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是兩個問題，
首先，平臺獲取使用者通訊錄，是否合規合法？
其次，平臺獲得通訊錄後，提供給催收公司的行為，是否合法？
第一個問題，根據目前刑法和司法解釋關於侵犯公民個人資訊罪的規定，所謂侵犯公民個人資訊，是指“違反國家有關規定，透過購買、收受、交換等方式獲取公民個人資訊，或者在履行職責、提供服務過程中收集公民個人資訊的”。這裡的的違反國家有關規定，並不是指所有的獲取公民個人資訊的行為，而是指違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9條與《網路安全法》第41條、第44條等規定，即“在收集、使用個人資訊時，應當遵循合法、正當、必要的原則，公開收集、使用規則，明示收集、使用資訊的目的、方式和範圍，並經被收集者同意。”
也就是說，如果蒐集者獲取他人通訊錄的行為，是在雙方明確同意，比如簽訂了明確的使用者資訊使用協議，協議中也明確了使用目的，用途，範圍等等，而且具有蒐集的必要性，比如帶社交屬性的APP讀取通訊錄進行相關好友推薦，帶地圖、導航、快遞下單功能APP獲取使用者定位資訊等等，就是合法、正當、必要的。而如果是放貸類平臺，獲取客戶的通訊錄，是為了核實使用者的真實性，從而確定是否出借或者借貸的金額，並且承諾不做其他使用，當然輔助的方法還有查詢支付寶花唄積分，微信支付記錄等等，這些都屬於當前放貸平臺，確定使用者信用度的一些“土辦法”，在業務實踐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說是符合正當合理的原則。
但是如果把這一些通訊錄用作今後催收的原始資料，即在使用者不還款時，透過撥打通訊錄內的聯絡人電話進行催收，就並不是一種正當合理的獲取方法，因為撥打通訊錄，進行相關客戶的催收是一種明確禁止的騷擾行為。
當然這種行為合法合理的前提不僅僅是目的合理，還有手段合理合法，即必須經過使用者的同意，如果是沒有經過使用者圖同意自動讀取，甚至盜竊相關使用者的通訊錄或個人資訊，只沒有經過使用者圖同意自動讀取，甚至盜竊相關使用者的通訊錄或個人資訊，只屬於一種非法獲取手段，則屬於一種非法獲取手段。
而網貸把相關的客戶通訊記錄提交給催收平臺的行為，因為其目的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不符合正當合理的使用原則，即便是經過了使用者同意，也可能會觸犯刑法。
其實這是兩個問題，
首先，平臺獲取使用者通訊錄，是否合規合法？
其次，平臺獲得通訊錄後，提供給催收公司的行為，是否合法？
第一個問題，根據目前刑法和司法解釋關於侵犯公民個人資訊罪的規定，所謂侵犯公民個人資訊，是指“違反國家有關規定，透過購買、收受、交換等方式獲取公民個人資訊，或者在履行職責、提供服務過程中收集公民個人資訊的”。這裡的的違反國家有關規定，並不是指所有的獲取公民個人資訊的行為，而是指違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9條與《網路安全法》第41條、第44條等規定，即“在收集、使用個人資訊時，應當遵循合法、正當、必要的原則，公開收集、使用規則，明示收集、使用資訊的目的、方式和範圍，並經被收集者同意。”
也就是說，如果蒐集者獲取他人通訊錄的行為，是在雙方明確同意，比如簽訂了明確的使用者資訊使用協議，協議中也明確了使用目的，用途，範圍等等，而且具有蒐集的必要性，比如帶社交屬性的APP讀取通訊錄進行相關好友推薦，帶地圖、導航、快遞下單功能APP獲取使用者定位資訊等等，就是合法、正當、必要的。而如果是放貸類平臺，獲取客戶的通訊錄，是為了核實使用者的真實性，從而確定是否出借或者借貸的金額，並且承諾不做其他使用，當然輔助的方法還有查詢支付寶花唄積分，微信支付記錄等等，這些都屬於當前放貸平臺，確定使用者信用度的一些“土辦法”，在業務實踐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說是符合正當合理的原則。
但是如果把這一些通訊錄用作今後催收的原始資料，即在使用者不還款時，透過撥打通訊錄內的聯絡人電話進行催收，就並不是一種正當合理的獲取方法，因為撥打通訊錄，進行相關客戶的催收是一種明確禁止的騷擾行為。
當然這種行為合法合理的前提不僅僅是目的合理，還有手段合理合法，即必須經過使用者的同意，如果是沒有經過使用者圖同意自動讀取，甚至盜竊相關使用者的通訊錄或個人資訊，只沒有經過使用者圖同意自動讀取，甚至盜竊相關使用者的通訊錄或個人資訊，只屬於一種非法獲取手段，則屬於一種非法獲取手段。
而網貸把相關的客戶通訊記錄提交給催收平臺的行為，因為其目的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不符合正當合理的使用原則，即便是經過了使用者同意，也可能會觸犯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