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寬幼時聰明好學，但家中貧窮，上不起學。他就在當時的郡國學校伙房幫助做飯，以此求得學習的機會。他還時常被人家僱用做短工。每當下地幹活的時候，他總是把經書掛在鋤把上，休息時就認真

誦讀，細心研究。這就是至今為人們傳頌的“帶經而鋤”的故事。由於他勤學好問，得到了西漢著名學者、今文《尚書》《歐陽學》的開創者歐陽生的身傳親授。後來又受業於孔子後裔、西漢經學博士孔安國。所以在經學、特別是《尚書》研究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詣，被當時的郡國選詣為博士。

漢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張湯做了御史大夫，推薦倪寬為侍御史，掌握糾察舉薦官吏之權。漢武帝召見倪寬，讓他講論“經學”。倪寬引經據典，把《尚書》中的《堯典》《舜典》講得非常精闢、透徹。漢武帝大悅，提升他為中大夫，專管朝廷議論之事。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倪寬遷升為“左內史”之職。左內史，相當於後來的京兆尹，負責治理京城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民政。倪寬在任期間，以儒家道德教化民眾，採取措施獎勵農業、緩刑罰，重新清理獄訟，選用仁厚之士，體察民情，做事講究事實求是，不務虛名。因此，深得關中地區民眾擁戴。關中地區，秦時修建了鄭國渠，兩岸農民深得灌溉之利，土地肥沃，田賦是第一等的，是漢朝賦稅的重要來源之一。倪寬了解到，鄭國渠上游南岸高卯之田仍然十年九旱。漢朝初年，這裡“百畝之收，不過百石”，仍有一部分人民衣食不足。倪寬首倡開鑿六輔渠。得到漢武帝的同意後，倪寬徵發民工，在鄭國渠上修築了六條渠道，史稱“六輔渠”，使兩岸高卯之地得到灌溉，原來的鄭國渠發揮了更大的效益。為了做到避免糾紛、合理用水、上下游兼顧，又制定和頒佈了“水令”，使人民按令用水，上下相安。很快使關中地區出現農業豐收，經濟繁榮的局面。倪寬關心民間疾苦，收租稅時，對一些豐歉不同的地區和農戶進行適當調整，對一些貧弱戶和因故不能及時繳納的可以延緩和減免，因而賦稅徵收速度較慢。後來，因軍務用糧緊急，朝廷令左內史徵收賦稅。於是，大家戶趕牛套車，小戶擔挑揹負，交糧路上人車連綿不絕。結果，賦稅任務不但沒有落後，反而成為完成最快最好的。漢武帝愈加驚奇倪寬的才能。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封倪寬為御史大夫，跟從武帝東巡泰山，舉行封禪大典。倪寬主司封禪大典儀式。在此之前，梁國國相褚大精通五經，為五經博士時，倪寬為博士弟子，位在褚大之下。後御史大夫一職空缺，武帝召褚大入京。褚大自以為做御史大夫無疑。行至洛陽，聽說倪寬做了御史大夫，心中不服，以為武帝用非其人。及至長安，與倪寬在武帝面前共議巡狩封禪之事，看到倪寬引經據典、對答如流、無懈可擊，方知武帝知人善任，倪寬才能確實勝過自己。

漢朝初年，方綱大紀都是初創。曆法還是沿用秦朝頒定的歷法，其朔晦月建、

弦望滿虧多有差錯。元封六年，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建議漢武帝修改曆法，“宜改正朔”。漢武帝乃接受建議，詔令倪寬主持修改曆法事宜。倪寬召集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二十餘人，又加上方士鄧平、落下閎等人共同推算制定出了新的歷法，即漢朝的《太初曆》。該曆法較秦朝頒行的顓頊歷有了很大進步，是當時最精密的歷法。推定一回歸年為365.3851539日，一月為29.4381日。顓頊歷以十月（即建亥之月）為歲首。《太初曆》以一月（正月，即建寅之月）為歲首。把二十四節氣訂入了曆法。以沒有中氣的月份為閏月，十九年設定7個閏月。太初曆即今天所說的夏曆或農曆。自西漢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實行，經過不斷改進，被一直沿用下來。

漢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張湯做了御史大夫，推薦倪寬為侍御史，掌握糾察舉薦官吏之權。漢武帝召見倪寬，讓他講論“經學”。倪寬引經據典，把《尚書》中的《堯典》《舜典》講得非常精闢、透徹。漢武帝大悅，提升他為中大夫，專管朝廷議論之事。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倪寬遷升為“左內史”之職。左內史，相當於後來的京兆尹，負責治理京城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民政。倪寬在任期間，以儒家道德教化民眾，採取措施獎勵農業、緩刑罰，重新清理獄訟，選用仁厚之士，體察民情，做事講究事實求是，不務虛名。因此，深得關中地區民眾擁戴。關中地區，秦時修建了鄭國渠，兩岸農民深得灌溉之利，土地肥沃，田賦是第一等的，是漢朝賦稅的重要來源之一。倪寬了解到，鄭國渠上游南岸高卯之田仍然十年九旱。漢朝初年，這裡“百畝之收，不過百石”，仍有一部分人民衣食不足。倪寬首倡開鑿六輔渠。得到漢武帝的同意後，倪寬徵發民工，在鄭國渠上修築了六條渠道，史稱“六輔渠”，使兩岸高卯之地得到灌溉，原來的鄭國渠發揮了更大的效益。為了做到避免糾紛、合理用水、上下游兼顧，又制定和頒佈了“水令”，使人民按令用水，上下相安。很快使關中地區出現農業豐收，經濟繁榮的局面。倪寬關心民間疾苦，收租稅時，對一些豐歉不同的地區和農戶進行適當調整，對一些貧弱戶和因故不能及時繳納的可以延緩和減免，因而賦稅徵收速度較慢。後來，因軍務用糧緊急，朝廷令左內史徵收賦稅。於是，大家戶趕牛套車，小戶擔挑揹負，交糧路上人車連綿不絕。結果，賦稅任務不但沒有落後，反而成為完成最快最好的。漢武帝愈加驚奇倪寬的才能。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封倪寬為御史大夫，跟從武帝東巡泰山，舉行封禪大典。倪寬主司封禪大典儀式。在此之前，梁國國相褚大精通五經，為五經博士時，倪寬為博士弟子，位在褚大之下。後御史大夫一職空缺，武帝召褚大入京。褚大自以為做御史大夫無疑。行至洛陽，聽說倪寬做了御史大夫，心中不服，以為武帝用非其人。及至長安，與倪寬在武帝面前共議巡狩封禪之事，看到倪寬引經據典、對答如流、無懈可擊，方知武帝知人善任，倪寬才能確實勝過自己。

倪寬，西漢千乘郡千乘縣（今廣饒縣）人，漢武帝時期的重臣，精通經學和曆法，尤善文辭，歷仕廷尉、掾舉侍御史、中大夫、左內史、御史大夫，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經學家和水利專家。

倪寬畫像

經學家

倪寬還是西漢早期經學博士之一，畢生致力於《尚書》章句的研究和傳授，是西漢今文《尚書》歐陽學說開創者。倪寬師從歐陽生學習《尚書》，後將尚書傳授給歐陽生的兒子歐陽世。自歐陽生研讀傳播《尚書》建立歐陽尚書學派至歐陽歙，共八世，都成為《尚書》博士，史書稱“歐陽八博士”，形成獨樹一幟的《尚書》歐陽學，倪寬在歐陽尚書學派的傳承和發揚中功不可沒。

水利專家

倪寬擔任左內史期間，負責治理京城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民政。秦時在關中地區修建了鄭國渠，兩岸農民深得灌溉之利，土地肥沃，田賦是第一等的，是漢朝賦稅的重要來源。倪寬深入民間瞭解到，鄭國渠上游南岸高卯之田仍然十年九旱，“百畝之收，不過百石”，仍有大批民眾衣食不足。倪寬經過再三考證，上書漢武帝，首倡在鄭國渠上游北岸開鑿溝渠，從鄭國渠以北的冶峪、清峪、濁峪等六條河流引水灌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倪寬主持修建了“六輔渠”。據《陝西通志·水利》的“關中古渠圖”，六輔渠位於鄭國渠和白渠之間，三項工程互通互濟，兩岸高卯之地得到充足灌溉，原來的鄭國渠發揮了更大的效益，不久關中地區出現農業豐收、經濟繁榮的局面。

倪寬不僅重視水利工程的興建，更注重工程的管理和運用。他制定和頒佈了關於合理用水制度的《水令》，要求百姓按令用水，上下相安。倪寬所定《水令》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農田水利法規，這是農田水利管理史的一個重大進步。

倪寬雕像

倪寬在任期間，還治理了危害當地百姓二十餘年的黃河水患（公元前133年決口），安定了災區民眾的生產和生活，並且積累了豐富的治水經驗。

《太初曆》的創制者

倪寬的成就，對後人來說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其中最值得令後世稱讚的，就是他為漢朝制定了新的立法《太初曆》。在漢朝初年，朝廷的方綱大紀都是剛剛建立，還沒有經過實踐的檢驗。統治王朝所用的歷法還是沿用秦朝所流傳下來的。這個曆法有著很多的錯誤，比如說朔晦月建、弦望滿虧。已經不太適應時代的發展。因此在元封六年，公孫卿和司馬遷等人建議修改曆法。漢武帝接受了這個建議，於是就叫倪寬了主持修改曆法這件事。

於是，倪寬就召集人手，開始了新曆法的制定，這部曆法，就是漢朝的《太初曆》。。在這部曆法中，倪寬推定一個迴歸年的時間為365.38515天，一個月的時間為29.4381天，這已經是一個十分精準的數字了。同時在太初曆中，倪寬以一月作為歲首，改變了顓頊歷以十月作為歲首的紀年方法。目前我們現在依然沿用《太初曆》中以一月作為歲首的計時方法。這說明《太初曆》對我們現在生活的影響極大。不僅如此，倪寬還把二十四節氣編入了《太初曆》中，將沒有中氣的月份編為閏月，十九年設定了7個閏月。經過上千年的演變，太初曆也慢慢地變成了我們現在所用的農曆。

倪寬（？—公元前103年）西漢官員，字仲文，千乘（今山東廣饒縣）人。歷仕廷尉、掾舉侍御史、中大夫、左內史、御史大夫。漢武帝太初九年，奉詔與司馬遷等共定《太初曆》，精通經學和曆法，且善文辭。

漢朝初年所用的歷法還是秦朝所流傳下來的，這個曆法有許多錯誤，已不能適應當時的發展，元封六年，公孫卿和司馬遷建議修改曆法，於是漢武帝命倪寬負責此事。

倪寬召集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二十餘人，又加上方士鄧平、落下閎等人共同推算制定出了新的歷法，即漢朝的《太初曆》。該曆法較秦朝頒行的顓頊歷有了很大進步，是當時最精密的歷法。推定一回歸年為365.3851539日，一月為29.4381日。顓頊歷以十月（即建亥之月）為歲首。《太初曆》以一月（正月，即建寅之月）為歲首。把二十四節氣訂入了曆法。以沒有中氣的月份為閏月，十九年設定7個閏月。

太初曆即今天所說的夏曆或農曆。自西漢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實行，太初曆收錄二十四節氣、二十八星宿，合理安排閏月，應用天干紀年法等，把天文曆法、四季安排、農業氣象、生活生產都緊密結合起來，是傳統曆法中意義深遠的改進，為後世曆法樹立了範例，對中國農業生產活動的影響延續至今。

太初曆是中國古代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歷法，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精密的歷法，經過不斷改進，被一直沿用下來。

倪寬做御史大夫在位八年，於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病逝，歸葬原籍千乘（今山東廣饒縣）。他的著作有《倪寬》九篇，《倪寬賦》二篇，《封禪頌》等，均已遺失。

倪寬墓現位於山東廣饒縣廣饒鎮田王村南約500米，南與“歐陽八博士墓”相望。過去墓地古木參天，景色幽靜，被列為廣饒八大景之一，有“倪冢秋煙”之喻。

1977年被公佈為山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5年廣饒縣對倪寬墓進行了修復，修建了漢相亭，並在亭內重立了《漢相倪寬墓碑》和唐代褚遂良的《倪寬贊碑》。

倪寬，西漢官員，字仲文，任御史大夫。自幼勤奮好學，但因家境貧寒，上不起學，靠給郡國學校伙房幫忙做飯，以此求得學習的機會。他還時常被人家僱用做短工，每次下地勞動，總將《五經》掛於鋤鉤，休息即讀。這就是至今人們傳頌“帶經而鋤”的故事。他最主要的貢獻是與司馬遷等共同制定《太初曆》，它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科學測定出135個月的日食週期，以及五大行星的會合週期。

在漢朝初年，朝廷的方綱大紀都是剛剛建立，像剛出生的嬰兒一樣，還沒有什麼“走路”經驗。統治王朝所用的歷法還是沿用秦朝所流傳下來的，這個曆法還有許多的錯誤，比如“朔晦月建、弦望滿虧”（初一見到月亮，十五月亮不圓）的這種說法，已經不太適應時代的發展。因此司馬遷（史聖）等人建議修改曆法，漢武帝就叫了倪寬主持修改曆法。

於是，倪寬召集人手，開始了新曆法的制定。這部曆法，就是漢朝的《太初曆》，是中國第一部完整的歷法，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歷法。在這部曆法中，倪寬推定一個迴歸年的時間365.38515天，一個月的時間為29.4381天，這已經是一個十分精準的數字了。同時在《太初曆》中，倪寬以一月作為歲首，改變了《顓頊歷》以十月作為歲首的紀年方法。不僅如此，倪寬還把二十四節氣編入了《太初曆》中，將沒有中氣(即雨水、春分、穀雨等二十四節氣中偶數位的節氣）的月份編為閏月，十九年設定了7個閏月。經過上千年的演變，《太初曆》也慢慢地變成了我們現在所用的農曆。

《太初曆》在剛剛使用時，受到了一些人的反對，為了驗證太初曆是否符合實際的天象，朝廷組織了一次為期3年的天文觀測，同時校驗《太初曆》和《古六歷》（即黃帝歷、顓頊歷、夏曆、殷歷、周曆和魯歷）的資料。結果表明，《太初曆》更具優越性。根據這部新曆法，漢朝中止了沿用秦朝的以每年十月為歲首的紀年方法。

《太初曆》是中國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歷法，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歷法。目前我們現在依然沿用《太初曆》中以一月作為歲首的計時方法，這說明《太初曆》對我們現在的生活影響極大。

西漢時期的倪寬，是漢武帝時期的重臣。他的歷史貢獻主要有這幾方面：修建六輔渠、制定並頒佈了關於合理用水制度的《水令》；推算制定出了《太初曆》；推動了歐陽尚書學派的發展。

倪寬(?-前103)，西漢千乘(今山東廣饒縣樂安街道倪家村)人。他精通經學、曆法，善文辭，歷任廷尉、掾舉侍御史、中大夫、左內史、御史大夫，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經學家和水利專家。倪寬在任期內勸農業、緩刑罰，深得人心。

修建六輔渠、制定《水令》

倪寬在擔任左內史期間，負責關中地區的民政。他深入民間瞭解到，秦時修建的鄭國渠使兩岸的土地肥沃，農民深得灌溉之利，因而那一帶成了漢朝賦稅的重要來源。但鄭國渠上游南岸的高卯之田仍然十年九旱，人們的生活仍然深陷窘困中。

倪寬經過嚴密考證，向漢武帝建議在鄭國渠上游北岸開鑿溝渠，從鄭國渠以北的冶峪、清峪、濁峪等六條河流引水灌溉。漢武帝同意了他的這個建議，於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倪寬主持修建了“六輔渠”。

據《陝西通志·水利》的“關中古渠圖”記載：六輔渠位於鄭國渠和白渠之間，三項工程互通互濟，兩岸高卯之地得到了充足灌溉。原來的鄭國渠也發揮了更大的作用，不久關中地區的農業就連年豐收，逐漸發展得繁榮昌盛了。

緊接著，倪寬還制定和頒佈了關於合理用水制度的《水令》，要求百姓按令用水，從而上下相安。這部《水令》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農田水利法規，也是農田水利管理史上的一個重大突破與進步。

制定《太初曆》

西漢建立初始，朝廷就一直沿用秦代的歷法《顓頊歷》。到了漢武帝元封年間時，誤差已經累積地十分明顯了。漢武帝非常重視這件事，在元封七年(公元前 104年)下令由倪寬負責召集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人共同“議造漢歷”。

倪寬召集了二十來人，經過一段時間的奮戰，終於推算制定出了新的歷法。漢武帝覺得這件事意義非凡，於是把元封七年改為了太初元年。而這部新的歷法也因此被命名為《太初曆》。

《太初曆》收錄二十四節氣、二十八星宿，合理安排閏月，應用天干紀年法等，把天文曆法、四季安排、農業氣象、生活生產都緊密結合起來，是傳統曆法中意義深遠的改進，為後世曆法樹立了範例，對中國農業生產活動的影響延續至今。《太初曆》創造了中國多項“第一”:

它是中國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歷法，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精密的歷法，推定一回歸年為365.3851539日，一月為29.4381日；

它的出現，使中國第一次有了“春節”的概念；第一次明確提出了135個朔望月中有23個食季的食周概念。也因此，日食不再被人們認為是天災、天變了，而是可預測的一種科學現象。推動《尚書》發展

倪寬從小到大都勤奮刻苦，在年少時期得到了歐陽生博士的青睞，把他招到自己門下學習。歐陽生畢生致力於研讀《尚書》，是西漢早期經學博士之一，是西漢今文《尚書》歐陽學說開創者。在歐陽生博士的言傳親授下，倪寬在《尚書》研究方面的造詣更加精深。

博士是秦漢時期掌管書籍文典、通曉史事的官職，專掌經學傳授。公元前124年，漢武帝在長安城設立太學，太學的學生被稱為“博士弟子”。倪寬有幸也成了一名“博士弟子”。

後來倪寬入仕後按照《尚書》中的《堯典》《舜典》的思想來治理獄訟，表現出非凡的政治才能。

倪寬後來將尚書傳授給歐陽生的兒子歐陽世。自歐陽生研讀傳播《尚書》建立歐陽尚書學派至歐陽歙，共八世，都成為《尚書》博士，史書稱“歐陽八博士”，形成了獨樹一幟的《尚書》歐陽學。在歐陽尚書學派的傳承和發揚中，倪寬是功不可沒的一個重要人物。

相關知識點

倪寬之所以有那麼大的成就，和他年少時期的勤奮是分不開的。倪寬年少時，每當下地勞作時，都要把《五經》掛在鋤鉤上帶到地裡。在勞動之餘，別人都在樹下歇息，他卻不知疲倦地捧著經書，躲在一旁認真誦讀起來。後來，他的事蹟就被人們傳頌為“帶經而鋤”這個成語，激勵著無數的寒門學子刻苦學習、知難而上。

步入仕途的倪寬廉潔秉公、政聲卓著、克己奉公體國恤民，深得民眾擁戴。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倪寬積勞成疾，病卒於任上，後歸葬千乘老家。到了唐代，號稱“初唐四大家”之一的書法家褚遂良還根據班固《漢書》第五十八卷內容，寫下了《倪寬贊》，講述的是漢武帝求賢用賢，廣得天下奇士之情形。如今，這部作品還被歷代的書法愛好者不斷臨摹和學習著。《倪寬贊》原作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館。

倪寬的成就，對後人來說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其中最值得令後世稱讚的，就是他為漢朝制定了新的立法《太初曆》。

在這部曆法中，倪寬推定一個迴歸年的時間為365.38515天，一個月的時間為29.4381天，這已經是一個十分精準的數字了。同時在太初曆中，倪寬以一月作為歲首，改變了顓頊歷以十月作為歲首的紀年方法。目前我們現在依然沿用《太初曆》中以一月作為歲首的計時方法。這說明《太初曆》對我們現在生活的影響極大。不僅如此，倪寬還把二十四節氣編入了《太初曆》中，將沒有中氣的月份編為閏月，十九年設定了7個閏月。經過上千年的演變，太初曆也慢慢地變成了我們現在所用的農曆。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是倪寬的成就。

倪寬的故事

《尚書》

倪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事歐陽生。---《漢書▪倪寬傳》

倪寬是西漢時的千乘郡(即今天的廣饒)人，做過漢武帝時期的御史大夫，三公之一。他比較有名的事情，一是傳承《尚書》，二是主持修訂農曆的最初版本《太初曆》。

我們就先從《尚書》開始講起。史籍記載：孔子刪上古史書為百篇，曰《尚書》，秦朝焚書坑儒時焚燬。西漢初年秦朝時的博士伏生（西漢濟南人，今鄒平一帶）獻《尚書》二十八篇，據說他是憑記憶用西漢時通行的隸書記下來的，故稱為《今文尚書》，這個版本僅為孔子所傳版本的四分之一；漢武帝時，孔子的十一世孫孔安國獻孔府藏壁《尚書》四十四篇，這個版本是用古文寫的，故稱《古文尚書》。《漢書》裡記載：這個版本的發現，源於西漢的宗親魯共王要擴建宅院，嫌宅基地不夠大，就把隔壁孔子的故宅給強拆了，從拆壞的牆壁中發現了《尚書》。一個幹壞事的人無意中幹了一件好事！

到西晉永嘉之亂時，《今古文尚書》皆失。東晉初梅賾獻《孔傳古文尚書》五十八篇，冒稱是孔安國的本子，但經過後世考證，裡面多有偽作。清代的孔星衍重新釐定為二十九篇，去偽存真，基本恢復漢《尚書》之面貌。

2008年，清華大學得戰國竹簡2388枚，內有《尚書》。《古文尚書》之部分真正面貌得以逐步重現。

以上是《尚書》的前塵往事。

漢武帝時獨尊儒術，設五經博士，《今文尚書》取得了正統地位。當時傳《今文尚書》的有三家，一是歐陽家，伏生傳給張生和歐陽生（名和伯）。歐陽生是倪寬的老鄉，也是廣饒人。再傳倪寬，倪寬又傳給歐陽生的兒子歐陽世，一直傳到歐陽家的第八世、東漢初年的歐陽歙。歐陽歙因傳《尚書》顯名，官至大司徒、三公之首。其他的兩家分別是大夏侯家和小夏侯家，我們就不再贅述了。西漢時官方認定的正統學派，就是歐陽家。歐陽家一共八代傳承《尚書》，世代博士，史稱“歐陽八博士”。今廣饒縣城西南有歐陽八博士墓。

帶經而鋤

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漢書▪倪寬傳》

倪寬在史籍上的記載很少，關於他幼年的事情已不可考，民間有一些傳說，但多帶些神幻色彩，我們本著可以不說、但不能亂說的原則，就不說了。

根據史料的記載：倪寬年少時勤奮好學，得到了西漢著名學者、《今文尚書》“歐陽學”的開創者歐陽生的身傳親授，被當時的郡國選詣為博士。

關於西漢的博士，我們簡單說一說。西漢初年的時候，延續秦朝的制度，以吏為師。政府官員的來源，一是宗親功臣、一是郎官與吏，沒有多少學者。漢武帝獨尊儒術，設五經博士。後來又設博士弟子員，一開始額定五十人，由各個郡國選送。之後漢朝官員的來源逐漸轉移到了學習儒家經典的學者群體。按照當時倪寬的年紀，他最初應該是博士弟子員，而不是博士。當然後來學問大了，也成了博士了。

倪寬進入太學後，因家中貧窮，他就在學校伙房幫助做飯，還時常被人家僱用做短工。每當下地幹活的時候，他總是把經書掛在鋤把上，休息時就認真誦讀，細心研究。這就是至今為人們傳頌的“帶經而鋤”的故事。後來倪寬又受業於孔子後裔、西漢經學博士孔安國。倪寬在經學、特別是《尚書》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詣。經歷了秦朝的焚書坑儒，文化斷層，在漢武帝時迎來了文化的復興。倪寬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奏疏以聞

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湯由是鄉學，以寬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寬為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遷左內史。---《漢書▪倪寬傳》

漢武帝時擢用官員，一般從博士及博士弟子員中選拔，因為漢武帝力圖改革用人制度，從原來用武人、墨吏轉向為用學者。這些被從全國範圍內選上來的學者自然已經進了候選人行列。但是真正要委派官職的時候，還是要經過射策，即答辯考試，出一個關於治國理政策略的題目，看看候選人有什麼好思路。

後來，倪寬透過射策，做了掌握禮樂制度的“掌故”，大概相當於教育部的科長。不久後，又調到了廷尉府，做了“廷尉文學卒史”，就是廷尉的文字秘書。廷尉是九卿之一，掌管刑法，類似於今天的公檢法，是正部級。

這時，張湯為廷尉，主管刑獄。張湯刑法殘酷，是個歷史上有名的酷吏。漢武帝重用張湯這樣的酷吏，要從當時的社會環境談起。西漢初年，休養生息、無為而治，好處是隨便幹，只要能對發展經濟有好處就行；壞處是沒有了道德的底線，只要能掙到錢，哪怕坑蒙拐騙、敲詐勒索都行。百姓的價值觀也出了很大的問題：有錢便是能人，不管咋弄來的，當時社會上出現了兩股大勢力：一是巨賈，就是非法的商人；一是任俠，就是黑社會。這兩股勢力相當強大，已經能夠左右地方和中央的政治了，所以漢武帝下決心剷除這兩股勢力。對付他們，不用酷吏是不行的。

張湯是個大老粗，他所用的人，都是些善於施用嚴法酷刑的人，拿刀行，拿筆不行。倪寬為人溫良清廉，擅長文學，不善於動武，所以，在廷尉府以不熟悉刑律為名，不被重用，被派到北地管理畜牧數年。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但是他在北地郡搞畜牧搞得很好。漢武帝時，要發動對匈奴的戰爭，匈奴是騎兵，對付匈奴，西漢也得有騎兵，所以馬匹就成為非常重要的戰略物資，類似於今天的坦克。當時的北地郡在長安北邊，處於黃河幾字形大拐彎的河南，是塊水草豐茂之地。原來這塊河南之地被匈奴佔著，元朔二年，大將衛青打下了河南之地，築建城池，立朔方郡，修繕蒙恬時候建的邊塞，因河為固。從內地遷徙十萬餘百姓於朔方郡。從此以後，長安北邊安定了下來，沒有了烽火之警。倪寬在北地郡發揮了他的才能，獎懲結合，發動群眾，牛馬大為蕃息。

倪寬在回廷尉府送彙報材料（畜薄）時，正好廷尉府有疑案未決，幾次奏報，都被漢武帝駁回。主辦奏報的人很是恐慌，不知如何是好。倪寬知道了，便為他重新寫了奏章。寫完後，讀給大家聽，都很佩服。有人將這件事告訴了張湯，張湯大為驚疑，便親自召見倪寬談話，非常驚奇他的才能。

倪寬寫的奏章送上去後，立刻得到漢武帝的批覆。第二天，張湯見到漢武帝，漢武帝問：“這次的奏章不是一般俗吏所能寫出來的，是誰的手筆？”張湯說：“是倪寬所寫。”漢武帝說：“我早就聽說過這個人。”於是張湯提拔倪寬為奏讞掾（專門起草奏章的秘書官），相當於辦公廳主任。倪寬在廷尉府，說服張湯和廷尉府官吏，學習經學，按照《尚書》中《堯典》、《舜典》的教義來治理獄訟，成績卓著，非常被張湯重用。漢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張湯做了御史大夫，推薦倪寬為侍御史，掌握糾察舉薦官吏之權。漢武帝召見倪寬，讓他講論“經學”。倪寬引經據典，把《尚書》中的《堯典》《舜典》講得非常精闢、透徹。漢武帝大悅，提升他為中大夫，專管朝廷議論之事。

理政治民

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 ---《漢書▪倪寬傳》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倪寬遷升為“左內史”之職。當時京城有兩個行政長官：左右內史，左內史是半個京城的行政長官，相當於副市長，負責治理京城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民政。倪寬在任期間，以儒家道德教化民眾，採取措施獎勵農業、緩刑罰，重新清理獄訟，選用仁厚之士，體察民情，做事講究事實求是，不務虛名。因此，深得關中地區民眾擁戴。關中地區，秦時修建了鄭國渠，兩岸農民深得灌溉之利，土地肥沃，田賦是第一等的，是漢朝賦稅的重要來源之一。倪寬了解到，鄭國渠上游南岸之田仍然十年九旱。漢朝初年，這裡“百畝之收，不過百石”，仍有一部分人民衣食不足。倪寬首倡開鑿六輔渠。得到漢武帝的同意後，倪寬徵發民工，在鄭國渠上修築了六條渠道，史稱“六輔渠”，使兩岸高卯之地得到灌溉，原來的鄭國渠發揮了更大的效益。

為了做到避免糾紛、合理用水、上下游兼顧，又制定和頒佈了《水令》，使人民按令用水，上下相安。很快使關中地區出現農業豐收，經濟繁榮的局面。倪寬關心民間疾苦，收租稅時，對一些豐歉不同的地區和農戶進行適當調整，對一些貧弱戶和因故不能及時繳納的可以延緩和減免，因而賦稅徵收速度較慢。後來，因軍務用糧緊急，朝廷令左內史徵收賦稅。於是，大家戶趕牛套車，小戶擔挑揹負，交糧路上人車連綿不絕。結果，賦稅任務不但沒有落後，反而成為完成最快最好的。漢武帝愈加驚奇倪寬的才能。

主司封禪

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既成，將用事，拜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漢書▪倪寬傳》

漢武大帝要封禪，召集國家社科院的專家們開會討論封禪大典的儀式，專家們開了好幾年的會，除了申請科研經費和評定職稱級別時比較積極，啥玩意也沒搞出來，理由是沒有經驗和文獻可參考。大帝不開心，找來副部級幹部、長安副市長廣饒人倪寬。倪寬說：皇帝要封禪，自己說了算！大帝很開心，自己制定了大典禮儀，高高興興封禪去了。封禪回來，立馬提拔倪寬做了正國級常委、三公之一御史大夫。

所以說：專家不一定可靠，開會不一定奏效；幹部要破老俗套，領導才能決策妙；關鍵事務看時效，破舊立新很重要！

修《太初曆》

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初曆》。---《漢書▪倪寬傳》

漢朝初年，方綱大紀都是初創。曆法還是沿用秦朝頒定的《顓頊歷》，其朔晦月建、弦望滿虧多有差錯。

《顓頊歷》是中國古六歷之一，是一種古四分曆。“顓頊歷”在週末已經制定， 秦統一後頒行全國，以十月為歲首。自秦始皇二十六年至漢武帝太初元年共行117年。

漢初使用從十月朔日開始的歷日製度，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顯然漸覺這種政治年度和人們習慣通用的春夏秋冬不合。同時漢初以後，人們對於天象觀測和天文知識，確有些進步，這為修改曆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元封六年，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建議漢武帝修改曆法，“宜改正朔”。漢武帝接受建議，詔令倪寬主持修改曆法事宜。倪寬召集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二十餘人，又加上方士鄧平、落下閎等人共同推算制定出了新的歷法，即漢朝的《太初曆》。

漢武帝元封七年五月，改年號為太初（即為太初元年），並頒佈實施這套《漢歷》，後人以此頒佈年號稱呼此歷為《太初曆》。西漢末，劉歆把《太初曆》改稱《三統曆》，後人也常用《三統曆》這個名稱；實際《太初曆》以改元而得名，而《三統曆》是以法數而得名。

《太初曆》相比《顓頊歷》之進步，主要有四個方面：

其一，《太初曆》經過精密測定的歷元為太初元年冬至朔旦甲子日夜半，它糾正了《顓頊歷》的累積誤差。

其二，《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更加科學地反映農業季節，因此後世改歷，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太初曆》十九年置七閏，第一次把二十四節氣納入曆法，並以沒有中氣之月為閏月，使曆書與農時季節更為適應。

其四，《太初曆》推出了一百三十五個月有二十二次交食週期的規律。

二十四節氣，是古人依據黃道面劃分制定，反映了太陽對地球產生的影響，屬太陽曆範疇。二十四節氣表達了人與自然宇宙之間獨特的時間觀念。二十四節氣既是歷代官府頒佈的時間準繩，也是指導農業生產的指南針，日常生活中人們預知冷暖雪雨的指南針。

二十四節氣是指干支曆法中表示季節變遷的24個特定節令，最初是以北斗七星斗柄頂端的指向確定。它表示了地球在軌道上執行的二十四個不同的位置，刻劃出一年中氣候變化的規律。地球繞太陽旋轉視運動一週為360度，分成24等份（最開始的時候是分成12等份），每份15度(大約半月時間)就有一個節氣。

2016年11月30日，二十四節氣被正式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太初曆》是中國第一部具有較完整文獻資料紀載的古代曆法。它同時考慮到太陽視運動和月亮圓缺變化規律，採用迴歸年和朔望月平均值為基本週期，屬陰陽合曆，繼承了中國古代陰陽合曆的科學性與合理性。並且採用夏正--以寅月為歲首，與春種、夏忙、秋收、冬閒的農耕節奏合拍，對指導農業及畜牧業生產生活帶來極大方便。太初曆還以無中氣(二十四節氣中位於偶數者，即冬至、大寒、驚蟄、春分、清明、小滿、夏至、大署、處署、秋分、霜降和小雪)之月為閏月，比此前的年終置閏法更為合理。

《太初曆》正式啟用於公元前104年，比古羅馬《儒略曆》早了58年。元初實施的《授時歷》也比《格里高利曆》（1582年）早了300多年。無論是天文精度，還是輔助農業生產的二十四節氣，都領先於西方。《太初曆》共使用了188年。

歸葬千乘

寬為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居位九歲，以官卒。---《漢書▪倪寬傳》

倪寬做御史大夫在位九年，於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病逝，歸葬原籍千乘（今山東廣饒縣）。他的著作有《倪寬》九篇，《倪寬賦》二篇，《封禪頌》等，均已遺失。

倪寬墓位於廣饒縣樂安街道田王村南約500米，南與“冢頭歐陽墓群”相望。該墓為磚石結構，現有封土高約3米，直徑約40米，佔地面積1200多平方米。過去墓地古木參天、景色幽靜，舊志列為廣饒八大景之一，有“倪冢秋煙”之喻。倪寬墓葬於1976年10月公佈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提問者什麼人吶！居然問到這個問題，太神奇了！倪寬名氣不大，卻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是儒家《尚書》學承上啟下的代表人物，是集《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於一身的大學者，倪寬還有一個家喻戶曉的師兄弟——司馬遷。

倪寬的歷史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尚書》學術成就及治國運用

倪寬家境貧寒，上不起學，他靠給學校伙房做飯，換取求學的機會。有一個成語叫“帶經而鋤”，講的就是倪寬的故事，說他給別人打工，下地幹活時，鋤頭上都要綁一卷經書，休息的時候拿出來看。下圖是本人編制的“西漢儒學五經譜系表—尚書學派”譜系。

因為學問好，他獲得了名師指點的機會，拜在《尚書》歐陽學派的創始人，博士歐陽生的門下。西漢的博士比現在的院士含金量都要高百倍，都是五經最頂尖的學術大師，皇帝的政策顧問。

歐陽生，姓歐陽，名不詳，歐陽生的老師就是秦博士伏生，同樣伏生姓伏，名不詳。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是秦朝學術禁錮，很多書籍被焚燬，讀書人只能冒著生命威脅，偷偷摸摸學習，不顯名。

西漢學術開襟後，儒生們連書都沒有，只能靠老儒生的記憶，默寫經典，《今文尚書》主要就是靠伏生記憶默寫出來的。

倪寬的第二位老師孔安國，是孔子的第十世孫，他是《古文尚書》學派的啟蒙人。孔安國在修繕孔府舊宅時，偶然從夾壁中得到《古文尚書》五十八篇，發現《古文尚書》與《今文尚書》存在很大差異，《古文尚書》學研究由此開始。

倪寬是漢初《尚書》學，少數精通古今兩個派系的學者。

《尚書》學治國理念，與漢武帝一朝的酷吏政治格格不入，偏偏倪寬補官“廷尉文學卒史”。起初，不善於言辭表達的倪寬，受到排擠。後來一次偶然的機會，倪寬代替張湯寫了一份疑案裁決報告，深得漢武帝賞識，從此逐步走進帝國政治忠心。

一份報告何以引起漢武帝的重視？原來倪寬的報告，是按照《尚書堯典》和《舜典》為依據撰寫。也就是說，倪寬判斷刑獄的標準，是參考“聖人之道”，走的是王道。這種模式，等於是拿聖賢之道的標準，作為理論依據，遠比張湯的法家思想更具深度，也更有說服力和親和力。

從此，張湯一改不學儒術的習慣，虛心向倪寬請教：“湯由是鄉學，以寬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

二、治理地方的吏治成就

元鼎四年，倪寬升任左內史，相當於長安市市長。他依照上古寬仁的理念之國，獲得了不錯的成就：

“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

後來，倪寬又主持開鑿了“六輔渠”，改變了鄭國渠上游南岸高地水源不足的問題，根除了“百畝收成不過百石”的窘境。為了解決農民用水糾紛，他還制定了“水令”，使百姓按法令用水，各自相安。

倪寬還根據農戶的收入，採取差別收租稅的方法，收稅的速度雖然慢了一些，但避免了一刀切給貧民帶來的困境。史書還記載了一件事：

“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

當國家出現特殊情況，需要緊急徵稅徵糧時，左內史的老百姓聞風而動，家家戶戶爭先恐後給官府運糧，速度比任何一個地方都快。這件事，讓漢武帝都覺得不可思議。這就是仁政的結果，平時官府想著老百姓，當國家需要老百姓處理的時候，老百姓的能量就體現出來了。

三、制定《太初曆》

我們現在用的農曆，就是在《太初曆》的基礎上修訂的，也就是說《太初曆》已經用了兩千多年了！

《太初曆》就是倪寬當御史大夫期間，主持修訂的，司馬遷也是其中的參與人。《太初曆》比早期的《顓頊歷》更精確，它推定一回歸年為365.3851539日，一月為29.4381日，十九年七個閏月。同時將二十四節氣，也融入曆法之中。

另外，倪寬還為漢武帝封禪泰山，參與了相關禮儀的釐定工作，並隨同漢武帝參加了封禪大典。倪寬當御史大夫九年後病逝，他的墳墓至今還儲存著，是山東省省級重點保護文物。

倪寬，西漢官員，西漢千乘人，今山東省廣饒縣人。歷仕廷尉、掾舉侍御史、中大夫、左內史、御史大夫。漢武帝元封六年，奉詔與司馬遷等共定《太初曆》，精通經學和曆法，且善文辭。在經學特別是《尚書》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詣，被當時的郡國選詣為博士。他的著作有《倪寬》九篇、《倪寬賦》二篇、《封禪頌》等，均已遺失。倪寬墓位於今廣饒縣樂安街道田王村南約500米，舊志列為廣饒八大景之一，該墓葬於1976年10月公佈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倪寬（？——公元前103年），西漢時千乘（音sheng）郡人（今東營廣饒縣城西北十八里的倪家村）。

　　倪寬幼時聰明好學，但家中貧窮，上不起學。他就在當時的郡國學校伙房幫助做飯，以此求得學習的機會。他還時常被人家僱用做短工。每當下地幹活的時候，他總是把經書掛在鋤把上，休息時就認真誦讀，細心研究。這就是至今為人們傳頌的“帶經而鋤”的故事。由於他勤學好問，得到了西漢著名學者、今文《尚書》《歐陽學》的開創者歐陽生的身傳親授。後來又受業於孔子後裔、西漢經學博士孔安國。所以在經學、特別是《尚書》研究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詣，被當時的郡國選詣為博士。

倪寬

　　後來，倪寬透過答辯考試（即射策），做了掌握禮樂制度的“掌故”（官名）。不久，補為“廷尉文學卒史”（協助廷尉辦理文字的官）。這時，張湯為廷尉，主管刑獄。張湯刑法殘酷，素有酷吏之稱，所用之人，都是些善於施用嚴法酷刑的人。倪寬為人溫良清廉，擅長文學，不善於動武，所以，在廷尉府以不熟悉刑律為名，不被重用，被派到北地管理畜牧數年。由於他勤懇從事，牛羊大為蕃息。回廷尉府送回報材料（畜薄）時，正直廷尉府有疑案未決，幾次奏報，均被漢武帝駁回。主辦奏報的人甚為恐慌，不知如何是好。倪寬知道了，便為他重新寫了奏章。寫完後，讀給大家聽，都很佩服。有人將這件事告訴了張湯，張湯大為驚疑，便親自召見倪寬談話，非常驚奇他的才能。倪寬寫的奏章送上去後，立刻得到漢武帝的批覆。第二天，張湯見到漢武帝，漢武帝問：“這次的奏章不是一般俗吏所能寫出來的，是誰的手筆？”張湯說：“是倪寬所寫。”漢武帝說：“我早就聽說過這個人。”於是張湯提拔倪寬為奏讞（音ǐan）椽（音chuan）（專門起草奏章的官）。倪寬在廷尉府，說服張湯和廷尉府官吏，學習經學，按照《尚書》中《堯典》、《瞬典》的教義來治理獄訟，成績卓著，非常的張湯的重用。

　　漢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張湯做了御史大夫，推薦倪寬為侍御史，掌握糾察舉薦官吏之權。漢武帝召見倪寬，讓他講論“經學”。倪寬引經據典，把《尚書》中的《堯典》《瞬典》講得非常精闢、透徹。漢武帝大悅，提升他為中大夫，專管朝廷議論之事。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倪寬遷升為“左內史”之職。左內史，相當於後來的京兆尹，負責治理京城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民政。倪寬在任期間，以儒家道德教化民眾，採取措施獎勵農業、緩刑罰，重新清理獄訟，選用仁厚之士，體察民情，做事講究事實求是，不務虛名。因此，深得關中地區民眾擁戴。關中地區，秦時修建了鄭國渠，兩岸農民深得灌溉之利，土地肥沃，田賦是第一等的，是漢朝賦稅的重要來源之一。倪寬了解到，鄭國渠上游南岸高卯之田仍然十年九旱。漢朝初年，這裡“百畝之收，不過百石”，仍有一部分人民衣食不足。倪寬首倡開鑿六輔渠。得到漢武帝的同意後，倪寬徵發民工，在鄭國渠上修築了六條渠道，史稱“六輔渠”，使兩岸高卯之地得到灌溉，原來的鄭國渠發揮了更大的效益。為了做到避免糾紛、合理用水、上下游兼顧，又制定和頒佈了“水令”，使人民按令用水，上下相安。很快使關中地區出現農業豐收，經濟繁榮的局面。倪寬關心民間疾苦，收租稅時，對一些豐歉不同的地區和農戶進行適當調整，對一些貧弱戶和因故不能及時繳納的可以延緩和減免，因而賦稅徵收速度較慢。後來，因軍務用糧緊急，有令發至左內史，賦稅納公糧。於是，大家戶趕牛套車，小戶擔挑揹負，交糧路上人車連綿不絕。結果，賦稅任務不但沒有落後，反而成為完成最快最好的。漢武帝愈加驚奇倪寬的才能。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封倪寬為御史大夫，跟從武帝東巡泰山，舉行封禪大典。倪寬主司封禪大典儀式。在此之前，梁國丞相褚大，精通五經，為五經博士時倪寬為博士弟子，位在褚大之下。後御史大夫一職空缺，武帝召褚大入京。褚大自以做御史大夫無疑。行至洛陽，聽說倪寬做了御史大夫，心中不服，因為武帝用非其人。乃至長安，褚大與倪寬在武帝面前共議巡狩封禪之事，看到倪寬引經據典、對答如流、無懈可擊，方知武帝知人善任，倪寬才能確實勝過自己。

　　漢朝初年，方綱大紀都是初創。曆法還是沿用秦朝頒定的歷法，其朔晦月建、弦望滿虧多有差錯。元封六年，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建議漢武帝修改曆法，“宜改正朔”。漢武帝乃接受建議，詔令倪寬主持修改曆法事宜。倪寬召集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二十餘人，又加上方土鄧平、落下閎等人共同推算制定出了新的歷法，即漢朝的《太初曆》。該曆法較秦朝頒行的顓頊歷有了很大進步，是當時最精密的歷法。規定一回歸年為365.3851539日，一月為29.4381日。顓頊歷以十月（即建亥之月）為歲首。《太初曆》以一月（正月，即建寅之月）為歲首。把二十四節氣訂入了曆法。以沒有中氣的月份為閏月，十九年設定7個閏月。太初曆即今天所說的夏曆或農曆。自西漢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實行，經過不斷改進，被一直沿用下來。

　　倪寬做御史大夫在位八年，於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病勢，歸葬原籍。他的著作有《倪寬》九篇，《倪寬賦》二篇，《封禪頌》等，均已遺失。

第一次聽說倪寬是在褚遂良的書法作品《倪寬贊》中，倪寬是漢武帝時期的大臣，精通經學歷法。為官有賢名，但是在歷史上官員中名氣不大；善文辭，但留下的名篇不多，名氣也不大。

不過大家都知道，名氣和功勞往往是不對等。雖然倪寬在官場和文壇沒有很大名聲，但是一點也不影響他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

倪寬同司馬遷等人一起推演《太初曆》，大大優化了秦朝時沿襲下來的歷法，而且將二十四節氣寫入曆法中，對農業發展影響巨大。《太初曆》經過歷朝歷代最佳化形成現在使用的農曆，一直沿用兩千多年，可見此曆法的重要意義。倪寬精通經學，最大的成就是對《尚書》的註釋，傳播。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他對儒家經典《尚書》的講解精闢透徹，而且將之成功運用到治國施政，深得武帝喜歡，進一步奠定儒家在封建時代的地位，算得上是儒家承上啟下的一位思想大家。

其他方面諸如興修水利，體察民生疾苦都是為官基本責任，就不列入歷史貢獻了。

附上《倪寬贊》供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