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說明，這個問題沒有固定的回答。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具有十分重要意義的事件。從上世紀以來，國內外學者就已對五四運動做了大量的研究，在政治，經濟，外交，社會等各個領域對其進行了深度的剖析。然而不同學者對五四運動的意義和性質看法有所不同，各領域的人對其也是聚訟不已。但不管是從思想上將其劃為一個重要的轉折期，還是在政治層面將其作為新民主主義的開端，五四運動在歷史的發展中都發揮出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在五四運動時期各領域的人的稱呼以及之後學者的研究中，不同的人對“五四運動”做出了不同的解釋。

早期的“五四運動”是較狹義的，即現在人們通常使用的“五四事件”一詞，來代指1919年5月4日當天所發生的北京學生反對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遊行事件。

人們在反思過程中，不斷地將不同事件聯絡起來，將它們放置於大的歷史環境之下。因此在“五四運動”被越來越多的使用的過程中，它所覆蓋的時間範圍越來越廣，它所覆蓋的領域也趨於廣泛，從單純的政治事件擴充套件到文化、思想、外交等各個方面。

但就目前“五四運動”一詞而言，它更是一個廣義上的解釋。周策縱指出，“大體來說，這個運動的主要事件發生在1917年到1921年之間”。他同意將“新文化運動”納入五四運動的說法，他對五四運動的定義為：“五四運動”是一個複雜現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學革命、學生運動、工商界的罷市罷工，抵制日貨運動，以及新知識分子所提倡的各種政治和社會改革……它不是一種單純不變，組織嚴密的運動，而是許多思想分歧的活動匯合面成，可是其間並沒有主流。

在給五四運動定義的過程中，相比於周策縱將五四運動著重點放在思想文化領域，彭明更傾向於將其放在政治層面。他稱五四運動為揭開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由舊民主主義到新民主主義的轉折點。

以胡適為代表的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將五四運動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Chinese Renaissance）。胡適在民國1958年5月4日在臺北中國文藝協會講中提出，他認為這個運動就是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此後有諸多學者依附這種說法。但胡適所說的文藝復興是一個跨越千年時間的“廣義文藝復興”的一小部分，這與一些其他學者將五四運動比作“文藝復興”運動的內涵又有所不同。

但周策縱反對這種將五四運動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的說法，他從經濟背景、目的、精神、實質等方面分析了五四運動與文藝復興運動的不同之處。他指出，“五四運動”更接近於法國啟蒙運動而非歐洲文藝復興。但“五四運動”和啟蒙運動仍有根本的差異。

以彭明為代表的部分學者認為“‘五四’前夕下的新文化運動，一般被稱為啟蒙運動”，但五四啟蒙運動又因為它的無產主義特徵既不同於文藝復興又不同於啟蒙運動。他將這種差異主要歸於馬克思主義者的參與。

如果我們說周策縱對五四運動的解釋是站在知識分子的立場，討論較為全面並著重於其思想文化層面，彭明對五四運動的探究傾向於其政治領域，那麼還有一種觀點便是以李澤厚為代表的將五四運動的文化與政治分離開來的“救亡-啟蒙論”。李澤厚提出，“五四運動包含兩個性質不相同的運動。一個是新文化運動，一個是學生愛國反帝運動。眾多論著常常籠統地歌頌它們，較少注意二者的複雜關係及由此而來的思想發展和歷史後果”。他在論述中將“啟蒙”（新文化運動）和“救亡”（反帝政治運動）作為相互作用、相互纏繞的兩環，並提出，“這種以啟蒙為目標以批判舊傳統為特色的新文化運動，在適當條件下遇上批判舊政權的政治運動時，兩者便極易一拍即合，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聲勢”。

此外，李澤厚認為，在1920年代中後期，救亡逐漸壓倒啟蒙——“在如此嚴峻、艱苦、長期的政治軍事鬥爭中，在所謂你死我活的階級、民族大搏鬥中，它要求的當然不是自由民主等啟蒙宣傳，也不會鼓勵或提倡個人自由人格尊嚴之類的思想，相反，它突出的是一切服從於反帝的革命鬥爭，是鋼鐵的紀律、統一的意志和集體的力量”。

其實這體現出了當時知識分子的社會理想和政治現實之間的矛盾。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李澤厚看到了其他學者所未曾注意的方面。若說其他人仍是以歷史學者的角度去書寫這段歷史，仍是以歷史學者的身份去解讀歷史人物，他便是站在了當時政治人物的立場去看待這個問題。這是他相比於其他學者進步的一點。但他將新文化運動與政治割裂開來的觀點卻有所片面。在新文化運動進行思想上啟蒙的過程中，必然會與政治產生聯絡。知識分子們意圖影響政治，卻希望不涉及政治的想法是不可能實現的。不管是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還是後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都在政治方面表達了知識分子們自身的要求。而且自由、平等、打倒偶象等理念也不可避免地涉及觸動封建思想亦或是帝國主義思想的內容。

在余英時的闡釋中，相比於探討五四運動自身的本質，他更傾向於將五四運動作為一個不斷被詮釋與架構的物件，去研究五四運動在歷史過程中的形象變化。余英時對各種比附進行了總結，他進而提出應該去除死板的比附，“從五四本身的角度去了解五四”，“必須透過它的多重面相性和多重方向性來獲得理解”。“五四運動”是不同的人“不斷變動又經常彼此衝突的五四規劃，而且每一規劃也有不同的版本”。

我們可以看到，不同學者對五四運動不同的定義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徵，它與時代背後的政治社會背景是息息相關的，不同的定義也反映了不同的話語體系。隨著學者們對五四運動研究的不斷深入，他們日益要求排除各種比附，以一種獨立自主的姿態來面對五四運動。

因此“五四運動”不單單是我們所說的“五四事件”，它還是一個包含了思想啟蒙（包括婦女解放、權利意識等），政治運動，學術進步等在內的長時間、寬領域、範圍廣的集合體。

但是同時我們也應該意識到，我們不能將某一種觀點，某一種派別依附在某一個人身上。基於人思想意識的多重性和我們掌握材料的限制，我們不能很輕鬆地給他們下“無政府主義者”亦或是“自由主義者”的標籤。我們也不能隨意地定義某個派別的思想觀念，因為即使同是一個“陣營”中的人思想也不盡相同。這種標籤擁有著定義者自身的主觀性。此外，參與五四運動的人以及研究該運動的學者的思想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比如胡適在晚年時候對五四運動與“文藝復興”的關係發生了思想的轉變，他晚年認為“‘五四’運動剛才我講的跟我們沒有關係的，那是個沒有計劃的運動，“五四”是大家愛國心爆發……學生們在前幾年提倡思想解放，文學革命這種觀念，結果慢慢借這個機會就推廣出去啦，其實，與我們（“文藝復興”）並不是一件事，並沒有關係的”。因此，我們要以動態的，多元的眼光去看待五四運動以及五四運動的參與者，而不僅僅是以標籤化，固定化的方式去對待它。

相比於眾說紛紜的比附、定義等，學者們對五四運動的過程的描述顯得相對客觀真實。但由於學者們對五四運動過程的解釋大都是建立在他們對五四運動的定義之上的，因此他們描述的五四運動在時間上有所差異。

周策縱描述的五四運動則集中於從《新青年》的創辦到五四事件，他進一步的延伸則主要對五四事件後的影響進行了說明，例如外華人的反應、政府及工商業界的態度等，進而在思想、文學方面的影響做了進一步的深化。

而彭明描述了從山東事件，袁世凱等人不斷的復辟醜聞到五四事件在北京興起，一直蔓延擴充套件到上海乃至全國的過程。此外，他還魯案和閩案進行了描述。在他的描述中，各種社會矛盾、階級矛盾是如何被一步步的激化的過程呈現在我們眼前。彭明的描述具有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色彩，將各階級（工人、農民、學生、民族工商業者、華僑及其他愛華人士）的鬥爭過程都分別進行了述說以展現五四運動的群眾性特點。相較於周策縱，他對五四運動的刻畫要更為細緻，也更為生動，有著個人對事件的見解。而周策縱的描寫卻具有更好的連續性，對各種思潮的見解更為獨到，深刻。且相比於彭明，周策縱的描述擁有著更好的客觀性。但即使他儘量保持客觀，我們仍可以從他的話語結構中看出他對五四運動在思想革命方面的重視。

總之雙方的描述具有較強的互補性，透過比較閱讀可以使我們對五四運動有更加詳細的認識與把捉。

透過上面的敘述，我來總結一下自己的觀點。題主問“五四運動發生在哪一年”，準確來說五四運動沒有明確的起止時間，即使是新文化運動也被包括在五四運動之中。而“五四運動”中的“五四事件”是發生在1919年5月4日當天所發生的北京學生反對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遊行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