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普遍實行的是市場經濟，國家管理體制，市場經濟的競爭是優勝劣汰，自由競爭遵循這個原則，出現了股份制公司，而股份制的構成是由股東和投資者構成的，為了保護投資者和股東的利益，需要財務的真實性，透明性和公開性，特別是在資本市場上市的公司，因此，西方國家特別重視財務的真實性因為只有財務的透明公正真實，才能保證投資者和股東的利益，因此，這就構成了財務成為西方重視的重要根源。

這個問題看似一個小問題，但是要回答起來其實是非常複雜的。

我想你真正想問的問題是，“西方為什麼在歷史上跟同期的中國相比較，更重視財務。”

這就涉及到了海洋文明和大陸文明二者發起的根源不同。

從希臘的城邦開始，海洋文明的國度需要出海。遠航就要建造大船，但是建造大船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不是一個人甚至不是一個小城邦能完成的事情，這樣他們天然的發展了股份制，吸收全社會的各種財力進入船舶製造業。現在我們稍有財務知識的人都知道，股份制需要兩個必然的前提：一是信用保證，二是財務精算。

隨著人類歷史的發展，這兩點同樣被移植到了後來的十字軍東征，英法百年戰爭，甚至是拿破崙時代的反法同盟這樣的陸地上的軍事鬥爭和政治鬥爭上來。催生了如美帝尼家族、羅斯柴爾德家族等以金融銀行業為發展方式的真正的政治經濟霸主。這種情況下自然而然的要非常重視財務，同時就是比同時期的中國更加重視結算與分配。

而中國古代社會是以黃河流域和中原地區為基礎的大陸型的傳統文明國家。從古至今，治理河流、應對自然災害、抵抗瘟疫等社會活動，造成了中國必須要大政府小社會的“大一統”狀態。在以”天下”觀為前題的大一統狀態下，財務的釐清狀況顯得不那麼重要，而文明的認同程度變成了首要的問題。

中國古代的稅收和勞役制度也只是歸集和分配的簡單的”收付實現制”，所以一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中國古代也沒有系統的會計制度和財務制度。當然這裡還涉及到了貨幣的發行和採用的問題，這是另一個大題目了，再次不再贅述。

而1840年的鴉片戰爭，恰恰是以股份制的英國的東印度公司為主體，發起的對粗糙財務結算下的大清帝國的，一場財務信用捍衛戰爭。

按照馬克思給美國《紐約論壇報》的投稿裡的內容顯示，馬克思分析道：當時不但東印度公司是股份制的，就連打仗的標的物——鴉片，也是被英國的有限責任公司打包成證券和各種次級債在倫敦金融市場上時時交易的金融產品。這一類金融產品，又層層附加保險機制，等於把整個保險和銀行業全都牽涉進來。

等到林則徐查禁鴉片的時候，相當於是引發了英國的次級債風波，大英帝國面臨著金融海嘯和國家信用崩潰的危險。

當然，這一切自然都是在完善的財務制度的精密計算下得出的數字結論。

這也正是為什麼英國的國會，會一致透過”為鴉片一戰”，向中國發動一場戰爭。

透過這個例子，你就知道為什麼西方比我們同期的中國更重視財務制度。它的根源在什麼地方，大概應該說清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