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比例：根據曹操的記載，黃巾之亂後人口十去其八，總人口從東漢末年5000萬人銳減至1000萬人左右，當官的死的不多，平民百姓基本上都成為了眾多英雄人傑們的經驗包，自黃巾之亂起，第一批的英雄們開始成長了起來。

所以小編認為，人口數量斷崖式的暴減是造成人才比例相對較高的原因之一。畢竟1000萬左右的人口，還沒有現在的一線城市的人口多，但是當時所出現的英雄人傑可是有著有一大批的，那些有名有姓有記載的就更多了。在三國時期，正史中有單獨傳記的大概在300人左右；而在演義中之前大家都認為是寫了400餘人，但是根據專門的清點之後發現，演義中實際上是寫了1230個人物，雖然這些人不全是英雄人傑，但是其中英雄人傑的數量，佔據了很大的比重。

二、亂世出英雄：那麼三國時期為什麼可以出現這麼多的英雄呢？小編認為這應該也和當時的環境是有關係的，畢竟有那麼一句話說得好，那就是“亂世出英雄”。但是，在中國歷史中也有著其他一些分裂、對抗的時期，甚至有些時期比三國時期還要熱鬧、鬥爭還要激烈。比如：東晉十六國、南北朝、五代十國等時期。那麼為什麼這些時期中，英雄人物的知名度沒有那麼高呢？小編認為在其中還有著其他的原因，比如當時人們政治觀的形成、對史書的重視、書寫等等因素不一而足。

三、政治結構：東漢末年從中央集權往地方集權發展，宦官、外戚、君王之間忙著互相傾扎，高階人才很多死於非命；但地方政府（州牧）有很高的經濟、政策的獨立性，並培養和囤積出了眾多優秀人才；周瑜、諸葛亮、賈詡、郭嘉、法正、魏延、黃忠、甘寧、孫堅（實在太多）以至於後期蜀漢和東吳的核心幹部基本都是原地方政府的人才。這和後期中國的政權很不一樣，後期封建王朝過於專治，以至於中國後期很少有人才是出自地方政府的，大體都是太子黨和科舉選拔出來的人才並由中央培養。

四、東漢時期的文化教育：在漢章帝時期，國家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就開始大力發展教育，私塾盛行，再加上從建國起基本沒有發生過大動亂，大致是一些高層互相碾壓、小規模的農民起義，邊境的對蠻族作戰。沒有大規模內亂，國家財力足以支援高質量的教育、再加上國家選拔制度相對合理，繼承西漢舉孝廉和秀才制，基層人才如陳藩、李固、楊震等都很能體現當時國家的教育水平。

三國初年的名臣名將們，都是東漢的教育系統培養出來的。我們發現到三國末期人才明顯少了，絕大部分人才也非平民出身，大抵都是官二代，因為三國只有曹操拿錢發展教育和經濟，蜀漢拿錢發展軍隊，東吳拿錢發展門閥，西晉的人才很多是曹魏培養出來的。西晉才有統一全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

總結：綜上所述，小編認為就算是拋開演義的影響力，三國時期仍然是人才輩出的時代。而且以成敗論英雄的觀念是一種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而三國時期的獨特魅力，就在於它並沒有迷失在這種法則中。對於這個問題，大家是否還有著其他不同的觀點呢？喜歡的朋友可以點贊加關注喲。

答：曹操由於政治軍事上的需要，多次頒佈唯才是舉令。所以在品第人物上，雖然家世是不能忽略的，但在初期，恐怕更重才學。如《宋書·恩幸傳序》：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

魏初，中正定品尚重鄉論。曹魏初期中正以郡為基層，郡中正是真正發揮品第人物作用的，它們尚為地方士族所專控，而州都只不過總其議罷了。所以位居中央的豪門大族尚沒能很好地控制中正製為其服務。但在曹芳以後，情形發生了變化。

九品中正制在這一時期發展的重要標誌是州中正的設立。司馬懿除九品、州置大中正議：“案九品之狀，諸中正即未能料究人才，以為可除九制，州置大中正”。而曹羲是不同意的。後來曹羲與兄曹爽皆為司馬懿所殺。

自州中正的設立以至兩晉，九品中正制逐漸完成門閥化的轉變，而最終成為門閥士族的選舉工具。與先前由地方官推選郡中正不同，晉代的郡中正由州中正薦舉。大小中正也已由司徒選任。

這種情況似乎是國家政權進一步把選舉中的品第人物權收歸中央，有利於打擊地方士族。但同時便利了掌權的中央豪門士族擴充套件其勢力，他們控制地方乃至中央的選官制度。與代表“國家利益”的政權有所威脅的，此時不是那些魏初的地方清議名士，而是新興的盤踞朝廷的世家官僚──門閥士族。

魏晉之際，品第偏重門第已成事實。《晉書·鄭袤傳子默附傳》曰：“初，（晉武）帝以貴公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為輩，求之州內，於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默。”晉以後批評選舉專重家世之弊者不斷。這種變化充分表明了九品中正制此時已變為高門大族的工具，只重門第而輕德才。

事實上，門閥制度的確立，已使九品中正製成為一個政治上的裝飾品。中正品第唯以血統為準，門第高即獲高品，此時只須分別士庶高下便已足矣，中正品第只不過是例行公事。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公門有公，卿門有卿”者也。

到南朝時期，在中正的評議中，所重視的只是魏晉間遠祖的名位，而辨別血統和姓族只須查譜牒，中正的品第反成無足輕重的例行公事。

這就是為什麼三國初期人才人才濟濟，魏晉時期人才凋零的最重要的原因。魏晉成為士族，到東晉時成為門閥士族而達頂峰，南朝也轉衰而至隋唐。而選舉制度也由東漢的重鄉里評議、重孝廉才德到魏晉重家世門第、輕孝廉才德，而隋唐則又重才德――科舉制。

三國時期，實際真正有才能者並不多。

有句話說得好，壓力就是動力，戰爭就是最好的老師。

東漢三國時期，人口因為戰亂等銳減，剩餘下來的人，要麼運氣爆棚，要麼具備超人一等的能力，這些能力，既可能是武力，或者統軍能力，或者是權謀，或者行政組織能力，終究因不進則退的巨大壓力逼迫得潛力爆發。

比如說，李典同宗李進，不過一個地方性的小土豪，竟然能夠正面野戰擊敗呂布。換成和平時期，他自己絕不會相信。但是，面對騎兵來搶劫的呂布，他不出戰就會被騎兵耗死，士氣低落下去，小小鄔堡終究會被攻破。

到了西晉時期，國民生活安穩，世家統治恢復起來，九品官人法導致寒門小地主根本無法獲得證明能力的機會，大世家醉生夢死，有能力的人如王猛投靠異族，因此永嘉之亂導致國家迅速滅亡。

不完全對，三國時期戰亂頻繁，亂世之中因戰爭而出現的名士、名將也便多，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到了西晉，就是低端選手亂鬥。之所有兩個時期，會給人完全不同的感受，有著幾個原因：

在三國亂世之中，為了爭霸天下，往往出身世家或者身居官職的豪雄，會糾集自己的勢力參與亂世之爭。在這個過程之中，並沒有儒學士子等的“經世濟民”的機會。

即便如諸葛亮在投奔劉備之前，也是因戰亂而躲避在荊州隱居，直到遇到了自己認為的明主劉備，才出山幫助劉備爭霸天下。

像諸葛亮這樣的有才幹的名士，和其他有武力謀略的名將等，如果是生在安定時期，那麼出仕做官、封疆拜侯才是應該有的途徑。

但是在三國亂世之中，這些名士名將，沒了出仕做官的途徑，只能投奔各股勢力，發揮自己在軍事等方面的才能，因此也逐漸成為這一時期的名士、名將。

三國時期出現這麼多名士名將，是由這一特殊歷史時期決定的。

司馬氏掌權及西晉統一天下之後，因其經常被人詬病的“得位不正”等問題，所以對於當時的名士們多加限制。如果不能為司馬氏所用的名士們，那麼司馬氏便會加以迫害和壓制。

像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因為不願意接受司馬昭的招攬，便得罪了司馬昭，最終一代名士被司馬昭處死。

由此，西晉時期便產生了一種有別於三國時期名士們的生存方式，那便是玄學清談。所謂的玄學便是相較於兩漢時期的儒學，而清談則是談論玄虛，不議政事，躲避迫害。

玄學清談這種特殊的名士活動，是西晉名士們為了躲避司馬氏的迫害，而無奈選擇的結果。不過，玄學清談成為風氣之後，反而逐漸被統治者所接受，也成為當時逐漸崛起計程車族門閥階層熱衷之事。

相較於三國時期，已經實現了統一局面的西晉時期，已經很少有多方勢力之間鬥智鬥勇、爭奪天下的機會。

而西晉時期司馬氏的統治嚴苛，導致原本揮斥方遒的名士名將們，不再敢於輕易反抗司馬氏的統治，也因此形成了區別於三國時期的玄學清談。

這也就是為何與三國相比，西晉名士顯得有些沒有存在感，這其實只是表象而已。三國名士因三國亂世而矚目，西晉名士也因司馬氏而轉為玄學清談。

其實這只是我們自身造成的錯覺，每個朝代都有每個朝代的輝煌與沒落，堂堂中國，豈有近兩百年無英雄乎？

論起這件事來，還得歸咎到一本書身上，這就是元末明初小說家羅貫中所著的《三國演義》。這本小說太過深入人心，在民間流傳甚廣，以至於三國在很多人心中成為中國亂世中最著名，也是最為熱血的亂世。

《三國演義》中，劉備、張飛、關羽的桃園結義；諸葛亮的神機妙算；曹操的狡詐多疑；周瑜的氣冠江東，都有自己的典故和出處。然而，小說讀起來雖然頗有味道，讓人回味無窮，但終究摻雜著作者的藝術創作以及主觀想法，和正史還是有很大的出處的。

說三華人才輩出，這也是事實，不管是魏蜀吳三國君主，還是諸如諸葛亮、郭嘉、荀彧、陳宮等謀士，以及張飛、關羽、張遼、夏侯惇、周瑜、黃蓋等名將，都可以說是不世出的奇才，亂世出英雄，卻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西晉卻也不是全無佳才。開國皇帝司馬炎政才不輸之前的魏蜀吳三國之君主，雖說晚年政事腐敗，選儲失當，但還是有過太康之治，治平之世，而羊祜、杜預之能，出將入相，西晉的大一統江山多是兩位老臣謀劃；宗室之中，雖然八王之亂使得晉朝國力衰竭，江山不穩，但也不乏溫厚長者，比如琅琊王司馬伷之流；至於風流之士，竹林七賢之名至今留存。西晉隨亂，但是文化底蘊卻上承兩漢，下開隋唐，書法、文章、繪畫頗具風格，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絕。如此人才濟濟，說西晉無人，確實太過偏頗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