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話題

漢武帝是西漢歷史上對匈奴態度最強硬的皇帝，可是在即位之初的6年裡，他卻花費了很大的力氣推動和親，讓漢匈關係走入一個新的蜜月期。手握充足的戰馬，漢武帝為何不向匈奴開戰而選擇和親？既然選擇了和親，又為什麼突然翻臉，對匈奴人放冷箭呢？

要與匈奴展開一場全面性的戰爭，西漢長期以來一直面臨著戰略物資——具體地說，就是戰馬——的嚴重匱乏。《史記·平準書》載：

漢興，接秦之獘，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饢，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

——《史記·平準書》

西漢建國之初，連天子出行的鸞儀都湊不齊四匹毛色一致的駿馬。至於將相大臣，有的人因為馬匹太貴——此時漢朝部分地區的行市已經達到匹馬值百金的地步——甚至連馬車都置辦不起，不得已只能以牛車代步。因此，公元前200年爆發的白登戰役，面對匈奴冒頓單于率領的數十萬遊牧騎兵，漢高祖劉邦只能以步兵應戰，結果陷入了極大的被動。

這種令漢廷尷尬不已的局面因為國家經濟復甦的緩慢而被迫延續了好長一段時間，至少到孝文帝劉恆即位之初，西漢馬政都沒有明顯好轉的跡象。《漢書·文帝紀》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賢王入侵河南地，而漢廷的應對如下：

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寇。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

——《漢書·文帝紀》

這一次長安告警，西漢最有戰鬥力的中央軍之一——北軍授命集結在京師周圍以拱衛帝都的安全，而這支漢軍精銳仍然是以材官即運動遲緩的步兵為主體的。在西漢前期的歷史上，孝文帝一朝的匈奴邊患最為深重，也因此倒逼孝文帝和他的政府不得不改變從前無為而治的態度，大力加強國家的馬政建設。所謂埋頭十年，乃與敵人抬頭相見。

到十年後匈奴老上單于再度南侵，漢朝的馬政已經大有長進，精銳的中央軍此時已經有能力組織起一支10萬人規模的騎兵部隊了：

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卬。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徵匈奴，群臣諫，不聽。

——《漢書·文帝紀》

這一回老上單于破關南侵，擁衛著他的是14萬匈奴騎兵。而漢軍不算車、步兩兵種，光是騎兵也能集結10萬之眾，與匈奴的差距並不很大，因此孝文帝便萌發了御駕親征的強烈願望。雖然最終未能成行，但這至少說明西漢馬政臥薪嚐膽的十年建設給皇帝帶來了巨大的信心。

從此以後，西漢的養馬業開始進入了飛速發展的黃金時期。孝景帝中元四年（公元前146年）“益造苑馬以廣用”（《史記·平準書》），在西北邊境的太原、北地、西河、遼東等郡興建養馬場36所，投入3萬官奴婢，共計蓄馬30萬匹，形成了一個西起甘肅，東到遼寧的佈局完整、規模龐大的養馬體系。

到孝武帝登基之初，帝國的馬匹數量已經相當充盈。甚至官宦人家聚會赴宴，拉車的馬也必須要仔細挑一挑了——萬一不留神套一匹母馬拉車赴宴，可是要遭人白眼的呢：

至今上即位數歲，（中略）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閒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

——《史記·平準書》

一晃70年的光陰飛逝而過，幾輩西漢帝王朝思暮想的戰馬終於準備停當了，而李廣、程不識兩位聲名顯赫的邊將也奉詔入京，分任未央衛尉與長樂衛尉，是時候向匈奴人開戰復仇了吧？

可是初政的孝武帝卻沒有沿著這條思路前行，他的對匈政策在和、戰之間左右搖擺，讓人難以捉摸：

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

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奸蘭出物與匈奴交，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

——《史記·匈奴列傳》

照太史公的說法，武帝即位之初不但沒有轉守為攻，加緊備戰，反而展現出了比以往更加積極的和親姿態，而匈奴方面也因為漢朝豐厚的利益輸送而對這個南鄰愈發親近。

可是漢匈邦交剛剛走進一個和親的蜜月期，孝武帝又突然策劃了馬邑之謀，企圖設伏誘姦匈奴主力。結果事機不密，在臨戰前的一刻被匈奴軍臣單于偵知了整個作戰計劃，由此導致兩國關係走向決裂，前此數年的和親成果也瞬間化為了烏有。

孝武初政，漢廷已有能力對匈開戰，卻為何不戰而選擇和親？既然選擇了和親，懷柔匈奴也漸有起色，又為什麼要突然轉和為戰，主動尋釁？漢朝外交進退失據，莫持定見，暗示著這背後似有主和與主戰的兩股勢力在相互較勁，相互撕扯。從馬邑作戰計劃的成型過程中，我們也能夠清楚地觀察到這一事實。

馬邑之謀發生在孝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但據《史記》所載，早在兩年前也就是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漢廷中的主戰派與主和派便已經爆發了激烈的爭論：

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

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眾不足以為強，自上古不屬為人。漢數千裡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強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群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史記·韓長孺列傳》

建元六年，匈奴方面主動遷使來漢，請求和親。而收到請求的孝武帝卻態度曖昧：如果說和親是孝武帝即位6年以來一貫堅持的既定政策，那麼在接到這份請求之後，他召叢集臣商討的就應該是對匈和親的若干操作細節，比如和親的具體時間，和親公主的人選以及對匈奴納貢的數量和種類等等。

但從廷議當日的情形看，這些都不是首要的議題。廷議的首要議題是對匈和親的政策是否還要繼續執行。皇帝把這個議題下發給群臣討論，傳遞出了一個極其敏感的訊號：孝武帝奉行了6年之久的和親政策有了動搖的趨勢，皇帝可能已經萌發放棄和親，轉而以戰爭手段御服匈奴的念頭。

只不過他還不能準確預判開戰的前景，因此才召來群臣集議。有著豐富的邊疆工作經驗的大行王恢大概是洞穿了孝武帝的這層心思，所以才敢斗膽丟擲和親不如開戰的論調。

可是主戰派的王恢剛一發聲，立刻就遭到了御史大夫韓安國的強力阻擊。韓安國不但重申了和親的必要性，而且以他的慷慨陳詞博得了與會成員的多數贊同。這樣一來，孝武帝和王恢倒像是被孤立的少數派了。

韓安國何德何能，竟敢與孝武帝暗中較勁，操縱漢廷外交政策的主導權？恰恰是這個問題令人倍感蹊蹺。因為《漢書·百官公卿表》顯示，韓安國是在當年6月才剛剛由大司農升任御史大夫的。此前，這位板凳都還沒有捂熱的“副相”長期供職於遠離京畿的梁國，在中央素無根基，他怎敢公然挑戰孝武帝的權威呢？

要解釋這個問題，我們應該注意到《史記·韓長孺列傳》中記載的這兩個事實：

其一，公元前154年的吳楚七國之亂被平定後，為漢廷立下汗馬功勞的梁孝王劉武野心逐漸膨脹，在王國之內公然僭擬天子，由此導致他與胞兄孝景帝劉啟關係趨於緊張。危機一觸即發的當口兒，是韓安國以梁國特使的身份前往京師，向大長公主劉驃和皇太后竇氏疏通關節，避免了劉武與劉啟的兄弟反目。由此，韓安國逐漸贏得竇太后的信任。《史記》說：

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

——《史記·韓長孺列傳》

從這時起，深居東宮的竇太后第一次知道了，在她下面眾多的藩國大臣中還有一個名叫韓安國的人值得信賴。一個有力的證據是，不久後梁國內史出缺，梁王劉武上報朝廷，提名心腹大臣公孫詭接任。可竇太后代表中央給梁王的批覆，卻把這個重要的職務授予了犯了法、正在服徒刑的韓安國。

嚴格地說來，從這時起韓安國的身份其實已經發生了性質上的改變。如果說此前的他還是梁孝王劉武的得力屬下，那麼此後的韓內史似乎更應該被視作漢廷和竇太后派駐梁國的親信與眼線。

韓安國升任內史之後不久，梁國又鬧出了第二樁亂子。公元前150年孝景帝下旨廢黜了劉榮的太子名分。一直覬覦儲位的梁王劉武對接班人的位置發起了最後的衝擊，但遺憾地的是，由於袁盎等大臣的堅決反對，梁王最終鎩羽而歸。

惱羞成怒的劉武為謀士羊勝、公孫詭所慫恿，派遣刺客潛入京師對政敵發動報復併成功地刺殺了袁盎。這樁驚天血案的曝光一下子就把梁孝王劉武和孝景帝劉啟的關係推到了決裂的邊緣。此時又是韓安國出面斡旋，說服梁孝王交出羊勝、公孫詭，以此為代價換得了孝景帝的諒解。這樣一來，韓安國在竇太后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

司馬遷說：

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

——《史記·韓長孺列傳》

韓安國與竇太后的淵源如此之深，他在建元六年的廷議中領銜反對王恢的主戰建議，很可能是在重申竇太后的外交主張。要知道，這位老太后的許多政治思想都強烈地受到丈夫孝文帝的影響，比如無為而治，比如對匈和親。

孝文帝駕崩後，漢朝在繼任的孝景帝和孝武帝治下國力漸強，但對匈奴卻一直延續著孝文帝時期的和親政策，這恐怕與竇太后所施加的影響力不無關係。如果說竇太后是堅定的和親派，而她的嫡親孫子、血氣方剛的孝武帝劉徹卻偏於主戰，那麼我們就不難理解建元年間漢朝對匈政策搖擺不定的原因了：

劉徹少年即位，在他初登大寶的那幾年裡，朝廷拍板決策的最高權力其實是攥在老祖母竇太后手裡的。關於這一點，只要看看孝武帝和王臧、趙綰等人推動的建元新政是如何遭到竇太后的強力扼殺，不難明白此時的朝廷裡究竟是誰說了算。

竇太后雖然去世了，但以韓安國為代表的人數眾多的主和派大臣卻仍能憑著這股慣性推動和親政策往前再挨幾步。這一挨，孝武帝的第一次對匈作戰計劃遂流了產，馬邑之謀將推遲到兩年之後才姍姍而來。

參考文獻：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同利軍《漢朝與匈奴戰爭述評》；王先謙《漢書補註》；《中國軍事通史·西漢軍事史》。

— THE END —

和親這事，得從漢武帝祖輩高祖劉邦說起，漢立國之後，分封諸王，有位封地在山西一帶的韓王信勾結匈奴造反，把太原郡都攻下來了。這裡提一下，這位韓王信也叫韓信，但卻非那位漢初三傑的韓信。於是劉邦親率三十萬大軍前去討伐，一路勝仗，大意輕進，結果帶著先頭部隊中了埋伏，被圍於白登山（今大同馬鋪山），與主力失去聯絡，前後被圍了七天七夜，面臨生命危險的劉邦，不得不採納了陳平的計策，賄賂匈奴冒頓單于的老婆勸說，方得脫險。劉邦也是九死一生，又考慮到天下初定，國力不足，短期內解決不了匈奴問題，於是很屈辱的以“和親”的方式來解決爭端，以維持邊境穩定。

所謂“和親”，就是挑選皇室女子嫁給匈奴的頭領，還得附送大批禮物，無奈的很。和親政策文景時期也一直沿用，但經“文景之治”的修生養息，人口國力逐漸強盛，為反擊匈奴做好了物資準備。

到了漢武帝當政，匈奴單于又派人前來要求和親，漢武帝當時有心除此弊政，故意徵詢大臣的意見。外交部長王恢深體聖意，說道：高祖制定的和親政策，只是權宜之計，歷年和親我大漢送人送錢，仍不能滿足匈奴貪慾，他們照樣襲擾邊境搶劫殺人，現在咱們強大了，當廢除這個政策。另一位大臣韓安國不願意了，說到匈奴騎兵不好打，我們前往征討幾千里路匈奴以逸待勞云云，找了很多不能打的理由，最後還是漢武帝下了決心，徹底解決匈奴問題，只能是武力消滅，我大漢屈辱這麼多年，花了這麼大代價，仍不能解決匈奴邊患，那就戰吧！

後來的事大夥都知道了，衛青霍去病，帶兵打的匈奴哭天喊地，遠遁漠北，徹底消除了匈奴的邊患，匈奴分裂，還有一部分願意歸順大漢。至於西漢末年漢元帝把王昭君嫁給匈奴，包含的意味又與之前的“和親”不同了，一是被迫的屈辱，一是含有恩賞的意思。

此後有多個朝代，國家，希望用屈辱的妥協換取和平，但最後的結果都事與願違。如宋歲貢於遼金，如二戰是英法綏靖於德國。以史之鑑，懦弱妥協最終只能換來一廂情願幻想的破滅，要獲得別人的尊重，只能依靠自身強大。

西漢初年，國家弱小，劉邦曾經率軍討伐匈奴，卻無功而返，連自己都險些喪命。自那以後，西漢朝廷對匈奴就處於守勢。即使匈奴的單于“調戲”呂后，漢朝也以和為貴。

西漢初年的皇帝，不僅送錢送糧，還送公主到匈奴，為的就是雙方能夠和睦共處，這個政策一直持續到漢武帝時期。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過文景之治，大漢國庫充盈。等到漢武帝上位，西漢政府已經今時不同往日了，原有的政策必須隨著國力與形勢的變化而調整。多年的休養生息，讓國家變得富強。國家強大了，原來對匈奴不平等的外交關係必須廢除。

多年的求和，也沒有換來應有的和平。匈奴時不時地入侵漢朝北方疆土，擾亂北方正常的社會秩序。從朝廷到民間，反擊匈奴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

漢武帝一直希望打通連線西域的道路，但是連線西域和大漢的河西走廊被匈奴佔據。

在漢武帝看來，嫁公主求和平是恥辱，他要一雪前恥。

在國家層面，不管是國力還是民意，對匈奴的和親政策都難以持續；在漢武帝個人角度，他是一位好大喜功的君王，要有所作為就必須一雪前恥。

漢武帝對匈奴用兵的政策總體上功大於過。國家之間所有的和睦共處都是建立在實力的基礎上，只有在戰場上壓倒匈奴才能有和平的基礎；只有“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漢朝的邊疆才會安寧。對抗匈奴的成本很高，但從此以後匈奴再也不敢入侵大漢。

漢和匈奴和親是西漢初就開始的，當時漢朝剛剛立國百廢待興，匈奴早以完成統一國力強大，漢根本不是對手，劉邦親征匈奴被困白登山七天七夜差點一命嗚呼，從那以後漢朝高層就明白目前無法與匈奴做戰，只能屈辱的以和親換和平。

西漢初一直是無為而治於民休養，從劉邦呂后文景之治到漢武帝初期國家積累了巨大的財富，已經是國強民富了要錢有錢要人有人，然而邊境的匈奴卻依舊如泰山壓頂一般時刻威脅著漢帝國，時而在邊境搶劫殺人，給漢帝國造成巨大的威脅。如果換成一般的帝王可能還會為了和平而不願起兵戈，但此時在位的是漢武帝劉徹，劉徹是誰？一個好事的主，一個在位期間把周圍所有國家挨個揍了個遍的主，武帝年少時看過匈奴單于寫給呂后的信，信上大意是說自己比劉邦強多了，叫呂后做他的後宮情人，呂后回信自己年老色衰不能服侍單于，只能送上後宮美女三十名，錦緞十萬匹米酒等物資以表歉意，武帝大怒“縱然傾盡黃河之水也無法洗刷大漢之恥辱”。他明白匈奴就是一隻喂不飽的狼，妥協與忍讓只會助長他們的囂張氣焰，如果不能徹底打垮這個政權，他就會像一把懸在漢帝國頭上的劍隨時都會給漢帝國扎一劍，如果不打垮這個政權大漢的恥辱就無法洗刷，漢人的尊嚴不可辱。所以從他掌權時就開始厲兵秣馬醞釀著與匈奴的戰爭。

解除和親政策轉為戰爭這是漢武帝做的非常正確的決策，這個決策讓大漢的子民找回了久違的自信！這個決策頂起了一個民族千百年的脊樑！這個決策讓我們從此自稱漢族並延續千秋萬代！

漢武帝時期同匈奴斷絕和親關糸主動戰略進攻從公元前113年一公元前119年同匈奴進行河南之戰，河西之戰和漠北之戰，消滅匈奴十幾萬人，從此“匈奴遠遁，漠南無王庭。"漢武帝反擊匈奴是大國崛起的標誌，宣揚了個漢赫赫國威，也為漢朝經濟發展爭得和平的外部空間，此舉英明無比。匈奴是戰國時期興起的強大遊牧集團，趁中原諸國連年征戰無暇北顧之機佔領河套地區。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後派蒙恬率三十萬秦軍修長城反擊匈奴，匈奴北撤千餘里不敢南下牧馬。公元前200年在平成白登山和漢朝打一仗。漢高祖率三十二萬人抵禦匈奴單于昌頓的入冠，漢軍幾次大勝後輕敵冒進，劉邦領七萬人的先頭部隊被包圍，七天七夜才解圍。此後漢朝調整對外關糸同匈奴實行"和親”和“歲奉"的政策。實際上這是漢匈雙方互相妥協的政策。因為在正面戰場匈奴騎兵也沒有取得過勝利。此後漢朝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同時也在為反擊匈奴做誰備。匈奴人生才苦寒之地物質貧泛，一切以利益為標準當然不會有什麼信用，每當"秋高馬肥"的時侯就會"入寇"寇邊"搶劫漢民財務。飛將軍李廣就是在長城一線當太守時同匈奴人搞磨擦才成就的威名。漢武帝放棄和親政策選擇戰略進攻是匈奴人不斷“寇邊”引起的，同時漢朝經過六七十年的發展經濟已非常強大，人口五千多萬有這個實力。軍事力最相當強大，而匈奴人口"匈奴之眾不抵漢之一郡。"漢朝動員計程車兵可超過其數倍，漢軍勁弩長戟和組織性也是匈奴人無法比的，幾次大型戰役都是漢軍主動進漢，戰場在匈奴內地攆壓著打。漢武帝親率十八萬精銳騎兵威嚇匈奴人，匈奴人北逃苦寒之地躲起來。漢朝也消耗了巨大國力損失慘重，但從戰略全域性上是值得的，為國內發展贏得和平的外部空間，宣揚了大漢國威。

漢武帝與匈奴斷絕和親關係，到底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理一理漢武帝之前的漢匈關係。公元前206年，西漢王朝建立。此後又經歷了四年的楚漢戰爭，國力已經嚴重下降，皇帝出行都找不齊四匹毛色一樣的馬來拉車。這時候本該是最應該休養生息的時候，偏偏這個時候，草原上出了一個冒頓單于。他東破東胡，西擊月支，南並樓煩，廣地萬里，“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周邊一個能打得都沒有，冒頓單于把目光瞄向了漢朝。公元前200年，冒頓單于出動四十餘萬騎兵攻打太原，漢高祖親率三十二萬大軍北擊匈奴，結果被圍白登山七天七夜，最後靠賄賂冒頓單于的小妾才得以逃回來。此戰之後，高祖嚇壞了，再也不敢提和匈奴開戰。那怎麼辦呢？遊牧民族都是天生的強盜，匈奴不是喜歡搶東西嗎，乾脆你們也別出來搶了，我們直接送過去好了，不光送財物，我們還送美女。匈奴這邊，不用搶掠，不用發動戰爭就能獲得巨大的財富，人財兩得，何樂而不為呢？從此，漢朝開始了與匈奴的和親政策。漢朝將公主嫁給匈奴單于，皇帝和單于約為兄弟（關係有點混亂）。但是，匈奴還是改不了自己的強盜本色，隔個幾年就出來打一下秋風，搶掠財物和人口，嚴重破壞生活生產。漢朝皇帝憋屈啊，連漢文帝這位仁德至聖的君王也忍不下去了，在文帝五年和十四年兩次出兵攻打匈奴，但也就是把進來搶劫的匈奴趕出去而已，對匈奴沒有造成什麼實質性傷害。說白了，和親政策帶來的和平是一種被動的和平，打不打的權利完全掌握在人家手裡。

（白登之圍）

就這樣在屈辱和隱忍中，和親政策被執行了六十七年。終於，歷史的車輪滾到了公元前141年，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劉徹登基，這位讓大漢王朝威名遠播的君王，此時還是一個十六歲的少年。這位意氣風發的少年帝王，絕不願再忍受這種屈辱。而漢帝國經過了四代君王的經營，也已經有了與匈奴一戰的實力。終於，公元前133年，漢武帝和群臣策劃了著名的“馬邑之謀”，準備伏擊前來搶掠的軍臣單于十萬騎兵，雖然因為訊息洩露導致伏擊失敗，但正式拉開了漢匈全面戰爭的序幕。從此之後，漢武帝對匈奴用兵四十餘年，期間湧現瞭如衛青，霍去病，李廣等一大批耀眼的將星。匈奴在這段戰爭中損失慘重，哭泣道：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

（漢朝-匈奴地圖）

漢匈戰爭的勝利給漢民族帶來的影響意義深遠。河套、陰山、河西等匈奴時代生息繁衍的地方全都納入漢朝版圖，之後徹底漢化，遮蔽中原。匈奴經過漢匈戰爭後，分裂成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歸附漢朝，北匈奴遠遁漠北，此後數百年再也無力威脅中原。河西走廊的打通，讓漢帝國有了更廣闊的視野，看到了更廣闊的世界。由漢武帝開始這場漢匈戰爭，給漢民族爭取到了更大的生存空間，更將先進的漢文明遠播西域。這個強大的王朝，賦予了一個民族的自豪，更賦予了一個民族的榮光！雖然這場戰爭對漢帝國來說代價也非常大，打到後面，已經是國庫空虛，民怨沸騰，甚至逼的漢武帝下“罪己詔”才稍稍平息眾怒，但是，整個漢民族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得多。

（漢武帝劉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