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找不到這其中邏輯，很好奇你是怎麼做出這個假設的。更好奇你這個命題中的預設前提“奴化教育”是指啥？是“與士大夫共天下”？

對於歷史上出現的政治事件，首先不要用文化的角度的去理解，而應該從階級的角度去理解。

以岳飛案為例，有些人認為岳飛之死的根本原因在於岳飛“迎二聖”的主張遭到了趙構的猜忌，但這與史實並不相符且缺乏基本的政治邏輯。

在整個宋朝，“北伐”就是絕對正確的政治口號，就如同漢朝打擊匈奴一樣，是世仇。不同的是，宋朝人對於北伐有激進的，有保守的，也有退縮的。不過不管怎麼樣，你可以給北伐下各種絆子，但不能說北伐這件事不對。

而岳飛處在北宋末年，經歷了靖康之變，其本人具有高度的愛國情感，軍事才能在古代都可居於名將之列。對於這樣的人，主流儒家的評價向來都是正面的。但是個人的命運往往與其評價高低無關，孔子之才照樣不能執一國之權柄，岳飛之能也無法改變其政治立場。

宋朝的文人地位很高，人數也很多，派系就更多更復雜。在對外關係上，有主戰和主和兩大派。一般來說，史書評價偏向正面的人物主戰的較多，但北宋末年到南宋初期的這個階段，有個很大的特點就是主戰派的文官沒有掌握大權，即使是靖康之亂這麼大的變動，也沒有讓主戰派的文官集團強勢起來。

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在於北宋初期的多次北伐均遭失利，燕雲十六州怎麼都奪不回來。多次北伐失利給北宋造成了比較大的負面影響，各種不滿情緒逐漸爆發，主戰派逐漸失去政治話語權。到北宋末年，主戰派的文官基本都很難在政壇上生存下去了，更別提地位不如文官的武將集團了。

因此，岳飛案的出現，實際上仍然是主和派官員對於主戰派的打擊。要知道，當時岳飛北伐已經到了一個關鍵階段，為什麼岳飛案沒有發生的更早一些？因為此前主和派也需要一些勝利讓他們生存下去，但絕不是一場徹底的勝利。一旦岳飛北伐成功，主戰派官員很可能死灰復燃，那麼主和派官員就會遭到比較大的打擊。

說到這裡，就不得不說一下古代士大夫集團的一個觀念，就是家族利益高於國家利益。這種觀念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很典型，九品中正制極大增強了世家的力量，也促進了門閥觀念的形成。唐末雖然基本清除了門閥勢力，卻清除不了這種門閥觀念。因此在宋朝，士大夫尤其是主和派更加在乎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國家利益，這就是主和派與主戰派之間的天然對立——主和派的利益與國家利益無關，主戰派則相反。

因此，岳飛遭到了主和派首腦秦檜的瘋狂打壓。十二道金令召回岳飛之後，迅速定罪，根本不給主戰派反應的時間，北伐事業功虧一簣，世界局勢恢復到主和派期望的對峙局面。

需要注意的是，此時理學在宋朝還處於新興發展階段，在政壇上沒有太大的影響力，它還需要等待一代大儒朱熹的出現。

再來說說于謙，于謙案和岳飛案有一個明顯的不同，就是岳飛是被文官搞死的，而搞死於謙的先鋒卻是武將，這是為什麼呢？

還是從階級的角度去分析。明朝最大的政治矛盾沒有宋朝那麼複雜，就是簡單的宦官和文官的鬥爭，雖然簡單，卻很致命。

于謙是個清官，不僅清正，還很廉潔，更重要的是，能力突出。但是在政壇，一切都是不重要的，只有政治鬥爭才是永恆的，只有掌握了鬥爭的方法，才能成為勝者。而於謙顯然和文天祥們一樣，並不懂得如何進行政治鬥爭，或者說，懂得，但不願去做。

因此，儘管宦官王振因為土木之變而跌落，儘管于謙深受明代宗信任，但是在明英宗返回帝位是時候，于謙沒有選擇重新站隊，因此被石亨們打擊報復，最終釀成歷史上一大悲劇。

而這兩樁冤案，和奴化教育關係大嗎？我認為是不大的。宋明理學可以培育出于謙這樣的英才，也會產生錢謙益這樣的渣滓，是文化本身出了問題？

不是的。如果你仔細看朱熹的《四書集註》，你會發現朱熹說理是很深刻的，深刻到即使你知道宋明理學會被統治集團利用也忍不住想贊同他，這是真正文化的魅力。但文化就像是理想，它總是不可避免地與現實發生矛盾，世界上有幾個人能遵循自己的理想？極少，大部分人都是“識時務的俊傑”，都在被潮流裹挾著前進。

因此，岳飛、于謙沒看看出來的問題，卻被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太學生輕易點了出來:“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以愚觀之，嶽少保禍且不免，況欲成功乎？”

完全不同，嶽是兩點一是跟高宗鬧脾氣政治幼稚。2捅了高宗的肺管子，立太子，無心在說高宗無後。于謙是完全冤枉，被奪門的人陷害