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儒家的人生，不偏向外，也不偏向內。不偏向心，也不偏向物。他也不屹然中立，他也有嚮往，但他只依著一條中間路線而前進，他的前進也將無限。但隨時隨地，便是他的終極寧止點。

因此儒家思想不會走上宗教的路，他不想在外面建立一個上帝。他只說人性由天命來，性善，說自盡己性，如此則上帝便在自己的性分內。

儒家說性，不偏向內，不偏向心上求。他們亦說食色性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們不反對人追求愛，追求富。但他們也不想把人生的支撐點，偏向到外面去。

他們也將不反對科學。但他們不肯說戰勝自然，克服自然，知識即權力。他們只肯說盡己之性，然後可以盡物之性，而贊天地之化育。他們只肯說天人合一。

他們有一個遼遠的嚮往，但同時也可以當下即是。他們雖然認有當下即是的一境界，但仍不妨害其有對遼遠嚮往之前途。

他們懸至善為人生之目標，不歌頌權力。

他們是軟心腸的。但他們這一個軟心腸，卻又要有非常強韌而堅定的心力來完成。

這種人生觀的一般通俗化，形成一種現前享福的人生觀。

華人常喜祝人有福，他們的人生理想好像只便在享福。

福的境界不能在強力戰鬥中爭取，也不在遼遠的將來，只在當下的現實。

儒家思想並不反對福，但他們只在主張福德俱備。只有福德俱備那才是真福。

無限的向外尋求，乃及無限的向內尋求，由華人福的人生觀的觀點來看，他們是不會享福的。

——錢穆先生《人生十論》

華人則最愛提此一善字。華人主張“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而贊天地之化育”。一個善字，彌綸了全宇宙。

不僅儒家如此，道家亦復如此。所以莊子說，“虎狼仁”，但又反轉說，“天地不仁”。

這裡仍還是一個主觀客觀的問題。

你若就人的場合而言，虎狼不見有道德，不見有善。你若推擴主觀而轉移到客觀上，客觀有限而無限，則萬物一體，物性莫不善。宇宙整個是一個真，是一個美，同時又還是一個善。其實既是真的，美的，那還有不善呢？而華人偏要特提此善字，正為華人明白這些盡在人的場合中說人話。天下本無離開主觀的純客觀，則善字自然要成為華人的宇宙觀中的第一個價值領域了。

——錢穆先生《人生十論》

孔孟言仁，言性善，言中庸，僅屬於日常人生。故曰下學而上達。因此不能有形而上學，不能有像西方般的哲學。若謂中國有哲學，實僅以人生哲學為主，其實則是日常人生之一種深切經驗與忠實教訓而已。

因此中國所長，不在宗教，不在科學，亦不在哲學，而在其注重討論人生大道上。宗教、科學、哲學之所求，乃為宇宙真理。宇宙真理，無限不可窮極。人生大道屬於有限世界。向有限世界體驗，可以當體即是。要求瞭解人生世界，即在人生之本身，不煩向外追尋。人生乃宇宙一中心，若謂華人講的人生大道即等於在講人生真理，則人生真理亦即宇宙真理中之一基點。有限知識，當作為尋求無限知識一指標。人若面向無限宇宙，不免有漆黑一片之感。但返就自身，總還有一點光明。即本此一點光明，逐步憑其指導，逐步善為應用，則面前之漆黑，可以漸化盡轉為光明。此光明雖屬有限，而即在有限世界中求有限真理，此有限光明即如無限光明。故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錢穆先生《人生十論》

中國文化，最簡切扼要言之，乃以教人做一好人，即做天地間一完人，為其文化之基本精神者。此所謂好人之好，即孟子之所謂善，中庸之所謂中庸，亦即孔子之所謂仁。而此種精神，今人則稱之曰道德精神。換言之，即是一種倫理精神。因此種精神，必從人倫上見。

——錢穆先生《人生十論》

照理說，一個民族實在總該有一本兩本人人共同必讀的書。現在的問題是，今天以後，我們華人還能不能仍有一本兩本大家人人共同必讀的書呢？這是我們當前的知識分子，所該深切考慮的一件事。

華人從古到今，都講“修身”二字，這可說是華人講道，即人生哲學，一個共同觀念。

中國的文學就是人生也可說中國的人生就是文學，所以才可把真實的人生放進文學裡去。

華人生是文學，是道義，有更是藝術。

因華人生重情感，西方人生重事業。華人生重在內，西方人生重在外。

錢穆是近現代中國極富影響的史學大家之一。

錢穆 （1895-1990 ），字賓四，1912年改名為穆，筆名有梁隱、公沙等，江蘇無錫人。錢穆一生沒有上過大學，也沒有出國留洋深造，他是自學成材。

《中國歷史研究法》是錢穆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講稿彙集而成，本書包括八講，從通史和文化史的總題及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學術史、歷史人物等6個分題言簡意賅地論述中國歷史研究的大意與方法，每一分題，在其共同物件文化大體系下，各有其主要內容，各自地位不同，分量不同。

錢穆歷史哲學的最重要貢獻，不僅在於其建構了系統的具有自身獨特性的歷史哲學體系，更在於其初步實現或開啟了儒家歷史哲學從近代到現代的整體性轉型。

後者，也許才是其超越同時代大多數史學家的真正價值所在。

梁啟超先生說過一句話，“二十四史非史也”，就是梁啟超先生說啊，二十四史他就不是歷史，是什麼呢？“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當然啊，我們回頭來看，梁啟超先生這句話多多少少是句氣話，等到他後來在清華大學國學院教書的時候，還是大力推薦同學們要讀一讀二十四史的。

不過這個“二十四姓之家譜”，有一點很貼切，就是我們今天讀很多歷史書的那種感覺，就像是在讀家譜。你想，什麼叫家譜啊？上邊全是爸爸是誰，兒子是誰，這個人哪年哪年出生，那個人哪年哪年去世，你就算耐著性子看完，回頭想想，好像和沒看也沒什麼區別。

那怎麼樣才能從歷史中看出門道來呢？我給你推薦一個竅門，就是一個關鍵詞，變。

這個竅門是誰提出來的呢？是錢穆先生。錢穆先生說啊，讀中國歷史，要注意歷史的“變”，讀史，就應該從歷史程序各個時期的變動中，去尋求歷史的大趨勢和大動向。

當然啊，這段話出自錢穆先生的《中國歷史研究法》，所以錢穆先生說讀中國歷史要注意歷史的變，其實呢，讀世界歷史，抓住這個變字，也更容易抓住精髓。

提到中國的傳統政治，現代人一般都會冠以四個大字：封建專制。似乎中國的傳統政治就只有封閉、皇權、等級，暗無天日。但其實這個說法並不公正。錢穆寫過一本書叫《中國曆代政治得失》，原書的作者是國學宗師錢穆老先生。錢穆先生說，我們不能一棒子把中國傳統政治打死。總體來看，中國曆代政治的趨勢還是逐步向社會開放的。我們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為了削弱貴族的勢力，中國自秦漢以後就取消了所有貴族的世襲特權，也就是說，除了皇帝可以把皇位傳給自己的子孫後代，政府裡沒有第二個職位，社會上也沒有第二個家庭，有權力讓後代繼承自己的地位。那繼任問題怎麼解決呢？很簡單，從漢武帝開始，朝廷就形成了一種選舉考試製度。建立了太學，相當於現在的國立大學。這樣，適齡青年就可以到太學去求學，畢業以後就會被派到地方做基層工作。等到他服務地方有了成績，就會被地方長官舉薦到中央，再經過中央的一番考試，通過了，就算正式步入了仕途。

在漢代，任何人想從政都只能走這條路。但是漢代的查舉制度有一個弊端，就是很容易由於裙帶關係而形成門第。因為進入中央的官員都是一層一層舉薦來的嘛，其實是形成了一種變相的貴族。所以，到了唐代，朝廷為了打破這種門第的侷限，就改成了自由考試的制度。也就是說，除了商人，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參加中央的考試。所以，當時就出現了很多貧寒人家的子弟，為了應考，到寺院去讀書的情況。比如唐代的宰相王播，就是先在寺院借讀，然後考中了進士，最後當上了宰相。王播在寺院借讀的時候還留下了一個非常有名的故事。說是寺院裡的和尚嫌棄他吃白食，就故意吃完飯之後再敲吃飯鍾，每次王播聽到鐘聲趕過去都沒有飯吃了。

唐代定下來的這種科舉制度一直延續到了後來的歷朝歷代。秦漢之後，平民政權越來越強大，都形成了一種讀書人的政府。所以說，我們在講中國古代政治的時候，千萬不能一概而論，因為從法理上講，政治是越來越向整個社會開放的。

第二個例子。大多數人都認為，中國的政治是皇帝專制。但是錢老先生說，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華人一直都有分權的意識，也就是說，他們一直在努力把皇室和政府分開對待。比如說漢代吧，皇帝和宰相都有自己的秘書處，但是規模相差很大，皇帝那邊的秘書處叫六尚，尚是時尚的尚，是管理、掌管的意思。六個尚裡面有五個都只管理皇帝私人的飲食起居，另外一個還是皇上的私人秘書；相比之下，宰相那邊的秘書處規模就大得多了。有十三個人，組成了一個組織叫十三曹，曹操的曹。掌管全國方方面面的政務，比如說官吏的任用啊，祭祀啊，交通運輸啊，法律訴訟啊，等等等等。很明顯，漢代的實權是掌握在宰相手裡的，不是皇帝。

還有，唐代的時候，詔書表面上是皇帝的詔書，但實際上，是中書省負責擬訂，門下省負責稽核，不同意的話還可以駁回給中書省重擬，到皇帝那兒，就只有簽字同意的份了。詔書只有同時蓋了中書省和門下省的印章，才可以執行。那皇帝如果想越過這兩個省，自己給別人封官呢？就只能偷偷摸摸的。比如說，唐中宗有一次想給一個人加封官職，又不好意思做，所以發詔書的時候都不敢按規矩發正常的詔書，而是斜著封的詔書。詔書上面的字呢，也不敢用紅色的硃筆，用的是墨筆。由此可見，宰相對皇帝的制約程度還是很高的。

當然了，中國的傳統政治也有它的漏洞。比如說對皇權的限制，發展來發展去，也不過是一種心照不宣的潛規則，始終都沒有明文規定。所以後來，外戚弄權才愈演愈烈，對皇權的限制也就越來越有限。無論多開明的的制度，也只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被腐蝕掉。

錢穆是國學大師，他主要的貢獻是《國史大綱》，表達了對中國歷史的“溫情與敬意"，對五千年文明史孕育出的無數聖賢智者、仁人志士給予了肯定，增強了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起了積極的作用。

其實可似根據當時的評價來看錢穆先生的貢獻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引陳寅恪評錢穆《諸子繫年》：「1934年5月16日，出席清華嚦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式澮。撒後，偕陳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錢賓四（穆）《諸子系年》極精湛，時代全據《記年》訂《史記》之誤，心得極哆，至可佩服。」

牟宗三：“當時局勢危殆，有瓦解之勢。學校朝不保夕，政俯無暇顧及。人清洶洶，學生哆有走陝北蓯拱黨者。教授亦哆樅蓉之，無有為立精神之主宰者。唯錢穆先生，因富嚦史傳統意識，慷慨陳詞，哆有講述。”

余英時：「一生為詁國招魂，當時搗麝成塵，抹學齋中香不撒。萬里曾家山入夢，此日騎鯨度海，素書樓外月初寒。」

金耀基：「賓四先生的一生，承擔是沉重的，他生茬文化傾圮，國魂飄失的歷史時克，他寫書著文有一股對杭時流的大力量茬心中鼓動。他真有一紛為往聖繼絕學的氣魄。」

許倬雲：「他編著了《國史大綱》，茬警報聲中，教導學生欣賞中國文化的源流和可貴之處。這部書至今還是中國通史中難似代替的名著。」

錢婉約：「終於走近大山，茬領略其巍蛾的身軀、莊嚴的儀態、豐富哆彩的植被似外，對於其蘊含著的博大精深的山中寶藏，我懂得哆秒？茬離開祖父的歲月裡，我儒要花費哆秒的歲月精力，材能無愧擁有這洋大山般的先祖，無愧這一個月的廷訓親炙？茬這個意義上，父親為我做了榜洋，他的這本《思親補讀筆記》，就是茬哪似後，特別是茬祖父去世之後，不斷閱讀祖父著做，茬內心走近祖父的記錄。

錢先生是一位通貫淹博的史學家。經史子集都有著作。經學方面《劉向歆父子年譜》史部有《史記地名考》《國史大綱》子部有《理學六家詩抄》集部有《中國文學史講義》等等著作。為讀者熟知的比如上舉《國史大綱》外還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先秦諸子系年》。錢穆自學成才，在古史考辨方面有截斷眾流的著作，在通史方面又顯示廣博的根基。提倡歷史研究保持一種“溫情與敬意”，敬告華人尊重歷史尊重傳統，他的弟子稱他“一生為故國招魂”。今人看來，錢先生治學求大求通，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於天地，小成者謀利記功，錢先生自己說“

竊謂治史者當先務大體，先注意於全時期之各方面，而不必為某一時期某些特項問題而耗盡全部之精力，以偏見概全史。當於全史之各方面，從大體上融會貫通，然後其所見之系統，乃為較近實際。其所持之見解，乃得較符真實。而其對於史料之蒐羅與考訂，亦有規轍，不致如遊魂之無歸。治古史本求通今，苟能於史乘有通識，始能對當身時務有貢獻，如是乃為史學之真貢獻。不致將史學埋沒於故紙麓中，而亦不致僅為一時之政客名流宣傳意見之利用品。”。

錢穆先生在歷史研究的重要貢獻：他於96歲高齡撰寫的《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中強調，中國的“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世界文明、人類發展的最大貢獻。

錢穆老師是一個完全自修成才的舊學學者，除去一切其他的內容，單憑《國史大綱》、《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先秦諸子系年》等幾本歷史研究者不可不讀的著作，錢穆之於中國史學界的重要地位，就是沒有任何疑義的。

在歷史研究中，錢穆重視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性和悠久的傳統，在通史、文化史、思想史、史學理論與方法等方面也都有深入研究，馳名海內外。錢穆重視探求中華民族文化的內在精華，並給予其以高度評價，他認為“我民族國家之前途，仍將於我先民文化所貽自身內部獲其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