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牌強國，靠祖宗留下的家底過日子，沒有適合變法的土壤，也沒有那麼有魄力的君主，天天以大國自居。齊國的滅亡不也是因為他的狂妄與自大？

這恰恰說明不變法受到禁固，即便較富足、有一定軍力，但眼力、聚力、動力、張力不足也無濟於事，最終反被別人吃掉。這可能是因齊魯相連受孔孟復禮思想形響有關。齊東、北面臨海，西北、西、南三面均屬中原要地區。如變法必取其周邊、佔椐中原廣大地區才可拒強秦然後統一全國，那才叫真正的強大。否則因其背後無縱深，其“強大”是有侷限和暫時的！

齊國在戰國中期時，國力強大一時，控魚鹽之利，雄踞東方，憑藉一己之力把戰國首霸的魏國給拉下馬來。後來秦國經過商鞅變法後強大起來，秦昭襄王想稱帝，也不敢不經過齊國的首肯，先尊齊國為東帝乃可。可見其時齊國之威，已佈於天下。

當初秦國變法時，齊國君臣等人就已經仔細研究分析時事，並由此判斷出秦國將要變得強大起來。為什麼齊華人會有這樣的認識呢？原來，商鞅所做的事，齊國早在三百多年前就已經做過了。

（春秋時齊國開變法先河）

商鞅變法，首重務實，推行耕戰之法，大行中央集權。這些都是在秦國處於危亡之時的圖強之法，當時的秦國經過魏國的持續打壓，將有亡國的風險。齊國在三百多年前，也曾經受了這樣的危急局面，公卿為禍，兩任國君被殺，國家動盪不安。管仲因此被授予重任，推行變法，加強地方行政管理，推行土地改革，增強國君實力。

周朝的行政規劃很粗放，以國都為中心，國都稱“國”，國都郊內稱鄉，郊外叫遂。一般來講一國有三鄉三遂。管仲把三鄉變成了二十一鄉，鄉下設“軌”、“裡”、“連”等行政機構，三遂則變成了五屬，設“邑”、“卒”、“鄉”、“縣”等行政機構，使行政管理得以打破過去宗法制度的層層分封形式，能直達每一人戶，從而形成了先進而完整的國家行政管理系統。在春秋時代其他國家還處於封建領主自轄其地、行政效率低下，國君也不清楚自家有多少家底的時候，齊國已經形成了分級管理的現代化國家雛形。

在春秋初年，卿大夫的勢力還很強大，管仲所委派的行政官員，只負責教化風俗與維持治安，並未觸及到卿大夫們的根本利益。直到三百多年後，秦國商鞅才將管仲的這套行政體系正式發展成了“郡縣制”與“連坐保甲制度”，才真正地把鄉野實力都統一由國家調配。

齊國在戰國時代繼續將該體系發展成了“五都制”，也就是將全國劃分為臨淄、平陸、阿、即墨和莒五大平行的行政區。這與我們現在的五大戰區的劃分有類似的地方，這樣既有集權的優勢，地方自治的程度也較高，體制相較靈活。戰國時齊國被樂毅打穿後還能憑藉即墨和莒二都復國，靠的就是這五都制。

（齊國完善的五都制）

除了政治改革，管仲還進行了軍事改革，即在行政組織中層層建立軍事組織，由國君直接控制軍權。

在西周時期，軍事組織是寓於宗族組織中的，每逢戰爭，封建領主以宗族家長的身份召集本族成員組成軍隊，跟著國君去打仗。國家軍隊由貴族私人武裝組成，這不僅對君權是一種威脅，而且在管理上也很困難。所以，管仲大力改革軍制，將全國的預備役軍人聚居在一起，平時種田，定期參加軍事培訓，從而形成了由地緣、血緣紐帶結成的有組織耕戰集團。長時間以後，就將貴族私人武裝逐漸轉化為了有強大戰鬥力的真正國家軍隊。管仲新改軍軍制共三萬人，分為三軍，中軍由齊桓公直接統領，左右兩軍由國氏、高氏兩位上卿統領。這個改革是不夠徹底的，也為日後的齊國內亂埋下隱患，但以春秋初年的政治局面，由國君完全掌控全國軍隊是不現實的，管仲也要做出妥協。

政治、軍事都有了不錯的改革局面，管仲最擅長的可就是經濟改革了。我們經常能看到管仲被稱為經濟戰、金融戰的鼻祖，他在國內發行貨幣，因地制宜，發展商業，使得齊國很快因為商業繁榮而富裕起來。此後，他將改革的目標鎖定在了土地制度的改革。管仲開展“相地而衰徵”，按照土壤質量來分級，以此來向土地所有者徵收相應的賦稅。“相地而衰徵”，第一次在制度上打破了周代井田制，從而削弱齊國各地貴族的實力，同時提高了齊國中央的實力，為齊國接下來的稱霸事業提供有力物質保障。

（管仲版的土地國有）

管仲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改革，使得齊國中央政府能夠呼叫的資源遠遠超過其他國家。這種體制性的改革，與春秋其他國家單純依靠軍事、政治制度的改革而強國不同，齊國獨立運作的政府機構不會因為國君的個人生活遭到太大的影響。所以，齊國在齊桓公之後，雖然失去首霸的位置，但是國力一直都是位居國際前列的。

一個奇怪的現象是，管仲變法，雖然幫助齊國建立了一整套行政管理體系，可是管仲最後善終，並沒有遭到吳起、商鞅、申不害這樣變法者的慘烈下場。管仲思想也師從法家，法家的思想理論基礎是道家，都講究遵循事物至道，順勢而為。道家是法自然，主攻人與自然的思想理論；法家是積極入世，以律法衡量善惡是非。可是管仲之法，與吳起等人相比，溫和了許多。尤其是齊國經過了幾次內亂，國內作為既得利益者的權貴階層被清洗了幾次，他們勢力減弱，也為管仲改革掃清了不少障礙。同時，管仲也有意無意地拉攏這些貴族，比如齊國設定三軍，就由國氏、高氏來領上下兩軍。隨著改革的深入發展，勞動人民的生產積極性大增，貴族們也在這次改革中獲益，管仲也因此得以善終。

（齊國設定三軍稱霸諸侯）

齊國自管仲變法之後，一直沿用這套行政系統，直到戰國時才在管仲之法的基礎上有所改革，被稱為鄒忌改革。相比於秦國對貴族階層的嚴厲打壓，鄒忌改革只是在行政系統上針對時代的發展有所補益，主要體現在吏治改革，加強了績效監督而已，與其他國家進行的腥風血雨的改革相比溫和的多，這是因為齊國的行政系統已經在三百多年前的時間裡完成了漸進式的改良，已經不需要短時間裡大刀闊斧了。管仲因此被稱為華夏第一名相，實至名歸。

此外，變法搞得好，會增加社會和政府效益，可如果搞的不好，可能結果會很糟糕。黨爭、內鬥、族群撕裂等各種問題都可能出現，甚至還有因變法而亡國的。歷史上的有名的幾次變法是“倖存者定律”，因為他們成功了，所以我們才看到變法都能強國。申不害變法，直接讓南韓被打回二流國家。唐朝德宗變法，間接誘發了二帝四王之亂。宋朝王安石變法，引起了新舊黨爭，宋朝因此行政紀律敗壞。明朝張居正一條鞭變法，引發了農民起義。清朝預備立憲，直接催生了辛亥革命。

（管仲是華夏第一名相）

發展才是硬道理，變法在形式上是一種折騰，代表著發展的方向，可是如果操作不當，引發了社會的過激反應，反而會適得其反。

齊國的變法是漸進式的改良，因為春秋時的大環境給了齊國充足的時間。戰國時各國時刻面臨亡國危機，已經沒有時間漸進了，他們多是選擇一刀切的做法，立竿見影。可是如果變法流的血多了，必然會在其他地方以其他形式表現出來。這就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意思吧。

古代國家的強盛與否主要是看當時國家的人口，而齊國所在的地區是黃河入海口的廣大平原，那裡很適合農作物的生長，又加上當時齊國的政局穩定，所以當時的齊華人口是當時七過中最多的，所以非常強盛，雖然人口基數很大，但是也由於沒有變法，國民不像秦國國民那麼有進取心，所以最終被秦國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