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很有深意，值得我們細細品味與思索。
杜麗娘對《詩經・關雎》的接受是《牡丹亭》整個情節結構的邏輯起點與契機，杜麗娘在學堂的啟蒙教育始於《關雎》。不過，研究者提到《關雎》對杜麗娘的啟蒙作用後，就拋開《關雎》不談了。
誠然，除了第十八出《診崇》中陳最良胡亂用《詩經》中的句子為麗娘開藥方外，文中沒有再提到《詩經》，更沒再提及《關雎》。杜麗娘因《關雎》動了情腸後，《關雎》的作用並未就此結東，而貫穿著整個《牡丹亭》劇本。不僅如此，《關雎》籠罩著整個《牡丹亭》還體現在其他方面。
先看《關雎》的結構。為方便闡明原因，先引出全詩：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第一章)參差待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第二章)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符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第三章)
從《毛詩》開始，將《關雎》分為以上所標的三章。《毛詩正義》中孔穎達說:
“此詩所言，思求淑女而未得也，若得，則設琴瑟鐘鼓以樂此淑女。”
也就是說，第一章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起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後，第二章講求淑女“未得”之時，第三章則講“已得”之時。此後大部分的《詩經》闡釋都將此詩分為三章理解。
朱熹《詩集傳》說第二章“此章本其未得而言”，第三章“此章據今始得而言”。宋人戴溪《讀周南》也說“方求之未得，寤寐在唸，通夕不安寢;及其既得也，欲以琴瑟友之，示其親也鐘鼓樂之，結其歡也”，大意一致。
當然，明人也如此。如許天贈《詩經正義》:“詩人即興美聖配之善，復兩興未得既得之情也。”季本詩說解顧》:“順水之流而求之，未言得也”，“採取而既得也。”陸化熙《詩通》:“如此人豈容易得”，“今幸得之豈能不愛且樂。”色曹學佺《詩經剖疑》“日未得而憂既得而樂。”這樣的分章方法已經成為約定的看法。
明代科舉由八股制義取代詩賦，經學變成了文學的“肥料”。從《詩經》內在的意義人手，體味其中的情味，體會詩人的心靈世界。同時對《詩經》進行藝術分析，一方面為八股而解《詩》，另一方面又解《詩》如八股法，這兩種力量迫使《詩經》研究內部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經學隨之而凋敝，文學因之而回生，遂出現了晚明《詩經》文學研究的高潮。
因學習八股文和文學鑑賞有著共同的原因，明人對《關雎》的結構研究變得更加細緻。如沈守正《詩經說通》以“君子淑女敵德而成嘉耦，此興意也”分析第一章的宗旨，以“二章承好逮來，唯淑女為君子之嘉耦，是以未得不勝其憂，既得不勝其喜”分析以下兩章的意思。
戴君恩《讀風臆評》也是如此:
“詩之妙全在翻空見奇。此詩只窈窕淑女君子好速便盡了，卻翻出未得時一段，寫個牢騷憂受的光景，又翻出已得時一段，寫個歡欣鼓舞的光景，無非描寫君子好速一句耳。若認做實境，便是夢中說夢。”
在將《關雎》分為旨意、既得、未得三部分時加人了很細膩的解釋與體味。
通觀《牡丹亭》全本，《牡丹亭》正是依照著《關雎》三章的結構而進行的。從第一齣《標目》到第十齣《驚夢》，兩個人依次出場，並在夢中相遇，即是《關雎》第一章之意，男女最美的邂近與相互匹配，即張次伸《待軒詩記》所言:“首章說君子好速，真有一見躍然，喜不自勝光景。”
從第十一出《慈戒》到第三十五出《回生》是“未得時一段”，所寫的“牢騷憂受的光景”，既包括杜麗娘的悲傷尋夢、為夢而亡之慟、經歷冥判等追尋夢中之人的不懈努力與回生的擔心與優愁，也包括柳夢梅抬畫玩真時的渴望與助愛人回生的堅決。
從第三十六出《婚走》到第五十五出《圓駕》是“已得時一段”，所寫的“歡欣鼓舞的光景”，既包含“如杭”時二人知根知底的甜蜜、柳生為杜麗娘尋父經歷艱辛的心甘情願，也包括人努力使杜夫人、杜寶及皇帝確認他們的真情。俞平伯《牡丹亭費》說:“積一念之誠，輒顛倒死生如彈丸乃爾，較《關雎》之寤寐反側，不啻放大數百旬矣。”早就意識到了《牡丹亭》與《關雎》精神上甚至結構上的關聯。
《牡丹亭》中杜麗娘的形象十分鮮明，而其他角色相比來說稍稍失色。
為什麼整個戲劇會如此凸顯個女子的形象?
為何在情之男女兩面中女子之情佔了主要地位?
從某種程度上說，《牡丹亭》這樣的效果與《關雎》的表達不謀而合。
《毛詩》說《關雎》“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主要讚美后妃之德，那麼，后妃這個女子自然是詩的主角。
按照理，詩中的喜怒樂都應該是主角的情感，整篇詩歌自然是說淑女與君子之情。但事實上，明代之前的解詩者並不如此解釋。
鄭玄箋解“窈窕淑女，君子好速”的意思是“悠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參差薦菜，左右流之”為“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九嬪之事”，因此“寤寐思服”的是“求賢女而不得”，“琴瑟友之”的也是“賢女之助后妃共若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
也就是說，鄭玄認為，詩的主角是后妃，不過詩的另外的主角不是君子，而是三夫人九嬪等賢女，后妃“寤寐思服”、“琴瑟友之”之情不是對君子的，而是對三夫人九嬪的多情。唐代孔穎達的《毛詩正義》費同了鄭玄的說法:“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如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
這種“離奇”的解釋朱熹不贊同。
朱熹承認詩讚美的主角是淑女大姒，但他又提示:“但其詩雖若專美大했，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朱熹這個說法影響深遠，他明確了三個問題:
其一，是“宮中之人”，即特定的“詩人”所作的讚美后妃的詩;
其二，詩中只有后妃與君子，而不牽涉三夫人九嬪等別的女人；
其三，詩雖是專為讚美大姒，也可見文王之德。
這種理解看似與當今人們對《關雎》的理解差異相當大，但宋明兩代很多人都持這樣的看法。如宋人李樗、黃標的《毛詩集解》卷一:
“嘗觀詩人之美是人，不言其所以美之事，而特言詩人喜樂之情，則其人之賢可知。”
範處義《詩補傳》卷一:“詩人識其心，故有是言。”劉克《詩說》卷《關雎》:“詩人極於形容如此其徽美，是以為三百篇之首。嚴粲《詩緝》卷一“國風”也是此意“美后妃之德，所以見文王之德也。”明人許天賜《詩經正義》“國風”卷一:“宮人兩興聖女之既得而必假樂而鳴其情焉。＂季本《詩說解頤》:“經旨日:《關雎》，官人詠后妃之德能使人畏而愛之也。”
不過，在明代，這樣確定的見解中卻有了不同的聲音。
姚舜牧《詩經疑問》卷一:“《關雎》之詩不作於文王，而作於官中之人。”在“疑問”即懷疑與問答中，姚舜牧作出這樣的回答，則暗示著，有疑問的人是將《關雎》當作文王所作的詩的。若真是如此，則詩中“寤寐思服”、“琴瑟友之”就變成了文王與大姒一對男女之間的兩情相悅。
這樣對《關雎》的不同意見不單模糊地表現在姚舜牧的問答中，還有更明確的說法。
鄒忠胤《詩傳聞》:
“第詩所以首《關雎》，義不寧惟是，蓋《關雎》為四始之始，豈待仲尼始之，周公實始之。何者?《關雎》、《葛覃》二篇皆太姒所自賦，周公表先世之詩為房中之樂，舍是奚先?”
他不認為《關雎》是文王所作，認為是“太姒所自賦”，也就是說，詩人正是大姒自己，詩中“寤寐思服”、“琴瑟友之”不是外在的“詩人”對大姒的感情，而是大姒自己體現出來的與文王之間的男女深情。
這種解釋與晚明重“情”的思潮興盛有關。重“情”，自然會在對《關雎》的解釋中體現出來。如朱朝瑛《讀詩略記》講《關雎》第三章:“興意只在左右二字，以左右無方興起愛慕之心，無所不至。”
在重“情”之中，最重要的是，他們再一次強調了“究報女”這個詩中最是，他們再一次強調了“窈窕淑女”這個詩中最美好的女主角。張次仲《待軒詩記》:“李愚公曰:窈窕淑女一句，篇中四番疊詠，總以此人為足重。首章說君子好逑，真有一見躍然，喜不自勝光景。此時即已親愛快樂，但直接以末章友樂，趣便索然，翻從昔日未得懷思一段彷徨之景，反覆追述，則今日得之喜樂何能自已，此詩人之文以情生也。”
凌濛初《孔門兩弟子言詩翼》:
“鍾惺日哀樂，情也。不傷不淫，情而不失其正也。思無邪亦是此意。詩理性情，故以此為詩始，然皆根窈窕淑女來，故章章言之。”
這些詩解，不僅強調了《關雎》之中的“情”，更強調了“總以此人為足重”、“皆根窈窕淑女來”詩中淑女的美好形象。
現在我們再反觀《牡丹亭》，就可以發現，戲曲中不僅肯定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速”之“情”是男女之情，而且杜麗娘形象異常鮮明，這正與《關雎》中頌揚“窈窕淑女”的意旨不謀而合。
《牡丹亭》中用到了很多植物物象，如柳夢梅夢見一個美人立在梅樹下，如杜麗娘夢中書生手裡拿著一條柳枝，以及《冥判》中提到眾多的花。大體說來，若單從戲曲情節上講，這些植物只有前後映照的功能，並不起推動情節發展的作用。
王驥德《曲律》中說:“《紫簫》《紫釵》，第修藻豔，語多瑣屑，不成篇章。《還魂》妙處種種，奇麗動人，要無奈腐木敗草，時時纏繞筆端。”說“無奈腐木敗草，時時纏繞筆端”除了指篇章上的枝節散漫外，應該也包括《牡丹亭》使用了大量的看似並無實際作用的植物物象。
《牡丹亭》歷代評本中注意這個問題的批評家較少。清代女子程瓊評《牡丹亭》說:
“木為生意，人貴青春，是矣。何獨取於柳乎?柳枝何詠乎爾?日:柳也者，天地之柔情也，忽眠忽起，最善抽思，縱遠飄空，根萬緒，化為飛絮尚遍房櫳也，真才子也。吾獨以為，但實其節，亦可變梢雲之竹;知斂其氣，亦可變歲寒之松也;春卿之志誠是也。梅奚取?日:雨肥紅綻，汗潮微酸，笑笑美懷，風風潤粉舉似香肌，無能逾比，芙蓉至豔，當波霞裳耳。木之貞氣，春之正態也。”
這樣的解釋，植物只是象徵的作用。
不過，若換一種角度去理解，就可以看出，《牡丹亭》中的草木物象其實與《關雎》重要的特豔，語多瑣屑，不成篇章。《還魂》妙處種種，奇麗動人，要無奈腐木敗草，時時纏繞筆端。”說“無奈腐木敗草，時時纏繞筆端”除了指篇章上的枝節散漫外，應該也包括《牡丹亭》使用了大量的看似並無實際作用的植物物象。
《牡丹亭》歷代評本中注意這個問題的批評家較少。
清代女子程瓊評《牡丹亭》說:
不過，若換一種角度去理解，就可以看出，《牡丹亭》中的草木物象其實與《關雎》重要的特點“興”有關。
不同於《毛詩》。明代鄒忠胤《詩傳聞》引鄭樵的觀點:“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張次仲《待軒詩記》也說:
“鄭漁仲謂:興者，一時之興謀而感於心，所見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類推，不可以義理求。故興之所在，鴛鴦雞鳩黃鳥桑扈俱可以詠後娖，如必關雎然後可美后妃，他無與焉，不可以語詩也。”
此物與彼物之間不一定非要有所相似才能使用，“興”是什麼呢?“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物”動“情”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不過，張次仲也說:“觀此可以破說詩之固，然興會感觸亦須情與物有關映之處，則滋味深長。”以這種靈活的觀點來觀察《牡丹亭》，則其中的柳、梅、花草即是如此。柳夢梅手中的柳枝不一定非要有程瓊所說的象徵意義，這些花草在其中只是一種對情與美的興起而已。作者為柳、杜之真情、至情而興會感觸，借筆下的花木一一烘托渲染出來。最妙的是，這些花木正與情“有關映之處”，因而“滋味深長”。
經過以上三個方面的具體闡釋，想必大家也對於這個問題有了初步的瞭解與認知。
這個問題很有深意，值得我們細細品味與思索。
杜麗娘對《詩經・關雎》的接受是《牡丹亭》整個情節結構的邏輯起點與契機，杜麗娘在學堂的啟蒙教育始於《關雎》。不過，研究者提到《關雎》對杜麗娘的啟蒙作用後，就拋開《關雎》不談了。
誠然，除了第十八出《診崇》中陳最良胡亂用《詩經》中的句子為麗娘開藥方外，文中沒有再提到《詩經》，更沒再提及《關雎》。杜麗娘因《關雎》動了情腸後，《關雎》的作用並未就此結東，而貫穿著整個《牡丹亭》劇本。不僅如此，《關雎》籠罩著整個《牡丹亭》還體現在其他方面。
01、《牡丹亭》的結構與《關雎》的結構有關先看《關雎》的結構。為方便闡明原因，先引出全詩：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第一章)參差待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第二章)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符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第三章)
從《毛詩》開始，將《關雎》分為以上所標的三章。《毛詩正義》中孔穎達說:
“此詩所言，思求淑女而未得也，若得，則設琴瑟鐘鼓以樂此淑女。”
也就是說，第一章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起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後，第二章講求淑女“未得”之時，第三章則講“已得”之時。此後大部分的《詩經》闡釋都將此詩分為三章理解。
朱熹《詩集傳》說第二章“此章本其未得而言”，第三章“此章據今始得而言”。宋人戴溪《讀周南》也說“方求之未得，寤寐在唸，通夕不安寢;及其既得也，欲以琴瑟友之，示其親也鐘鼓樂之，結其歡也”，大意一致。
當然，明人也如此。如許天贈《詩經正義》:“詩人即興美聖配之善，復兩興未得既得之情也。”季本詩說解顧》:“順水之流而求之，未言得也”，“採取而既得也。”陸化熙《詩通》:“如此人豈容易得”，“今幸得之豈能不愛且樂。”色曹學佺《詩經剖疑》“日未得而憂既得而樂。”這樣的分章方法已經成為約定的看法。
明代科舉由八股制義取代詩賦，經學變成了文學的“肥料”。從《詩經》內在的意義人手，體味其中的情味，體會詩人的心靈世界。同時對《詩經》進行藝術分析，一方面為八股而解《詩》，另一方面又解《詩》如八股法，這兩種力量迫使《詩經》研究內部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經學隨之而凋敝，文學因之而回生，遂出現了晚明《詩經》文學研究的高潮。
因學習八股文和文學鑑賞有著共同的原因，明人對《關雎》的結構研究變得更加細緻。如沈守正《詩經說通》以“君子淑女敵德而成嘉耦，此興意也”分析第一章的宗旨，以“二章承好逮來，唯淑女為君子之嘉耦，是以未得不勝其憂，既得不勝其喜”分析以下兩章的意思。
戴君恩《讀風臆評》也是如此:
“詩之妙全在翻空見奇。此詩只窈窕淑女君子好速便盡了，卻翻出未得時一段，寫個牢騷憂受的光景，又翻出已得時一段，寫個歡欣鼓舞的光景，無非描寫君子好速一句耳。若認做實境，便是夢中說夢。”
在將《關雎》分為旨意、既得、未得三部分時加人了很細膩的解釋與體味。
通觀《牡丹亭》全本，《牡丹亭》正是依照著《關雎》三章的結構而進行的。從第一齣《標目》到第十齣《驚夢》，兩個人依次出場，並在夢中相遇，即是《關雎》第一章之意，男女最美的邂近與相互匹配，即張次伸《待軒詩記》所言:“首章說君子好速，真有一見躍然，喜不自勝光景。”
從第十一出《慈戒》到第三十五出《回生》是“未得時一段”，所寫的“牢騷憂受的光景”，既包括杜麗娘的悲傷尋夢、為夢而亡之慟、經歷冥判等追尋夢中之人的不懈努力與回生的擔心與優愁，也包括柳夢梅抬畫玩真時的渴望與助愛人回生的堅決。
從第三十六出《婚走》到第五十五出《圓駕》是“已得時一段”，所寫的“歡欣鼓舞的光景”，既包含“如杭”時二人知根知底的甜蜜、柳生為杜麗娘尋父經歷艱辛的心甘情願，也包括人努力使杜夫人、杜寶及皇帝確認他們的真情。俞平伯《牡丹亭費》說:“積一念之誠，輒顛倒死生如彈丸乃爾，較《關雎》之寤寐反側，不啻放大數百旬矣。”早就意識到了《牡丹亭》與《關雎》精神上甚至結構上的關聯。
02、“情”的主角與淑女的鮮明形象《牡丹亭》中杜麗娘的形象十分鮮明，而其他角色相比來說稍稍失色。
為什麼整個戲劇會如此凸顯個女子的形象?
為何在情之男女兩面中女子之情佔了主要地位?
從某種程度上說，《牡丹亭》這樣的效果與《關雎》的表達不謀而合。
《毛詩》說《關雎》“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主要讚美后妃之德，那麼，后妃這個女子自然是詩的主角。
按照理，詩中的喜怒樂都應該是主角的情感，整篇詩歌自然是說淑女與君子之情。但事實上，明代之前的解詩者並不如此解釋。
鄭玄箋解“窈窕淑女，君子好速”的意思是“悠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參差薦菜，左右流之”為“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九嬪之事”，因此“寤寐思服”的是“求賢女而不得”，“琴瑟友之”的也是“賢女之助后妃共若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
也就是說，鄭玄認為，詩的主角是后妃，不過詩的另外的主角不是君子，而是三夫人九嬪等賢女，后妃“寤寐思服”、“琴瑟友之”之情不是對君子的，而是對三夫人九嬪的多情。唐代孔穎達的《毛詩正義》費同了鄭玄的說法:“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如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
這種“離奇”的解釋朱熹不贊同。
朱熹承認詩讚美的主角是淑女大姒，但他又提示:“但其詩雖若專美大했，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朱熹這個說法影響深遠，他明確了三個問題:
其一，是“宮中之人”，即特定的“詩人”所作的讚美后妃的詩;
其二，詩中只有后妃與君子，而不牽涉三夫人九嬪等別的女人；
其三，詩雖是專為讚美大姒，也可見文王之德。
這種理解看似與當今人們對《關雎》的理解差異相當大，但宋明兩代很多人都持這樣的看法。如宋人李樗、黃標的《毛詩集解》卷一:
“嘗觀詩人之美是人，不言其所以美之事，而特言詩人喜樂之情，則其人之賢可知。”
範處義《詩補傳》卷一:“詩人識其心，故有是言。”劉克《詩說》卷《關雎》:“詩人極於形容如此其徽美，是以為三百篇之首。嚴粲《詩緝》卷一“國風”也是此意“美后妃之德，所以見文王之德也。”明人許天賜《詩經正義》“國風”卷一:“宮人兩興聖女之既得而必假樂而鳴其情焉。＂季本《詩說解頤》:“經旨日:《關雎》，官人詠后妃之德能使人畏而愛之也。”
不過，在明代，這樣確定的見解中卻有了不同的聲音。
姚舜牧《詩經疑問》卷一:“《關雎》之詩不作於文王，而作於官中之人。”在“疑問”即懷疑與問答中，姚舜牧作出這樣的回答，則暗示著，有疑問的人是將《關雎》當作文王所作的詩的。若真是如此，則詩中“寤寐思服”、“琴瑟友之”就變成了文王與大姒一對男女之間的兩情相悅。
這樣對《關雎》的不同意見不單模糊地表現在姚舜牧的問答中，還有更明確的說法。
鄒忠胤《詩傳聞》:
“第詩所以首《關雎》，義不寧惟是，蓋《關雎》為四始之始，豈待仲尼始之，周公實始之。何者?《關雎》、《葛覃》二篇皆太姒所自賦，周公表先世之詩為房中之樂，舍是奚先?”
他不認為《關雎》是文王所作，認為是“太姒所自賦”，也就是說，詩人正是大姒自己，詩中“寤寐思服”、“琴瑟友之”不是外在的“詩人”對大姒的感情，而是大姒自己體現出來的與文王之間的男女深情。
這種解釋與晚明重“情”的思潮興盛有關。重“情”，自然會在對《關雎》的解釋中體現出來。如朱朝瑛《讀詩略記》講《關雎》第三章:“興意只在左右二字，以左右無方興起愛慕之心，無所不至。”
在重“情”之中，最重要的是，他們再一次強調了“究報女”這個詩中最是，他們再一次強調了“窈窕淑女”這個詩中最美好的女主角。張次仲《待軒詩記》:“李愚公曰:窈窕淑女一句，篇中四番疊詠，總以此人為足重。首章說君子好逑，真有一見躍然，喜不自勝光景。此時即已親愛快樂，但直接以末章友樂，趣便索然，翻從昔日未得懷思一段彷徨之景，反覆追述，則今日得之喜樂何能自已，此詩人之文以情生也。”
凌濛初《孔門兩弟子言詩翼》:
“鍾惺日哀樂，情也。不傷不淫，情而不失其正也。思無邪亦是此意。詩理性情，故以此為詩始，然皆根窈窕淑女來，故章章言之。”
這些詩解，不僅強調了《關雎》之中的“情”，更強調了“總以此人為足重”、“皆根窈窕淑女來”詩中淑女的美好形象。
現在我們再反觀《牡丹亭》，就可以發現，戲曲中不僅肯定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速”之“情”是男女之情，而且杜麗娘形象異常鮮明，這正與《關雎》中頌揚“窈窕淑女”的意旨不謀而合。
03、《牡丹亭》的植物意象與《關雎》之興《牡丹亭》中用到了很多植物物象，如柳夢梅夢見一個美人立在梅樹下，如杜麗娘夢中書生手裡拿著一條柳枝，以及《冥判》中提到眾多的花。大體說來，若單從戲曲情節上講，這些植物只有前後映照的功能，並不起推動情節發展的作用。
王驥德《曲律》中說:“《紫簫》《紫釵》，第修藻豔，語多瑣屑，不成篇章。《還魂》妙處種種，奇麗動人，要無奈腐木敗草，時時纏繞筆端。”說“無奈腐木敗草，時時纏繞筆端”除了指篇章上的枝節散漫外，應該也包括《牡丹亭》使用了大量的看似並無實際作用的植物物象。
《牡丹亭》歷代評本中注意這個問題的批評家較少。清代女子程瓊評《牡丹亭》說:
“木為生意，人貴青春，是矣。何獨取於柳乎?柳枝何詠乎爾?日:柳也者，天地之柔情也，忽眠忽起，最善抽思，縱遠飄空，根萬緒，化為飛絮尚遍房櫳也，真才子也。吾獨以為，但實其節，亦可變梢雲之竹;知斂其氣，亦可變歲寒之松也;春卿之志誠是也。梅奚取?日:雨肥紅綻，汗潮微酸，笑笑美懷，風風潤粉舉似香肌，無能逾比，芙蓉至豔，當波霞裳耳。木之貞氣，春之正態也。”
這樣的解釋，植物只是象徵的作用。
不過，若換一種角度去理解，就可以看出，《牡丹亭》中的草木物象其實與《關雎》重要的特豔，語多瑣屑，不成篇章。《還魂》妙處種種，奇麗動人，要無奈腐木敗草，時時纏繞筆端。”說“無奈腐木敗草，時時纏繞筆端”除了指篇章上的枝節散漫外，應該也包括《牡丹亭》使用了大量的看似並無實際作用的植物物象。
《牡丹亭》歷代評本中注意這個問題的批評家較少。
清代女子程瓊評《牡丹亭》說:
“木為生意，人貴青春，是矣。何獨取於柳乎?柳枝何詠乎爾?日:柳也者，天地之柔情也，忽眠忽起，最善抽思，縱遠飄空，根萬緒，化為飛絮尚遍房櫳也，真才子也。吾獨以為，但實其節，亦可變梢雲之竹;知斂其氣，亦可變歲寒之松也;春卿之志誠是也。梅奚取?日:雨肥紅綻，汗潮微酸，笑笑美懷，風風潤粉舉似香肌，無能逾比，芙蓉至豔，當波霞裳耳。木之貞氣，春之正態也。”
這樣的解釋，植物只是象徵的作用。
不過，若換一種角度去理解，就可以看出，《牡丹亭》中的草木物象其實與《關雎》重要的特點“興”有關。
不同於《毛詩》。明代鄒忠胤《詩傳聞》引鄭樵的觀點:“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張次仲《待軒詩記》也說:
“鄭漁仲謂:興者，一時之興謀而感於心，所見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類推，不可以義理求。故興之所在，鴛鴦雞鳩黃鳥桑扈俱可以詠後娖，如必關雎然後可美后妃，他無與焉，不可以語詩也。”
此物與彼物之間不一定非要有所相似才能使用，“興”是什麼呢?“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物”動“情”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不過，張次仲也說:“觀此可以破說詩之固，然興會感觸亦須情與物有關映之處，則滋味深長。”以這種靈活的觀點來觀察《牡丹亭》，則其中的柳、梅、花草即是如此。柳夢梅手中的柳枝不一定非要有程瓊所說的象徵意義，這些花草在其中只是一種對情與美的興起而已。作者為柳、杜之真情、至情而興會感觸，借筆下的花木一一烘托渲染出來。最妙的是，這些花木正與情“有關映之處”，因而“滋味深長”。
經過以上三個方面的具體闡釋，想必大家也對於這個問題有了初步的瞭解與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