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知行觀的問題。為了方便理解，可以認為知就是理論，行就是實踐。從前往後

看，梳理一遍，中國先賢們知行觀的嬗變。

老子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 不為而成。

坐在家裡，想都不用想，天下的事情，不論知和行，就全通曉了。這就是孔子說的生而

知之者。境界太高了，沒幾個做得到。

莊子

老子只是讓人別折騰，復歸於道，提出絕聖棄智，絕學無憂。莊子更甚一步，認為滅掉

知識之後可以把“人”也滅掉，提倡以天合天。人都沒了，就更不要談什麼知和行了。

孔子

老莊的那個境界太高了腳不連地，無法企及怎麼辦。孔子認為既然不能生而知之，那也可以學而知之嘛。在生而知之者之下，還有三個更低的等次：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思而不學，學而不思則罔。”“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溫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師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等都是孔子的知行觀思想。和老莊相比，孔子已經從天上降落到了人間，開始腳連地接地氣了。所以說，儒學中人可至，只要智商別太低的人，都能掌握。不像老莊之道，唯有高人真人可至。

孔子的知行觀，思，學，知，習，行，最重要的核心是學。這是為那些想得道又做不到

生而知之，只能學而知之者的人準備的知行觀。

荀子

“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這是荀子的知行觀，荀子強調的是要學以致用，應該從現實世界裡面的需求出發來針對性的掌握相應的知識。因為人不可能窮盡所有的知識，所以， 要挑有用的學習，學完還要付諸實踐，不然怎麼知道有沒有用呢。理論不可以脫離實際，脫離實際的理論，也是無用的，還反而會導致困擾。

荀子的思想，和孔子相比，又更加接底氣了一步。既然不能得道，也沒有學而知之再去弘道的那個使命，就自己的實際生活而言，讓自己活的更好，改造現實，那麼就應該學以致用。人人都可以企及。荀子的知行觀，人人都可以運用。

理學

關鍵點，在於理學。理學之前，學而知之者，還是儒生們，知識分子的最高目標和境 界。後來，又降了一等，學而知之者都不見了，滑到了第三等，困而學之者成了主流。

理學認為，道就是天理，天理就是道。什麼是天理呢，就開始格物致知了，試圖窮盡萬物而通曉出一個道。這是南轅北轍了，老子說為道要日損，理學則認為為道要日益。學而知之者，起碼得知道學什麼吧。困而學之者，則已經不知道該學什麼，不該學什麼了。他們見什麼學什麼。這就是理學，一門為困而學之者準備的學問。下面看看理學之後的知行觀。

朱熹

認為知先於行，知難行易。通俗的講，就是說世界存在著一套客觀的先驗的真理，掌握了這套理論，再用以指導實踐，就會變得很容易。所以關鍵就是怎麼掌握這個客觀先驗的真理呢，太難了。朱熹的思想，算是對老莊孔孟荀的反轉，更接近西方的柏拉圖。困而學之者， 最高的思想，也只能走上這條路了。

王陽明

朱熹的思想把王陽明坑壞了。窮盡世界的知識，並總結出一套客觀先驗的真理出來，按照朱熹的思想，王陽明真的去這麼幹了，他格竹子把自己格的吐血，依然無法找到那個先驗的客觀的天理出來。

於是，王陽明又顛覆了朱熹。既然不存在那個客觀的先驗的真理，那麼我說什麼是真理什麼就是。“心外無物”“我心即宇宙”“六經注我”的觀點都出來了。王陽明，類似於西方思想史上的存在主義者，也更像是個後現代主義者。西方人打倒了三流的柏拉圖，王陽明打倒了三流的朱熹，東方柏拉圖。

但是打倒了三流，就能成為一流嗎。非也。王陽明並沒有返回到老莊孔孟的那個一流和二流思想界。他走向了和朱熹平行的另一種三流世界： 解構。打倒了朱熹，也順帶這把孔孟之道也全拆除了。甚至是四流，困而不學以為知。

知行合一，說的是什麼呢。既然世界不存在先驗客觀的真理，那麼一切都是自己說了算。人人都是聖人，大家想幹啥幹啥就是了。於是，王學大興，士大夫階層的氣節徹底淪喪， 儒學的經世致用的宗旨也被廢棄，以至於亡國之後，都沒有知識分子感到痛心疾首，還樂不可支的趕著去做漢奸。

王夫之

明朝亡國之後，並不是所有的前朝知識分子都沒心沒肺的的甘願做漢奸。王夫之就是個

例外。他感到特別的痛心疾首，一直在苦苦思索尋求答案：為什麼會亡國。

他得出了結論，認為朱熹的理學，和陸王的心學正是最深層的亡國之源。這是兩門亡國

的學問。於是王夫之開始力僻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

王夫之撥雲見日，站在老莊孔孟的高度重新審視程朱陸王。他認為程朱一開始就錯了， 他們層次太低，只不過就是困而學之者之道，不過就是三流之人。而陸王呢，則不過是狂禪而已，也不過就是四流之人。困而學之者，是沒有前途的，因為他們永遠不可能“得道”， 都南轅北轍了還怎麼得道。而陸王的狂禪心學呢，則只是通篇的無聊廢話，無病呻吟，對現實沒有任何的影響力，都困而不學了，還怎麼改變現實，還怎麼經世致用。

我們要改變現實，重返真正的久違的那個道。這就是王夫之的呼聲。他在曠野中的呼

喊，有人聽到了嗎？ 有。第一個聽到的是曾國藩。第二個聽到的是毛澤東。

他的呼喊，不僅曾國藩聽到了，毛澤東聽到了，連馬克思也聽到了。

這麼說吧，這世上有三種人，第一種人是凡人，第二種人是超人，第三種人是聖人。這三種人的內心境界都不一樣，所以他們透過“知行合一”創造出來的生命價值也不一樣。

①凡人的知行合一是理論結合實踐，用實踐驗證自己的理論，比如你在街上看到一美女，你覺得她外表漂亮所以她的人品也會很好，為了驗證這個第一感覺你上去搭訕，不料被噴了一臉口水。

②超人的知行合一是隻專注目標，其它一律視而不見。為了達成所願，不顧一切地往前奔。比如你在街上看到一美女，被他所吸引，你的注意力全放在她身上，沒有看到前面駛來的車子，不料被車撞了。

“知行合一”是王守仁在痛苦求索中探究出的哲學思想。流傳至今，很多人對其真正意義並不完全瞭解，大部分人由字面去解釋為“認知和實踐要統一”。但這只是“知行合一”的表面意思，真正的意義在於“知”。

“知行合一”裡的“知”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我們仔細研究王陽明的“心學”就明白了，他的思想核心是“致良知”。他認為人生來都是有良知的，從他的四句教箴言中，我們可看到，王陽明所說的”良知“就是”知善知惡“。我們的行為要符合我們的“良知”，這就是“知行合一”！

所以說“知行合一”的真正意思是“我們的行為要符合我們與生來俱有的良知”。

可是，“良知”是“知善惡“而不是“只做善事”，所以，有時為了“善”的出發點，即使是”惡“的事也是可以去做的，比如他為了不讓江西人民雪上加霜而行賄張詠。這一點和假道學是完全不一樣的。這就是”知行合一“的魅力。

“知行合一”是王陽明“心學”的精髓。何為“知行合一”？這個知並不是普通意義上我們理解的知道，在王陽明那裡這個“知”是“良知”的意思。那麼什麼又是“良知”呢？就是人的本心，初心，沒有被汙染或者矇蔽過的赤子之心，這種本心知善惡，明是非，知道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什麼事應該做什麼事不能做。

當你迴歸本心，達到良知的時候，你就應該按照這個良知去行動做事，這就叫知行合一。這樣做你就不會錯，也不會後悔，也就是王陽明說的“此心光明，夫復何求？”

舉幾個例子來說明。

1、在人的原始內心中是知道要孝敬父母的，但是有些人被外界不良的環境影響或者覺得父母給不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條件等等，於是便不再孝敬父母，甚至有的毆打父母，與父母決裂的數不勝數。這個時候他的“良知”就被矇蔽了，只有靜心反思，達到“孝敬父母”的初心，這才算“知”。知道了以後，不去行動也不行，要照顧父母，多關心，噓寒問暖，知道孝敬父母加上行動上的付出才算是在“孝敬父母”這件事上的知行合一。

2、舉個反面的例子。現在騙子很多，根據人的本來良知，騙人是不對的，但是這些騙子的內心被金錢的誘惑矇蔽了。這個時候就應該先致良知，明白人要誠信善良，但是光明白道理不去行動也不行。很多人知道騙人是不對的但是還是騙人，這件是沒有行動。只有再付出實際，不去騙人，誠信對人，這樣才算完成了這件事情上的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這詞，在古人來說並沒那麼難理解，但放在我們現在的語境，卻覺得好高深的樣子。

關鍵在於對‘‘知’’這個字的認識。

我們現在理解的‘‘知’’，不約而同地指向‘‘知識’’，而現代的知識浩如煙渺，要一一學會才去實踐，那要等到什麼時候！所以，有人就詬病‘‘知行合一’’不可能。但在古代，這一‘‘知’’卻是‘‘良知’’，是我們內心固有的善性，並不是知識，所以，古人也就沒有我們現在的困惑。

‘‘良知’’每個人都有，要達到也容易，就像孔子說‘‘我欲仁斯仁至矣’’，當下，或者說任何時候，都有良知。

就如同我們看到有人摔倒，心裡第一念頭就是去扶起來，這就是良知！這時不管不顧地去扶起來，就已經是‘‘知行合一’’了。

如果想了下，擔心被訛，沒有上去扶，這就是良知泯滅了，被各種擔心遮蔽。有良知，卻沒有行動，就不能稱為‘‘知行合一’’。

如果女朋友在旁邊，為了表現自己的勇敢和善良，一把上去扶了起來，是為了某種利益去做的，有行動，沒有良知顯現，也不能算是‘‘知行合一’’。

所以，理解知行合一，重點在理解‘‘良知’’上，要善於抓住閃念即逝的良知，不帶任何功利性地去做，就能達到‘‘知行合一’’了。

心學的內涵極其豐富，這裡所說的只是‘‘取其一點，不及其餘’’，尚望各位補充！

知行合一，是一種關於方法論的思想主張，意思就是一個人的行為與他的認知完全一致、一體兩面，不應分割也無法分割。

這裡首先要明確的是，知不單指良知，也包括非良知，即指對世界的總體認識、全部認識。行也不單指處理人事的行為操守，還包括對客觀事物的應對，指應對整個客觀環境所做出的反應。

所謂知行合一，可從兩個方面去解釋：

第一，知源於行、依賴於行，沒有行便不可能有知；行反映知、體現知，無知則不可能有行。第二，無知不行，無行不知；知深行遠，行深知遠。知與行一體兩面，不應分割。實際上，幾乎沒有人能夠完全做到知行合一，也幾乎不可能有人完全背離知行合一。絕大多數人都介於兩者之間，差別只是“知”與“行”的契合程度。

雖然“知行合一”這一思想主張是明末才被王陽明老先生推向高潮，一時炙手可熱，但知行合一的思想起源，卻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比如典型如《大學》中提到：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系列“行”，其前提都是“致其知”。而致知在格物，格物就是對萬事萬物（包括人事）由表及裡做深切的感知和體悟。可見，格物也是行。因此，行與知本來就無法分開。這跟今天常說的物質決定意識、意識是物質的反映和實踐決定認識、認識指導實踐一個道理。知與行是統一於時間的。

朱熹等人對知行關係的認識也主要來源於《大學》中“平天下須治國，治國須齊家，齊家須修身，修身須正心，正心須誠意，誠意須致知”這一個邏輯推導鏈，他由此而認為，“知”決定著後面的一連序列為，故而必先致其知，才能正確開展後面的一系列行為。因此得出“先知後行”的結論。

這種理解不算大錯，但是太理解片面，因為他們只看到了整個邏輯的前半部分，而忽略了邏輯的後半部分：致知在格物——這回答了知從何而來。所以，朱熹關於知行的認識和理解，只有半瓶水。

但是，由於朱熹等人具有巨大的號召力、影響力，又因其極力推崇《大學》，導致把先知後行的錯誤主張推到極致，產生了很壞的後果。王陽明正是因為看到這種思想的弊病，因此年輕時因反感朱熹等人的觀點，進而一併也反對格物致知的思想主張。

要了解竹子的品質屬性和生長規律，就要去細究竹子的生存環境、生長習性和品格質地，在此基礎上，你才會發現竹子中空而有節、歲寒而不凋、寧破而不毀其節等屬性和品質。這些都需要一點點去挖掘去發現去探究，可不是王陽明所理解的“格物就是用兩隻眼睛死盯著竹子看七天七夜”那麼幼稚可笑。

格竹如此，格人格事均如此，格萬物萬事也如此。格物就是行與知相統一的過程。

古人說：物須格而知致。仔細對照今日之科學家及科學研究實踐，從動物器官到細胞到染色體、脫氧核糖核酸，從實物到分子到原子，到質子中子量子，人類對身體及功能的認知，對事物形狀形態及本質屬性的認知，無不是來自於格物，無不是來自於無窮盡地格物。古人的格物實踐，就是今日的科學研究實踐，其目的都是分門別類對事物進行研究並獲知其屬性及與環境的相互關係。這才是格物，這才能“致知”，光靠眼睛死盯著或僅僅閉目冥想，不是格物，也無法致知。

後來的王陽明也正是意識到格物致知的正確性和重要性，才提出來知行合一的主張。但是由於其早年對格物致知有過公開的批評，對“致知在格物”存在偏見，從而導致其知行合一主張中，對知的來源及如何獲取知，始終語焉不詳，言不及義，甚至避而不談，從而導致整套理論存在重大漏洞，也給後世門生帶來知淺而行不遠、知不足而行迷亂的禍害。

知行合一雖然理論上正確，但要完全做到確實非常非常困難。一方面，人生有限而世界無限、知識無涯，因此，人們有很多認知，不可能通通從自己的行獲取，甚至有些知，比如一些關於重傷重病瀕死的認知，不可能每個人都去體驗一次，只能從他人間接獲取。那麼，這樣間接所得的知，是否與行完全一致？不敢確定。另一方面，人與人存在個體差異，不同的人即便是同樣的行，也未必能夠獲得同樣的知。那麼，誰獲取的知才是符合客觀事物、客觀實際的知呢？這樣一來，知行也未必統一。

因此，所謂知行合一，只可能是一種主張，一個理想化的目標，向之前進，努力無限靠近，卻幾乎不可能真的觸及。

知行合一是大家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詞。多年以來，一直以為知行合一的意思是：光知道不對，還要去做；或者說光做了不對，還要知。知和行是有先後順序的。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同感？

近些日子看王陽明的文集，才發覺大大誤解了王夫子的本意。知行合一，既不是先知後行，也不是先行後知，更不是教導我們這兩個東西要一致。那麼知行合一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打個比方，知和行，就像燈與光。有燈即光，無燈即暗。燈與光是分不開的。同樣的，有知便行，無知便停。

《大學》舉例說明真知行：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王陽明解釋說：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臭時，已是惡矣，非聞後而始立心去惡也。

如果一個人鼻塞，即使臭味在鼻前，他也不會厭惡。同樣的，如果一個人去做某一件事情，一定是心底真正認可了這件事情。

餓了就吃，渴了就喝，是日常生活中對知行合一最好的解釋。因為知道吃能解餓，喝能解渴。這也是王陽明所說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如果行有偏頗，那也說明知有問題。

虔誠的藏民去拉薩朝聖，幾千公里磕長頭，因為他們相信磕長頭是為自己修來世。內地人不會磕長頭，因為覺得磕長頭沒有用。如果內地人有了藏民的信仰，也不會覺得磕長頭奇怪。真正的知，一定是真正的行。否則就是假知。

王陽明，這位500年前的“70後”，從年少時便立志成為聖賢，經歷了人生的坎坷和思想上的困惑後，終於悟道成功，創立了陽明心學，對當時和後世都產生了極大影響。

“知行合一”是心學中極為重要的一個概念，也是陽明子前期講學的重點，一直為人們所重視，研究和實踐。

陽明的知行合一，與我們平時理解的不一樣，我們一般理解知行合一就是言行一致、先知後行。王陽明明確反對這樣把知行分做兩樣，而是強調“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比如一個人虐待父母，你能說他“知”孝道嗎？

陽明還強調，“一念發處便是行”，完全把意識領域的事歸入實踐領域，強調更加嚴格的思想錘鍊和修養，絕不讓錯誤思想進入“知”。我們有時候能看到一些心學信仰者每天反省自己的思想，哪怕是根本就沒有去做，跟“狠鬥私心一閃念”有點像。

“知行合一”是陽明心學的核心思想之一，梁啟超高度評價其為王陽明留給中國學術界最有價值的口號。但是後世學者中不乏一知半解之人，誤會者有之，詆譭者也有之。我是陽明先生的忠實粉絲，極不願意陽明先生遭人誤解，特嘮叨幾句。

首先應當明確，“知行合一”的知，乃良知，不包括見聞之知（知識和技能）。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陽明先生接此話題，言“良知之外，別無知矣”。陽明先生還說：“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意即聖人之學，原來只是致自家的良知而已，簡單易行。《傳習錄》中多次出現知識、聞見之知，便是為了與“知”和“良知”有個區別。但後世學者據此認為陽明先生輕視知識技能，空談性理，則近乎汙衊。陽明先生說：“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而求見聞之末，則是失卻頭腦，落在第二義。”只是表明德性之知要重於見聞之知，他反對的也只是不在天理上著工夫、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的人。事實確實證明了：知識技能，不由良知統率，則易為禍社會。以高精尖武器屠殺平民，用高深化學知識製造毒品，利用網路從事色情活動，哪個不是擁有知識技能之人？即便陽明先生說：“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謂之知學，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 此言又何曾有半點毛病？何曾說要廢棄知識技能？學管理、學技術、學軍事、學藝術創作，哪個離得了循良知。華人神探李昌鈺當年在尚有種族歧視、白人至上的美國成為第一任華裔警察廳長，深得上司賞識下屬愛戴民眾擁護，且成績斐然，就在於他堅信“管理之本就是管人，管人就是要管心，管心就是管己，管己之根就是待人，做人處世一向都是以誠相待”。有良知，做刑警的自然會努力學習偵破技能，努力學習格鬥技能，保社會一片安寧；做外科醫生的就會努力學習醫療技術，認真對待每一臺手術，還病患一份健康；做學生的自然會為將來報效社會而努力學習。至於陽明先生本人，在治理地方、平叛靖亂、教育弟子等方面事功顯赫，又哪像個輕視知識技能的人？

其次，該明白“知行合一”也不是在努力探討知行先後問題。知行並非無先後。陽明心學沿襲孟子性善論，主張“心即理”，也即良知天賦，則自然也就承認知在行先。如初生的嬰兒，雖尚無孝悌的行為，但早已有天賦的孝悌之知，故陽明先生的“知行合一”並未著筆墨於知行先後問題。陶行知因錯會“知行合一”之意，才會在改名“陶知行”和“陶行知”之間反覆，才會在1933年3月發表的“創造的教育”篇中有這麼一段文字：“我們知道王陽明先生是提倡‘知行合一’說的，他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的意思是先要腦袋裡裝滿了學問，方才可以行動，所以大家都認為學校是求知的地方，社會是行動的地方。好像學校與社會是漠不相關的，以致造成一班只知而不行的書呆子。所以陽明先生的二句話，很可以代表中國數千年的傳統教育的思想。現在我要把他的話翻半個筋斗……”陶行知從信奉到懷疑，到宣揚“行先知後”，是因為將“知行合一”誤解為了理論和實踐、知識和行動。但即便是知識，也是知先行後的。且不說愛因斯坦在發現E=mc2之前，E=mc2是一個有待發現的客觀存在。即便認為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理論，愛因斯坦科研中的每一步行動，也都有其深厚知識的支撐。再如因純屬偶然而發現的青黴素，若沒有知識，弗萊明怎能在看到黴菌周圍的葡萄球菌菌落已被溶解的現象，而得出黴菌的某種分泌物能抑制葡萄球菌的結論。人類的成就，總是在知識──行為──新知識中不斷螺旋式上升。而最初的知識，就是天賦的良知良能。人類就是在不斷致良知良能的過程中，伴隨著身體的發育，而習得了更多的知識和技能。程朱倒是意識到了“知先行後”，但反而談出了問題。如程頤說：“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朱熹繼承程頤的學說，也主張“知先行後”。他說“論先後，當以致知為先。”程朱的致知是格物窮理的意思，強調人只有不斷學習才能明理。因此，信奉程朱學派的人，終身都忙於探究事理，而缺少行為和擔當。即便朱熹也比較強調道德的實際踐履，認為“論輕重，當以行為重”。但因立言宗旨有偏差，後世學者難免會跟著出錯。還是陽明先生的“致知”簡易可行，既然良知天賦，故“致知”就是擴充自身天賦的良知於萬事萬物。

再次，還得知曉“知行合一”並非在探討難易問題。在回答門人關於《尚書》中提出的“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的提問時，陽明先生說：“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乍看以為陽明先生也認同“知易行難”，但若我們真正理解“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便能明白，陽明先生的意思並非是比較知行的難易，而是強調真知實行的重要。明顯，重要性和難易，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更何況，“知行合一”，知行不可分，怎麼作難易之分？雖說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分，但那僅是實踐“知行”的主體，即聖人、賢者和學者在資質上的差異。至於孫中山先生提出“知難行易”，完全是出於革命需要，要天下熱血男兒積極投身於各種社會革命。但對於“知”和“行”的闡釋，孫中山先生完全是按著自己的思路來，已非中國古代哲學的“知”和“行”。

至此，終於可以簡單歸納“知行合一”的真正內涵和意義。

剛好最近在聽關於陽明心學的音訊，所以對“知行合一”也有一些自己的理解，所以我也來說一下自己的看法吧。

“知行合一”是陽明心學的三大主要內容之一，但幾乎只有對陽明心學有著極大興趣與造詣的人明確地知道它的含義，大多數人並不清楚“知行合一”究竟講的是什麼。現今學術界對“知行合一”的理解主要有兩種，一是良知良能與行為的統一；二是客觀順應主體，即理論與實踐的統一。

我們先來看第一種，即“良知良能與行為的統一”。

王陽明在《傳習錄》中論述“知行”關係時，反覆強調“知行本體”。何為“知行本體”，簡單來說就是我們常說的良知，王陽明認為，知行的關係向來是互相聯絡，不能分開的，他們本來就是一體的。

在王陽明看來，知必須表現為行，能知必然能行。可以這樣來簡單理解他這句話，正常人不小心碰到了一百攝氏度的沸水，第一個反應勢必是把手縮回來，摸到沸水和縮手之間沒有任何間隙和停頓，這是一種本能，相信沒有人被水燙到不縮手或者思考半天。不過，存在這樣一種情況，一個不正常的人，他的知未必光明，不光明就不能發揮作用，碰到沸水也就未必會縮手。

第二種就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

這種解釋中的知指的是科學知識，行則是指人的實踐，而“知行合一”，簡單來說就是，認識事物的道理跟在現實中運用此道理是密不可分的。可以來理解這種說法，假如你想知道西瓜甜不甜，你就得去吃它，這當中想知道他甜不甜的相法就是“知”，而去吃它就是“行”。若是你不去吃它，就缺少“行”，你就不可能知道他甜不甜；同時，如果你根本就不想知道這西瓜甜不甜，也就沒有“知”，那更不可能知道西瓜甜不甜了。也就是說，“知”和“行”，缺了哪一個都不成，它們是合一的。

以上便是個人對“知行合一”的粗淺理解，是我在xi ma la ya FM上聽了關於陽明心學的音訊後結合自己的理解說的，那個音訊特點就是通俗易懂，所以我也說得比較通俗，沒有其他人寫的那麼晦澀，音訊名字叫“王陽明心學、儒學、國學三重奏”，對王陽明思想感興趣的小夥伴可以去搜來聽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