞動，也是食不果腹，無處安身，生病了無錢可醫，這樣的生存狀態是大多數老百姓的真實生活。至於精神生活，那更像是遙不可及的烏托邦夢想。

在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學之後，逐漸地他自己都忘記了自己曾經的追求，曾經的美好願望，在艱難的鬥爭面前，選擇了關門閉戶，埋下頭不問世間之事，專心寫作自己那些不涉及政事的文章。

周作人的”人道主義“

周作人所說的人道主義，不是世間所謂的”悲天憫人“”博施濟眾“的慈善主義，更不是今天我們所認為的慈善救助行為。他所說的人道主義其實是一種個人主義。他所說的個人主義，首先是人要愛惜自己，每個人作為人類的一分子，每個人都懂得愛自己，才能讓整個人類變得美好。其次是個人對人類的愛，人存在於人類之中，所以要愛這個和自己密切相關的人類。這邊是墨子所講的”兼愛“。每個人從個人做起，愛自己，愛人類。人只有能愛自己的能力，才有可能去愛別人，愛人類。周作人不相信純粹的”利他“主義和行為，他認為那是不現實也不可能實現的，超人間的道德並不存在。

以人道主義為本，研究人生的諸種問題，即為人的文學

周作人說：”以人道主義為本，研究人生的諸種問題，即為人的文學。“人的文學裡有兩項，一是正面的文學，就是寫理想生活的文學。另一類是側面的，就是寫人的正常生活。而周作人認為寫正常人的生活是最重要的，寫出人的命運，人的悲苦，具有性情的文學。從作品裡能看見人類，即使是不同國度的文學，跨越國界的讀者都能在作品裡看見的人的道德和人的生活。

結語：

上個世紀20年代的知識分子，大多全身心地投入戰鬥之中，他們以啟蒙者的姿態，先天下之憂而憂，希望用筆和文字改變這個世界。而漸漸地，大多數人都感到了無力。能像魯迅那樣鍥而不捨地堅持下去的少之又少。周作人後來雖然也注重人的文學，卻不再犀利的發聲，也不期望用文字拯救誰，和誰戰鬥。雖然不再繼續承擔啟蒙的任務，但是他關於人的思考和理解仍在繼續。現在我用周作人曾引用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思想錄》裡的一段話來結束：

人只是一根蘆葦，世上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會思想的蘆葦。這不必要世間武裝起來，才能毀壞他。只須一陣風，一滴水，便足以弄死他了。但即使宇宙害了他，人總比他的加害者還要高貴，因為他知道他是將要死了，知道宇宙的優勝，宇宙卻一點不知道這些。

文章開篇就指出現代文學發展的任務，即提倡，發展新文學，也就是人的文學。相應的，也就是指出了當前排斥，反對的物件，即非人的文學，在提倡發展新文學的同時，必將受到來自非人的文學所代表的舊勢力的阻撓。隨後周先生又對新舊兩個字做了分別的闡述。隨之，周先生再從新舊問題連結到“人的文學”這一中心問題上，順著前面對新舊問題的闡述，進一步說明人的文學產生的長久性，至於現在我們對“人的文學”一詞的陌生性，周先生將其原因歸結予人類的愚昧性，他用生動的比喻指出人會碰壁，並有其有意性，主觀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人在獲得真理道路上選擇的多樣性，盲目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想要提倡“人的文學”，就要改變人的思維方式，破除人的愚昧性，使人變得聰明起來。

相對於中國對於“人”真理的發現，周先生指出歐洲更早。在歐洲歷史上，對人的真理的大討論總共有三次，即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以及法國大革命。“認識你自己”，成為蘇格拉底表述人對人自身的認識啟蒙的經典名句，這種自由僅僅是對於歐洲成年男性的自由，至於女人和小兒的自由發現則姍姍來遲，到十九世紀才有萌芽。不管怎樣，光明確實在歐洲出現，但反觀中國，對於這類問題從來得不到正面的回答，以至於現在還是一片空白。

其後，周先生進一步闡述了提倡人的文學的原因，大致是希望在文學上提倡“人的文學”，提倡人道主義思想，用思想指導實踐，淨化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