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5年，蒙古傑出首領鐵木真以西夏收納蒙古仇人為藉口，發動了對西夏的第一次進攻。《元史》卷1《太祖紀》載：“歲乙丑，帝徵西夏，拔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人民及其橐駝而還。”從此，拉開了蒙元帝國吞併西夏王朝的序幕。經過長達22年的征討，1227年，蒙古大軍第六次出征西夏。這次出征，給內憂外患交加的西夏王朝致命一擊，西夏作為一個獨立的封建王朝從此退出了中國的歷史舞臺。
按照封建社會的修史慣例，亡國之史，由一統天下後的王朝來編寫，以利於統治者從失敗者的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從理論上講，蒙元時期是編著西夏專史的最佳時期。在這一時期，大批西夏圖籍沒入元朝府庫，原西夏國的史官中仍有人替元朝從事編史工作，在這種情況下，編寫一部內容豐富、史料完備的西夏專史，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但事實卻是：自元滅夏至明滅元(1227—1368)，141年的時間，竟沒有一部由元人編著的西夏專史單行於世。元人對後世瞭解西夏史作出的一點“貢獻”是：《宋史》卷485、486《夏國傳》、《遼史》卷115《西夏外紀》、《金史》卷134《西夏傳》。三史夏國傳算是元朝史家對西夏國史的總結，但這遠遠不能代表西夏曆史的全部。沒於元朝的西夏圖籍，在元統治者的授意下，經過元朝史家的精心刪汰，絕大部分成了不傳的秘籍。這批珍貴圖籍的亡佚，不獨對編寫西夏專史，就是對編寫中華民族通史來說，都是一個無法彌補的遺憾。元朝史家何以對西夏曆史諱莫如深至此?讓我們從歷史中來尋覓答案吧!
一、發生在元朝的三次西夏典籍聚書事件
在蒙夏關係史上，曾發生過許多驚天地、泣鬼神的事件，這其中至少有三次事件的發生和西夏國典籍的聚散有關。巧合的是，這三次事件集中發生在西夏曆史的最後兩年。透過對這三次事件的剖析，我們從中或許能獲得某種啟示。
第一次聚書事件發生在1226年秋7月，蒙古大軍進攻西夏重鎮西涼府。《西夏書事》卷42載：“宋寶慶二年、蒙古太祖二十一年、夏乾定三年秋七月：蒙古主進兵西涼，宿衛官粘合重山執大旗指揮六軍，手中流矢，不稍動。守臣斡札簀力屈，率父老啟門降。於是，搠羅、河羅等縣皆不守。”①《元史》卷1《太祖紀》、卷146《粘合重山傳》記載了大致相同的事件。西涼府是西夏河西重鎮，此時河西走廊大部分已為蒙古所佔，僅剩西涼府一座孤城。成吉思汗的宿衛官粘合重山指揮蒙古大軍攻城，雖受傷中箭，仍奮勇麾軍衝殺。守臣斡札簀眼見城池不保，為避免城破後被蒙古大軍屠城，他只好率眾開城投降。西涼府一失，整個河西走廊遂陷沒於蒙古。由於斡札簀本人特殊的身份，使得這次投降的意義非同尋常。
《西夏書》卷2《斡札簀列傳》載：“斡札簀，西夏寧州人，掌其國史。”②西夏國斡氏家族歷代都在西夏國掌管國史。掌國史者，他本身就是一座活的國史資料庫，對西夏國曆史，他比別人知道的更多、更深、更細。史雖未載，但可以想見，職掌西夏國史的斡札簀，伴隨著他的投降，必然會有大批的西夏圖籍沒入蒙古帝國的府庫之中。這批圖籍彌足珍貴，對西夏國意義重大。它們的流失，更由於斡札簀的降元，對西夏統治者打擊沉重。也許就是在這樣的打擊之下，就在斡札簀出降的同年同月，西夏國在位四年、年僅46歲的第九代皇帝德旺“憂悸而死”。他的弟弟清平郡王的兒子目見被立為新主，這位臨危受命的西夏末主，並未能挽救西夏王朝於將傾，西夏王朝的土崩瓦解，在蒙古鐵騎的衝擊之下已成為歷史的必然。
第二次聚書事件發生在斡札簀力屈投降的同一年。這年十一月，蒙古兩路大軍形成鉗形攻勢，圍攻西夏陪都西平府靈州。西夏將士儘管頑強抗擊，還是未能擋住蒙古鐵騎的衝擊，靈州城陷，廢太子德任被俘後不屈被殺。在元朝的歷史程序中曾起過重要作用的耶律楚材，就參與了這次靈州大戰。
耶律楚材，字晉卿，號湛然居士，生於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死於蒙古乃馬真後三年(1244)，享年55歲。他出身於一個漢化了的契丹貴族家庭，從小博覽群書，尤其精通經學、史學，並逐漸成長成一位很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耶律楚材仕元后，希望蒙古統治者能改變其慣用的尚武輕文的治國方略，改用儒家的講求仁義的政治主張來治國，也就是希望蒙古統治者改武治為文治。耶律楚材把治國文臣比作是“治天下匠”，並以“治天下匠”自居，但他的主張並未引起統治者的重視。《元文類》卷57宋子貞作《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載：“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見知，乃詫於公曰：‘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進，不已左乎?’公曰：‘且治弓尚須弓匠，豈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西夏遺民常八斤因善於修造弓而受到成吉思汗的賞識，他本人對耶律楚材的儒生之見深感疑惑不解，在“本朝尚武”的情況下，耶律楚材卻極力勸說統治者以文治國，這種儒生之見不是太過迂腐了嗎?面對常八斤的“高見”，耶律楚材表現得相當冷靜和自信，他仍然堅持自己的主張，並“斗膽”自封為“治天下匠”，靈州大戰的表現，充分顯示了他做為“治天下匠”所具有的遠見卓識。《元朝名臣事略》卷5《中書耶律文正王傳》載：“丙戌冬十一月，靈武下，諸將爭掠子女財幣，公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1226年，西夏靈武城破，元朝將官一如既往地貪心女色、財物，耶律楚材獨具慧眼，專力於兩樣事物的蒐集，一樣是西夏典籍，一樣是藥材大黃。耶律楚材搜求亡國之遺書的作法同漢相蕭何有異曲同工之妙。《史記》卷53《蕭何傳》載：“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籍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圖}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國書也。”蕭何不取秦國金帛財物，獨收其圖書，為漢王劉邦一統天下立了頭功。透過這些律令圖籍，使劉邦對天下關塞險要、人口多寡、強弱形勢、風俗民情等都能瞭如指掌，後來在楚漢相爭中劉邦能料敵制勝，蕭何功不可沒。作為不同時代的政治家，耶律楚材本人也一定會從所蒐集的西夏典籍中分析西夏亡國的歷史，將其經驗教訓上奏元朝皇帝，力求讓自己的建議對元朝統治者實施統治產生重要影響，至少可以讓他們吸取西夏亡國的教訓。
第三次聚書事件發生在1227年。靈州一戰，西夏主力被殲。蒙古軍遂掃蕩西夏河東地區，從鹽州川向中興府推進，最後包圍了中興府。隨後，西夏軍民進行了半年的艱苦卓絕的中興府保衛戰。夏末主目見懦弱無能，全賴右丞相高良惠督率百官，日夜堅守。1227年4月，高良惠因積勞成疾而卒，被圍半年的中興府已是糧盡援絕，又遇到強烈地震，房屋倒塌，疫病流行，軍民大多患病，眼見江山不保，末主目見只得遣使乞降。《元史》卷1《太祖紀》載：“目見率文官李仲諤、武臣嵬名令公等奉圖籍出降。”此次所獻圖籍，是夏主乞降時才最後獻出，它們對西夏的重要意義不言自喻。作為一個與宋、遼、金、元相伴的封建割據王朝，1227年，在蒙古大軍強大攻勢下，終於停止其歷史前進的腳步，定格在宋寶慶三年、金正大四年、蒙古太祖二十二年、夏乾定四年。夏末主目見投降後不久，成吉思汗因病去世，為防止意外發生，蒙古秘不發喪。同年八月，對此事不瞭解的目見前往蒙古軍營晉謁成吉思汗時，拖雷遵成吉思汗遺命，執殺目見，隨後入中興府，大肆屠戰，將宮屋陵園付之一炬。党項羌族統治近200年的西夏王朝從此滅亡了。
分析上述三次事件可以看出，在西夏將亡的最後兩年，西夏圖籍也是命運多乖，兩次是夏人被迫獻上，一次是元人主動收集。西夏圖籍沒入元朝府庫的方式雖有不同，但造成的客觀結果都一樣，即戰火併未使西夏圖籍散失殆盡，相當多數量的西夏圖籍在西夏亡國後被元政府收存，這應該是不幸中的萬幸。
二、三史《夏國傳》的編修
西夏國，作為一個封建王朝滅亡了，被蒙元帝國滅亡了。按照封建社會的修史慣例，為西夏國修專史是元朝史官責無旁貸的。
西夏本有國史，史載，斡札簀即為掌國史者，有夏一代，斡氏世掌國史，其子弟中多知書者。仿唐設國史館之制，西夏仁宗於天盛十三年(1161)春正月，立翰林學士院，以王僉、焦景顏等為學士，俾修《實錄》。同年夏五月，仁孝命王僉等掌史事，纂修《李氏實錄》。夏國文臣所作的國史及實錄必是用蕃書即西夏文寫就，到清末還有傳本。據柯劭忞《西夏紀序》載，光緒七年(1881)，著名金石學家王懿榮在四川成都客居，他曾見到有人收藏數冊西夏國史，王懿榮認為皆用梵字寫就，柯劭忞指出非梵字，是西夏文，囑咐王懿榮速去購買，但藏史人視之為鴻寶，不肯出售。此後該書的下落便成了不解之謎。西夏國亡，其圖籍皆沒於元，元人修西夏史可以說擁有得天獨厚的資料優勢。
然而，元政府似乎並未打算給西夏國修專史，對於這個與自己一樣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封建政權，元政府在修史時未給以足夠的重視。元朝建立不久，即著手組織編寫宋、遼、金三史。但因三國同時存在，究竟應以誰為正統，採用怎樣的體例編寫，朝廷內部意見不一。一派主張“以宋為世紀，遼、金為載記”，一派則堅持“以遼、金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為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宋史”。③雙方各持己見，爭論不休，從而影響修史工作的進行。元順帝時，脫脫任中書左丞相，主張宋、遼、金各為一史，獨自成書，各與正統，各與其年號，並欽定修史義例。至正三年(1343)三月，元順帝採納脫脫的建議，詔修宋、遼、金三史，令脫脫為都Quattroporte，主持修史。至正五年(1345)十月，三史即告完成，皆署脫脫等修。西夏國的存在，畢竟是一個無法迴避的事實。元朝史官在《宋史》、《遼史》和《金史》中分別有兩卷《夏國傳》、一卷《西夏外紀》和一卷《西夏傳》，算是對西夏曆史作了總結。在作這樣的總結時，元人參考了一些西夏文獻，其中以漢文西夏文獻為主。修《宋史·夏國傳》時，明確提到的漢文西夏文獻是宋人孫巽編著的《夏國樞要》。《宋史》卷486《夏國傳論》曰：“今史所載追尊諡號、廟號、陵號，兼採《夏國樞要》等書，其與舊史有所牴牾，則闕疑以俟知者焉。”修《遼史·西夏外紀》未言史料來源，清人黃任恆撰《補遼史·藝文志·史部·載記類》著錄有《夏國史》，這很可能是一部漢文西夏史書，遼時此書尚存，元人修夏國傳時不知是否參考。
修《金史·西夏傳》時，提及了一部重要的西夏史書《西夏世次》。《金史·夏國傳贊》曰：“夏之立國舊矣，其臣羅世昌譜敘《世次》稱，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舊姓為託跋氏。”《西夏世次》(又叫《西夏國譜》)是一部西夏人編修的西夏史籍，內容二十卷，以敘夏國帝王世次為主，很可能是一部漢文著作。《西夏書》卷3《羅世昌傳》載：“羅世昌者，金承安二年、夏天慶四年(1197)八月官宣德郎，同武節大夫折移俊入賀天壽節。泰和八年，夏應天嘉定三年(1208)三月，以觀文殿大學士同樞密使李元吉如金奏告。正大二年、夏乾定三年(1225)九月，金與夏國合議，定夏主稱弟，各用本國年號。時世昌進官南院宣徽使，同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李仲諤、中書省左司郎中李紹膺聘於金。世昌嘗述其國之譜敘世次，蓋亦當時文臣也。”《西夏書事》卷42“宋正大二年、夏乾定三年冬十月”條載：“南院宣徽使羅世昌罷。世昌自奉使回，見金勢日蹙，每言金援不足恃，勸德旺為自強計。及納赤臘喝翔昆，力諫不從，遂乞休，三請方許之。世昌，世屬銀州鄉里，已破，流寓龍州，知國且亡，譜《夏國世次》二十卷藏之。”《西夏世次》由於是夏人所編，其史料的可靠性要遠勝他史，惜其不傳於今。
元人修宋、遼、金三史夏國傳，除參考當時官府所藏的漢文西夏史籍外，在袁桷的建議下，還發動所有編史人員訪求散落民間的西夏史籍。袁桷，字伯長，薦授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是宋、遼、金三史的重要編修人員之一。在其《清容居士集》卷41《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例事狀》中，袁桷開列了一個書單，書單中羅列了他訪求到的九部書的書名，明確記載西夏事的書有兩部，即《趙元昊西夏事實》和《西夏事宜》。這兩部西夏書歷代公私目錄均未見著錄，作為修史書的重要參考文獻，兩書的內容或許已散入到三史夏國傳中了。
三史夏國傳，算是元朝史官對西夏國史的總結，但這個總結留下了遺憾實在太多了。
三、元朝史家的西夏史觀
1227年，即宋寶慶三年、夏乾定四年，內憂外患集於一身的西夏國終於壽終正寢。西夏國史，若從唐末拓跋思恭建立夏州地方割據政權算起，其立國時間為347年左右(約881—1227)，歷時近三個半世紀；若從李元昊正式稱帝算起，至末主目見被蒙古所滅，首尾有190年左右(1038—1227)歷世近兩個世紀。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封建政權，一個與宋、遼、金三朝並存的封建政權，一個立國時間比遼、金更久的政權，在元朝修史中竟有意無意地被忽視了。史家在述及此現象時作了種種推測，有人認為是蒙元統治者“滅其國而並滅其中”④，有人認為“西夏建國二百餘年，文獻無徵，公私撰述，十不存一。良以元昊自制蕃書，擯漢文不用，簡冊流傳，翻譯不易，故典章制度，概從洇沒”。⑤有人認為，這是脫脫持“正統偏安之見，特以遼金與蒙古同類，故不欲列於宋史載記，以為增高己族之步。至於西夏，則視為無足輕重，與當時之高麗同類並觀”。⑥然而此幾種推測，均不能成為元朝不修西夏專史的確論。從前述史實來看，元人滅夏是實，滅其史則缺乏文獻佐證。相反，元人收集西夏史書則是有據可查，如斡札簀獻城，如耶律楚材收集圖籍，如李仲諤等獻圖籍。況入仕元朝的西夏遺臣中有位叫多爾濟的，他是西夏國史家，手中不可能不掌有西夏史書。說“西夏用蕃書而不用漢文則典章制度概從洇沒者”亦論說乏力。西夏國自制的蕃書西夏文是西夏建國初期，仿漢字字形而創制出來的文字，它在西夏國境內與漢字並存，西夏滅亡後，在西夏人流散的地區仍有使用，大約在元、明之際，至遲在明宣德以後，就再沒有人使用了。但在有元一代並非無人認讀，元朝收集了諸多的西夏圖籍，不僅西夏人可以解讀，就是當時許多元朝人如石天麟、察罕等，也是很精通其書其文。面對西夏圖籍，從文獻解讀的角度看，根本不存在任何翻譯理解上的困難。說脫脫持正統偏安之史觀也難以讓人信服。眾所周知，十至十三世紀的中國，有兩個三國鼎立時期，即北宋、遼、夏三國鼎立，南宋、金、夏三國鼎立，這一時期的中國歷史，是由宋、遼、金、夏四國共同創造的。研究比較遼、金、西夏史，可以看出其驚人的相似性，遼、金、西夏同是草原部落少數民族之一，三朝都實行全民皆兵制，軍隊都擅長騎戰；國家職官制度的建立均仿唐宋之制；儒學大量傳入境內，並經過與蕃學的曲折反覆的鬥爭，儒家思想最終都被接納為統治思想；國內興建學校，以儒學經典為研習的主要內容；選官制度上，實行開科取士的辦法來選拔官吏。這一系列的現象表明，遼、金、西夏各朝人民，雖然民族不同，服飾各異，語言不同，但都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共同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向前前進。就西夏而言，在對外關係上，雖然與宋、遼、金、元打打和和，和和打打，但它卻從無要入主中原、一統天下的野心，相反，在其國勢衰微之時，還興儒學，尊孔子，棄自己的蕃禮而不用，慕中華之禮儀以圖新。而遼、金、元不但建立了本族的政權，還有吞併天下之野心，故有遼勝宋、金勝遼，最後則是元滅金。人修史的角度看，遼、金、夏皆是已亡之國，特別是夏、金，更直接由元消滅。修史者能脩金史、遼史，卻不修夏史，用正統偏安之說難以自圓其說。若論偏安，遼是偏安，金亦是偏安，都未曾統一全中國，為何獨厚遼、金而薄西夏呢?看來對於元人不修西夏專史的問題，傳統的看法似乎都不具有絕對的說服力。那麼真實原因到底是什麼呢?在此我們拋磚引玉，略陳管見，以求教於大方之家。
一般來說，封建王朝在編修史書時都有這樣一個不便言明的目的在內，即採用不同體例，運用一切手法，把有利於統治者統治的事情，把有利於統治階級尊嚴的事情記載下來，以便為新的官僚階層借鑑。在這樣一種目的的驅動下，中國封建史官對於歷史遺產和記事寫史，往往很注意其借鑑和垂訓的作用，以史為鑑成了一個重要的史學傳統。元順帝編修宋、遼、金三史也秉承這樣的原則，《遼史·修三史詔》中，元順帝明確宣佈：“這三國為聖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亂、興亡之由，恐因歲久散失，合遴選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書，以見祖宗盛德得天下遼、金、宋三國之由，垂鑑後世，做一代盛典。”為確保三史的修纂按統治階級的意志進行，順帝任命了Quattroporte官作其代言人，給Quattroporte官以修纂大權，《遼史·修三史詔》中明言：“纂修期間，予奪議論，不無公私偏正，必須交Quattroporte官質定是非，裁決可否。”
一旦政治開始關注史學，史家修史就不能不為政治所左右了。在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史家往往以考論政治得失、勸善懲惡為己任，這就決定了他們修的史書中記錄的主要內容是社會現實中實實在在的政治和人事。但是，由於政治的介入史學，在一定程度上扼殺了史家的創造精神。由於不能得到國家政權的支援和認可，這些史家的修史計劃往往擱淺。有些史家雖歷經千辛萬苦修成史書，最終也只能將它藏之名山、束之高閣。隨著中國歷史的演進，政治影響史家修史的力量越來越大。作為元朝的史家，面對西夏這樣一個曾與宋、遼、金三朝相抗衡的封建政權，如何在史書中給它定位，他們著實大動了一番腦筋。
元人修西夏史時，手頭有大量的原始資料可供選擇。除了西夏人獻上的典籍之外，尚有許多奏表、實錄、函誥、律令等一併沒入元朝官府。面對紛繁的史料，究竟如何取捨，是秉筆直書，還是曲筆迴護?元朝史家在修西夏史時可謂奇招屢出。
首先在體例上，西夏被視為是偏安一隅的封建割據勢力，在史書中的位置自然不能同正統王朝的位置相提並論，於是宋、遼、金三史中，有關西夏的史料在講完了封建正統王朝的本紀、列傳、表、志之後，被放置在各史最後“野蠻民族”史部分來講述。然而，西夏又是一個不同尋常的“野蠻民族”，從十一世紀到十三世紀，它曾與宋、遼、金三國分庭鼎立達190年(1038—1227)之久，若從它“雖未稱國而王其土”的夏州政權算起，歷時更是長達347年(約881—1227)。在西夏全盛時期，其疆域方圓二萬餘里，東盡黃河，西界玉關，南有祁連，北控大漠。西夏人，在特定的自然環境、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下，創造出了極富特色的區域性民族文化——西夏文化。這一切都是無法迴避的，這一切，不是普通的“野蠻民族”能創造出來的。於是，在宋、遼、金三史的“野蠻民族史”部分，西夏又被放在了最先述及的位置上，而且篇幅均最長。
“擺正”位置之後，就要著手編寫它的歷史了。古來惟聞以直筆見誅，未聞以曲筆獲罪。元朝史官在編修西夏史時，便大量運用曲筆，或者以實為虛，或者以是為非，或者虛美諱飾，或者任意褒貶。縱觀宋、遼、金三史的西夏傳部分，其史料內容均大同小異。偶有突出之處，也是一些無關緊要的風土人情，西夏史的真相，就這樣被中國元朝的史學家們纂改得面目皆非了。
元朝是修西夏史的最佳時期，既有史料上的保證，又有人員上的保證，然而元朝史家修西夏史給中國修史留下的卻是一個敗筆，這一點值得讓我們後人去深思。
註釋：
①清吳廣成《西夏書事》，龔世俊、胡玉冰等校證，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年5月版。
②清周春《西夏書》，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抄本。
1205年，蒙古傑出首領鐵木真以西夏收納蒙古仇人為藉口，發動了對西夏的第一次進攻。《元史》卷1《太祖紀》載：“歲乙丑，帝徵西夏，拔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人民及其橐駝而還。”從此，拉開了蒙元帝國吞併西夏王朝的序幕。經過長達22年的征討，1227年，蒙古大軍第六次出征西夏。這次出征，給內憂外患交加的西夏王朝致命一擊，西夏作為一個獨立的封建王朝從此退出了中國的歷史舞臺。
按照封建社會的修史慣例，亡國之史，由一統天下後的王朝來編寫，以利於統治者從失敗者的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從理論上講，蒙元時期是編著西夏專史的最佳時期。在這一時期，大批西夏圖籍沒入元朝府庫，原西夏國的史官中仍有人替元朝從事編史工作，在這種情況下，編寫一部內容豐富、史料完備的西夏專史，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但事實卻是：自元滅夏至明滅元(1227—1368)，141年的時間，竟沒有一部由元人編著的西夏專史單行於世。元人對後世瞭解西夏史作出的一點“貢獻”是：《宋史》卷485、486《夏國傳》、《遼史》卷115《西夏外紀》、《金史》卷134《西夏傳》。三史夏國傳算是元朝史家對西夏國史的總結，但這遠遠不能代表西夏曆史的全部。沒於元朝的西夏圖籍，在元統治者的授意下，經過元朝史家的精心刪汰，絕大部分成了不傳的秘籍。這批珍貴圖籍的亡佚，不獨對編寫西夏專史，就是對編寫中華民族通史來說，都是一個無法彌補的遺憾。元朝史家何以對西夏曆史諱莫如深至此?讓我們從歷史中來尋覓答案吧!
一、發生在元朝的三次西夏典籍聚書事件
在蒙夏關係史上，曾發生過許多驚天地、泣鬼神的事件，這其中至少有三次事件的發生和西夏國典籍的聚散有關。巧合的是，這三次事件集中發生在西夏曆史的最後兩年。透過對這三次事件的剖析，我們從中或許能獲得某種啟示。
第一次聚書事件發生在1226年秋7月，蒙古大軍進攻西夏重鎮西涼府。《西夏書事》卷42載：“宋寶慶二年、蒙古太祖二十一年、夏乾定三年秋七月：蒙古主進兵西涼，宿衛官粘合重山執大旗指揮六軍，手中流矢，不稍動。守臣斡札簀力屈，率父老啟門降。於是，搠羅、河羅等縣皆不守。”①《元史》卷1《太祖紀》、卷146《粘合重山傳》記載了大致相同的事件。西涼府是西夏河西重鎮，此時河西走廊大部分已為蒙古所佔，僅剩西涼府一座孤城。成吉思汗的宿衛官粘合重山指揮蒙古大軍攻城，雖受傷中箭，仍奮勇麾軍衝殺。守臣斡札簀眼見城池不保，為避免城破後被蒙古大軍屠城，他只好率眾開城投降。西涼府一失，整個河西走廊遂陷沒於蒙古。由於斡札簀本人特殊的身份，使得這次投降的意義非同尋常。
《西夏書》卷2《斡札簀列傳》載：“斡札簀，西夏寧州人，掌其國史。”②西夏國斡氏家族歷代都在西夏國掌管國史。掌國史者，他本身就是一座活的國史資料庫，對西夏國曆史，他比別人知道的更多、更深、更細。史雖未載，但可以想見，職掌西夏國史的斡札簀，伴隨著他的投降，必然會有大批的西夏圖籍沒入蒙古帝國的府庫之中。這批圖籍彌足珍貴，對西夏國意義重大。它們的流失，更由於斡札簀的降元，對西夏統治者打擊沉重。也許就是在這樣的打擊之下，就在斡札簀出降的同年同月，西夏國在位四年、年僅46歲的第九代皇帝德旺“憂悸而死”。他的弟弟清平郡王的兒子目見被立為新主，這位臨危受命的西夏末主，並未能挽救西夏王朝於將傾，西夏王朝的土崩瓦解，在蒙古鐵騎的衝擊之下已成為歷史的必然。
第二次聚書事件發生在斡札簀力屈投降的同一年。這年十一月，蒙古兩路大軍形成鉗形攻勢，圍攻西夏陪都西平府靈州。西夏將士儘管頑強抗擊，還是未能擋住蒙古鐵騎的衝擊，靈州城陷，廢太子德任被俘後不屈被殺。在元朝的歷史程序中曾起過重要作用的耶律楚材，就參與了這次靈州大戰。
耶律楚材，字晉卿，號湛然居士，生於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死於蒙古乃馬真後三年(1244)，享年55歲。他出身於一個漢化了的契丹貴族家庭，從小博覽群書，尤其精通經學、史學，並逐漸成長成一位很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耶律楚材仕元后，希望蒙古統治者能改變其慣用的尚武輕文的治國方略，改用儒家的講求仁義的政治主張來治國，也就是希望蒙古統治者改武治為文治。耶律楚材把治國文臣比作是“治天下匠”，並以“治天下匠”自居，但他的主張並未引起統治者的重視。《元文類》卷57宋子貞作《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載：“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見知，乃詫於公曰：‘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進，不已左乎?’公曰：‘且治弓尚須弓匠，豈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西夏遺民常八斤因善於修造弓而受到成吉思汗的賞識，他本人對耶律楚材的儒生之見深感疑惑不解，在“本朝尚武”的情況下，耶律楚材卻極力勸說統治者以文治國，這種儒生之見不是太過迂腐了嗎?面對常八斤的“高見”，耶律楚材表現得相當冷靜和自信，他仍然堅持自己的主張，並“斗膽”自封為“治天下匠”，靈州大戰的表現，充分顯示了他做為“治天下匠”所具有的遠見卓識。《元朝名臣事略》卷5《中書耶律文正王傳》載：“丙戌冬十一月，靈武下，諸將爭掠子女財幣，公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1226年，西夏靈武城破，元朝將官一如既往地貪心女色、財物，耶律楚材獨具慧眼，專力於兩樣事物的蒐集，一樣是西夏典籍，一樣是藥材大黃。耶律楚材搜求亡國之遺書的作法同漢相蕭何有異曲同工之妙。《史記》卷53《蕭何傳》載：“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籍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圖}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國書也。”蕭何不取秦國金帛財物，獨收其圖書，為漢王劉邦一統天下立了頭功。透過這些律令圖籍，使劉邦對天下關塞險要、人口多寡、強弱形勢、風俗民情等都能瞭如指掌，後來在楚漢相爭中劉邦能料敵制勝，蕭何功不可沒。作為不同時代的政治家，耶律楚材本人也一定會從所蒐集的西夏典籍中分析西夏亡國的歷史，將其經驗教訓上奏元朝皇帝，力求讓自己的建議對元朝統治者實施統治產生重要影響，至少可以讓他們吸取西夏亡國的教訓。
第三次聚書事件發生在1227年。靈州一戰，西夏主力被殲。蒙古軍遂掃蕩西夏河東地區，從鹽州川向中興府推進，最後包圍了中興府。隨後，西夏軍民進行了半年的艱苦卓絕的中興府保衛戰。夏末主目見懦弱無能，全賴右丞相高良惠督率百官，日夜堅守。1227年4月，高良惠因積勞成疾而卒，被圍半年的中興府已是糧盡援絕，又遇到強烈地震，房屋倒塌，疫病流行，軍民大多患病，眼見江山不保，末主目見只得遣使乞降。《元史》卷1《太祖紀》載：“目見率文官李仲諤、武臣嵬名令公等奉圖籍出降。”此次所獻圖籍，是夏主乞降時才最後獻出，它們對西夏的重要意義不言自喻。作為一個與宋、遼、金、元相伴的封建割據王朝，1227年，在蒙古大軍強大攻勢下，終於停止其歷史前進的腳步，定格在宋寶慶三年、金正大四年、蒙古太祖二十二年、夏乾定四年。夏末主目見投降後不久，成吉思汗因病去世，為防止意外發生，蒙古秘不發喪。同年八月，對此事不瞭解的目見前往蒙古軍營晉謁成吉思汗時，拖雷遵成吉思汗遺命，執殺目見，隨後入中興府，大肆屠戰，將宮屋陵園付之一炬。党項羌族統治近200年的西夏王朝從此滅亡了。
分析上述三次事件可以看出，在西夏將亡的最後兩年，西夏圖籍也是命運多乖，兩次是夏人被迫獻上，一次是元人主動收集。西夏圖籍沒入元朝府庫的方式雖有不同，但造成的客觀結果都一樣，即戰火併未使西夏圖籍散失殆盡，相當多數量的西夏圖籍在西夏亡國後被元政府收存，這應該是不幸中的萬幸。
二、三史《夏國傳》的編修
西夏國，作為一個封建王朝滅亡了，被蒙元帝國滅亡了。按照封建社會的修史慣例，為西夏國修專史是元朝史官責無旁貸的。
西夏本有國史，史載，斡札簀即為掌國史者，有夏一代，斡氏世掌國史，其子弟中多知書者。仿唐設國史館之制，西夏仁宗於天盛十三年(1161)春正月，立翰林學士院，以王僉、焦景顏等為學士，俾修《實錄》。同年夏五月，仁孝命王僉等掌史事，纂修《李氏實錄》。夏國文臣所作的國史及實錄必是用蕃書即西夏文寫就，到清末還有傳本。據柯劭忞《西夏紀序》載，光緒七年(1881)，著名金石學家王懿榮在四川成都客居，他曾見到有人收藏數冊西夏國史，王懿榮認為皆用梵字寫就，柯劭忞指出非梵字，是西夏文，囑咐王懿榮速去購買，但藏史人視之為鴻寶，不肯出售。此後該書的下落便成了不解之謎。西夏國亡，其圖籍皆沒於元，元人修西夏史可以說擁有得天獨厚的資料優勢。
然而，元政府似乎並未打算給西夏國修專史，對於這個與自己一樣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封建政權，元政府在修史時未給以足夠的重視。元朝建立不久，即著手組織編寫宋、遼、金三史。但因三國同時存在，究竟應以誰為正統，採用怎樣的體例編寫，朝廷內部意見不一。一派主張“以宋為世紀，遼、金為載記”，一派則堅持“以遼、金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為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宋史”。③雙方各持己見，爭論不休，從而影響修史工作的進行。元順帝時，脫脫任中書左丞相，主張宋、遼、金各為一史，獨自成書，各與正統，各與其年號，並欽定修史義例。至正三年(1343)三月，元順帝採納脫脫的建議，詔修宋、遼、金三史，令脫脫為都Quattroporte，主持修史。至正五年(1345)十月，三史即告完成，皆署脫脫等修。西夏國的存在，畢竟是一個無法迴避的事實。元朝史官在《宋史》、《遼史》和《金史》中分別有兩卷《夏國傳》、一卷《西夏外紀》和一卷《西夏傳》，算是對西夏曆史作了總結。在作這樣的總結時，元人參考了一些西夏文獻，其中以漢文西夏文獻為主。修《宋史·夏國傳》時，明確提到的漢文西夏文獻是宋人孫巽編著的《夏國樞要》。《宋史》卷486《夏國傳論》曰：“今史所載追尊諡號、廟號、陵號，兼採《夏國樞要》等書，其與舊史有所牴牾，則闕疑以俟知者焉。”修《遼史·西夏外紀》未言史料來源，清人黃任恆撰《補遼史·藝文志·史部·載記類》著錄有《夏國史》，這很可能是一部漢文西夏史書，遼時此書尚存，元人修夏國傳時不知是否參考。
修《金史·西夏傳》時，提及了一部重要的西夏史書《西夏世次》。《金史·夏國傳贊》曰：“夏之立國舊矣，其臣羅世昌譜敘《世次》稱，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舊姓為託跋氏。”《西夏世次》(又叫《西夏國譜》)是一部西夏人編修的西夏史籍，內容二十卷，以敘夏國帝王世次為主，很可能是一部漢文著作。《西夏書》卷3《羅世昌傳》載：“羅世昌者，金承安二年、夏天慶四年(1197)八月官宣德郎，同武節大夫折移俊入賀天壽節。泰和八年，夏應天嘉定三年(1208)三月，以觀文殿大學士同樞密使李元吉如金奏告。正大二年、夏乾定三年(1225)九月，金與夏國合議，定夏主稱弟，各用本國年號。時世昌進官南院宣徽使，同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李仲諤、中書省左司郎中李紹膺聘於金。世昌嘗述其國之譜敘世次，蓋亦當時文臣也。”《西夏書事》卷42“宋正大二年、夏乾定三年冬十月”條載：“南院宣徽使羅世昌罷。世昌自奉使回，見金勢日蹙，每言金援不足恃，勸德旺為自強計。及納赤臘喝翔昆，力諫不從，遂乞休，三請方許之。世昌，世屬銀州鄉里，已破，流寓龍州，知國且亡，譜《夏國世次》二十卷藏之。”《西夏世次》由於是夏人所編，其史料的可靠性要遠勝他史，惜其不傳於今。
元人修宋、遼、金三史夏國傳，除參考當時官府所藏的漢文西夏史籍外，在袁桷的建議下，還發動所有編史人員訪求散落民間的西夏史籍。袁桷，字伯長，薦授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是宋、遼、金三史的重要編修人員之一。在其《清容居士集》卷41《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例事狀》中，袁桷開列了一個書單，書單中羅列了他訪求到的九部書的書名，明確記載西夏事的書有兩部，即《趙元昊西夏事實》和《西夏事宜》。這兩部西夏書歷代公私目錄均未見著錄，作為修史書的重要參考文獻，兩書的內容或許已散入到三史夏國傳中了。
三史夏國傳，算是元朝史官對西夏國史的總結，但這個總結留下了遺憾實在太多了。
三、元朝史家的西夏史觀
1227年，即宋寶慶三年、夏乾定四年，內憂外患集於一身的西夏國終於壽終正寢。西夏國史，若從唐末拓跋思恭建立夏州地方割據政權算起，其立國時間為347年左右(約881—1227)，歷時近三個半世紀；若從李元昊正式稱帝算起，至末主目見被蒙古所滅，首尾有190年左右(1038—1227)歷世近兩個世紀。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封建政權，一個與宋、遼、金三朝並存的封建政權，一個立國時間比遼、金更久的政權，在元朝修史中竟有意無意地被忽視了。史家在述及此現象時作了種種推測，有人認為是蒙元統治者“滅其國而並滅其中”④，有人認為“西夏建國二百餘年，文獻無徵，公私撰述，十不存一。良以元昊自制蕃書，擯漢文不用，簡冊流傳，翻譯不易，故典章制度，概從洇沒”。⑤有人認為，這是脫脫持“正統偏安之見，特以遼金與蒙古同類，故不欲列於宋史載記，以為增高己族之步。至於西夏，則視為無足輕重，與當時之高麗同類並觀”。⑥然而此幾種推測，均不能成為元朝不修西夏專史的確論。從前述史實來看，元人滅夏是實，滅其史則缺乏文獻佐證。相反，元人收集西夏史書則是有據可查，如斡札簀獻城，如耶律楚材收集圖籍，如李仲諤等獻圖籍。況入仕元朝的西夏遺臣中有位叫多爾濟的，他是西夏國史家，手中不可能不掌有西夏史書。說“西夏用蕃書而不用漢文則典章制度概從洇沒者”亦論說乏力。西夏國自制的蕃書西夏文是西夏建國初期，仿漢字字形而創制出來的文字，它在西夏國境內與漢字並存，西夏滅亡後，在西夏人流散的地區仍有使用，大約在元、明之際，至遲在明宣德以後，就再沒有人使用了。但在有元一代並非無人認讀，元朝收集了諸多的西夏圖籍，不僅西夏人可以解讀，就是當時許多元朝人如石天麟、察罕等，也是很精通其書其文。面對西夏圖籍，從文獻解讀的角度看，根本不存在任何翻譯理解上的困難。說脫脫持正統偏安之史觀也難以讓人信服。眾所周知，十至十三世紀的中國，有兩個三國鼎立時期，即北宋、遼、夏三國鼎立，南宋、金、夏三國鼎立，這一時期的中國歷史，是由宋、遼、金、夏四國共同創造的。研究比較遼、金、西夏史，可以看出其驚人的相似性，遼、金、西夏同是草原部落少數民族之一，三朝都實行全民皆兵制，軍隊都擅長騎戰；國家職官制度的建立均仿唐宋之制；儒學大量傳入境內，並經過與蕃學的曲折反覆的鬥爭，儒家思想最終都被接納為統治思想；國內興建學校，以儒學經典為研習的主要內容；選官制度上，實行開科取士的辦法來選拔官吏。這一系列的現象表明，遼、金、西夏各朝人民，雖然民族不同，服飾各異，語言不同，但都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共同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向前前進。就西夏而言，在對外關係上，雖然與宋、遼、金、元打打和和，和和打打，但它卻從無要入主中原、一統天下的野心，相反，在其國勢衰微之時，還興儒學，尊孔子，棄自己的蕃禮而不用，慕中華之禮儀以圖新。而遼、金、元不但建立了本族的政權，還有吞併天下之野心，故有遼勝宋、金勝遼，最後則是元滅金。人修史的角度看，遼、金、夏皆是已亡之國，特別是夏、金，更直接由元消滅。修史者能脩金史、遼史，卻不修夏史，用正統偏安之說難以自圓其說。若論偏安，遼是偏安，金亦是偏安，都未曾統一全中國，為何獨厚遼、金而薄西夏呢?看來對於元人不修西夏專史的問題，傳統的看法似乎都不具有絕對的說服力。那麼真實原因到底是什麼呢?在此我們拋磚引玉，略陳管見，以求教於大方之家。
一般來說，封建王朝在編修史書時都有這樣一個不便言明的目的在內，即採用不同體例，運用一切手法，把有利於統治者統治的事情，把有利於統治階級尊嚴的事情記載下來，以便為新的官僚階層借鑑。在這樣一種目的的驅動下，中國封建史官對於歷史遺產和記事寫史，往往很注意其借鑑和垂訓的作用，以史為鑑成了一個重要的史學傳統。元順帝編修宋、遼、金三史也秉承這樣的原則，《遼史·修三史詔》中，元順帝明確宣佈：“這三國為聖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亂、興亡之由，恐因歲久散失，合遴選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書，以見祖宗盛德得天下遼、金、宋三國之由，垂鑑後世，做一代盛典。”為確保三史的修纂按統治階級的意志進行，順帝任命了Quattroporte官作其代言人，給Quattroporte官以修纂大權，《遼史·修三史詔》中明言：“纂修期間，予奪議論，不無公私偏正，必須交Quattroporte官質定是非，裁決可否。”
一旦政治開始關注史學，史家修史就不能不為政治所左右了。在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史家往往以考論政治得失、勸善懲惡為己任，這就決定了他們修的史書中記錄的主要內容是社會現實中實實在在的政治和人事。但是，由於政治的介入史學，在一定程度上扼殺了史家的創造精神。由於不能得到國家政權的支援和認可，這些史家的修史計劃往往擱淺。有些史家雖歷經千辛萬苦修成史書，最終也只能將它藏之名山、束之高閣。隨著中國歷史的演進，政治影響史家修史的力量越來越大。作為元朝的史家，面對西夏這樣一個曾與宋、遼、金三朝相抗衡的封建政權，如何在史書中給它定位，他們著實大動了一番腦筋。
元人修西夏史時，手頭有大量的原始資料可供選擇。除了西夏人獻上的典籍之外，尚有許多奏表、實錄、函誥、律令等一併沒入元朝官府。面對紛繁的史料，究竟如何取捨，是秉筆直書，還是曲筆迴護?元朝史家在修西夏史時可謂奇招屢出。
首先在體例上，西夏被視為是偏安一隅的封建割據勢力，在史書中的位置自然不能同正統王朝的位置相提並論，於是宋、遼、金三史中，有關西夏的史料在講完了封建正統王朝的本紀、列傳、表、志之後，被放置在各史最後“野蠻民族”史部分來講述。然而，西夏又是一個不同尋常的“野蠻民族”，從十一世紀到十三世紀，它曾與宋、遼、金三國分庭鼎立達190年(1038—1227)之久，若從它“雖未稱國而王其土”的夏州政權算起，歷時更是長達347年(約881—1227)。在西夏全盛時期，其疆域方圓二萬餘里，東盡黃河，西界玉關，南有祁連，北控大漠。西夏人，在特定的自然環境、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下，創造出了極富特色的區域性民族文化——西夏文化。這一切都是無法迴避的，這一切，不是普通的“野蠻民族”能創造出來的。於是，在宋、遼、金三史的“野蠻民族史”部分，西夏又被放在了最先述及的位置上，而且篇幅均最長。
“擺正”位置之後，就要著手編寫它的歷史了。古來惟聞以直筆見誅，未聞以曲筆獲罪。元朝史官在編修西夏史時，便大量運用曲筆，或者以實為虛，或者以是為非，或者虛美諱飾，或者任意褒貶。縱觀宋、遼、金三史的西夏傳部分，其史料內容均大同小異。偶有突出之處，也是一些無關緊要的風土人情，西夏史的真相，就這樣被中國元朝的史學家們纂改得面目皆非了。
元朝是修西夏史的最佳時期，既有史料上的保證，又有人員上的保證，然而元朝史家修西夏史給中國修史留下的卻是一個敗筆，這一點值得讓我們後人去深思。
註釋：
①清吳廣成《西夏書事》，龔世俊、胡玉冰等校證，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年5月版。
②清周春《西夏書》，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