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儒家重視“仁政”，講德性修養，講道德原則，儒家的“仁政”理論把道德修養看得非常重要，《大學》裡強調先“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而後再“修齊治平”，所以德道修養是成就政治事業的前提；而在先秦諸子儒家以為的學派中，比如法家、道家、縱橫家、兵家等，也不是不講道德，但往往把別的方面看得比道德更重要，比如法家認為“法治”更重要，道家認為順應自然更重要，縱橫家認為權力、功利最重要，兵家認為富國強兵最重要等等，而要達到他們所追求的目的，僅僅是堅持道德修養和堅守道德原則是不夠的，還必須懂得策略，熟知智謀，瞭解權術，才能成就大事。

所以，這就產生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尊德性與用謀略的關係問題。

其實，歷朝歷代想成就大事的人大都有一定的理想追求和道德訴求，而他們又不僅僅是遵循道德原則，而是富有智慧，深諳謀略，把遵德性，守住一定的道德準則，與運用謀略結合起來，以到用謀的目的。想成大事的人一方面要堅持尊循德性、講修養，另一方面又要執著地按謀略的原則行事，善用智謀、權謀，儘量能將二者統一起來，當然，尊德性和用謀略是有矛盾的，懂道德和懂權謀有時並非是一回事，但想成就大事的人，一定是努力將二者儘量統一起來的。

荀子是儒家中很重視“外王之道”的

當然，尊德性與用謀略常常是有矛盾的，道德與權謀看起來似乎是兩個矛盾的範疇，權謀的實施是為了達到施謀者的目的，比如，奪得皇位等等，所以，謀略活動很注重“用謀”的目的性，為了達到目的，相當一些政治家認為手段是可以選擇的，而且，甚至有一些政客為了達到目的是不擇手段的。也就是說為了達到其政治目的，就不顧什麼尊德性了，亦即在處理道德與權謀的矛盾關係時，只重視權謀，至道德原則於不顧了。

道德的一個基本點講真誠，但在謀略活動中，特別是在運用權謀時，往往很難完全堅守誠信原則。所以，在各派的學說中，往往不那麼刻板地堅持所有時候，所以的事情上都要堅持“誠”的原則，只要最終目的是善的，是符合道德原則的，那麼，有時候，有的情況下，也是容許“以假亂真”，以虛為實，以欺瞞的方法來對待敵人。

在兵學方面，以假為真是允許的，兵以詐立，聲東擊西，無中生有，偷樑換柱等被視為是兵家的智謀妙策，“使詐”是兵學智謀常用的重要手段，孫武有一句名言曰：“兵者，詭道也。”（《孫子兵法》）就是肯定了兵法將“詭道”作為基本方略之一。

《孫子兵法》解釋“詭道”說：“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孫子兵法》）

這就是說，兵法主張以各種使詐的方法欺騙敵人，例如，能征善戰卻故意偽裝為軟弱可欺；想打仗卻裝作不想打；要攻打近處卻裝成要打遠處等。此外，兵法還主張使用各種手段來引誘敵人上當，比如說，敵人貪心就用利益對其誘惑；敵人容易動怒就設法對其挑逗；敵人親密團結就對其離間等。這就是兵家取勝的奧妙，“詭道”便是兵法的靈活運用，是軍事謀略的基本策略。

兵聖孫武

所以，在兵家看來，懂道德不能大勝仗，只有懂得軍事韜略，只有懂得運用“詭道”的智略才能出奇制勝，所以，懂的智謀、權謀對於兵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這樣才能在戰役中取得大的勝利，所以有巨大成就的軍事家，往往是“懂道德，更懂謀略”。

那麼，如何處理好用“詭道”與尊德性、“使詐”與講誠信之間的矛盾關係呢？

中國古代謀士在出謀劃策的時候，往往會遇到用謀略與尊德性之間的矛盾，而中國古代謀士在更多的情況下既不會放棄尊德性、講至誠，同時也不會放棄對於用謀略的方式，該用“詭道”還是會用的，只是注意用“詭道”來為善的目的，為有益於富國強兵、為民造福服務。所以，傑出的謀士往往善於把尊德性與用謀略統一起來。

這方面，在儒士那裡表現得特別突出，因為有長期的儒學修養，他們在出謀劃策時一般都能夠堅持尊德性，講至誠，甚至把德性修養看成是謀略家的必要的素質。比如，《黃石公三略》說：“將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故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黃石公三略•上略》）這“清、靜、平、整”和“仁賢之智，聖明之慮”所說的就是為將者的德性修養。

有儒學修養的謀士們、將帥們常能將謀略被看成是儒家“修、齊、治、平”的重要手段。

本來，從謀略學角度看，謀略只是為達到謀劃目的而採用的手段，是一種工具，它沒有道德傾向性，但是，對於有儒學修養的謀士來說，謀略必須與道德原則一致，謀略的運用必須站在尊德性的立場上，所以，謀略學被納入儒家的道德學說。從這個角度看，軍事韜略上講“詭道”，戰爭謀劃中使“詐”，是治國平天下的需要，不但是允許的，也是必要的。所以，在儒家政治學說裡，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中國古代士人的智謀，似乎是與尊德效能夠統一的，與西方一所強調的陰毒詭詐的馬基雅維裡式的謀略有很大的區別。也是“成大事者，懂道德，更懂權謀”所包含的內容之一。

此外，還有一個方面，那就是古代古代士人強調修養，把修身養性看成是士人提高謀略、智慧的必不可少的方式。對於謀士來說，德性修養的功底決定了智謀的高低，在中國古代謀略家看來，謀士能使用“詭道”“詐道”，而德性修養越高，越能夠使對於“詭道”的使用更具有陽謀的色彩，有德謀士，在運用智謀時能有高尚的道德操守，而品行卑劣的人所策劃的謀略，過分歹毒，沒有道德底線，儘管有可能一時成功，但終究是會失敗的。

唯有德性修養高的謀士，才能充分地利用各種有利因素，獲得長遠利益和最後成功，中國古人講：“多行不義必自斃。”（《左傳·隱公 元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孟子》）佛學也講到：“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纓絡經·有行無行品》）雖說有天佑善者的意思，但從謀略學角度看，所強調的正是有德性的人運用謀略能得到長遠的有利條件和獲得最後的成功，善者全勝。

從這方面去理解，懂道德其實是有利於提高謀略智慧的，道德知識在一定條件下是有利於提到權謀思想的。

當然，與儒學士人不一樣，法家、縱橫家、兵家、墨家等其他學派計程車人們，不是力圖將用謀略與尊德性統一起來，不是將智謀當成實現修齊治平的手段，而是站在他們基本的理論立場上，以更徹底的方式來統一理論修養與謀略。他們對道德與權謀的關係的看法與儒家是不一樣的。

法家、縱橫家、兵家和墨家都不贊同儒家把德性修養看成是第一位的，法家重“法”，將法、術、勢看得比道德原則更重要；縱橫家重視權和利，掌權伐交、言辯獲利是他們喜歡做的事；兵家重視“道”，（兵家講“道、天、地、將、法”，“道”指的是戰爭的正義問題。）雖論“戰”但講正義；墨家講“兼愛”“非攻”“節用”，（墨家主張人與人之間平等相愛（兼愛），反對非正義戰爭（非攻），推崇勤儉節約（節用））重俠義而輕仁義。

韓非

其中，法家的主張與儒家的主張區別是最為明顯的，法家認為法治先於道德，應以法治來取代道德教育。在法家的代表人物看來，守法比尊德重要，用謀是為了守法。

法家早期代表人物管仲在《管子》一書中明顯表現出重法輕德的傾向，以法治國是他的基本主張。他強調臣民應以法為主，以德為輔。在他看來，教化以法令為前提，法治是根本，他說：“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管子•正世》） 顯然，在管仲看來，禮用以分等級，而法用於治國理政。管仲強調：“群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管子•任法》） 德源於法，“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管子•任法》）

管仲之後，商鞅、韓非都把法與德絕對對立起來，法的重要性是德所不能比德。商鞅主張“不貴義而貴法”（《商君書•更法》）,韓非主張：“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韓非子》）在韓非看來，傳統道德原則只適用於上古時期，社會在變化，治世之道也應隨之改變，舊的道德原則不適用於現今，只有法治才是最可行的，君王治國,只能“唯法為治”。商鞅、韓非抨擊儒家“德治”，認為儒家所主張的仁義德行，不合時勢，是虛偽的，只有法治才具有現實性、合理性。

法家學說強調三個基本原則，即“法”“術”“勢”，其中，以商鞅為代表，主張重“法”，其基本政治策略是以嚴刑厚賞來推行法令，奉法遵令者必賞，犯法違令者必罰；以慎到為代表，重“勢”，主張樹立統治者威權，以強壓來治理國家，壓制臣下；以申不害為代表，重視用“術”，強調君王要善於用陰謀，善於耍手段，聲色不露辨別忠奸，賞罰莫測駕馭臣下，讓屬下膽寒。顯然，“術”就是謀略，是為“法”服務的，耍手段是為了推行法治。

法家以“術”取代德，為了推行法治，不尊德性了，很坦然地耍陰謀了。法家代表人物多數原來也是士人，而當他們成了君王的謀士之後，推行法治，對於儒家竭力倡導的德性不屑一顧，他們不講仁義道德了，為了推行法治，他們將謀略視為是達到目的的有效手段，以徹底否定德性的方式來使用謀略。

可見，法家、縱橫家、兵家和墨家的理論是更典型地體現了“成大事者，懂道德，更懂權謀”這一觀點，在他們看來，謀略、權謀作為一種手段，有時比道德作為手段更重要，更有利於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

欲成大事者，一般更懂得用人之道，想要讓人心甘情願的跟你合作，或者做事情，就必須要有自己的做事風格和底線，有事情都會舍近利，求遠利

人的魅力一定是源自於氣概和氣節，從商業大佬馬雲的武俠情懷，到黑道大哥的仗義，甚至歷史上劉邦的草根逆襲，都是具備自身仗義好施愛人如己的美好品德才能吸引眾人才所用的，之於謀略，屬於人格局的一種在外提現，所以說人要多讀聖賢書，不僅能提高人的道德修養，還能提高人的格局和價值觀，千萬不要被那些看不懂書的人的讀書無用論所誤導

成大事者，需要大智慧，就是要有佛祖之心，就是有大愛和感恩之心，所謂大愛是指忘我和無我，這需要不凡的經歷和對事物極大的感悟和徹悟，這也是我們所說的天賦，這些能懂的不多。智慧需要去不斷改變，不斷的修煉，不斷的修正自己的品德和修養，使自己達到一定的精神境界，德要配位，為天下正義著想，為萬物付出，不求得事事時時的回報，所做之事也許會回報到他人，而間接的回報給自己，所謂萬物歸依，此為集大成者之心集。

若成就大事還要運用帝王之術，這種術指運用好道術，道也有道，依天之道，隨其自然，藉助規律，尋求成功的典法，須有天時地利人和的良機，機遇就是機不可失失不再來，機會對人來說沒有多少，而對於有準備的人來講都是機會，看如何把握，有時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成功者善於把不利轉為有利，此乃把握趨勢，明確方向，事只是道具，如何運用方法利用好道具完成自己的事業，就是能力的體現和能量的吸引，時間和經歷是聚集能量的過程，而成功是能量的釋放，感染和影響到周圍的人和物，彙集更多的能量，再吸收再釋放，週而復始的過程。這是自己的感受。

道德，是人類行為的準繩；權謀，是與敵鬥爭的工具。成大事者既要懂得道德，敬畏道德，又要利用道德，引領輿論方向。還要知曉權謀，與敵鬥爭，在道德的基礎上千方百計擊敗敵人。

明朝權臣嚴嵩，懂得權謀不懂道德，用權謀鬥倒夏言，不顧道德橫徵暴斂，擾亂朝綱。一朝失勢，全國聲討，最終抄家滅族，凌遲處死，遺臭萬年。懂權謀不懂道德只會得意一時，難以成就大事。

明朝賢臣徐階，懂道德亦懂權謀，宦海沉浮數十年，用權謀鬥倒嚴嵩，還朝政一片清明，用道德治理天下，提拔海瑞，張居正一干能臣，成就一番大業。最終帶著榮譽與自豪告老還鄉。

所以，成大事者，既要懂道德，讓自己是一個完完全全的人，又要懂權謀，讓自己能在鬥爭中獲勝，成就大事。只懂道德不懂權謀的人是好人，只懂權謀不懂道德的人是惡人。唯有兩者兼備，才可成大事。

沒有過不去的坎與翻不過去的嶺，只有遇到困難而退縮的人。攔路虎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畏難之心。人到山前必有路，有山必有山上人。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所有成功的人，都是些歷經艱辛、披荊斬棘所走出來的人。

實際上這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懂道德，是做人。懂權謀，是智慧。社會生活中無非就是做人做事這兩大問題。但是，做人在前，做事在後。千萬不能混為一談。

《道德經》是老子的著作，主要是講道德。但是“道”和“德”又是兩個概念。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這句話就有很多解釋，其中主要有兩方面的註解，1：可以說出來的道，不是根本的道，可以叫出來的名，不是正在的名字。2：道是可以被人理解的，但是不是常人能夠認識到的。名聲是可以出名的，但是不是一般人能夠出名的。。。。。我比較相信第二個解釋。因為老子之道，全書在說道德，自己都不知道怎麼能夠告訴他人。自古以來凡是能夠在歷史上留名的都不是一般人物。必有過常人之處。

那麼。成大事者，必須要懂道德。什麼是道德呢？我個人認為：道，1：是宇宙規律，自然規律和事物的客觀規律。2：是天道，即民心，民願，民意，“德道多助失道寡助”就是人民的心聲。3：是趨勢，眾多齊向稱為“勢”。沒有人可以阻擋趨勢的發展。因為“大勢所趨”。4：是道理。天下萬事無非一個“理”字。“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理就是次序，理就是規定和規矩。

以上這些方面，一起組成了“道”。他們都有共同的特點，1：無形的，看不到摸不著。2：必須遵守，不可違背。3：只可順應。不可戰勝。4：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這就是“道”的威力和強大。

德，是人類的本質屬性，即是德性，也有德行。德性為內，德行於外。內主導外在改變。所以老子之道說，“道生之，德府之。”心中要有德性。才能夠真正的有德行！

最後是要求我們“遵道守德”，也可以用“遵守道德”來簡單化，來樸素化的理解。

大家可以看看不懂“道德”。不能遵道守德。必然失敗。必然滅亡。

懂權謀，實際上是順應社會現實發展的需要。懂得社會環境的發展，瞭解人性的根本，並且能夠充分發揮人際關係。是思想智慧的表現形式。也是成功之路的必然聯絡。人做事，事在人為。不懂權謀，就不懂人性，不懂人性就無法做好事情。由此看來。懂權謀，有智慧，就是順應人性合理安排好一切人才，讓他們發揮個人的優勢，把事情都做好。同時也提現了人的價值。

一方面是道德，做人，另一方面是做事，智慧。這樣的話才能夠真正的把事業做大做強。“小勝靠智，大勝靠德。”這個道理都明白。可是要完勝，長久，健康，良好，永恆只能靠“道”。遵守規則，遵守趨勢，尊重民心，遵守紀律。還要順應時代的趨勢。與時俱進，才能夠真正的長遠發展！

不懂權術，不可能成大事！

刻薄刻意只去追求“權術成大事”，那你只便是成了“大事”，如不用孔丘給你“包裝、化裝“，迭下來，只是個時間問題！

但，這套“成大事經”，只適應中國這塊土地！

“成大事者，懂道德，更懂權謀”這句話，出自《鬼谷子》：“成大事者，必懂權謀！”。是有道理的，這句話揭示了成功管理的途徑。

《鬼谷子》裡有記載：姜子牙三次投靠周文王，三次投靠商紂王，探索誰才是可靠的君主，最終明白周文王才是天命所歸，才決定毫不動搖地輔佐他。可見，姜子牙是深諳權謀之術的老手。

成事，就是成功，成功需要管理，任何事物都需要管理。管理是什麼？“管理”的漢語詞典解釋是：負責某項工作使順利進行。可見，管理針對事務，範圍小到個人、大到國家，而目的是有序、順遂。管理怎麼做？簡單講就是一句話：用方法管過程，使結果滿足要求。由詞看來，要做好管理，掌握方法和理解要求是重要的。

基於管理的概念，我們看。道德是什麼？道德其實是要求，道是規律，德是應得，都是應該遵循和滿足的，不能違背，否則就是不合格，就會事與願違。

權謀是什麼？權謀其實是方法，是手段。方法就是技術，就是生產力。方法應用於管理，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當然，關於這裡的權謀，我們應該理解為是正的方法手段，而不是歪門邪道，是有利於人和事的，而不是損人利己的。

“成大事者，懂道德，更懂權謀”這句話，符合管理的概念和要義，所以是有道理的。若按照這句話的道理去實施，做人和做事，管人和管事，則十有八九會成功。

“成大事者，懂道德，更懂權謀”，這句話來自鬼谷子。

鬼谷子，戰國時期，顯赫人物 ，道家代表人物，精通百家學問， 因隱居鬼谷，故自稱鬼谷先生。兵家稱他為聖人，謀略家稱他為謀聖、縱橫家的鼻祖，名家稱為師祖，道家稱他為王禪老祖。在中國文化史上，與孔子、孟子、荀子韓非子等先哲，齊名的學術大家。

西方人，對中國有一個誤解，就是對國家、家族、親人間的情感與聯絡，某種程度上可以這麼說，中華文明，才是秦始皇建立中國，二千多年一直存在的前提。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國智慧，其實遠遠超乎我們自己的想象。

老子的智慧，“等待時機，以弱勝強”。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備受打擊與欺壓，當時有很多人感到憤怒。鄧小平提出要堅持韜光養晦，堅持不出頭。現在看看，那些“出頭”的國家，至今都難以再有翻身的機會。而正是等待時機，保持低姿態的謀略，中國才能在短短三十多年，在西方的岐視中，腳踏實地發展，贏得了當前的歷史地位。

鬼谷子的智慧“成大事者，必懂權謀”。姜子牙輔佐周文王，打敗商紂王，保周朝江山的故事。其實在此之前，姜子牙在商和周之間，曾經來回選擇了三次，一直在跳槽尋找明主，很多人，一定感到不可置信。

但在鬼谷子看來，立場變化並不是重點，立足於自己的抱負，根據實際情況變化應對，努力達成自己理想的目標，才是最重要的，過程只是手段而已。這一點南方要比北方強太多，因而發展更快一些。

可惜可嘆的是，鬼谷子先生的為人處世之道，基辛格對他推崇備至，在國內卻很少有人在研究，一直被普羅大眾所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