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商周起，法制規章、典籍文獻、禮樂祭祀，皆掌握在官方手裡。

太學收的幾乎都是世家子弟，官員一邊負責行政，一邊教學生，產學結合。

禮、樂、射、御、書、數，這六藝代表了整個時代的巔峰知識。

對應的，社會財富分配規則，則是圍繞這些知識做設定，最後的科舉制度，也是其中之一。

整個社會，都以這財富分配規則在運作。

所以古時才有“書中自有黃金屋之說”

中國古代文人雖然一般不事農業生產，但跟現代人差不多，賺錢也有很多種方式，也分為主業和副業。

古代文人賺錢的主業自然是參加科舉考試，與很多現代人的想法一致，透過知識改變命運，考中了，就可以進入政府機關，成為國家公務員，薪酬俸祿一律由國家提供，是非常穩妥人人都喜歡走的一條路。如果後期發展的好，還有機會飛黃騰達，成為朝中重臣，前途無量。

若是科舉沒中或者只是中了秀才童生的，沒有國家養活，就要自謀職業，很多文人就會發揮自己的所長，成為一名教書先生。畢竟古人沒有普及義務教育，識文斷字的不多，能達到秀才的文化水平已經難能可貴，為人們所尊敬了。所以他們若是願意到私塾當個教書先生，作為一種謀生手段，一般是沒什麼問題的。

中國的詩文、書法、字畫自古就是藝術品，是有價值的。如果古代文人對自己的詩文字畫頗有自信，自視甚高，也可以把它們當做商品拿去售賣。當然，跟現代一樣，你的名氣越大，你的詩文字畫價值就越高，越值錢。比如耳熟能詳的明朝才子唐寅唐伯虎，自從他裸奔裝瘋從意圖造反的寧王府僥倖逃出來後，就徹底斷了自己升官發財的念想，於是為了謀生，重新撿起了自己煜煜生輝的紙筆，自己畫畫拿去賣，這樣度過了人生最後的四年時光。

對於那些才華橫溢、名聲大噪的大咖，則不需要自己拋頭露面，而是有人上門約稿。比如漢朝有名的司馬相如，有貴人約他為陳阿嬌寫了一篇《長門賦》，讓陳阿嬌重新受到君王寵愛，因600個字就賺了一百斤黃金（實際上是銅），相當於許多普通百姓多年收入的總和。書法大家柳公權名聲在外，連外國使節都對他的書法作品趨之若鶩，他憑藉書法生意賺了不少錢。

古代世家望族和寺廟都需要題寫碑文、墓誌銘，因此碑文寫得好的文人可以憑此為生甚至賺很多錢。對此顧炎武先生曾列過一個清單，杜牧給韋丹寫《韋公遺愛碑》，500個字，得絹300匹；韓愈給韓宏寫《平淮西碑》，1500個字，得絹500匹；皇甫湜給裴度寫《福先寺碑》，3000個字，得絹18000匹；白居易給元稹寫《河南元公墓誌銘》，1400個字，得銅錢70萬。當然，他列這個清單似乎意在質疑他的時代潤筆費太低。

明朝以後故事類的民間文化逐漸流行，受到市場熱捧，出版業發達，因此有不少文人熱衷於編書出書，輔以各種營銷手段，賺取稿費。

如果上面說的那些都做不了怎麼辦？還有一條路，就是到政府衙門裡或者到大地主大財閥家裡，做一個師爺、幕僚，依附於他們生存。這一方面也有做得出色的，比如紹興師爺團。

總之，是人就會想辦法生存，中國古代的文人也有很多種方法賺錢，如果有才華，極少數的甚至可以賺到盆滿缽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