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文化可以追溯到柏拉圖《理想國》中著名的“洞穴寓言”開篇就如此寫道。柏拉圖認為，教育的目的是解除人們的桎梏。他觀點的核心是，受教育的目的是被解放，不僅是個人、智力和哲學的解放，還有社會、政治和道德的解放，正是教育讓公正成為可能。

當寓言中的“洞穴”變為現代的監獄，寓言的內容卻出現了反轉。美國教育實踐顯示，教室並非總能令人解放，對一些人來說，正是教室讓他們被囚禁、孤立和異化。

過去40年裡，美國經歷了“監獄爆炸”，美國只擁有4%的世界人口，囚犯人數卻佔全球的22%。

根據美國司法部的資料，共有200萬人待在美國的監獄裡，其中絕大多數是有色人種的青年男子。美國司法部2003年的報告顯示，州監獄的囚徒中，68%高中沒畢業；聯邦監獄和州監獄加起來，只有13%的在押人員獲得了中學以上文憑。

值得注意的不僅是這些人早早跌出了教育道路，很多時候，正是學校的“零容忍”政策促使他們走上了犯罪道路。學校的管理者因為學生違反著裝要求或使用手機等輕微的違規行為而懲罰學生。

這樣的處罰成了年輕人參與社會和尋求個人發展的障礙，促使他們變得更加“刺兒頭”，被釋放後也容易再次犯罪。

直接的後果是，數量龐大的窮困學生，二三十歲的年華在監獄而非高等教育機構中度過。據統計，30多歲的美國黑人男子中，每10人就有1人待在監獄裡。對他們來說，成年儀式是進監獄而非進大學。

教育帶給監獄的積極影響

但是牢獄生涯並不一定意味著這些年輕人受教育的終結，有時候甚至是教育的開始。我在得州、紐約州和康涅狄格州的監獄教了8年哲學，總遇到類似情況。

羅伊進監獄前是卡車司機，記錄顯示他的餘生將在監獄度過。一節課後，他一邊調整用膠布粘在一起的廉價塑膠眼鏡，一邊告訴我，“我從沒像在這個教室中這麼自由過”。

馬爾科姆也有類似經歷，他在自傳中寫道，當他在鐵窗之後發現自己寫信詞不達意時，便拿起字典開始逐條抄錄。“幾個月過去了，我根本都沒想起來自己在監獄裡。事實上，我的人生從未有過那樣真正的自由。”

隨著監管技術的進步，監獄對教育專案等的投入逐漸下降。2011年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報告顯示，美國只有6%的在押人員在2009~2010學年報名教育專案。

然而，2013年美國研究機構蘭德公司的報告稱，“有力的證據表明，教育對減少累犯有作用。”該專案負責人羅伊斯·戴維斯表示，“顯然，為囚犯提供教育方案和職業培訓有助於避免他們重返監獄，並能改善他們未來的職業前景。”

研究結論稱，每1美元的監獄教育投入，能在囚犯釋放後的前3年帶來4美元的社會收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2004年的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結論，稱在監獄教育專案中投入100萬美元，將預防600起犯罪。

除了錢，學生和教師的體驗也應該計入監獄教育的評估中。2011年加州監獄大學專案的畢業生肯雅塔·萊亞爾說：“在聖昆汀監獄，教育的力量的確改變了監獄的文化，我們在監獄中越是有機會接受教育和看清自身的潛能，就越有可能改變不斷入獄的迴圈。”

2011年紐約教養改造機構的一份報告顯示，“監獄管理者也意識到了教育對監獄的積極影響：提供了良好行為的環境；出現了成熟、能夠影響囚犯的行為模範；減少了獄警和囚犯之間的緊張氣氛”。

用教育連線社會與囚犯

不利的是，監獄中的教育並不具備連貫性和系統性，完全依靠資金資助者和支援者掌握的資源，通常取決於監獄長個人的判斷。

即便監獄提供課程，囚犯也不一定能參與其中。課程雖是自願報名，但是競爭很激烈，有些還需要書面申請。教育專案甚至會被當成懲罰和控制囚犯的手段，獄警可以威脅囚犯不讓他們上課。

讓囚犯缺少受教育機會的也可能是經濟原因。比如，1994年的暴力犯罪控制和執法法案不允許被監禁的人接受助學金，因此監獄教育只能依靠州財政或者私人機構的資助。

資料顯示，教育專案越多，越能節省美國納稅人的錢並保證社會安全。這些資料非常重要，因為它能向執政者、政客和批評家顯示，監獄教育專案實際發揮的作用。

羅伊的感慨讓我多年不忘。人們是如何在一個設計用來限制自由的地方，感知到自由的呢？一種答案是，自由是個人、內在的感受和理解。對於囚犯來說，自由意味著可以與過去對話，向別人表達自己的感受，想象和構建未來；它意味著能夠參與談話、解決問題；意味著被認可為一個完整的人。

當馬爾科姆和羅伊說“教育讓他們自由”的時候，他們表述的是前半生沒有過的體驗。貧窮、沒受過教育、不被接納，這些的確是“不自由”的。

教育的解放不僅對囚犯個人重要，對整個社會也重要。犯罪是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裂痕，囚禁等懲罰是希望縮小這個裂痕，最好避免今後復發。

教育也有這個作用，它的做法是讓個人重新與社會相連。當一個人在社會中如魚得水，就會自覺建立跨越疏遠和排斥的橋樑，開始修復犯罪所留下的傷口。

我們分開來理解一下，“囚徒文化”。

囚徒，顧名思義就是罪犯、犯人，是指那些因為觸犯法律被法律制裁限制人身自由的人。

管理學中有一個博弈論模型叫做“囚徒困境”，囚徒困境的故事講的是，兩個作案嫌疑人作案後被警察關住，分別關在不同的審訊室裡接受審訊。警察知道兩人有罪，但沒有足夠的證據。警察跟他們兩個人說：如果兩人都抵賴，各判刑一年；如果兩人都坦白，各判八年；如果兩人中一個坦白而另一個抵賴，坦白的放出去，抵賴的判十年。

這個時候，如果你是其中一個犯人，你會怎麼選？

不管另外一個犯人選擇什麼，每個犯人的最優選擇是坦白。因為如果同夥抵賴、自己坦白的話放出去，不坦白的話判一年，坦白比不坦白好。如果同夥坦白、自己坦白的話判八年，不坦白的話判十年，坦白還是比不坦白好。

所以，最後的結果只能是兩個人判八年，現在警察辦理案件審訊也會用到這樣的方法，來防止串供，抵賴。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雖然每一個囚徒都選擇了自己最優的選擇，結果反映在兩個人身上卻是最壞的。

事例一、軍備競賽。

國家A與國家B簽訂了“削減軍火”條約，但是國家A和B都不能保證對方能不能夠按時旅行條約，所以最後，對於雙方個體來說，增加軍火投入，增加軍備力量是最優選擇，以防止對方不遵守條約而被滅亡。我們發現，雖然增加各自軍火能夠保證各自的安全，也是各自國家的選擇，但是整體來看實際上就是“軍備競賽”，對兩個國家來說都不是好事，這就是“囚徒文化”的現實案例。

事例二、關稅戰

我們應該對“關稅”，這兩個字不陌生，因為就發生在我們身邊。米國和A國簽訂條約，規定合理的關稅，突然有一天米國增加關稅用來保護自己本國商品以及能夠增加關稅收入，A國隨即也增加關稅保護自身，最後對各自經濟帶來損害。

“囚徒博弈”要求：博弈就會一損俱損，合作就會一贏雙贏，猜忌、懷疑、不信任會導致兩個人的失敗。

一、絕對的外界控制

電視劇中，有些黑幫把自己手下的家人資訊全部控制，以至於收下被抓時候不背叛對方，如果出現背叛，家人就會被殺。這樣做就破解了囚徒之間的不信任，完全打破了博弈。

在兩家公司博弈的時候，政府作為一隻強有力的抓手對他們進行管控，不至於因為欺騙、爭鬥而陷入困境。

二、不要背叛

不在對方背叛之前背叛，兩個人囚徒可以選擇沉默，不在對方背叛之前背叛，囚徒困境也就不攻自破。

囚徒文化充斥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其實他只是一個模型，生活的不確定因素太多，破解他的方法也太多太多。

在回答問題之前，先引入兩個概念：

一、文化 是相對經濟、政治而言的人類全部精神活動及其產品，是非常廣泛的一個概念，很難對它進行界定。簡單來說就是人類為生存而適應環境所做的一系列的活動，包括衣、食、住、行、文、物等等。

二、環境 按屬性分為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

1、自然環境，是指未經人類加工改造而天然存在的環境，是客觀存在的各種自然因素的總和。

2、人文環境，是人類創造的物質的、非物質的成果的總和。物質的成果指文物古蹟、綠地園林、建築部落、器具設施等等；非物質的成果指社會風俗、語言文字、文化藝術、教育法律以及各種制度等等。

囚徒文化 更多的是指某種社會制度下，統治階層剝奪了人們的各種權利，包含政治、經濟、文化、自由、社交、宗教信仰等等，所有被統治階層均淪為制度下的囚徒，整個社會制度就似一座巨大的監獄，這種制度下產生的一系列的活動就是囚徒文化。

亞文化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是總體文化的次屬文化。一個文化區的文化對於全民族文化來說是亞文化，而對於文化區內的各社群和群體文化來說則是總體文化，而後者又是亞文化。研究亞文化對於深入瞭解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具有重要意義。那就是在都市處於非中心——或者說處於邊緣地位的人，共同創造與享有的特殊文化，而且它是相對於主流文化而言的。一般來看，這些文化極少被專業出版物、媒體與展示單位所介紹，甚至也不為專業的文化學者所重視。在外國的歷史上，著名的爵士樂與搖滾樂都曾經是亞文化，但隨著專業人士與文化學者的不斷介入，它們到後來都成了正規文化的一部分。昨天的亞文化可能就是今天的主流文化，今天的亞文化可能就是明天的主流文化。這也表明，所謂正規文化總是在吸收亞文化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近年來，在世界的範圍內，已經出現了研究都市亞文化熱的趨勢。

亞文化（subculture)，整體文化的一個分支，它是由各種社會和自然因素造成的各地區、各群體文化特殊性的方面。如因階級、階層、民族、宗教以及居住環境的不同，都可以在統一的民族文化之下，形成具有自身特徵的群體或地區文化即亞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