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世紀，當歐洲各國透過航海大發現，忙於建立遍及全球的殖民體系，擴張實力、掠奪財富的同時。在遙遠的東方，歷經兩百年發展的明王朝，面對國內極為嚴重的社會經濟危機，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隨時有著被傾覆的可能。

1572年，當十歲的神宗皇帝被張居正扶上皇帝的寶座時，看著懵懂的萬曆小皇帝。得到李太后和司禮監太監馮保全力支援的張居正，希望透過一次改革力挽狂瀾，力圖挽回明朝衰敗的態勢，張居正有著改革的決心與能力，但他卻忽略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強大實力，為他的改革最終失敗埋下了隱患。

張居正這個出生於湖北江陵的軍戶子弟，自幼便以神童之名聲名遠播，10歲即通讀四書五經，12歲中秀才，16歲中舉人，因才能出眾，在明穆宗時期就頗受信任，穆宗死後，委命張居正等三大臣輔佐年幼的萬曆皇帝。此時，擔任內閣首府，首握要權的張繼正非常清楚，他面前這個看似龐大的明王朝早已經千瘡百孔，只在透過大刀闊斧的改革才能加以挽救。

在張居正看來，明朝存在著五大隱患，分別是：

1.宗室尾大不掉；

2.無可用之人才；

3.官員考核無據；

4.軍備渙散不堪；

5.財政入不敷出。

而財政入不敷出，則是各種矛盾的聚焦點，也是改革的當務之急，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嚴重的財政危機？其根源在於三個方面：

第一，土地兼併愈演愈烈，國家賦稅入不敷出

明朝中期之後，土地兼併發展迅猛，大量民田被皇親國戚及官僚地主所侵佔。皇莊、王莊遍及京畿，地方上官僚與地主豪強也跟風兼併土地，侵奪民產。一時間，不論是有爵位的勳臣，還是大內派出的太監，亦或是有功名伴身的豪紳，紛紛搶佔土地，各類莊田不斷擴張，土地高度集中，百姓苦不堪言。與此同時，奪得大量土地的貴族官僚們，由於享有無需納糧交稅的優免權。在兼併土地之後，利用特權虛報田數逃稅，這也就造成了明朝的土地被兼併的越來越多，而國家的稅收卻越來越少。到了萬曆初年，全國田賦收入比明朝初期整整減少了一半，對於以田賦作為主要財政收入的明朝來說，納稅田的數量減少，直接導致了財政收入日益縮減，但龐大的皇室及行政機構開支有增無減，以及官員的貪汙和浩大的軍費，都極大的加重了明朝財政入不敷出的程度。

第二，人口流失，可控人口急劇減少

隨著官僚地主兼併土地的愈演愈烈，明朝實際控制的人口也開始不斷減少，大量農民紛紛破產，或流亡荒野他鄉，或賣身於豪強為奴。以至於，明朝建立之初，全國戶口總數尚有1600多萬戶，但是到了弘治四年（1491年）全國僅剩下900多萬戶，明朝控制的人口數量大量減少，相應的也會導致土地荒廢、賦稅和徭役的徵發困難，必然會加重明朝財政及經濟發展的困境。

第三，賦役不公，百姓負擔沉重

明朝的賦役制度，是沿用前朝的兩稅法、田賦有夏稅和秋糧之分。役法有裡甲、均瑤、雜泛，所以賦稅和徭役是分開的。稅是按田畝數量進行徵收，物件是田。徭役徵發的物件是戶丁，這中賦役的徵發方案，理論上是公平的。但是，自嘉靖、隆慶之後，官僚豪紳們在擁有優免定額的權利以外，還運用各種舞弊的手段，逃避賦役。一般他們會買通胥吏，用“飛灑”，“詭寄”等方法，巧妙規避，逃脫賦役責任，而將繁重的賦役轉嫁到貧苦的百姓頭上，以至於出現了“富者田廣而賦役輕，貧者田狹而賦役重”和“有有田而無賦者，有有賦而無田者”的情況。造成賦役嚴重不均的現象。在上述因素的惡性迴圈下，明朝的社會經濟危機和政治統治危機日益凸顯，國困民窮的現狀逼迫著明朝開始尋覓改革自救的辦法。

正是基於以上種種困境，迫使明朝不得不作出改變。這時成為內閣首輔的張居正，為了鞏固明朝的統治，振興國家財政，決定發動一場自上而下的變革，力圖推行以“一條鞭法”為核心的財政改革，但在這之前，他需要先整頓明朝早已腐朽的吏治。

吏治先行

在張居正看來，明朝自嘉靖以來，政府的腐敗和官吏的因循守舊情況極為嚴重，大臣的奏章，各衙門的公文，每天都充塞這這個龐大的行政體系，但解決問題的效率卻極為低下。張居正很清楚要解決這種運轉不靈，缺乏效率的官僚體制，勢必會觸動各級官員的既得利益，阻力必然不小。但他更清楚的知道，整頓吏治刻不容緩，只有吏治有成，他的經濟改革“一條鞭法”才能真正的實行。為此，張居正在萬曆元年（1573年）六月，即開始實行“考成法”。“撫按考成，奏章每具二冊，一送內閣，一送六科，撫按延遲，則部臣糾之。六部隱蔽，則科臣糾之。六科隱蔽，則內閣糾之”。張居正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行政審批監督系統，層層制約，隨時考成，極大的提高了對中央及地方各級官吏的管理效率。當時，每逢考核地方官的“大計”之年，他都強調要秉公辦事、實心為民的官員列為“上考”，專靠花言巧語，謀取信任的官員列為“下考”，對於那些缺乏辦事效率的冗官進行全部裁撤。同時，他採用“能辦國家事，有禮於君者，即舉而錄之”的選人標準，打破常規，選拔了一大批有才幹的官吏，根據他們每個人的特長，委任重要職務。如王崇古、李成梁、戚繼光、潘季馴、張學顏、李漸庵等各方面的人才，為張居正的改革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清理逋賦，追繳欠稅

當政治領域改革初見成效後，張居正開始深入到財政經濟領域的改革，矛頭直指以權謀私的官僚和豪紳地主勢力。當時明朝官員為增加賦稅的通行做法是直接向百姓進行攤派，而不敢向權貴追繳他們偷逃的欠稅，因為這些豪強權貴無一不是具有極強的政治影響力，對他們追繳欠稅，往往稅還未追到，烏紗帽就已丟了，因此大多不了了之。張居正提出對官員“以錢穀為考成”的主張，凡是追繳欠稅不力的官員，都要受到批評、調離或撤職的處分，以追索田糧評定政績，迫使官員打擊不法權貴，使貪官無處藏身。

清丈田地

當然，考成法只能解決一部分欠稅的問題，大量的瞞田逃稅和稅役不均才是財政改革的重點，但這需要從賦役制度上加以變革，而清丈田地則是這一變革的基礎。萬曆五年（1577年）十一月，在官僚地主一浪高過一浪的抗議聲中，張居正通令清丈全國田地，徹底清查被皇親國戚、勳臣豪強及各級官僚所兼併隱瞞的土地。在處置了一些抵制侵佔的勳貴、官吏之後，萬曆十年（1581年）清丈全國田地的工作基本完成，在這三年間共查出漏稅土地八十餘萬頃，清丈工作沉重打擊了違法的權貴地主，迫使他們交出欺瞞的田畝，或者按照實際田畝數額繳納賦稅，從而扭轉了明朝財政虧空的局面。在賦稅不均的現象初步被糾正後，張居正將甘洋、海瑞等人實行的一條鞭法，推行至全國。將賦役進行合併，把徭役攤入田畝中與賦稅、土貢方物一同合併徵收丁銀，改變了以往徵收實物的賦役徵收方式，並規定了稅銀有官方徵繳，杜絕了裡甲、胥吏對百姓的盤剝，顯著的緩解了百姓的負擔。

改革成功，萬曆新政起

經過張居正十年改革，明朝出現了政令統一，國庫充盈的新氣象，史稱萬曆新政。對於改革的成效，清代歷史學家張廷玉曾評論到：“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為肅。”換言之，改革使明朝重新展現了強有力的政府機制，從這一點來說，張居正以首輔一人之力挑戰既得利益集團，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人亡政息，悲劇收場

1582年，張居正因病去世，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悲劇在其去世僅僅半年之後，就迅速上演。反對張居正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製造了強大聲勢，將張居正改革時重用的人通通罷免，同時將曾經反對過張居正的人恢復名譽和官職。甚至於，一直對張居正尊崇備至的萬曆皇帝，在張居正偉岸的身影之後漸漸長大。年輕的萬曆皇帝急需證明自己是具有親政能力的帝王，他早已厭煩張居正的說教，對自己這位關懷備至的老師，也出現了極大的轉變，在既得利益集團汙衊、構陷的虛假證據之下，萬曆皇帝選擇了全盤否定張居正的改革政績，並下詔認定張居正多項罪名。最為悽慘的是，張居正的弟弟及兒子不是自盡就是被髮配從軍，全家十幾口人在抄家時竟被官府關在室內活活餓死。

張居正改革，即整頓了稅收，解決財政危機，又緩和了明朝的內部矛盾，挽救了行將崩塌的明王朝。但是由於此時的明朝經過兩百年的發展，守舊的既得利益集團勢力十分強大，即使張居正在一時獲得了改革的強權，但由於其改革過於剛直，一刀切的改革手段觸動了眾多豪強權貴的利益，遭到了他們的堅決抵制，而這些人的利益往往又和皇權相伴生。即使他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為明王朝續了命，但是隻要舊制度下的利益集團——官僚、宗室成員、地主的存在，任何改革終究只有失敗的可能，而明王朝的滅亡也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1582年六月，張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對派重新麋集，瘋狂地進行反攻倒算。他們攻擊張居正改革“務為煩碎”，清丈土地是“增稅害民”，實行“一條鞭法”是亂了“祖制”。他們下令撤銷了張居正死時特加的官爵和封號，進而查抄家產。張居正的長子被逼自殺，其他家屬也慘遭迫害。代表大地主、大貴族勢力的封建頑固派又掌了權，勞動群眾生活更為痛苦。

明朝滅亡的原因：

一，政治腐敗。明朝後期，昏君迭出，奸臣當道，財政入不敷出，貪汙橫行，民不聊生。

二，軍隊建設落後，明初兵將兵離，導致兵不識將，將不識兵，軍隊戰鬥力低下，剋扣軍餉之事時有發生，士兵厭戰情緒強烈。將領不習兵事，生活腐化，紀律鬆散。良將屢遭迫害，武器雖然先進，卻需耗巨資。難以普及。

三，農民起義不斷，制約了明朝大部分的軍事力量。

對清朝而言，

一，士氣高昂，努爾哈赤以七大恨為由起事，極大地激發了士兵的積極性。全軍一心，焉有不勝之理。

二，制度合理，清軍八旗軍政合一，組織嚴密，凝聚力強，

三，清朝先收服了蒙古和北韓，明朝失去了屏障。

四，清朝政權初建，政治清明，

五，三軍將領和士兵同甘共苦，身先士卒。

明朝滅亡，崇禎要負60%的責任，其他原因還有天災，李自成的策略初期很好，清朝太強而且最後決定入關，早期清朝是不準備入關的。

一個強大的政權一般都不會因為外部矛盾而滅亡，一般都是內部已經虛弱不堪，才會被從外部攻破的。

明朝滅亡的首禍是宦官和黨爭，遼東與後金戰爭的失敗，屢屢給李自成東山再起的機會，與其說是軍事失敗，不如說是政治失敗。

提供一個思路：“一條鞭法”最終導致白銀成為明清法定貨幣。而中國國內不是白銀主要產地，日本和南美洲有銀礦。

不知道鄭和下西洋有沒有到過南美洲，如果到過，那應該很多“大臣”知道國外有銀礦。

張居正的貨幣改革，是影響中國幾百年的事情。他是資本社會的“奠基人”。

張居正的改革半道失敗，但在一定程度上延長了大明朝的滅亡時間，但隨著萬曆皇帝的無情清算，萬曆改革的措施全部推翻，使得原有的矛盾更加複雜，加速了大明的滅亡速度。

張居正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是萬曆皇帝，但由於封建官僚的優先且唯一的服務物件是皇帝的歷史侷限性，而並未也不可能深刻認識到農民是維持國家穩定的基礎。雖然改革出現了萬曆新政的新氣象，暫時延長了明朝的滅亡時間，但農民階級的利益被嚴重剝削，最終都無法阻擋明朝滅亡的必然結果。

張居正雕像

張居正“一條鞭”法的經濟改革政策最大的問題在於全國土地改革實行統一標準，採取“一刀切”的老辦法，並未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改革讓明朝管理體系獲得巨大收益，但對於普通農民而言卻是無盡的災難，尤其對西部少地地區。

一條鞭法實施區域圖

張居正改革為了限制各地人口減少，他採取了限制人口流動的辦法，對於那些少地缺糧的農民而言，現有土地根本無法供養家人，造成晚明大量流民。但是統治階級並未認識到造成流民的真正原因，還不斷派兵鎮壓。最終導致明朝末年大規模農民起義，尤其是李自成的農民軍規模最大、影響最大。

明末農民軍起義領袖李自成

所以張居正改革是導致明朝滅亡的關鍵因素。雖然明朝還存在一系列重大問題，關鍵是改革的主要受益物件，如果僅僅只是為了維護統治階層利益，不顧底層人民的生死，在成功的改革都必然帶來社會動盪，國家滅亡。

一個朝代的滅亡一定是多種因素，多種變數共同作用的結果，明朝也一樣

張居正的改革是要給大明朝止血，但是積重難返

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是制度不適合時代的發展，是被時代淘汰的

明朝的制度催生腐敗，政府收不上來稅，國庫無錢，內憂外困逐漸衰落

張居正的改革是在強行給明朝續命，就像晚清的改革一樣

張居正除了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大力進行改革之外，還對府學，州學及縣學進行了整頓，核減了生員，整頓了提學官與儒學教官。還整肅了驛遞制度，制定了驛站條例，限制了用驛的範圍，降低了供給的標準，節省了開支。

張居正的改革可以說是全面的改革，透過改革，政治上強化了中央集權，也初步實現了以法治國，使得“法之必行”“言之必效”，風氣為之一變。經濟上，使明政府的財政收入有了顯著的增加，社會經濟有所恢復和發展，國庫積銀達六七百萬兩之多，儲備的糧食達1300多萬石，足夠支用十年。這也為萬曆三大徵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讓大明有底氣面對戰爭。

沒有制約的權力讓張居正行事越發放縱，在選拔任用官員方面，已不再唯才是舉，而多是依據自己的愛好與憎惡來罷免或提升，真是順之則升，逆之則貶，因而賄賂的情形時時發生。張居正的三個兒子也都在科舉考試中列為上等。連一個僕隸出身的遊七也出錢買了官職，而且還十分張揚。他依靠張居正，竟然被列入士大夫之中。這樣的為所欲為，使不少人很厭惡張居正。

公元1582年，張居正因病去世，萬曆皇帝為他停止了上朝，並且下詔追贈張居正上柱國的稱號，諡為“文忠”。言官們趁機紛紛上疏彈劾張居正，揭發他專擅朝政，作威作福，排斥異己，任用私人等等。皇帝於是下令抄家，並削盡他原有的官爵和封號，剝奪了他生前所賜的璽書、四代誥命。在這種形勢下，他的長子被迫自殺，其他家屬或餓死或被流放，連張居正自己也險遭開棺鞭屍。一代威權的首輔、太師竟是以如此的悲劇結束。張居正開創的大好局面也隨之垮臺。大明也漸漸日薄西山。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嶽，湖廣江陵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隆慶元年(1567)進入內閣，任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神宗即位後，任內閣首輔。張居正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卓越的政治家和改革者，也是明朝最著名的首輔在執政的十多年間，為扭轉嘉靖以來朝政腐敗的局面，協助小皇帝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終於使危機四伏的大明帝國在萬曆初年又煥發了生機，出現了“萬曆中興”的局面。

“居正及攬大政，登首輔，慨然有任天下之志。十年來海內肅清。”——《明史紀事本末》“力籌富國，太倉粟可支十年，冏寺積金，至四百餘萬。……一時治績炳然。”——《明史紀事本末》

即便當時明王朝已經進入封建社會衰落時期，行將滅亡的封建統治階級極力阻礙這次改革。張居正還是在改革中能夠針泛時弊，對症下藥，始終抓住整頓吏治和改革財政兩大關鍵，終於使明朝在各方面都大改舊觀，出現了新的氣象。雖然這無法從根本上挽救大明王朝，卻也幫助大明王朝延長了起碼數十年的國祚。

朱元璋自公元1368年建立了明王朝以後，在中國延續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會又進入了穩定時期。朱元璋在位的三十一年中，吸取了元代覆滅的歷史教訓，銳意進行了整頓。首先是加強中央集權制度，厲行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創立三整套封建統治的典章制度，制定了“大明律”和賦稅法，鞏固了封建統治制度和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的剝削關係；其次在經濟方面，執行獎勵開荒，興修水利，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方針，使得明初的封建經濟得到了一定的恢復和發展。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封建社會的矛盾逐漸激化，明朝開始進入盛而衰的轉折時期。而張居正一生經歷嘉靖、隆慶、萬曆三朝，對於明王朝全面出現的統治危機，有著清醒的認識。

1、官風不正、吏治頹廢

皇帝昏庸腐朽，嘉靖皇帝專事齋醮，二十年不理朝政；隆慶年間，首輔之爭愈演愈烈，朝臣爭權奪利，互相傾軋，吏治腐敗，“官以賂計，罪以賂免，輦轂之下，賄賂公行，郡縣之間，誅求無忌”；至萬曆年間，官風不正、吏治頹廢、宗室驕恣等弊習已相當嚴重。“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朘民膏以媚權貴，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為逋負淵藪，以成兼併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朝廷對官吏考課不嚴，名實不核，“賄多者階崇，巧宦者秩進”，而那些抱異才、卓卓可錄者反而“槁項黃馘，以終其身”，得不到重用。

與官風不正相伴隨的是吏治頹廢。明中葉以後 , 國家的行政效率極為低下 , 詔令下到部院 , 很少認真執行 , 更無人核查。而宗室對上求親獻媚於皇帝 , 對下欺凌官府、壓榨百姓 , 更加劇了社會矛盾。可謂是“生民之骨血已罄, 國用之廣出無經”。

2、府庫久虛、財政困難

一方面，由於土地兼併日益嚴重，農民大批破產逃亡，豪門匿產逃稅，致使國家的稅田大量減少，田賦收入急劇下降。如明初洪武年間，全國稅由總額為八百五十萬頃，到宣德以後只剩下四百二十餘萬頃，“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額田已減強半”，農民的賦役負擔卻有增無減。這種情流到嘉靖隆慶年間更為嚴重，有的農民田無一畝，卻要交八十畝田的稅；家只一丁，則要負擔一百七八十丁的役。

另一方面，明朝的稅源在日益減少，而開支卻十倍於明初，財政上的入不敷出。如嘉靖七年，太倉年入僅一百三十萬兩，而支出卻達二百四十萬兩之多。究其原因，首先是主室宗藩傣祿駭人。明朝祖制規定：王室宗族的一切大都有歲祿；最高的一萬石（封王），最低的也有二百石（鄉君及儀賓）。最初明太祖有二十六子、十六女，巳經是一個很大數目，同時隨著宗室日益繁衍，到嘉靖年間已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寄生集團，自然把整個國家都吃窮了。

“公，五千石至二千五百石；侯，千五百石至千石；伯，千石至五百石。”——《萬曆會典》

再次，官僚薪體的開支，南北軍費的支出，也十分龐大。如隆慶元年（1567年），尚書馬森報告：“太倉見存銀一百三十五萬四千五百六十二兩。歲支官軍銀一百三十五萬有奇，邊餉二百三十六萬有奇，補發年例一百八十二萬有奇，通計所出須得銀五百五十三萬有奇。以今歲抵算，僅足三月。”可見，此時明王朝的財政已山窮水盡、走投無路。

3、武備廢弛、起義不斷

此時的明王朝正處在腹背受敵的狀態下，對外，東南沿海有倭寇的連年侵擾，北方有韃靼俺答的屢次進犯，直逼京郊，大肆殺掠而去，京師竟至三次戒嚴；對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農民武裝鬥爭的範圍和規模都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從四川雲貴高原，直至東南沿海，廣大的中原地區，乃至北京附近，還有少數民族地區，都出現武裝起義的鬥爭。

以1509年-1512年中原地區劉六、劉七的農民大起義為例，這是明朝建國後多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戰爭，參於起義人數共達10餘萬人，鬥爭烽火漫延八省，三次打到北京附近，嚴重地打擊了明王朝的統治基礎。到萬曆時，明王朝已是國勢衰頹，危機四伏，到了積習沉痼已久、非痛懲之下不能挽的地步。

面對著哀鴻遍野，田地荒蕪，稅源無著的社會現實，地主階級中除了那些因循守舊、反對革新的頑固派以外，還有一部分務實派的知識分子，已經看到明王朝的危亡趨勢。從地主階級整體利益出發，為了拯救明王朝覆滅的危機，他們積極要求整頓吏治，清除積弊，改革賦役，減輕苛斂，以緩和當時極端尖銳的階級矛盾。張居正就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登上政治舞臺，在向穆宗上了疏的《陳六事疏》，提出了革新朝政、富國強兵的六條綱領性建議：

正是由於張居正對明朝所存的問題有著深入的瞭解，所以他在革新運動中能夠採取針對性很強的措施，取得顯著成效。

1、整頓吏治

張居正革新首先從整頓吏治開始，他將“核吏治”和“安民井”聯絡起來，把整頓吏治看作緩和階級矛盾，穩定封建統治的重要手段，提出“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把整頓吏治作為改革腐敗政治的中心一環。整頓吏治遵循“綜核名實”的四字方針，對於官吏的賞罰、選拔，著重考核其言行是否相符，一切以功實為準，做到信賞必罰，賞罰分明。他提出的四項改革措施是：

在選拔和任用官吏方面，張居正強調“用人唯才”。官吏的“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為難”，不受資歷、譭譽、親疏的影響，只要有真才實學，“雖越在萬里，沉於下僚，或身蒙訾垢，眾所指嫉，其人果賢，亦皆剔滌而簡拔之”，反之，沒有軍功，能力低下的，即便是皇親貴戚，也決不濫封官職，輕授爵位。隨後，他又頒行了“考成法”和“久任法”，認為官吏任命以後，應放手使用，不輕易調動。定期進行“考成”，考查公事的執行情況，配合“京察”對京官的定期考核，看他們是否稱職，予以獎懲。

“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為之動。”——《陳六事疏》

透過整頓吏治，社會變得比較安定，政治變得比較清明；中央集權得到進一步加強，朝廷釋出的政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不論京官還是外官，都“能為國家盡忠任事”。

2、改革財政，開源節流

改革財政是張居正革新的重點。在改革中，他以開源節流作為指導思想，以達到增強國力，深固邦木，百姓安樂，家給人足的目的、扭轉“國匱民窮”的局面。

（1）開源固本，富國利民。

①發展農業，農商互利

開發財源的根本辦法首先是發展農業生產，為此張居正大力主持修建水利工程，薦舉治河專家潘季馴督修黃河水利工程，改變了黃、淮兩河潛運不通、經常決口的情況，使兩河流域“田廬皆盡己出，數十年棄地轉為耕桑”，對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不僅如此，張居正還提出了農商互利的觀點，強調農業和商業的宜相依存、互相促進，將兩者置於同等重要的地位。為此，他提出應“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把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和活躍城鄉商品流通結合起來，使農商互利。

②抑制豪強，懲罰貪冒，清理逋賦，增加國庫收入。

明代自嘉靖以來，豪強地主瘋狂兼併土地，用種種手段勾結官府隱瞞田產，逃避賦稅，嚴重地影響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張居正執政後，決心採取有效措施“查刷”這一“宿弊”，以“泛姑息之政”，求“足國”之方，作為解決財政向題的突破口。萬曆元年六月，張居正頒佈考成法，責令“有司以徵解為殿最”，督促地方宮對宿逋新賦嚴行催徵，把豪強地主多年積欠的稅糧徵收上來，以充國庫。完成任務好的、稱職的有賞，完不成任務的、不稱職的則“罰”。地方官由於“懼於降罰”，都切實負起責來，查出了許多陳年積欠，“皆鉤較其數，奸人無所逃罪”。這樣，賦稅按時交納，積欠逐步查清，國庫日益充裕。

明中以來，隨著土地兼併的加劇，人口大量逃亡，明初透過《魚鱗圖冊》和《黃冊》所建立的田賦和丁賦制遭到破壞。至嘉靖年間，“田賦弊孔百出”、“豪民有畝不賦，貧民曲輸為累，民窮逃亡，故額日減”。若不革除這些弊病，不僅國家財政收入將大大減少，而直畝於賦役負、擔產重不均，民不聊生，百姓愁苦，勢必引起動亂。因此，自萬曆六年，張居正任用張學顏制訂《會計錄》和《價清丈條例》，頒行天下，並下令各級官吏必須嚴格執法，所在強宗豪民，敢有撓法者“嚴治不貸，“但有執違阻撓，不分宗室、軍、民，據法奏來重處”；並“嚴欺隱之律，“有自陳詭佔及開墾未報者免罪，首報不實者連坐，豪右隱佔者發遣重處”。

經過這次大清丈，田賦得到較徹底的整頓，賦稅負擔也比較合理，“豪猾不得欺隱，裡甲免賠累，而小民無虛糧”，朝廷的賦稅收入也得到了極大的增加，以致於萬曆初期的十年間，成為了明朝最富庶的十年。

④改革稅制，實行一條鞭法。

為了進一步革除賦役不均的弊病，減輕無地或少地農民的負擔，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的新形勢，張居正在丈量土地、清查豪強隱田的基礎上，改革賦役制度，推行一條鞭法。將一切賦稅和搖役合併為一條，按徵田畝數款徵收銀兩。除特定一些地區仍徵收米糧作為潛糧運送京師外，其他地區都不再徵收米麥絹棉等賣物派遣差役，統徵銀兩。

“一條鞭法”的推行使得宗室、豪富隱產瞞丁，逃避賦役就比較困難，貧苦農民“產去稅存”的現象也有所減輕，從而限制了豪強地主，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朝廷收入也有了保證。同時把賦役合徵，手續比較簡便，避免了貪官汙吏從中巧立名目，敲詐勒索。加之，賦役徵銀，農民交納銀兩就可以免去服役，封建的人身依附關係相對削弱，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繁榮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

2、節省開支，足國保民。

與革除無益之徵、減少淫侈之費，提倡儉樸，與民休息，也是張居正改革財政的重要一著。

①精簡機構，裁減冗員，緊縮開支。

針對當時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效率低下的現象，張居正採納王國光的建議，從中央到地方裁革了許多司、府、州、縣的佐貳雜職官員。據《國榷》記載，萬曆九年裁中央冗員419人，地方冗員902人，總計“汰冗員”達“什二、三”。大大地精簡了機構，改變了“出令者任多而事者鮮”的局面，同時也節省了財政開支。

②整頓學校制度，禁止濫廣學額。

明初規定府、州、縣學的生員，膳食由官府供應，明中以後，學額濫增，加重了國家的負擔。張居正對此進行改革，規定童生必須經過嚴格考試才能入學，寧缺勿濫；已入學的生員考試不只格罷黜為民，以制止“郡縣入學太濫”的偏向，既減少了財政支出，又整頓了學風。

嘉靖以來，由於南北用兵，軍費支出巨大。因此必須以“飭軍政為急”，但張居正並不是以裁減軍備來達到這一點，而主要是透過制定正確的策略，處理好民族關係，使邊境無事，從而避免因戰爭花費大量人力物力。例如在北部宣、太地區，張居正重用王崇古，支援他對俺答部所採取的安撫睦鄰政策，化干戈為玉帛，獲得了重大的成功，使蒙、漢兩族人民長期和睦相處，通好互今市，相安無事。據《明史》記載：東起延東、西抵嘉峪關的邊境千里防線，從此“軍民樂業，不用兵革，歲省什七”。

④整頓驛遞制度，減輕人民負擔。

明代在交通幹線都設有驛站，驛站有官吏管理。但驛站的車、馬、驢扣船等交通工具都徵自民間，馬伕、船伕也派自民間。這本身對於對交通沿線的百姓來說就是一項苦差役。但到了明中期以後，驛站的條例日益放寬，幾乎所有官吏及其親屬都可以隨便乘驛傳，乘車、乘船不花錢，有司則不勝其煩，百姓則不勝其苦，驛站制度日益成為一項擾民的苛役。對此，張居正規定凡官員非奉公差，不許使用驛站，各地官員不許託故遠行參謁，輕擾驛遞，違者參究；州縣不得借驛遞科斂百姓，凡內外各官丁憂、起復、給由、升轉、改調、到任等項，均不得享受驛傳等。透過嚴格執行這些規定，驛遞供億之繁大大減少。這樣，原先為驛遞準備的“錢糧”，因用不完而“積貯甚多”，“將來裕國足民，更不外索”

張居正在他執政的十六年中，對政治、經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雖然帶有一定的地主階級的局現性，但是對當時日漸衰落的大明王朝也是打了一針強心劑，使其為之一振：

1、安定明王朝的政治局面

張居正執政後實行的一系列改革，對當時腐朽透頂的吏治進行了一定的整頓。特別是他執行的“綜核名實”的方針取得了成效，使當時紊亂的紀綱得到了恢復；封建統治的秩序走上了軌道；階級矛盾有了緩和，社會危機得到了短暫時期的緩解。他的事業得到封建統治者的肯定，認為他“輔政十年，中外義安，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極。”

2、鞏固封建經濟，使其正常發展

張居正執政時期，吏治得到了一些改進，財政收入有了好轉，國家的積累有所增長。太倉藏粟達一千三百萬石，可支十年；國庫存銀也達六、七百萬兩。“自正（正德）嘉（嘉靖）虛耗之後，至萬曆十年間，最稱富庶。”這些都說明張居正的改革，鞏固了封建經濟，使其正常發展，取得了顯著效果。但是張居正是地主階級的政治家身份，使得其改革從整個地主階級的利益出發，目的是對明王朝政權起到振敞起衰的作用，不過仍然在客觀上使封建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得到正常發展。

3、促進貨幣經濟的發展

張居正的經濟改革，特別是“一條鞭”法的實行，將賦役折徵銀兩，實行貨幣賦稅，均平負擔，貨幣流通範圍擴一大，白銀漸漸成為主要的流通手段，這在中國財政史上是一項具有進步意義的革新。納銀代稅的辦法,農民就得到了較大的自由,有更多的可能轉向其他生產部門，從客觀上卻起了促進工商業發展和促進貨幣經濟發展的作用。

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封建統治階級的保守勢力是極其頑固的，任何一點小小的改革，都會被頑固保守勢力看作是洪水猛獸，加以破壞、阻撓和扼殺。王安石是這樣，張居正也是這樣。在他執政期間，經常遭受宦官、同僚，甚至門生故舊的交章彈劫，肆意攻擊。幸好有神宗對張居正的信任，使他執政期間，堅持完成了一些革新。只可惜，居正一死，御史、給事中便竭力攻擊，進行反撲，抄了張居正的家，子孫們發配到煙瘴之地，爵祿、浩命全都褫奪了。張居正畢生精力所進行的一些改革，也被陸續取消了。

從張居正改革的一生，我們不難看出地主階級日趨反動、腐朽，封建生產關係嚴重地束縛著生產力的發展，行將滅亡的封建統治階級不願意、也不可能徹底的改革。張居正的努力，雖然暫時緩和了一些社會矛盾，但終究挽救不了明王朝必然滅亡的命運。

張居正改革失敗，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

張居正剛去世沒多長時間，萬曆皇帝就開始了對他的老師內閣首輔的清算：剝奪諡號，抄家，把張居正的兒子逼得自殺，有的去流放，只差開棺戮屍了！

問題來了，張居正的改革，實行考成法，讓官員勤勉政事，不敢敷衍；實行一條鞭法，讓國庫充盈，避免了財政崩潰的危機；支援戚繼光訓練新軍，軍隊戰力大增，讓蒙古軍隊偃旗息鼓。按說，取得這麼大的成就，可以說張居正挽狂瀾於既倒，是大明王朝的柱石，萬曆皇帝應該感恩戴德，才對得起嘔心瀝血輔佐自己的恩師。怎麼老師屍骨未寒，就突然翻臉比翻書還要快呢？如果不是蓄謀已久，萬曆的極為反常的做法，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人理解。

實際上，即使張居正不死，萬曆皇帝也一定會想辦法拿下他的，只不過是時間早晚的問題。這是因為，明朝總從明太祖朱元璋起，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就廢除了丞相這一職位，一切權利都有皇帝獨攬，六部只是辦事執行機構，這個制度代代相傳。到了萬萬歷當上皇帝的時候，他只有九歲，一個九歲的孩子，怎麼處理朝政？他和母后戰戰兢兢，只有依賴首輔張居正的忠心輔佐，才使明王朝這艘大船平穩前進。這個時候，他對首輔言聽計從，即使外公因為軍服以次充好被張居正申斥，他也表面上表示完全贊同。隨著他一年年長大，肯定發現問題了：改革是不錯，但是朝廷實權全部落在張首輔首裡；秘密警察東廠的首領馮保是張首輔的政治盟友，對張的偵察監視形同虛設；國家最精銳的軍隊掌握在首輔愛將戚繼光的手裡。自己敢造次嗎？萬一張居正有不臣之心，自己的皇位還能保全嗎？所以萬曆皇帝隱忍不發，反正自己比張居正小30多歲，時間優勢在自己這一邊。

好了，現在張居正死了，萬曆皇帝的機會來了。他迫不及待地對老師進行清算：先是全國丈量田地的工作停下來了，全國有多少田地，還是一本糊塗賬，一條鞭法無形中停止了；接著罷免馮保；考成法不了了之；戚繼光嘛，免你不死，你離京城越遠越好，去廣東吧。

萬曆皇帝的真實想法是：改革是對國家好，有利於長治久安。但是，我大權旁落，等於是一個被架空的皇帝，皇權受到嚴重威脅。所以，張居正所做的一切都不對了，這個兩面派，偽君子，他罪在不赦！必須和他算總賬。至於是江山社稷傳之萬代什麼的，統統往後邊去，皇權必須緊緊抓在自己手裡才是最重要的。

這樣一來，萬曆皇帝的皇權是穩定了，但是改革失敗了：官場腐敗恢復原樣，內耗更加嚴重。因為土地兼併引起的階級矛盾愈演愈烈。戚繼光訓練的新軍十年之功，毀於一旦，軍隊改革停滯不前，再次導致邊備鬆弛。換句話說，大明王朝失去了改變滅亡命運的最後一次機會。幾十年後，等到崇禎皇帝繼位的時候，階級矛盾、民族矛盾複雜交織，內憂外患，國庫空虛，財政崩潰，無力迴天，大明王朝只有走向滅亡。

自朱重八廢掉相權以來，後面每個皇帝都不得招攬政治盟友（首輔和太監）和龐大的文官集團鬥爭，張居正是個例外，他的改革很難界定政治利益，既威脅了皇權也動了官僚的乳酪，說明他是有堅定政治理想的政治家而不是政客，實際效果也不錯，延緩了帝國的崩潰，但人一死局面立馬翻轉，利益被損害的皇權和文官集團合力把他清算了。

萬曆最開始也是有為青年，並沒有把張居正的改革全廢掉，只不過換了個包裝，然後就嚐到了文官集團的厲害，別說改革了，連私生活都被拿到檯面上狠批，自己就是尊透明牌坊，一氣之下放棄鬥爭罷工了，你們愛咋滴咋滴吧。

張居正改革註定失敗，明亡也非亡於萬曆，當政府財政收支矛盾不可調和皇權信用透支而日漸式微時，帝國便開始步入死亡通道。

我們都知道如今的世界格局是一超多強，這“一超”就是美國。但是這個格局在21世紀將會改變，形成兩超多強的局面，中國就是那個即將成為另一超的國家。實際上這並不是中國的崛起，而是中國的復興，我們只是在慢慢回到我們原來的位置罷了。在16世紀以前中國一直領先於世界，但隨著新航路的開闢，西方各國得以尋找到新的貿易路線和貿易伙伴，它們新生的資本主義制度也因此在慢慢發展完善。反觀同時期的中國，正處明朝中後期，一個王朝到了晚年內部矛盾一定十分尖銳，社會經濟也極易產生危機，如果不進行改革可能隨時會傾覆。所謂時勢造英雄，張居正就在大明江山即將顛覆時應運而生了。

張居正生於嘉靖四年（1525年），從小就熟讀聖賢書，聰穎過人，被稱為神童，嘉靖十五年（1536年）考中秀才，嘉靖十九年（1540年）中舉，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年僅23歲的張居正就考中進士，可見其確實有真才實能。嘉靖帝駕崩後明穆宗朱載坖繼位，張居正開始被重用。隆慶元年（1567年）張居正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後遷任內閣次輔。在隆慶年間張居正最大的成就就是與高拱合謀促成隆慶和議，此和議結束了明朝與蒙古近兩百年的敵對狀態，削弱了韃靼內部的組織力，自此以後到明朝滅亡前明朝和蒙古之間都沒有爆發大規模戰爭，絕對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

隆慶六年明穆宗駕崩，臨終之際他委託高拱、張居正、高儀三大臣輔佐年幼的萬曆皇帝。同年六月，內閣首輔高拱口無遮攔觸怒了萬曆帝的生母李太后，早就對高拱不滿的司禮監秉筆太監馮保趁機向李太后進讒言，李太后就以“專權擅權”的罪名令高拱回原籍，張居正代替高拱擔任內閣首輔，一切軍政大事均由張居正主持裁決。才能過人的張居正看到昔日強大的明王朝早已經千瘡百孔了，只有進行徹底的改革才能挽救日薄西山的明朝。

張居正深知明朝有五大隱患，分別是宗室對國家的負擔過重、朝野上下可用之人太少、官員行政效率低、軍備渙散不堪以及朝廷財政入不敷出。其中財政入不敷出則是各種國家矛盾的聚集點，明朝滅亡的原因之一也是國家沒錢，改革首先要解決的肯定是財政危機。要解決問題首先就要找到問題出現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歷朝歷代都會出現的土地兼併情況。土地兼併往往在一個王朝後期表現突出，這是封建王朝發展經濟的必然結果，越來越多的土地集中到地主手中，沒有土地的農民則越來越窮。這也是為什麼每個王朝的興起都是以均分天地開始，又以土地兼併結束。明朝中後期大量的民田都被宗室以及官僚地主侵佔，皇莊、王莊遍及京畿。地方上也是如此，大量民產被地主侵佔，百姓苦不堪言。但是擁有大量土地的皇親國戚貴族官僚擁有無需納糧交稅的優免權，佔據土地後這幫人還利用自己的特權虛報田畝數來逃稅。長此以往朝廷能收到的稅賦就越來越少。到了萬曆初年全國的田賦已經比明朝建國初少了一半了，而明朝又不收工商稅，所以田賦佔朝廷稅收的大頭，大量田地都集中到不需納稅的貴族手中了，納稅田越來越少，財政收入自然會縮減。但是國家每年需要花費的錢財還在增多，皇室開支、軍費支出、貪官貪汙等都加重了明朝朝廷的財政危機。

造成財政危機的第二個原因就是各地方人口流失嚴重，可控制的人口減少。這實際上也是土地兼併的後果。大量農民都沒有土地可種了，為了生存要麼就流亡荒野，要麼就賣身作奴。據《明史》和《明實錄》記載，洪武十四年（1381年）全國共有10654362戶人，但到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全國只有9638396萬戶人了，明朝中期人口是比明初多的，但是戶數卻減少了一百餘萬，這還不算不在戶籍之上的流民。朝廷能控制得人口少了，很多土地就會荒廢，賦稅和徭役的徵收也相應變得困難，加劇明朝的財政危機。

第三點原因就是明朝賦役制度不公，百姓負擔太重。張居正改革前明朝的賦役制度沿用前朝，將賦稅和徭役分開。賦稅按照田畝數徵收，徭役按照戶丁數徵收，乍一看很公平，但是實行起來還是有漏洞。那些官僚豪紳們仗著自己有優免定額的權力，運用各種手段來逃避賦役。如此一來繁重的賦役就都壓到老百姓頭上來了，以至於明朝中期出現了“富者田廣而賦役輕，貧者田狹而賦役重”和“有有田而無賦者，有有賦而無田者”的現象，賦役制度嚴重不公。

在以上三點原因的作用下，明朝的經濟危機日益凸顯，國窮民貧的情況也逼著已經成為內閣首輔掌握軍政大權的張居正不得不改革。為了鞏固統治，解決財政問題，改革需要自上而下進行，但在改革財政之前必須先整頓吏治才行，否則就算收的賦稅再多也會被貪官吞下。

整頓吏治

前文說到明朝五大隱患之一就是官員行政效率低，這一點張居正早已發現。自嘉靖以來，明政府的腐敗程度和官吏的因循守舊情況就非常嚴重了，大臣的奏章、各衙門的公文每天都有很多，但是解決問題的效率卻十分低，這種運轉不靈、效率低下的官僚體制必須改革。但是這樣改革勢必會觸及各級官員的利益，阻力很大。

那麼該怎麼讓官員多做事，讓行政效率高起來呢，張居正想到的辦法是實行新的官員考核制度，即“考成法”，規定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屬官員應辦的事情定立期限分別登記在三本賬簿上，由六部和都察院按賬簿登記，逐月進行檢查。這樣就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考評機制，將考評和糾察相結合，提高了對中央及地方各級官吏的管理效率。

挑選人才

為了解決朝野上下可用之人太少的問題，張居正採用“能辦國家事，有禮於君者，即舉而錄之”的選人標準，不拘泥於常規選人的方法，提拔了一大批有才幹的官員，並根據他們所擅長的領域委以重任，王崇古、李成梁、戚繼光、潘季馴、張學顏、李漸庵等人都是張居正一手提拔的，都為國家作出了貢獻。

追繳欠稅

當張居正整頓完吏治後就可以開始經濟方面的改革了，改革物件自然是以權謀私的官僚地主和地方豪紳。在改革之前官員們為了增加賦稅，是讓百姓進行平攤，根本不敢去問權貴要他們偷掉漏掉的稅，很多地方豪紳都是有政治背景的，哪個官員敢拿他們開刀，恐怕稅還沒追回來，自己的烏紗帽就沒了。張居正實行“考成法”後提出對官員“以錢穀為考成”的主張，不能追繳欠稅的官員都要受到批評，嚴重者則要調離或撤職，以追回的田糧作評定政績的標準。如此一來追繳欠稅可能丟了烏紗帽，不追繳欠稅肯定丟烏紗帽，官員們就不得不打擊那些偷稅漏稅的權貴，一定程度上減輕百姓身上的負擔。

清丈田地

追繳欠稅只能解決部分問題，真正要改革的還是瞞田逃稅和稅役不均的現狀。這就需要從賦稅制度上進行變革，清丈田地就成了變革的前提，只有搞清楚全國究竟有多少田地，才能從根本上改革賦稅制度。

萬曆六年（1578年）張居正在福建進行清丈田地作為試點，得到閩人的稱讚，於是萬曆八年（1580年）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清丈土地，勢必要將那些皇親國戚、地方豪強以及各級官僚所兼併隱瞞的良田全部查出來。儘管這過程中遇到一些權貴抵制，但大體上還算順利。萬曆十年（1581年）全國清丈田地的工作基本完成，查出了八十餘萬頃漏稅的田地，並且在清丈田地的基礎上明朝的魚鱗圖冊也進行了重繪。

賦稅改革，實行“一條鞭”法

萬曆九年（1581年）張居正下令全國實行一條鞭法，這是中國田賦制度繼唐朝兩稅法之後的一次重大改革。一條鞭法簡化了賦役的專案和徵收手續，將賦稅和徭役合二為一，有一種“攤丁入畝”的趨勢。康熙帝實行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張居正一條鞭法的運用和發展。一條鞭法的實行使得百姓只需要交納丁銀即可，改變了以往徵收實物的方式，而且稅銀直接由官方徵繳，不再經裡甲、胥吏（明朝基層的辦事人員）之手，百姓的賦稅負擔得以緩解。

隨著清丈田地和一條鞭法的實行，明朝的財政狀況有了顯著好轉，國庫也慢慢充盈起來。張居正的改革讓明朝政府再次強力起來，他也憑一己之力戰勝了舊有的利益集團，讓大明王朝煥發新生。

人亡政息，改革失敗

萬曆十年（1582年）操勞過度的張居正病逝，僅僅四天後以雷士幀為首的七名言官就彈劾張居正生前推薦的潘晟，萬曆皇帝隨即命令潘晟致仕，潘晟的下臺表明張居正在萬曆皇帝心中的已無地位。不久後張居正就被抄家，其宮秩也被削盡，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都被奪回。

半年後曾經反對張居正改革的利益集團開始製造輿論，萬曆皇帝迫於輿論壓力將張居正重用的一批官員全部罷免，並將曾經反對張居正的人恢復名譽和官職。

張居正的改革不僅整頓了吏治，還改革了稅賦制度，解決了財政危機，從而緩解國家的內部矛盾，可以說是扶大廈於將傾。可惜的是此時的明朝已經立國二百餘年，利益集團的勢力過於龐大，張居正在世時還能壓制住他們，一旦張居正逝世那麼利益集團就會迅速東山再起，張居正改革的政績也毀於一旦。既然張居正的改革失敗了，那麼明朝滅亡就只是時間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