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吸引了全球的眾多人才，他的動員能力、協調能力、生產能力遠超包括中國在內的任何國家，ICU床位多也不是值得驚奇的事，所以疫情下想看美國的笑話很難。直面差距奮起直追才是我們應該做的，不然即使別人倒黴了但你自身沒有進步沒有任何意義的。

美國現在是有45000個ICU，但是這45000個床位本來就是基本滿的，需要出院一個進去一個。可以說美國醫療系統在日產本身就是近飽和狀態。不可能像中國一樣ICU不收其它病人只收新冠病人。要知道武漢湖北這次其它病人因為新冠得不到治療受了多大傷害，死的並不比新冠少多少。而且因為商業醫保等原因也不可能把ICU讓給非新冠病人。可以說，所有國家的醫療系統只能滿足正常需求，對付不了突發大量需求。在一個，呼吸學科和重症學科的醫護本來估計就只佔醫護人員的10%左右，這次中國是集中了全國這兩個學科的力量。就這兩個學科人員來說，中國絕對比美國多一倍以上。

這和美國近幾年的醫學發展模式有關。

近幾年開始，美國的外科（內科也相似參照）開始往兩個極端發展，

一個是幾乎不需要住院的日間手術，代表型別是關節置換等手術；

一個是重資源模式下的術後ICU，代表型別的心胸外科。

關節置換這些手術在國內的週轉基本在一週左右，快的在4-5天左右。但在美國，基本可以做到上午手術，晚上回去。

但是這個回去並不一定就是回自己家，很多其實是進入到類似於康復旅館這樣的地方。就是具備一些基本的護理功能，有護士進行相關護理工作，但其本質是一個提供住宿的旅館。這解決了美國很多的術後護理工作。

日間手術佔到了美國總手術量的80%左右。因而，美國模式下，普通病房的床位得以壓縮，ICU的比例進而升高。

這也和美國的醫療經濟相匹配。

美國的住院醫療是十分昂貴的，這不僅僅包含醫生、裝置、藥品等，美國醫院的護士基本是註冊護士（RN），這些護士與術後康復旅館的護士是不一樣的，RN具備很多在國內相當於醫生才可以完成的工作，例如手術麻醉的監護、相關有創麻醉操作等等。所以RN的費用很高。

針對普通疾病的診治，保險公司需要進一步壓縮成本，所以不斷推動能夠縮短住院時間的醫療模式，這也是這幾年“快速康復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ERAS）”興起的原因。所以，不同於我們國內的醫院模式，大多數都是普通病房，然後少量床位是ICU。在美國醫院裡ICU的床位比比國內高很多。

而另一方面，ICU是美國眾多高精尖診療技術的基礎和平臺，也是所謂Innovative Surgery的重要保證，所以，私立醫院，以及保險公司是願意在這個領域進行投資的。因為這一領域的高投入，都可以從高消費中賺回來。

所以相比我們的ICU，美國的很多ICU裝置更加完善，而且很多我們覺得“用了也行，不用也湊合”的東西，在美國ICU中基本是常規。

儘管我們也在學習美國的ERAS等技術，但我們國內的醫療習慣仍然是“一條龍式”的首診負責制。從入院開始到最後病治好了可以回家，都是一個醫生負責。這也就意味著醫生必須要有可以全稱監管的病床，所以普通床位的數量仍然是很高的。

而ICU這種重資源模式，很多時候是迫不得已才選擇的。一方面是成本考慮，一方面是我們的ICU資源確實太少了。

過去國內的ICU實際上是沒有規範化的標準和內容的，絕大多數都是由麻醉科進行管理。直到21世紀之後中華醫學會重症醫學分會的成立，這一領域相對的慢慢被規範起來。

總之，各國國情和醫療模式的不同，導致了ICU配置上存在一定的理念差異。

但決定醫療效率的並不是ICU的比例，ICU多也並不意味著醫療效率高。

最後，補充一個之前的回答作為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