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知幾認為史學家須兼備才、學、識三長，尤重史識。強調直筆，提倡“不掩惡、不虛美”，“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劉尚實用，反浮詞，抨擊六朝駢文的頹靡之風，反對華而不實的辭賦，主張運用當代通用的語言，反對依仿古語，反對形式模擬。這些論點，都給後代史學和散文家以啟發和影響，乃是中唐古文運動之先聲。

【摘要】:《史通》是劉知幾的史學理論著作,集中體現了他的史學理論成就。書中對各種史書體裁、體例等都有詳盡的論述,反映了他的歷史編簑學理論及思想。文章總體分三部分:關於選材的理論;關於史書體裁體例的評論:關於編簑的理諗幾部分。主要透過對《史通》編簑理論與方法的理解,試著探討他的歷史編簑學的理論及其史學思想。

【關鍵詞】:劉知幾;《史通》;編簑學;史學思想

劉知幾(661-721),字子玄,唐代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人,是唐代傑出的歷史學家和思想家。《史通》是他私下整理歷年所寫的札記而成的著作。劉知幾一生著述頗豐,但大都失傳,只有《史通》流傳至今。劉知幾從理論上對文獻編簑進行頗為系統的論述、並目提出了一系列編簑原則。他對文獻編簑學理論體系的形成也有開創之功,其史學思想影響深遠。下面主要從三個方面對其史學編簑理論及思想進行分析關於選材的理論

劉知幾很注意在史書編過程中對於史料的精選。“子日: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闕其來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蓋珍以眾酸成溫廣廈以群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群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①他認為精選史料,不只在於能區別史料的精華和糟粕,還在於史家之肯割愛。他在《斷限》篇中引了陸土衡的話“雖有愛而必捐”,來說明這一意思。關於“用跨”他指出,晦與顯的區別在於:“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②在《史通·補註》中提到,史料在精而不在多。要想取信一時”,“傳諸不朽”就應該像司馬遷撰寫《史記》時所做過的那樣,“徵求異說採群言③。將筆記、小說中的神怪故事或道聽途說、街談巷議之言不加考證地視為信史史料寫入史書之中,劉知幾是堅決反對的;對於譜牒類的史料他主張研究核實後也可使用。劉知幾這種審慎的科學態度無疑是正確的也表現了他對“子不語怪、力、亂、神”④以及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原則的維護

般意義上說,劉知幾重視正史”的史料價值過於“雜述”或“偏記小說”。從具體的史料來說他對於正史的史料價值也查的,他對於要求史料真實的態度及原料和次料的區別,是中國史學的重要傳統。這跟“曲學阿世”的史家有很大的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劉知幾《史通》一書提出了對史書體裁體例的研究和評論。在他看來,史學最重要的問題是確立史之法,也就是史例。他提出:“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⑤把史書體裁體例看得和國家大法同等重要。史法、史例是史家作史的綱、評論史書的依據,同時也是《史通》的一大特色和重要內容。在對史例、史法的論述中,他還談到了“序”中附出了“例”強調了“例的重要。他認為孔子編訂《六經》,就是在“始發凡例”之下進行的。必須指出的是:他還提出“名以定體為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⑥的理論,將古代哲學上的“名與實”引入史學批評。如:批評“班國撰《人表》,以古今為目。尋其所載也皆自秦以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安在?”⑦在實際操作中劉知幾往往以“求名責實”等作為考察史學發展和評論史學的基本方法凡事總是先定其名再其實這也體現了他濃厚的封建名教”思想。

劉知幾對司馬遷《史記》首創的紀傳體各項體例條分縷析,為編史書指點門徑。本紀是紀傳體史書中的編年體,由帝王領銜,按時間順序記載國家大事。因此,須注意兩點:只可為名實相副的帝王立本紀以顯國統:只可包舉大端,不必載入細節和小事。世家是為“開國承家世代相續”的諸侯所立的傳。列傳除周邊民族以外,其餘部分記載重要人物的生平活動……此外,劉知幾還對書篇題目、序例、稱謂、補註問題,從體例的角度也提出了一些說法

關於史書的體裁,劉知幾提出了六家二體的說法,謝保成的《中國史學史》裡有詳細的論述,這裡不再多言。

劉知幾樸實的修史態度及其史學思想值得我們後來人繼承和發展,他的史學理論及思想我們很難—將將其細說,而且由於篇幅的緣故文章也未能進一步論述,存在不當之處還請讀者批評指正。

主釋

②的《史通》內篇敘事第二十

④《論語·述爾》

⑤《史通》

序例第十

⑥⑦《史通》內篇題目第十

《舊唐書》卷零二《劉子玄傳

⑩《史通》內篇辨職第三十五

2《史通》內篇雜述第三十四

參考文獻

[1]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史綱》,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3]謝保成,《中國史學史》,商務印書館,2006[4]白壽彝.《中國史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剪伯贊,《史學理念》,

劉知幾（661-721），彭城人（今江蘇徐州），唐著名史學理論家，著作頗豐，尤以《史通》聞名於世。

他提出了史學家應該具有三才“史才、史學、史識”，被清代史學家章學誠發展成四才，即“史才，史學，史識，史德”。

劉知幾的三才史學思想和他的《史通》著作，是在什麼歷史背景下提出的呢？有何當時時代意義呢？

首先，我們說一下當時歷史背景，劉知幾生活在武后、玄宗時代，供職史館多年，自身才氣勃發，卻官職卑微，修史時處處得按照監修旨意，鬱郁不得志，他所寫史書和唐代之前史書不同，他並非描述某一時代人物史實，而是對之前各種史學作品提出批評，是中國也是世界歷史上第一部史學評論專著。

他的史學思想，可以說也是時代的需要，他所處時代正是唐朝全盛時期，此前很長時間數量龐大的史學作品，時代發展需要對此做出一個階段性總結。正好，劉知幾填補了這個空白。

特別是唐之前甚至唐朝，都有大量篡改史實的情況，自司馬家族篡位以來，到了隋唐朝代更替比較頻繁，統治者為了掩蓋和美化自己篡位的事實，往往要求史官按照自己想法寫歷史，這樣很多史書成了統治者美化和歌頌自己的工具，這時候到了劉知幾時代，唐朝已經很強盛，社會很安定，他順應時代提出“三才”思想，對史官提出了嚴格要求，要有史實，要有歷史豐富的知識和才學，後來被後人加上“史德”，對當時統治者和史官們具有重要現實意義，武后和玄宗都是靠武力和不正常手段取得皇位，也是對當時統治階層一種批評和控訴，史官會秉筆直書統治者的罪惡，告誡當時所有人要有三才精神和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