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說到根，就是禮和音樂，詩詞實際上就是歌詞。喜歡音樂，學下管樂，笙，簫，笛。書呢，除開公羊派和陰陽的書都可以，推儀禮和禮記吧

國學，其實是指中國傳統的文化，那麼，什麼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國”的“中”是指以德為核心的前提下，中正、平衡、守恆的意思，而不單純是一個國度的名字。“傳統”是指中國傳統文化所“傳承”的思想，是來自於全人類的思想及文化匯聚之源泉，統一之本源，也就是說，真正的中國傳統文化是宇宙守恆的本源文化，是道的文化，是天人合一的文化。

它以文載道、傳道，最終的歸屬是引領人心合於道。唯有人心合道的文化才是引領人迴歸本我的文化，也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是道的文化。

老子在《道德經》中描述萬物生成時寫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充氣以為和”，《周易》中寫到“是故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說明道的文化也就是太極文化。因為，宇宙萬有皆始於太極。太極在很多人的眼中就是太極拳，其實太極是宇宙萬事萬物的執行規律和法則。太極是宇宙原始的秩序狀態，涵蓋宇宙一切。微觀領域的量子理論、中觀領域的生命科學、宏觀領域的宇宙全息論，都能在太極中找到理論皈依和邏輯架構。

中國傳統文化不應該只是理論和知識，讓人聽與看的時候頻頻點頭，用與做的時候茫然無措，而是要能落地指導和幫助每一個人和家庭，能夠運用到大眾自己的身心健康、家庭和睦、事業財富、社會和諧中去。並且在不斷的實踐過程中，逐漸內化成一種心智模式，外化成一種生活方式。

所以，國學不是指幾本書，而是生活中的運用！

盡信書，不如無書，讀書最重要的是自己有所領悟，開智，不在於讀書多少的數量，學以致用，知行合一，結合現實最重要，國學最具代表性的書籍是諸子百家系列：莊子，老子，孟子，墨子，韓非子，荀子，列子，管子，鬼谷子，淮南子，孔子，鄒子，告子……。

有興趣還可讀：詩經，楚辭，世說新語，古文觀止，幼學瓊林，增廣賢文，傳習錄，厚黑學，正經，反經，小窗幽記，圍爐夜話，格言聯璧，菜根譚，三國演義，隋唐演義，紅樓夢，水滸傳，金瓶梅，西廂記……。

另外還有些：素書，史記，資治通鑑，二十四史，近代史書，貞觀政要，三十六計，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吳子，商君書，六韜三略，經世奇謀，永樂大典……。

最後還有些：抱朴子，搜神記，聊齋志異，封神演義，西遊記，博物志，太平廣記，黃帝內經，溫病條辯，金匱要略，傷寒論，本草綱目，神農本草經，山海經，水經注……。

國學的主要分類可以定為史，經，子，集。

第一類：《史記》是最權威的，覆蓋單位也是比較廣的。《三國志》也是人人皆知，主要電視劇三國演義起了很多的作用，雖然內容上差別還是挺大的。《資治通鑑》可以以史為鏡。還有一些遠古類的史書也是很吸引人的，無論其真實性如何，都可以當故事典故看看，非常的快樂。

第二類：《論語》，《詩經》，《尚書》等等，都是國家的瑰寶。很多都是現在中學生的教學素材，深入人心。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也不足為奇。

第三類：《孟子》，《老子》等等，都有儒家學派的精髓和身影。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地點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為國家人民的精神生活做了很好的積累。

第四類：《全唐詩》，《全宋詞》，《楚辭》，目前社會上都很崇尚。電視臺也有很多關於唐詩宋詞的節目，大家對詩詞的欣賞越發的濃重。

總之，國學是古人傳承下來的瑰寶，我們應該發揚光大。

金罡經………………，不過說句廢話啊，我是啥書也沒有……自己跟著感覺走…………

走到哪裡……那裡就是經……走到那裡也是我的家…………經就在腳下……經就在心裡……經就在天地之間…………諾………………

第一類，論語，孟子，道德經，莊子，韓非子，管子。這是儒家道家法家三家。另外讀孫子兵法，墨子就可以了。

第二類是唐詩三百首，唐宋詩舉要，花間集，宋詞三百首，近三百年名家詞選。西廂記，牡丹亭，桃花扇。四大名著，儒林外史，聊齋，金瓶梅。

第三類，金庸武俠選集，古龍武俠小說選集。

所謂國學，主要的的書籍肯定是“四書五經”了！還能有別的答案嗎？

四書：《大學》《論語》《中庸》《孟子》。

五經：《詩經》《禮記》《周易》《尚書》《春秋》。

中國傳統文化中，一般亂世用“法家”重刑集權，初期用“道家”休養生息，盛世用“儒家”克己復禮。

雖然“儒家”排最後，但是其地位卻是最高的，屬於“主流意識”。

因此這三家之中，“儒家”一向被視為國學之基礎；想從政為官你必須把“儒家”經典“四書五經”給琢磨透了，不然根本沒有機會。

餘下兩家之中，“道家”是為人處世之道，講究“以柔克剛”，“以退為進”。“法家”屬於為官治民的“刑名之學”。

雖然當了官以後“道家”和“法家”經典是必不可少的專業素養，但當官的基礎是你必須熟讀“儒家”經典。

所以說“四書五經”基本算是國學最具代表性的書籍；畢竟是千年以來最主流的學說。

至於《黃帝內經》和佛經一類，其實至少在古代屬於旁枝末節，業餘愛好之中都排不上號。

儒家思想畢竟是最起碼的“面子”。

1923年，清華學校（1928年改為清華大學）的胡敦元等四名學生，在赴國外留學前，想加強自身的中國傳統文化修養，便請時任北京大學教授的胡適為他們開列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胡適欣然應允，開出了一份《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刊在《努力週刊》的增刊上，洋洋大觀共計184種，分為三個部分：

一、工具之部，有《書目舉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15種。

二、思想史之部，有《中國哲學史大綱》（胡適）、《二十二子》、《四書》、《墨子間詁》等共92種，其中包括《四十二章經》、《大藏經》等佛教典籍24種。

三、文學史之部，有《詩經集註》、《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曲苑》等共77種，其中包括《水滸》、《紅樓夢》、《三俠五義》、《九命奇冤》等明清小說13種。

胡適的書單開出後，就受到一些質疑，認為書單的國學範圍太窄，沒有民族史、經濟史等，而思想史和文學史部分太深，如文學史部分就至少有一千多冊，不符合“最低限度”的要求。

當時梁啟超正在上海講學，寫了《評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文章給《清華週刊》，抨擊胡適“為想得一點系統國學知識的普通青年人”所開的書目文不對題，諷刺這個書目為“國學已略有根柢而知識絕無系統的人，或者還有一部分適用”。

梁啟超批評胡適，第一不顧客觀情況，只憑自己的研究興趣開書目，青年不要做哲學史家、文學史家的，這些書十之七八都可以不讀；第二把應讀書和應備書混為一談，結果不是個人讀書最低限度，卻是哲學史、文學史類小圖書館的最低限度；第三若沒有最普通的國學常識，有些胡適列出的書就沒法讀，比如沒讀過《史記》，怎麼能讀崔適的《史記探源》？

最為梁啟超所詬病的，是胡適把史部書一概屏絕：“一張書目名字叫做‘國學最低限度’，裡頭有什麼《三俠五義》《九命奇冤》，卻沒有《史記》《漢書》《資治通鑑》，豈非笑話?”

梁啟超詰問胡適：“若說不讀《三俠五義》、《九命奇冤》，便夠不上國學最低限度，不瞞胡君說，區區小子便是沒有讀過這兩部書的人。我雖自知學問淺陋，說我連國學最低限度都沒有，我卻不服。”

梁啟超認為青年人首先應該讀哪些書呢？他說：“我認定史部書為國學最主要部分，除先秦幾部經書幾部子書之外，最要緊的便是讀正史、通鑑、宋元明紀事本末和九通中一部分，以及關係史學之筆記文集等，算是國學常識，凡屬中國讀書人都要讀的。”

梁啟超還指出所讀之書最好分兩類，一類是精熟的，一類是涉覽的。

梁啟超的書單分為五類：（甲）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係書類，有《四書》、《易經》等39種；（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獻學書類，有《尚書》、《二十四史》、《資治通鑑》等21種；（丙）韻文書類，有《詩經》、《楚辭》等36種；（丁）小學書類及文法書類，有《說文解字注》等7種；（戊）隨意涉覽書類，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世說新語》等30種，共計133種。

在這張書單中，梁啟超又簡選出《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25種：

　 《四書》、《易經》、《書經》、《詩經》、《禮記》、《左傳》、《老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戰國策》、《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鑑》、《宋元明史紀事本末》、《楚辭》、《文選》、《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韓昌黎集》、《柳河東集》、《白香山集》。其他詞典集隨所好選讀數種。

　　梁啟超強調，這些書是務必要閱讀的，“以上各書，無論學礦、學工程、學……皆須一讀。若並此未讀，真不能認為中國學人矣。”

胡適所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受到批評後，給《清華週刊》寫了一封答書進行辯解，認為自己開的書不能再少了，但也部分接受批評說，“如果先生們執意要我再擬一個《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我只好在原書目加上一些圈；那些有圈的，真是不可少的了。”

胡適在原開的184種書中圈了38種，另加《九種紀事本末》一部，共39種，有：

《書目答問》張之洞、《紀事本末》九種、《老子》、《墨子間詁》、

《綴白裘》、《元曲選一百種》、《西遊記》、《淮南鴻烈集解》、

《華人名大辭典》、《中國哲學史大綱》、《四書》、《韓非子》、

《周禮》、《章實齋年譜》、《佛遺教經》、《阿彌陀經》、《宋元學案》、 《王臨川集》、《王文成公全書》、《新學偽經考》、《詩經集傳》、

《左傳》、《樂府詩集》、《崔東壁遺書》、《宋詩鈔》、《論衡》、

《法華經》、《壇經》、《明儒學案》、《朱子年譜》、《文選》、

《清代學術概論》、《全唐詩》、《宋六十家詞》、《宋元戲曲考》、

《水滸傳》、《儒林外史》、《紅樓夢》、《荀子集註》。

梁啟超（1873－1929）是維新變法運動和護國運動的領導人之一，之後潛心學術研究。1918年他到歐洲考察，看到西方一些嚴重的社會問題，改變了維新變法時提倡全面學西方的看法，轉而認為拯救世界還要依靠東方文明，回來後就大力倡導發揚傳統文化，成為當時首屈一指的國學導師。“中華民族”一詞，便是梁啟超首次提出。

胡適（1891－1962）師從美國哲學家杜威，1917學成歸國後領導了新文化運動，倡導白話文，在思想、哲學、文學等領域做了開創性的工作，並以整理“國故”、實現“中國文藝復興”為己任。

二人都積極提倡青年人學國學，這時便各自提出了青年人最應讀的國學書目。

梁啟超和胡適的必讀書目，重合度最高的是思想史部分。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是中華主要學術思想的源頭，也是中華文化的核心。諸子百家中以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的影響最大。兩位大師的書目中，都列入了這幾家的代表性著作。

《二十二子》是先秦兩漢魏晉22位學者或學派的著作的合集，除儒、道、墨、法外，還有兵家、陰陽家、名家等的著作，更全面地反映了中華學術思想的源頭。

儒家思想是二千多年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影響至深，儒家的經典《四書五經》，自然是國學的必讀書。但《四書五經》並不能單純看作是儒家著作，如五經中的《易經》，在陰陽二元論基礎上對事物的執行規律加以論證和描述，含有博大精深的辯證思想，是儒家和道家共同的經典；

如五經中的《尚書》，是中國上古歷史文獻的彙編，其中《大禹謨》中的十六字心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被認為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核心與靈魂。

儒學在發展過程中，也吸收或融入了黃老、法、陰陽等家和佛教的思想。

如董仲舒以儒家思想為基礎、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兼採道家、法家的“新儒學”，自漢以後成為中國社會的統治思想；

又如宋朝理學，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一種新儒學，深刻影響了之後的中國社會。

胡適書目中的《春秋繁露》和《朱子》，是董仲舒新儒學和宋理學的代表作。

除了儒家、道家、法家，梁啟超和胡適都十分推崇墨家。

墨家反對侵略戰爭，奉行捨身濟世的俠義精神，又非常重視自然科學，遭到秦、漢統治者排斥後已經中絕了二千餘年。

在清末民初遭受列強侵略欺凌的狀況下，梁啟超和胡適都覺得儒家思想偏於“陰柔”，胡適還根據《說文解字》，將“儒”解為“柔”。為尋求救國強國之道，他倆不約而同地轉向墨學。梁啟超大聲疾呼“墨學救國”；胡適認為墨子“是一種高度發展的科學方法的創始人”。他們都認為俠義陽剛的墨家精神正可以彌補儒、道的不足，所以都將《墨子》列為了必讀書。

梁啟超和胡適的必讀書單的思想史部分，主要差異是胡適列入了4部佛教經典。

佛教自漢朝傳入中國後，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道家都吸收了不少佛教的思想理念，典型如儒家的理學、道家的全真教。民眾生活中也常常是儒、道、釋三位一體，如唸書應試就去拜孔子，做法事可以請道士，也可以請和尚，甚至和尚道士一起請。

所以胡適很重視佛教經典，但列的幾部佛經，對於一般青年人來說畢竟太專，倒是在前一書單裡的《佛經大辭典》，很適合青年人瞭解佛教的教義、概況、典故、制度等。

梁啟超是有很高佛學修養的，在《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中也指出六朝隋唐間思想界最有光彩的為佛學，但不知為什麼在書單裡沒有佛教典籍。

梁啟超和胡適意見不同，可以激烈爭辯，卻都十分尊重對方的學術成就，充分體現了那個時代的學者風範——胡適的《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仍選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為必讀書；而梁啟超的書目中也特別說明：青年人在讀先秦諸子、四書五經等書籍前，宜先讀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和他本人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作為入門嚮導。

一般認為胡適的《最低限度國學書目》較適合思想史和文學史專業的研究生，而梁啟超的《國學入門書要目》較適合一般的大學生。

1902年，梁啟超提議創辦《國學報》，幾年後，章太炎發起“國學講習會”，而後成立了國學振起社發行講義，全年六冊，分別是1.諸子學，2文史學，3制度學，4.內典學5.宋明理學。6.中國歷史。此後國學在人們心目中的印象就是指中國特有的文化、學術。和最早國學一詞的含義“國家設立的學校”特地脫鉤。

尤其要注意成年人不是為了學而學，最好能學以致用。比如教育孩子要按孔子說的“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意思是說，等孩子經過冥思苦想，努力求索而不得時，再去開導他，啟發他。”不能整天嘮嘮叨叨。如此看來，國學離我們並不遙遠，它並不是死的知識，而是能指導我們現實生活的。

《儒》孫主權：《韋編三絕》《論語》《書》至聖《詩》《樂》《易》《禮》中中國上下《字》萬年孔聖光音耀《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