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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佐書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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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點夢成真吉先生
沈從文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一個高峰,他創造的湘西世界,是一個凝聚著中國文明和歷史、又寄託著一代人精神夢幻的藝術世界。而今正讀的這本《我自故鄉來》,是沈從文的心靈故鄉,展現大師筆下的“湘西世界”。
湘西一直是沈從文心中的“天堂”,生於斯長於斯,從15歲參軍起到20歲,沈從文長期流徙於湘、川、黔邊境與沅水流域一帶,對湘西及原始野性的自然生活有深刻的洞察和熱愛。筆墨之下,盡是湘西古風,遺韻悠長。《我自故鄉來》選自《湘西》《湘西散記》中為人傳誦的名篇,共分三輯:流水幾何時、蒼生何茫茫、湘西明在眼。沈從文筆下的“南國邊城”故鄉與汪鈺元先生的“江岸生活”水彩畫完美結合,重現原始湘西世界。文畫交映生輝,品讀品賞,令人沉醉。
沈從文在他童年的生活記憶裡,總是把鄉土文化的原始性作為人性美加以描寫,認為這種原始性的鄉土文化,正因為帶著粗獷的野性,才真實地表現了強盛的生命力,也就是表現了自然的人性。而他認為自然是人性,只有合乎自然、與自然契合的人性才是美的。
沈從文的文學故鄉里,有渡船上等待愛人回來的翠翠,腳樓上守望歸人的女子,辰河小船上唱歌的水手,當然還有過柳林岔一程一相思的從文……這正是自然的生命方式所在,即使有所陋習鄙聞,也因為“人與自然的契合”而顯出生命的真誠所在。沈從文曾說:“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這廟供奉的是 ‘人性’。”毫無疑問地說,沈從文的這座希臘小廟,就是他構建的湘西,就像寄託“人性”於希臘小廟一樣,將自己對純情自然和心有所歸寄託於無比熟悉的家鄉。
沈從文是湘西的“鄉下人”,也是在“魔都上海”停留過三年的都市人;是西南聯大和北大木訥的教授,也是在特殊時期不肯屈服、默研服飾的文士學者。面對“鄉下人”這個身份,沈從文內心的“矛盾”定會顯露出來,這種遊走意味著他必然會向具有特立象徵意義的世界傾斜。於是,就有了沈從文時時悼念又不斷付諸筆端的“湘西世界”,那是他生於斯長於斯,又細心還原的故鄉和精神歸所。
通讀全書,感覺沈從文的創作風格趨向於浪漫唯美,一字一句皆飽含詩意,充滿了靈動。“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這樣通透的句子在他的文章中俯拾即是,如汪曾祺所說,“鼓立、飽滿,充滿水分,酸甜合度,像一籃新摘的煙臺瑪瑙櫻桃”,有著無與倫比的新鮮。
作為普通人,朝趕車流,都是匆匆人群;夜燈輝煌,還是忙碌身影。每當被生活追趕無法喘息,或夜深人靜忽覺何以家歸,周遭繁華或半生漂泊,或許都會讓我們渴望歸宿。就像沈從文一樣,“戀鄉”或許是絕大多數人油然而生的情愫,不管它遠在何方,又何所似。沈從文的種種思索,不啻於一首現代文明的輓歌,在欲壑深深的都市,給浮躁者以沉靜,給迷茫者以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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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散記》《湘西》是沈從文兩部傑出的散文集,它們均完成於上世紀30年代,真實地再現了那個時代湘西的面貌,代表了沈從文散文創作的最高成就。
前者記述了1933年冬至1934年初作者乘船返鄉省親,沿沅江上溯時的旅途見聞和個人感興;後者則主要介紹沅水流域的景觀、物產、風土、民情,以澄清人們對湘西“荒唐不經”的誤解,收到闢謬理惑的效果,並希望湘西在新舊交替的動盪社會中得到重造。
兩部集子內容特異,思想蘊藉,涵泳遙深,內容上相互補充,相互輝映,充滿了濃郁的鄉土氣息,以其鮮明的特色,在現代文學史上獨標一格。
01 內容特色:展現湘西獨特的地理環境、民俗風情、歷史習慣和民事哀樂沈從文於1902年生於湖南鳳凰縣一個行伍家庭。十五歲時便參加了地方土著部隊,在沅水流域輾轉生活了五年,獲得了社會狀況的豐富認識。1922年他來到新文化的搖籃北京。
此後他基本上客居北京,但青少年時獨特的生活經歷,使他對故土鄉親魂牽夢縈,充滿溫愛,產生了難以割捨的深沉感情。於是他把對故園的真摯依戀訴諸筆端,始終不渝地堅持以湘西為創作題材,成了文學史上的奇觀。
湘西地處雲貴高原東北部,湖南西北角,正當湘鄂川黔四省交界處,東以沅水、雪峰山與湘中分隔,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這兒顯得相對孤立、偏僻、閉塞,傳說正是陶潛《桃花源記》中“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之處和夜郎國所在。
這裡岩溶地形發育,造就山高崖陡,谷深洞幽,流急灘險的獨特地貌。更兼漢族、苗族、土家族雜居,各民族習俗相互影響,多元文化相容幷包,使這兒蒙上一層詭異神秘的面紗。
作家正是運用他那支生花妙筆,去表現湘西那獨特的地理環境、民俗風情、歷史習慣和民事哀樂,使這一名不見經傳的區域放射出特異的光彩,產生了神奇的魅力。
在作家多彩的筆下,故鄉的山水儀態萬千,清奇秀美。白河是“夾河高山,壁立拔峰,竹木青翠,岩石黛黑。水深而清,魚大如人。”而辰河“沿河兩岸連山皆深碧一色,山頭常戴了點白雪,河水則清明如玉。”
山光水色,交相輝映,色彩斑斕,如詩似畫。有些景物描寫充滿了牧歌情調,給人超塵脫俗之感,恍如進入世外桃源。
在《湘西·沅陵的人》中,他寫道:
“溪流縈迴,水清而淺,在大石細沙間漱流。群峰竟秀,積草凝藍,在細雨中或Sunny下看來,顏色真無可形容。山腳下一帶樹林,一些儼如有意為之佈局恰到好處的小小房子,繞河洲樹林邊一灣溪水,一道長橋,一片煙。香草山花,隨手可以掇拾。”當然故土也不免蠻荒落後,《一個愛惜鼻子的朋友》中就寫到所辦學校附近常常虎豹出沒,野豬大蛇橫行,野狗白日裡成群結隊在林莽中游行,“見人不驚不懼”的情景。嶺上土地叢林與洞穴,是燒山種田人,猛獸大蛇割據之所。
湘西的社會風光同自然景色一樣,古樸詭譎。那懸掛在半空中去水三十丈上下的吊腳樓,那充滿牛糞桐油氣味的小小河街,那酬神還願巫師的鑼鼓,那揉合了莊嚴與瑰麗的促櫓長歌聲,以及雜揉了神性與魔性,古豔動人的神話傳說等等,都含著一種詭異古野的美。
我們也許見過白天龍舟競渡的情景,卻沒聽說過湘西人點著火把,把這種遊戲延續到半夜;我們也許見過迎神賽會,卻沒見到湘西苗人演出酬神戲、傀儡戲壯觀的場面,聽到轉輪藏轉動時那淒厲而綿長的龍鳴聲;還有那趕屍的傳說,放蠱、曬草蠱的習俗。一切都顯得那麼荒遠原始,怪誕迷人。
湘西人憨直、率真、豪爽、慷慨,又粗野魯莽。當“我”出錢讓七老上吊腳樓取樂,他卻到河街買了“我”喜歡的橘子回船。(《湘行散記·辰河小船上的水手》)當牛保拿一包核桃給“我”品嚐,“我”拿了五角票子表示要買時,他非常生氣地把核桃搶了回去。《湘行散記·一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儘管“我”當時是很受他尊崇的有學問的人;洪江油船麻陽船主則“會喝酒、打牌,且豪爽大方;吃花酒應酬時,大把銀元鈔票從抱肚掏出,毫不吝惜。
水手多強壯勇敢,眉目精悍,善唱歌、泅水、打架、罵野話。(《湘西·常德的船》)他們還保有楚人那份豪悍雄強的遊俠氣質和淳樸古風。如《鳳凰》寫到“子弟兒郎們照規矩與嫂子一床同宿,亦無所忌。”“板三”賭博,反手間“輸黃牛一頭,銀元一百兩百……不以為意,揚長而去,從無翻悔放賴情事。”,而決鬥時:
“兩人用分量相等武器,一人對付一人;雖親兄弟只能袖手旁觀,不許幫忙。仇敵受傷倒下後,即不繼續填刀,否則就被人笑話,失去英雄本色,雖勝不武。犯條款時自己處罰自己,割手截腳,臉不變色,口不出色。”慷慨好義,負氣任俠的楚人本色躍然紙上。作家筆下的許多人物還充滿了傳奇色彩,如《五個軍官與一個煤礦工人》中的那個煤工,戴水獺皮帽的朋友,《老伴》中的沈林、趙開明,虎雛祖送、大鼻子印瞎子都有不凡的傳奇經歷,彷彿是湘西那種特異環境派生出來的。
以上的一切,再蒙以屈原、陶潛等為代表創造的濃厚的楚地神秘文化色彩,就使那自然景色,社會風光放射出怪異神聖之光。這是兩部散文集引人入勝,藝術魅力長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02 思想特色1、它寫出了湘西所承受的歷史重負和鄉民生命的沉重儘管湘西僻遠蠻荒,但歷代的統治者並不因之而放鬆轄治。他們政治上採取歧視、苛擾的政策,經濟上橫徵暴斂,尤其是近代以來湘川黔軍閥的爭權奪利,割據紛爭,使湘西社會動盪不安,人民生活苦不堪言。這片淨土因之背上了歷史重負。
在《湘西·辰溪的煤》中,沈從文寫道“富源雖在本地,到處都是窮人。”有“小重慶”之稱的湘西中心洪江即為湘黔軍閥反覆爭奪之地,而每次爭鬥,都使許多無辜生靈慘遭塗炭。
作品還多次寫到部隊開到鄰地鄰省“就食”苛索魚肉百姓之事,它直接加重了人民的負擔。為避兵役,為求生存,許多人鋌而走險,上山落草。更兼湘西民性強悍,喜歡械鬥和仇殺,《湘西·沅水上游的幾個縣分》中寫著:“強梁好事者既容易生事,循良的為生存也就力圖自衛。”社會治安就更趨惡化。
而這些“牧民者”對湘西的統治“方略”息息相關。鄉民們世世代代在貧困和死亡線上掙扎,承續著相同的人生命運,他們的“生活彷彿同‘自然’已相融合,很從容的各在那裡盡其性命之理”,“他們應付生存的方式……竟好象今古相同,不分彼此。 《湘西散記·箱子巖》
千年不變的風景:湯湯的流水,古老的碼頭,逼仄的河街,灰色的漁船,彎著腰的縴夫,負著煤的礦工,奔走四方的煙販,歷經劫難的船伕……深沉莊嚴的生命感伴隨著沉重的歷史嘆息,《湘西散記·1943年1月18日》一文中寫道:
“歷史對於他們儼然毫無意義,然而提到他們這點千年不變無可記載的歷史,卻使人引起無言的哀慼。《老伴》中趙開明的經歷正是這種輪迴的最好註腳。沈從文曾在《水雲》中說:
“我是個對一切無信仰的人,卻只信仰‘生命’。”他的思考是冷峻的,而感情是真切和無奈的。
2、作品表現了對湘西下層人民生存狀態的嚴重關切在兩部散文集的人物畫廊裡,有船主、保丁、士兵、差役、土匪、山民、煙販、藝人、縴夫、水手、煤工、妓女等各色人等,但作者關注最多的無疑是下層人民。
《辰溪的煤》寫了向大成一家的悲慘遭遇,他的七個孩子死了五個,剩下的兩個女兒淪為妓女,自己也被煤塊砸死了。他們的命運正是許許多多鄉人命運的縮影。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寫一個“牙齒已脫,白鬚滿腮”年近八十的老頭子,與船上水手討價還價許久,為了生存,竟毅然拉起沉重的纖繩。
《沅陵的人》寫合掌洲夭妹被迫做了押寨夫人:一個二十年如一日愛慕和尚的寡婦,借燒香之名去看和尚,和尚卻“誠心苦修,不作理會”;還有《鳳凰》中放蠱、行巫和落洞少女的敘寫,……這些都揭示了湘西婦女精神上承受的壓抑摧殘和沉重痛苦。在下層人物中,船戶和妓女又是作者關注最多的。
水和沈從文關係密切,所以他說:
“我的一切作品的背景,都少不了水”,“一派清波給我的影響實在不小”。他熟捻水上人家的生活,回鄉的航程使他對水手及其生活有了最真切直觀的透視和了解。他們長期離家在外行船,往返於沅水及其支流,整日過著漂泊無定的生活。水手們大多為船主僱定,人身不自由,工錢低廉,地位低下。
作者曾親眼目睹下水船的水手被激流吞沒的情景,學藝混飯吃的小水手萬一淹死了,“船主方面寫得有字據,生死家長不能過問。一燒幾百紙錢,手續便清楚了。”這些“從船上人看來,可太平常了。”,他寫道:
“在能用氣力時,這些人就毫不吝惜氣力打發了每個日子,人老了,或大六月發痧下痢,躺在空船裡或太陽下死掉了,一生也就算完事了。這條河中至少有十萬個這樣過日子的人。”水手們喜怒哀樂無人關心,生老病死一聽天命。表面上,水手們行船、鬥嘴、打架,還可以上岸找相好的耍樂子,生活過得無優無慮,態意灑脫快活,可長期單調沉悶的水上生活又使他們變得無聊、麻木、暴躁、喜怒無常,相反相成的性格,正反映出他們生存狀態的嚴重,心靈的苦痛和精神世界的危機。
妓女是被汙辱被損害的一類,為了生存,認真經營著那種“最古老的職業”。“從乳臭未乾的十四、五歲年輕女子,到不甘自棄的五十多歲的婦人,都來參加這種生活鬥爭。
桃源後江便是一個出名地方。地方政府不僅不干預,反而抽取花捐以促進地方經濟的繁榮。從沈從文筆尖流出的文字都帶著血:
“這些人有病本不算一回事。實在病重了,不能做生意掙飯吃,間或就上街走到西藥房去打針,六零六三零三紮那麼幾下,或請走方郎中配付藥,硃砂獲荃亂吃一陣,只要支援得下去,總不會坐下來吃白飯。直到病倒了,毫無希望可言了,就叫毛夥用門板抬到那類住在空船中孤身過日子的老婦人身邊去,盡她咽最後那一口氣。死去時親人呼天搶地哭一陣,馨其所有請和尚安魂唸經,再託人賒購副四合頭棺木,或借“大加一”買副薄薄板片,土裡一理也就完事了。”儘管她們也有過美好生活的善良願望,但生活的重扼逼迫她們“無目的無所為”地生存,她們得掌握必要的謀生手段,如哼小調,唱軍歌,懂流行歌曲等,以應付各色人等的需要。
她們的命運與水手相差無幾,而地位更其卑微。那種“也是眼淚也是笑”的生活,每每引起作家無限的悲憫與深沉的哀痛,體會到人生的苦味。
以煤工、水手、妓女為代表的下層人民艱難困苦的生存狀態和精神家園的荒涼,正展現出牧歌情調掩蔽下湘西社會現實嚴酷的一面。
3、作品還表現了對鄉人熱切的人道主義關懷和對國民性改造的峻切思考一方面他欣賞鄉民保有的那份素樸正直勤勞勇敢,謳歌那份人情美、人性美,讚美鄉民們生的執著,發見了蘊藏在他們身上的強大的原始生命力和不斷激發出來的反抗:
“他們那麼忠實莊嚴的生活,擔負了自己那份命運,為自己,為兒女,繼續在這世界中活下去。不問所過的是如何貧賤艱難的日子,卻從不逃避為了求生而應有的一切努力。”另一方面,他清醒地意識到鄉民是“美醜參半,野蠻交織著優美。”他不滿鄉民那種粗野蠻俗、麻木愚鈍、安分守己、不思進取的生活方式,苦苦思索著:
“用什麼方法,就可以使這些人心中感覺一種對‘明天’的‘惶恐’,且放棄過去對自然和平的態度,重新來一股勁兒,用劃龍船的精神活下去?”他認為鄉人不可負氣與自棄,渴望著人們能把那股划龍舟的狂熱勁頭髮揮到重造湘西的努力上,指出:
“若不想法改造,卻將不免與自然同一命運,被另一種強悍有訓練的外來者征服制馭,終於衰亡消滅。”然而,社會的發展給湘西帶來的“變化”是作家不願意接受的:
“這個民族,在這一堆長長日子裡,為內戰,毒物,飢謹,水災,如何向墮落與滅亡大路走去。一切人生習慣,又如何在巨大壓力下失去了它原來的純樸型範,形成一種難於設想的模式!”他鄙棄那種“無個性無特性帶點世故與詐氣的庸碌人生觀。”在那劇烈變動的時代,他可貴地意識到湘西文化的弱點,意識到它在外來文化衝擊下岌岌可危的處境,幻想著透過改造國民性以推動湘西社會的進步,可是他又苦於找不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從《湘行散記》到《湘西》,作者始終把關注的焦點放在人本身,關注人的尊嚴、自由、平等、價值,表現出對鄉民現存環境和出路嚴肅性的思考和優慮,對未經汙染和異化的自然人性的呼喚。
作家也許意識到,不論湘西自覺改造或被迫改造,都必然要以犧牲湘西那種樸素的美為代價,他感受到處於湘西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夾縫中的尷尬與痛苦,這是沈從文的矛盾。
回答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