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經》的著成標誌著中國醫學由經驗醫學上升為理論醫學的新階段。其在整體觀、藏象學、經絡學、病因病機學、養生及預防醫學及診療原則方面總結了戰國以前的醫學成就，併為之後中醫學的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導，奠定了堅實基礎，具有深遠影響。

《內經》不僅奠定了中醫理論的基本框架，同時也為後世醫家的不斷完善與發展提供了可能。歷代醫家在理論與實踐方面的創新和建樹均與《內經》有著密切淵源。 《內經》以樸素的唯物主義觀點和辯證思想闡述人與自然及生理病理診斷和養生防病治病方面的原則問題。成為中醫理論的基石，後世奉為中醫四大經典(《內經》《難經》《傷寒雜病論》《本經》)之一。

《本草綱目》是中國醫藥寶庫中的珍貴遺產，具有很高的價值，但個人覺得它夠不上經典、必讀。 清末民初，大醫家張錫純著有《醫學衷中參西論》書中結合中西醫學理論和作者的臨床經驗闡述醫理，見解獨到，初步嘗試了匯通中西醫學。

中醫一直在吃老祖宗，開口就是博大精深、黃帝內經說、幾千年的祖傳秘方，沒有一點新進展，科學技術進步的今天，西醫是天天在說最新研究成果，中醫卻一直拒絕擁抱科學，總是用現代人聽不懂的玄學理論自欺欺人，已經被兩百年的西醫逼得奄奄一息啦，再不擁抱科學，只能進博物館啦，你去博物館看看，裡面幾千年的寶貝多的是，中醫沒有把老祖宗的智慧發揚光大，靠吃老祖宗，最終會把老祖宗的輝煌吃進博物館。

基礎理論，是人類進步的基石，普通學習哲學的唯物唯心一樣，陰陽不分，其他都是胡扯，基礎理論都錯了，一切都不可能對！

《本草綱目》算不上經典，可以作為中藥才的科普類書籍，這本書真正的中醫是不用的，中醫圈也並不看好《本草綱目》，中醫真正用的是《神農本草經》。中醫常用的經典就那麼幾本：《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針灸大成》。從中醫理論上來說這些經典是不可超越的。特別是《黃帝內經》，這是中醫的根本，《神農本草經》是中藥學的根本。《傷寒論》《針灸大成》都是《黃帝內經》的應用層面。中醫的理論從誕生開始就是最高層級，講述的是天地人的自然規律，是真理，目前的研究不過千分之一，萬分之一，難道自然規律還可以超越嗎

這個問題我看到之後想了很久，因為一大群中醫黑集中攻擊《本草綱目》和《黃帝內經》開始，我也慢慢去了解這些著作，不僅是學習條文，也要理解條文，慢慢了解當時的中醫是如何思考的，可是這是我的立場，我既不是醫學工作者也不從事相關研究，充其量是個人愛好，那麼我也要了解一下專業人士是如何理解的才行。

首先談談本草綱目，或許現在大家把這本書抬到很高的地步，可是我想要說的是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只是民修本草，其參考依據是官修本草，可是因為官修本草並沒有流傳民間，因為民修本草反而在後世存留至今，顯然《本草綱目》流傳至今比較完整的一篇著作，其對前人的醫藥總結、論證、分析都有貢獻，可是要拿作為藥典卻又顯得分量不足了。

《黃帝內經》成書於西漢末成帝年間，總結了當時的醫學著作，並且因為當時崇尚黃老之術，引入了陰陽五行理論對醫學進行了系統理論的構建，形成一個可以自洽的理論系統，這是前人智慧的總結，也是整個傳統醫學的道之所在，那麼我們就會有個疑問了，後世學中醫者有沒有以黃帝內經入門呢？

《黃帝內經》文字晦澀難懂，而且由於古文的用詞用字和現今漢字使用有比較大的區別，理解歧義是比較容易出現的事情，可是不妨礙誦讀，如果對於古文有一定基礎的話甚至可以從周易開始看起，《黃帝內經》、《難經》、《傷寒論》，《溫病學》等，很顯然這裡能和《黃帝內經》相提並論的經典著作就有這麼多了，而且多是成書於《黃帝內經》之後，而這是國醫大師學習必經之路，因為這樣才能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在當時能夠稱之為中醫四大經典即《黃帝內經》、《難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顯然其地位相當，對於整個中醫發展影響深遠。

回到這個題目來，

自從滿清入關開始，中華文化開始出現倒退，而醫學同樣如此，尤其是晚清時期，西方文化侵襲，更使中醫傳承開始出現凋零。

回顧中醫發展的歷史不難看出，從春秋戰國“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到醫和的“六氣致病說”，從西漢“馬王堆醫書”到東漢的《傷寒雜病論》，從金元四大家的爭鳴到明清溫病學說的崛起，中醫是日益發展完善的。“直到16世紀以前，中醫的地位始終是獨一無二的，在世界範圍，也是先進的。

自1830年《醫林改錯》的出現開始，作者王清任（1768-1831）首先對傳統中醫的生理解剖學知識展開抨擊，該書直至1950年為止，再版了40次，可見其影響層面之廣。隨後，英國醫師合信（Benjamin Hobson）又於1851年出版《全體新論》，也相當風行，甚至後來有報導指陳：“中國醫士幾將家置一編，奉為圭臬。”足見其影響之廣大。這兩本醫書的特色就是不約而同地指出中醫典籍在解剖生理學上的各式錯誤，也造就了中西醫互相比較的各種論述。而在這段時間挺身而出捍衛中醫理論的，以唐宗海（1846-1897）最具代表性。從1884至1894年間，唐氏一共寫成了《血證論》、《醫經精義》、《金匱要略淺注補正》、《本草問答》、《傷寒論淺注補正》等五本著作，在1894年由上海袖山房合印成套書，名曰《中西匯通醫書五種》，是以“中西匯通”為名的第一套中醫著作。唐宗海為後來的中醫留下的珍貴遺產，即努力用西醫理論來證實中醫學說，而非拋棄傳統中醫理論；不完全採用西醫，等於保障了某部分中醫理論之主體性，此即民初謝利恆評論唐氏醫書時說的“參西而崇中，不得新而忘舊”。

在20世紀以前，西醫人才的培養與教會醫院有密切關係，當西醫教育逐步邁向大學教育時，即中西醫此消彼長的時刻正式到來。晚清一些知識分子已認定，中醫既無學校教育，也無考試甄選醫生，是中醫落後於西醫的一大原因。但1912年發生的“教育系統漏列中醫案”，給了中醫界沉重的打擊。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儘快建立起科學化、系統性的學科體系，是中醫界的當務之急，因而只好學習符合“科學”標準的現代西方課程架構，以避免被滅亡之危機。

因此這種環境下能夠有什麼更高階著作產生，人心惶惶下能夠傳承就很不錯了，發揚光大那根本是奢望。尤其是當時的衛生與教育機關對中醫充滿歧視與敵意，故廢除中醫的幽魂，仍未停止在中國醫界飄移。

不過倒也不是沒有好著作出現，張錫純，字壽甫，清末民初河北省鹽山縣人。生活於公元1860～1933年(清咸豐十年至民國二十二年)。其治學嚴謹，重視實踐，主張溝通中西，取長補短，是近代中西醫匯通派的代表之一。結合其多年臨證經驗與匯通中西的體會，著成《醫學衷中參西錄》。

1852年出版的清代趙廷海(蘭亭)輯傷科專著《救傷秘旨》。

1891年出版的清代趙竹泉(濂)的傷科著作《傷科大成》。

1924年出版的江考卿的《江氏傷科方書》。

還有很多著作

就中醫傳統文獻而言，雖然近代許多知識分子反對研究中醫文獻，但不少中醫卻搭著“整理國故”的風潮，重新翻閱古代典籍，亦即重視醫史文獻的整理與再研究。早在廢止中醫問題爆發時，中醫沈仲圭（1901-1986）就提出應成立“醫書編輯館”來整理歷代理論和療法，盧耀民則提出“醫書各有作法，非廣採不足以深造”之論，提倡設立“中醫圖書館”，希望透過系統地整理舊文獻，來找回過去失落的技術和根基；可見當日中醫雖喊“科學化”，但仍非常重視傳統文獻的價值。中醫學歷代發現與創新的故事，不可忽略，現代中醫不過學得古人技術之一小部份而已，有心者必於文獻中持續挖掘，用今日之話語闡釋，才能真正古為今用。而很明顯的一件事就是這時候的中醫對於經典雖然還是堅持作為入門必讀典籍，卻並沒有考慮與時俱進豐富其理論實證，反而學習西方的一症一方的做法，也就是這時候的經方派成了主流，好比在明清時的瘟疫類醫書，多屬通論性質，至民國時則轉而出現許多“專書論專病”的傳染病學著作。這類醫書多針對一種疾病，吸收部份西醫學說的解釋，然後再融入傳統中醫的相關理論，希望在闡述單一傳染病時，還能夠對傳統醫學文獻之學說有所繼承與發揮。例如1932年嚴蒼山（1898-1968）撰《疫痙家庭自療集》和1935年劉裁吾（1882-1937）的《痙病與腦膜炎全書》，就是探討腦膜炎的專書。古代並沒有此一西醫病名，但是當受到西醫細菌學的衝擊後，“一病有一病之源”成為一種主流的思想，這使得中醫們不得不從舊有文獻典籍中尋找相應疾病，來對照合於西醫論述的疾病定義，當時的中醫就找到“痙”這個古病名來加以對照。又如明清時許多“痧”類疾病，也慢慢被析出，成為霍亂或麻疹等病，而舊有的疾病定義則逐漸淡化、甚至消失。

直到1954年，毛澤東談到：“我們對中醫常常片面的強調他們的缺點，沒有看到中醫是中國寶貴民族文化遺產之一。”這個談話，修正了中國過去重西輕中（醫）的局面；至1955年更確立“系統學習，全面繼承，整理提高”的方針，要積極培養出既懂西醫又懂中醫，掌握兩套技術的“中西醫結合”新式醫務工作者，直到1960年代，“中西醫結合”之基礎遂告穩定。

想來西學衝擊並沒有減少，能夠稱為大家的中醫逐漸老去，而其傳承出現了青黃不接的情況，這樣的情況下要有超過《黃帝內經》的著作自然是難上加難，不過倒也有些不錯的著作面試。

姚荷生（1911.6—1997.1）《近現代名中醫未刊著作精品集·"贛江姚氏"中醫叢書:中醫內科學評講》

姚荷生1950年爭取到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支援在江西成立了全國第一家中醫醫院——江西中醫實驗院，擔任該院負責業務的副院長。並號召社會賢達集資創辦了全國解放後第一份中醫雜誌——《江西中醫藥》，擔任實際主編。在江西省及中南地區乃至全國的中醫界享有極高的聲譽。名醫蒲輔周先生稱他是“專家的專家”。姚荷生學術可謂淵博，他精通《內經》、《難經》、《傷寒論》、《金匱》、溫病經典，諳熟於金元四大家等眾多重要醫家的著作，方書、本草、“拾遺”、“串雅”亦廣為涉獵，尤為可貴的是他在經典的基礎上將眾長融通於一爐。由於他精通髒象學說中有關解剖、生理、病理及診斷的學術內容，所以他治療疾病時，始終圍繞著讓患者身體迴歸到生理的平衡狀態，做到“以平為期”，結果常常能使許多頑症得以根治。由於他重點研究了《傷寒論》有關證候鑑別診斷的內容，並將此項研究儘可能地擴大到了臨床各科病證，總結許多病證的鑑別要點，所以他診斷的正確率極高，療效甚佳，預判生死的失誤率也甚低。他在臨床上透過四診作鑑別診斷時，是圍繞病因、病機、病所三方面進行的，所以他的臨床實踐能與中醫的病因理論、病機理論以及臟腑的病理生理學說緊密結合。由於他在臨床中對每個病人作出辨證結論的同時，還著重分析該證的發病機理和發展趨勢，所以能在理論的指導下判斷患者病變的來龍去脈，不但做到“庶可以見病知源”（張仲景《傷寒論·自序》），而且常能“謹守病機”（《素問·至真要大論》），用藥不多而屢起沉痾。

但是如此種種也只能說，由於大量傳承的因為後繼無人而消失的現狀，要出現超過《黃帝內經》的著作更難了。

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更好的、更高階的出現。現在的醫學都已經被西醫完全佔據，如果中醫仍然沉迷、糾纏於臨床，將永無出頭之日！

其實中醫的強項是預防，兩千多年前的“皇帝內經”早已告訴了我們：“上工治未病”，“中工治欲病”，“下工治已病”。即：最高明的、最高階的、藝術最精湛的醫術，是善於把疾病治癒在還沒有發生的時期，也就是說，以中醫的理論基礎，從預防著手，可以使人到達不生病的效果（人為因素、先天遺傳、極端條件、自然災害等除外）。下工：是指最低端、醫術最差的醫生，只是擅長治臨床疾病。

這並非針對西醫，這是兩千多年前就已明確指出了的，對中醫也是一樣的標準來衡量的。

所以，只有拋棄固有的思維，從預防開始，中醫才會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